塔洛

藏族导演、作家万玛才旦于5月8日在拉萨病逝，享年53岁。

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在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前，他当过三年小学老师、五年县城公务员。

2005年，万玛才旦因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引起影坛关注。

他后来创作的电影有不少由自己的小说改编而成，如 《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19）。

除了令人瞩目的电影成绩，在文学创作方面，万玛才旦也颇有建树，主要汉语作品有《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小说集。

现代化对于藏族群体心灵世界的冲击，是万玛才旦长期以来在电影和文学创作中聚焦的主题。

《塔洛》是万玛才旦执导的第五部藏语长篇电影，曾获第52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短篇小说发表于《青海湖》2012年第41期（该杂志曾为周刊、现为月刊，陆续发表了万玛才旦多篇小说），表面上讲的是主人公塔洛遭遇县城理发店女孩“杀猪盘”的故事，实则关乎身份认同。

小说开头，交代了塔洛外号“小辫子”的得名缘由，以及补办第二代身份证的背景。

塔洛去乡派出所办证，说自己是孤儿，在村里帮人放羊，二十九岁，上过小学，能背毛主席语录。

所长不信，塔洛便在他面前完整背诵了《为人民服务》。

电影就以这幕背诵开场，一段长达5分钟的固定镜头（不过电影中塔洛对于自己的年龄不记得了，说应该过了四十）。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塔洛相信毛主席的话，他的价值观也由此成型：“那我为我们村里的人放羊，如果死了也会像张思德一样比泰山还要重吗？

”塔洛按照所长的要求，去县城的照相馆拍大头照，老板娘嫌他的头发太乱，让他先去对面理发馆洗个头。

就这样，塔洛在理发馆遇到了女孩杨措。

他惊讶于杨措的短发（电影中女演员的头发并不短，没有“长发及腰”而已），“藏族女孩怎么能把头发剪得那么短呢”。

杨措回答：“我剪短头发，就是为了等你这么个长发小伙子来会我啊。

”这就有点撩人了。

先前，塔洛告诉杨措，自己一共看养三百多只羊，可以卖八九万元（影片中是十六七万），不过属于自己的只有一百多只。

塔洛照了相，又回到理发馆去看杨措，两人晚上去了酒吧（影片中改为KTV），后来回到理发馆过夜。

第二天，塔洛赶到派出所交了照片。

过了一段时间，塔洛带着卖羊的九万块钱（影片中则是十七万）到了照相馆。

杨措帮他把长发剪掉，理了个光头。

晚上两人又去酒吧狂欢（影片中增加了说唱歌手表演的情景，两人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再次回到理发馆一夜风流后，塔洛发现杨措连同钱都不翼而飞。

塔洛又去了派出所，没有报警，只说：“可惜啊可惜，我再也不能像好人张思德一样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后重于泰山了，只能像那些个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坏人一样死了，死后比鸿毛还轻。

”所长为了让同事开眼界，又让塔洛背诵《为人民服务》。

塔洛依然背诵如流（影片中则背得磕磕绊绊，这个改动考虑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

所长见塔洛成了光头，对比同事找出来的身份证，觉得不像，又让他去重新拍照。

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而电影的结尾，多了一幕：塔洛离开派出所后，中途停下摩托车，在自己的手掌里放响了一个“炸雷”（平时用来赶狼的鞭炮）。

相比小说，电影改编得更为合理和细腻。

电影里，增加了塔洛被骗后因为酗酒，晚上有不少只羊被狼咬死的情节，还因此挨了主人一巴掌。

正是这一巴掌激发了他的邪念，让他偷偷卖掉了羊。

电影中的塔洛，还有为了治咳嗽而喝酒的习惯，是他贫苦生活的一个注脚。

不过，小说中对于塔洛留小辫子的原委有说明。

他告诉派出所所长，自己早年去县城看过一部外国电影，电影里的主人公就留着小辫子，很受女人喜爱。

虽然，塔洛留了小辫子并没有作用，“我们村里的女人们都不喜欢我，他们说我是个穷光蛋”。

电影中删去了羊倌看电影的这个颇为“文艺”的前因，倒是合情合理。

此外，小说中的塔洛因为留辫子，在县城被一群大学生游客误认为“艺术家”，并引发了“辫子”与“艺术家”的讨论。

这个情节在影片中也一并删除了。

这部电影是黑白片，对此，导演万玛才旦曾解释道：“黑白能凸显塔洛这个人物，他很简单，判断事物非黑即白。

而且藏区的色彩太艳丽了，很难体现那种苍凉和孤寂感。

”而影片中颇多把塔洛“框”住的框架式构图（如派出所里的炉子烟囱、理发馆的镜框）， 导演也给出了答案，“因为不自由”——只有回到村庄，回到他熟悉的牧场，塔洛才感受到自由。

塔洛偷卖了羊，应该没有机会像张思德一样“死了比泰山还要重”了。

现实中，万玛才旦，这位“创造了藏民族小说和电影双子座高峰”（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语）的艺术家，他的突然病逝，令人惋惜。

毕竟，“故事只讲了一半”。

（原载微信公众号：日常审美）

一场全黑白的小众电影，第一部在中国上映的藏族电影。

屡获国际大奖。

电影开篇就是一小段人声分离的画面，塔洛的声音搭配的是喂小羊喝奶的画面。

然后转向塔洛站在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墙面前，面对着观众，口中背着毛泽东语录。

导演差不多给这个镜头有三分钟，观众也会好奇这个人在干什么。

下个画面是拿着保温杯的警察走进了画面，交待了环境是在派出所里面。

屏幕开始被分成了两半，塔洛和警察各占一半的空间，构图上的对称有了叙事感。

单开头的这几个镜头就有了想看下去的冲动。

塔洛是最纯粹最朴质的藏人，从开头他的出现，和警长的对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在山区纯粹的放羊人，骨子里就是坚守自己的三百多只羊不要被狼吃掉，记忆力很好的知道母羊一共多少只，今年又会生出多少小羊羔。

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身份证和身份证的作用。

去照相馆拍照，取下帽子的一刻，一缕头发冲天，朴质的藏人外貌非常有感染力。

当纯粹的藏人开始来到县城，在理发店邂逅了老板娘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外来的一切都在这个朴质的藏人身上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守候的羊被狼吃掉就是内心开始流失自我的象征。

藏族青年的堕落，外来现代文化对藏族信仰民族的冲击和影响，这个一直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想表达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如开头塔洛的内心信念是当一个像张思德的好人，为村里人放羊，死后也可以重于泰山。

但当后面自己的信念开始慢慢消失，专一守护的羊也被狼吃掉。

内心开始迷失起来，开始有杂心欲望，心里不清净。

这个时候对于塔洛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他该何去何从，这是对全藏人普遍现象的一种发问。

镜头语言很高级，有自己想法。

喜欢大框架构图，大前景下人物聚焦在一块。

构图很喜欢人物上方留大量空白，人物甚至头部切到画面边缘。

持续保持镜子里面取景构图也是喜欢的镜头。

前半部分塔罗在照相馆和理发店的镜头都伴随着嘈杂的电视声音。

电视里面正在放射雕英雄传。

整个电影的背景应该是比较落后的，很多藏区地区有的生活习惯，环境水平都体现的很有味道。

有很多画面细节的元素，都体现了一种导演刻意表达的意向。

坐在卡拉ok的塔洛，旁边放了一幅很现代的印象派装饰画，这个也是一种对比。

塔洛在电影后面，尝试了抽烟，喝酒。

和女人。

这些都是欲望的化身。

清醒过来的他，希望能重回自己的信仰。

不过这样也好，有过堕落才会体会到真实的人生，才能知道信仰善良的重要！

我不太喜欢没有涉事之前苍白的信仰，我更爱历经深渊后的重新定义。

言声： 从北京刚回来，累得，要发烧了。

可晚上看电影《塔洛》（不久前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出乎意料的好看，就又不肯马上去睡了。

是讲，一个记忆力超人的孤单的牧羊人塔洛，不幸，在他身上发生了，平凡而剧烈的事。

塔洛音“塌落”，可不是暗合了，轰然坍塌，陷落？

结尾处，在广袤粗粝的群山下，他让驱狼的炮仗在手中炸响，屏幕漆黑，故事便戛然而止。

我想起穆旦的诗：“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光、影、声、色，一切已赤裸。

” 以为喜剧呢，开头。

被召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的塔洛，给羊羔喂了奶，顺带以发音不准的普通话，全文背诵小学课文《为人民服务》，在景框里，念经似的，一字不漏（立刻记住了男主角的演技，羚羊挂角不着痕迹）。

所长相当佩服，却甚为不解，怎么不记年龄呢？

“这方面没人给我提醒。

我自己也没在意这些。

”8分钟，开头就很吸引人的超长固定镜头，隐含了多处伏笔。

因为父母早死，没亲戚管，塔洛只读了小学，卑微自处，连姓名身份都觉得可有可无，小辫子作为存在的符号，和养的羊一样，其中一百三十只有角。

很自然地，《为人民服务经》成了他简单实用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而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潜意识，希望自己也是“重”的。

承包村里的羊，是为人民服务吧。

所以当洗头妹（他第一个见到的留短发的藏族女孩）抛来媚眼儿：“我留短发，就是为了等你这留长发的小伙子来找我啊。

”天，塔洛手足无措，摇摇欲坠了。

仓皇而逃。

接续镜头，从女孩这边的发廊，望向德吉照相馆门口，不远处塔洛等着拍照，街市音乐声中，俩人内心戏乍阴乍阳，神光离合……看到这里，言声，我才忽然意识到，影片，是黑白的。

可见功力。

不一定所有导演对改编自自己小说的作品主旨，有如此精准的把握，画面之冷静柔和，污垢、油腻、败絮、霓虹……呈现而不刺目，人物细微表情下的内心起伏自然无矫饰地表达了出来，西藏符号退隐尤值得称道，扩大了格局。

这些，共同构建了用力均衡的影像，朴素的细腻和深度。

据说，许多人的梦境是黑白的，以后我们来讨论这个。

塔洛对浮佻的杨措并非毫无体认。

高潮一幕，熊熊篝火在旷野中被吹得狼奔豕突（又是隐喻）。

天光亮白不再赘述。

将卖羊的钱，十六万，一摞，一摞，押在杨措面前，像一个真正的赌徒，交出自己的命运，赌一个“重”。

这时所有观众晓得了，杨柳依依，昔我往矣。

人财两空。

更残酷在于他轻易背弃了信仰：我恐怕再也无法像张思德同志那样，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后重于泰山了。

雨雪霏霏。

现在他感到，只能像那些坏人一样，轻如鸿毛了。

抽空了就是轻如鸿毛。

这是所有地球人的难题啊，言声，貌似坚不可摧的城池，随时可能遇上意外，岌岌可危，累卵不堪一击。

你想，新闻上讲：广大牧民们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而不胡思乱想，就是导演对全片真粹的贡献了。

可难了。

不一一。

楠 又及：塔洛一个人回到山里的时候，练了三首拉伊。

杨措没让他唱出来。

很，高级。

一大概是从小武起，“中国故事”一边痴迷于描摹城市经验轰轰烈烈的转型和颠覆，一边也开始讲述来自别处的失落和不适。

这故事中，一些人率先狂欢，庆祝，急不可耐地触碰现代，又亦步亦趋地奉上拙劣的模仿，一些人则无可奈何地跟从，勉强做出迟钝的反馈，其中一部分，就在被动的社会进击中败下阵来。

这些失败者的踪迹，随着城市经验的不断扩张，“别处”空间的步步后退，显示出一种有迹可循的深入，从沿海到内陆，最终直击最远的地方，来自高原藏区的塔洛。

身处社会边缘的孤独牧羊人塔洛，借着一次进县城拍身份证照片的机会，只身闯入了新世界，不想这世界借着一个姑娘也闯入了他的身体，遂掘取了他。

当塔洛再想退回边缘，却发现自己早已失守了原本的立身之处。

一次还俗，也是一次失身，让他最终遗落了自己存在的证明，成了新旧世界夹缝中无处可遁的弃儿。

二影片第一场，背完毛主席语录，派出所的多杰所长让塔洛去县城拍身份证照片。

他说，没有身份证，你怎么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谁。

可塔洛是笃定的，在他的认知里，自己等于一个叫小辫子的放羊人，无需让别人知道。

而在多杰所长眼里，塔洛等于那个会背汉语版毛主席语录的人就足够了。

何况将要出现在身份证上的大名“塔洛”，对塔洛来说是无比陌生的——他只知道自己的绰号，这条常年留着的辫子理所应当地成了他的身份。

所以当多杰所长和后来的杨措姑娘叫唤他的大名时，塔洛总是因为生疏而感到一种新鲜的好笑。

塔洛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年龄，这种在现代社会中等同于“无”的身份，于他却是确信的自知。

影片一开始就为“身份”制作了各种符号，而这些符号都将在此后被一一瓦解。

从塔洛骑着他的小摩托进入县城起，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世界赫然显立了。

他在照相馆看到两个藏民穿着藏服坐在天安门墙纸前合影，随后又换下民族服装，穿上土气的大陆西装，背后是纽约自由女神像，而当塔洛的小羊和奶瓶进入这画面时，三种不同的时空体验竟然得以交汇共存，而塔洛的，正是其中最不现代的那部分。

影片到处充满着类似的对照。

同样是烟，塔洛自制呛人的卷烟，人们花钱买香烟。

同样是藏语歌，塔洛只会唱“拉伊”，人们唱地方性的流行歌曲，歌手做外来的嘻哈表演。

同样是唱，塔洛在草原上，人们在KTV小包厢。

同样是听，塔洛在收音机里，人们在现场酒吧。

同样是场所，塔洛只想呆在草原，而人们向往县城、拉萨、北京和纽约，甚至更远的地方。

塔洛体验正襟危坐的拍照，体验五块钱一次的洗头，体验街头张望，都只是参观和拜访这个陌生的世界，直到和杨措姑娘的艳遇，才真正让这个世界真正闯入了塔洛的身体。

三杨措姑娘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存在，她囊括了这些和塔洛构成对照的全部，还有美貌和活泼。

甚至由于她的带领和引诱，在塔洛眼里，新世界的美好和吸引力，几乎等同于一个女人的美好和吸引力。

所以酒醉一夜情后，塔洛对杨措姑娘身体的侵占，实际上恰好相反，是新世界即将对他的侵占和洗礼。

如果说前半段的张力来自塔洛和新世界所发生的有趣互动和摩擦，那么从此以后，我们所看到最具魔性的 ，是塔洛的精神“还俗”——他一声不吭地为了换取心里的女人和她所讲述的钱、远方、共同生活，一步一步拱手献上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辫子，献上自己最初的身份，直到一无所有。

所以塔洛不再安于做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牧羊人，他在夜里一遍遍听收音机，在草原上练唱拉伊，一心要唱给爱人听。

塔洛又是如此急迫，他被雇主激怒，把“重于泰山”的羊变卖成能在外面花的钱，一摞一摞毫不保留地扔在爱人面前，任由她剪掉他的辫子。

塔洛像前不久看的《冬》里那个老头，出于过度孤独或真心，一旦有谁投之以桃，他就愿意报之以一切。

他又是一个典型的虔诚又热切的新皈依者，比谁都充满盲目的渴求。

掏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身体。

然而掏空之后，竟然没有什么可以填充——拉伊还没唱，姑娘就剪下了他的辫子，带走了他的钱（羊），欺骗了他的爱情。

拉萨、北京和纽约成了别人的远方，他还是只身留在草原，可是没了羊，他又分明不在草原上了。

更可怕的是，当塔洛回到派出所，他的头发和身份证不一致，他不再是人称小辫子的塔洛。

他不能流利地背出毛主席语录，也不再是多杰所长眼中的塔洛。

失去了绰号和记忆力，对于仅有的社会关系来说，塔洛不再是他们的塔洛。

最要紧的是，失去了“重于泰山”的牧羊人荣耀，塔洛甚至不再是自己的塔洛。

身体的溃败，渐渐演变到身份的瓦解，这一场原本是进击的社会化行动成了一场血淋淋的洗劫——他失去了他自己。

反讽的是，很多东西是颠倒的，当塔洛失去了身份，不能再“为人民服务”时，却意外赢得了“看上去像好人”的评价。

那一条原本意义“重于泰山“的牧羊人辫子，竟然在过去长期扮演着“坏”的元素。

而这个一无所有的人，竟然获得了安定分子的形象。

塔洛摸不着北，来不及反思，他站在草原上，像从前放羊一样坐在石头上，喝着白酒，只是周围不再有羊。

他点燃了吓走狼群的鞭炮，吓走了自己这一具失去身份的身体。

四第一次看藏语电影。

《河》的自然主义显然是我更偏爱的风格，但是《塔洛》的精致和深远实在值得一说。

藏语听起来很南亚味儿，夹杂着一些汉化的专有名词，异域感很强。

马润生总是模仿藏民说普通话，就是那种种往下走的音调和一顿一顿的节奏，确实适合唱嘻哈。

多杰所长也这么说话，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发语词“哎——”。

西北人都这么说，《一个勺子》里那句，“哎——我说拉条子。

” 最好听的当然是那首拉伊。

配乐师傅说万玛才旦对他的要求是让人感觉不到配乐的存在。

目标达到了，几乎全程感觉不到，甚至片尾回响着塔洛流利的毛主席语录。

影片对声音的处理相当细致，在KTV，在草原，野生杂乱的声音模糊地隐在后面，对话和细小行动仍然清晰可听。

尤其观看时，外界不同的声响，风声，歌声，街道声从四周传出，拟真感很足。

很多大陆艺术片以音画粗糙为独立的大旗，实际上是很影响观看的。

五最好的还是和极简的对话和构图，碎片式的零碎呈现。

黑白影像，长镜头，空镜，确实很像《修女艾达》。

人物的边缘化放置，部分切除，固定镜头下不给特写，拒绝关注细节和表情。

1.塔洛和多杰所长谈话时，两人是始终被门框隔开的。

2.塔洛和杨措站在理发店门外说话吃雪糕，从理发店的固定镜头望出去，只出现两个小小的头顶，看不到表情，只听对话继续，镜头四分之三是后面的街道。

3.两人过夜后的交谈，镜头从桌子望出去，削掉了脑袋，只看到身体。

杨措去亲吻塔洛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亲吻的镜头。

没有表情，只给对话和场景。

4.镜子中的影像，从小卖部的镜子，理发店的镜子，摩托车灯的镜子，人物的画面总是出现在小小的镜子里。

我们观看到的塔洛是局部的，塔洛感知到的世界是局部的，塔洛的处境是边缘的。

人从来不处于世界的中心，人也就应当避免出现在视野和图像的中心。

电影最后，塔洛向派出所所长直承自己的“坏人”身份，坦言将“死得轻于鸿毛”之时，电影最开始那位要“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的牧羊人已经自食其言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剪掉了辫子，前往派出所领取证件的举动便被宣告作废；不管是“好人”塔洛还是“坏人”塔洛，最终都没能获得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

<图片1>我们应该来细致分析一下在电影开头与结尾，特意营造的对比。

一开始塔洛留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张口即来毛主席语录，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而至结尾，同样是这位塔洛不仅失去了具有身份象征的辫子，在背诵语录时出错，同时卖掉别人委托他放牧的羊、危害了公共财产，他将“死得轻于鸿毛”。

这一变化是非常显明的，通过一个更具象征意味的行为——办理身份证——所贯通。

无论是电影里中的社会，还是现实社会，身份证都被认为是用来确认个体身份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证明。

有了它，塔洛便不会被照相馆门口的警察巡查，他也能像别人一样去到像拉萨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塔洛需要办理身份证，也必须去办，我们需要看着他一步步地落入现实社会的罪恶深渊，看到他如何遍寻不着自己的身份。

而这，正是导演为电影设定下的坚实逻辑。

如果塔洛不去办理身份证，他就没必要上县城去照相馆拍照，也就不会为了面容整洁去洗头，碰上那个将骗走他的钱财的洗头妹，自然不会落下 “坏人”这一盖棺定论。

电影通过这种简单又缜密的因果联系，将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抛进现代社会的漩涡之中，看他举动，看他挣扎。

当塔洛最终从漩涡中走出，他发现的是自己的人财两空：他不仅失去了仅有的财产，同样失去了“好人”的身份。

<图片3>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会被堕落进现代社会的罪恶之中？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能借助影像本身去寻找。

一开始，在照相馆中出现的那三个拍摄背景：分别是拉萨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已经为之后的一系列发展埋下了伏笔。

对于这位终身牧羊的男人来说，这三张图象征着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部想象。

首先是布达拉宫，塔洛作为一个藏民身份对其形成的崇高想象（宗教），其次是天安门，因为从小背诵的语录中反复出现而成为“朝圣”之地（政治），最后是自由女神像象征着美国梦所代表的全球化浪潮对一个西藏偏远县城的冲击（经济）。

这三种想象为塔洛画下了一个圆圈，框住了他，同时等着他往下跳。

故而，当塔洛坐在理发馆里，面对既青春又漂亮的洗头妹的“勾引”，一种从不曾唤起的“情欲”起了作用。

也许是爱情，也许不是；也许只是两性相吸的自然冲动；再加上从女孩口中所泄露的外面世界产生的“诱惑”，并通过在KTV唱的“拉伊”催化成熟。

我们不能一口咬定塔洛对女孩产生了爱情，同时这份爱情导致了他的出格举动。

这过于绝对，人的行为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不明缘由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得说，塔洛也不例外。

从塔洛身上，我们看到两种力量间激烈的冲突：一种是被从小规训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宗旨，一种是现代社会向他发起的“罪恶”勾引。

当塔洛第一次从城里回到派出所，将拍好的照片交给所长之时，他有点茫然地提到：自己遇到了“坏人”。

很明显，他所说的“坏人”指的便是那位企图诱惑他卖掉羊，拿着钱一起远走高飞的洗头妹。

但这种声明却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发出，从中我们便看出塔洛在两股力量间的摇摆。

这一行为也可以看成是塔洛的潜意识中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压抑而未完全胜利导致的自然结果。

<图片4>引发塔洛真正走向“罪恶”的还在后头。

在一次为了抑制咳嗽，喝下一瓶白酒后，塔洛便沉睡不起，导致放养的羊群受到了狼的袭击，死伤惨重；对于塔洛来说，唯一的职责便是：时刻警醒着狼群的临近，一旦发现便要点起鞭炮驱赶。

他失职了。

再加上第二天老板儿子来收羊粪，事情只能被败露。

对于这位终身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如今却要被面临“破坏人民财产”的指控，另一种来自现代社会的诱惑无疑开始逐渐往他的内心深处发展，并取得绝对优势。

塔洛发现，自己还可以逃离，也许他想到的是他还没有身份的事实，别人便找不到他。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老实的牧羊人有这种精打算盘的本能。

塔洛最后走向“罪恶”，放弃“好人”身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这个无奈之举下，爱情到底占多少成分？

很难说。

当塔洛向女牧民学唱“拉伊”起，我们得说这种爱情已经很强烈了，尤其是这份爱情被外面的广阔世界所升华，成为逃离现实惨境的理想跳板。

<图片5>我们或许还应看到，导演在解决塔洛的这趟身份追寻采取的最终方案。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塔洛停下摩托车，掏出烟和酒，背对着观众开始品酌。

这里的指意是，塔洛确认自我身份不是通过遵照主席语录所划定的人生宗旨，也不是通过维系现代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一张身份证件，更不是借由被唤起的爱情；而是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认同。

那烟不是商店可以买到的纸烟，而是手工制作、因为味道太浓而被现代人抛弃的卷烟（演唱会一幕）；那酒也不是普通的啤酒，而是味道够烈、也可抑制咳嗽的白酒（KTV一幕）。

通过这两种个人喜好，塔洛完成了这趟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之旅。

塔洛虽然失去了辫子，做了坏事，被骗了感情，失去了各种社会身份，但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自我确认“寻找”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第一次有意识地挺立起来。

<图片6>

低频的嗡嗡嗡发音里，念经般的节奏中，有过一些熟悉又陌生的组合词，而“为人民服务”的几个大字就在身后，像脚注一样警醒着镜头。

这个口中念念有词的牧羊人叫“小辫子”，也叫塔洛。

他记得现在自己有357只羊，209只白羊，71只黑羊，95只花羊，134只有角的，241只没角的，以及，毛主席语录。

记忆力在此，变得极度奢侈与滥用，只将之用在生计与信仰里，却没有包含他的名字与生辰。

故事发生在藏区，西藏于旅行者的眼中是如何，所有标签式的矢量图都能回答，纯粹的天际与多彩的图腾，而在影片的黑白里，却只能体会沙砾、沟壑、大地的纹路与沧桑肃穆的人物表情。

黑白影片的拍摄方式在最近几年间捕获了众多关注，《艺术家》（2011）斩获了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殊荣，《修女艾达》（2013）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亚历山大.佩恩的《内布拉斯加》（2013）当年也备受各大影展关注。

佩恩在戛纳展映时提及影片的黑白应用，“这是一个谦虚、朴素的故事，黑白风格的拍摄模式，是一种视觉风格，就像故事中的人物生活一样朴素、简单。

”那么万玛才旦呢？

他在访问中的回答则是，黑白指向人物孤独的处境。

一帧帧如布列松取景框下诞生的故事性镜头，余味十足，影片中随处截取，都是极其精美且精准的场面调度。

无论是大山内羊群逡巡游移，还是洗发店内镜面投射，黑白画面里的视觉美感，以一种强烈对比的真实与虚匿而存在。

电影从默片的黄金时代启航，到法国新浪潮下的美学实验，黑白的视觉冲突不是后退，而是一种征战。

“你要去办一个身份证。

”所有的故事都因办身份证而起，身份的表达与隐喻，名字所代表的意义与你在世间存活的重量是否相等，由小辫子，或是塔洛这个人物负责叙述。

故事来自于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情节清减，在大山与城市间来回，在塔洛与杨措的交往中推进，牧羊人遇到了洗头女，通俗又庸常。

洗头女杨措带塔洛去卡拉OK，抽薄荷烟，听演唱会，他的世界被生硬安插、置换、推搡，羊群不再是夜里能够闪烁的光斑，欲望成了饿狼，疯狂撕咬，生活有了一道口子，一道念想，你就知道，这是在徒死挣扎。

从照相开始，到洗发店中面对着剪掉辫子的自己。

镜像体验成为了混淆现实与想像的罪恶工具。

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神秘瞬间被拉康称之为“镜像阶段”。

婴儿只有意识到“他人是谁”，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人”的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镜子。

在《塔洛》里，洗头女杨措的目光，无疑是将塔洛对原始身份逐渐瓦解，建立了新的“自我”的约束，也由此引发了塔洛后续的一系列改变。

“你不知道你就是个放羊的吗？

记住你就是一个放羊的。

” 他需要一个身份证去证明自己，但实际上却只能是个牧羊人。

这种二元对立让叙事频繁换挡，这个大山里灰扑扑的人形变得立体、饱满，他丰盛记忆力将被重新调用，押注在杨措所描绘的五彩未来里。

他卖了羊，吃了羊，带着一笔长期尘封的抒情存款，置换成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红色纸片，期待着新学的拉伊能唱进心爱姑娘的心房。

身份焦虑是众多民族电影始终推崇的命题，但在万玛才旦的片子里，他们的冲突、隐忧、矛盾都是应允着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藏族的身份与特征是其叙事的视角与背景，不是一个用于奇观的标签，而是因其对这片土地天然的熟悉。

他不止一次重申，众多外界的描述都是带有想像性的，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

在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之中，“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想象的共同体”却实实在在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

西藏作为中国大陆的边陲地区，“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

即便导演始终重申无论是从创作班底，还是形式意义上，都没有携带任何的民族情绪，但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寻找智美更登》，以及今天的《塔洛》而言，这种追寻，是来自母体的原始欲动，十分明显地印刻在他的作品之内。

导演希望对西藏进行去符号化的叙事，但同时又用各类“符号”去反讽世界。

自由女神背景板，短发姑娘，流行明星海报，嘻哈唱风，甚至细看，你可以在藏文招牌旁，找到了超能英雄的胸章。

这是一种第三世界的延时憧憬，是在当今中国陆地上急速蔓延的时代幻觉。

但这终将是一曲城市的进化悲歌，现实缱绻落幕之下，塔洛像丢掉了记忆的蛮荒动物，早已失却了前进的方向。

本文已发表在《新民周刊》

镜头数： 90 SHOTS / 时长：124分 / 平均镜头时长：82.5秒PEMA TSEDEN｜导演 编剧LU SONGYE ｜ 摄影SONG BING ｜剪辑我的第一部西藏电影导演白玛才旦是固定或平面长镜头的大师。

时而滑稽，时而松弛，时而崇高，时而可悲。

第一部分像卡夫卡（但很幽默），第二部分像阿隆索，第三部分是万玛才旦。

伟大的电影。

在第四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接触到万玛才旦这位藏族导演的片子，很是喜欢。

电影节对该片的介绍辞是这样的：「以黑白影像与冷静长镜，呈现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残酷碰撞，纯净简洁而深刻细致，含蓄却有力，画面构图尤其精妙」。

黑白影像与冷静长镜，一开头「小辫子」塔洛就在写着毛泽东「為人民服務」五个大字的墙前背诵这段毛语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那藏语口音的汉话加之绵延不断的连音，听着像梵音呢喃，词句如音节般流淌而出。

塔洛边背边给怀里的羊崽喂奶，但他搞不清、也没想着搞清谁是人民、啥是法西斯。

他也不习惯别人叫他塔洛——他的自我认知，是以「小辫子」来定位的。

这时候的塔洛是一个留着小辫子的藏区牧羊人，不知道身份证所谓何事，也不知道为何要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背诵「为人民服务」毛语录的他，隐隐约约想做一个「好」人，说自己一辈子安分守己地放羊就可以死得比泰山还重。

直到他进了县城，遇上了美丽的洗头姑娘。

对塔洛而言人生重心、存有基石的羊群，在姑娘的指引下，都可以用钱来换算。

而货币是现代性的基础与隐喻，也是塔洛人生转折的伏笔。

在县城，他遇上了不用卷的烟，遇上了不会划不着火的打火机，遇上了不应尴尬的高歌场所卡拉OK（他曾经只愿在草原高歌啊）……就是在这里，现代文明与其残酷碰撞。

台湾的阿美族自称Pangcah，赛德克族自称赛德克，而Pangcah和赛德克在他们的语言中都是「人」的意思。

这还类似汉文明把化为之地的人叫做「蛮夷」，连洋人也是洋鬼子，总之不是人。

这种朴素的种族主义，也透露出文明碰撞前身分认同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人类，我族没有边界。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铁匠、农民各安本分，人各有命，而命是神圣的，到了文艺复兴，那些才变成职业。

从种族到民族，依然一样。

亚洲的民族主义大多是由被殖民经验激发的，换言之，是因着列强所带来的界限确立了自己的我族边界，乃至认同。

在塔洛（一个活在现代性化外之地的人）身上，延续着这个故事，他看到现代文明之后，才开始有了自我的意识。

那晚他玩忽职守，羊被狼咬死了十几只。

当羊群主人扇他耳光要他记着自己的身分是牧羊人时（有藏民族农奴和农奴主的影子），他的心里几十年来第一次起了波澜。

牧羊人退居职业，在那之前，是「我」。

后来他抛下了令他可以「死得重如泰山」的安分守己的牧羊事业，做了坏事，做了坏人。

醒觉过来时，姑娘已经把他的所有带走。

此时的塔洛不仅一无所有，也无处可去。

最后的镜头，是镜像的（同样从理发店望出去，Superman的标志从照相馆的右侧到了左侧；在警局，墙上的「为人民服务」五字成了镜像，警官和塔洛的位置与片头互换）。

心理学家小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 Jr.）设计了著名的镜子实验，能从镜子中意识到镜像是自己的，即通过测试，也就是有自我意识。

2周岁左右大小的婴儿可以，类人猿可以，某种海豚可以，但猫狗不行。

导演把最后几组镜头变成镜像，想必有着深意。

虽然第一人称的塔洛和第二人称的他人还在剧中，但第三人称的镜头（即观众）开始透过镜像观看戏中人物的人生。

这是塔洛因自我意识而产生的受挫？

还是观影着到此刻自我意识的萌发？

现代性，或有进步和便利的面向。

比如理发工具、照相工具、理发馆墙上的SHE海报，KTV中在塔洛脸上画画的雷射灯光，现代性建基的货币，塔洛的摩托车……但正被现代性裹挟的「化外」文明，在被抛掷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痛苦与支离破碎，也是真实与残酷的。

被剪去小辫子的大光头，有了身份证可以被别人认识的塔洛，觉得自己是坏人要死得比鸿毛还轻的牧羊人，被要求重新拍一张照片，因为人家看着留着小辫子的证件照认不出变成大光头的塔洛。

影像、身分、存有、自我、意识、主体所有元素在这刻全部混为一谈。

另外，相比起很多电影功利而便宜地竖起稻草人、界定族群来进行情绪宣泄的做法，藏族导演直指现代性等人类普世困境（影片中甚至不需要汉族、中华民族、中国等概念存在），是更深沉而隽永的。

借用林夕写给陈奕迅的《任我行》歌词，来送给在草原上唱情歌的塔洛——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时隔一年，由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的影片《塔洛》终于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和台湾金马走入了大陆院线，让普通观众有机会感受藏地的风情。

影片的主人公塔洛是一个对善有执念的人，但影片并没有展现一幅合十转山、三叩九拜的皮相。

这是《塔洛》相对于其他描述藏人生活的电影的特别之处：它不需要怎么用力，藏人拍藏人，虔诚就在骨子里。

“虔诚”和“纯净”互为表里的一对概念，构成了全篇的基石，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上面生发。

《塔洛》以全文背诵《为人民服务》为开头。

在这里，“为人民服务”从形式上代替了“唵嘛呢叭咪吽”，毛主席语录代替了佛经，信仰被放到了藏族与汉族的交界处，使得两种信仰相互对比，产生了文化性勾连和政治性指涉。

随后，全片在塔洛办身份证的过程中展开。

这个过程原本仅仅是“小辫子”塔洛获得世俗身份的过程，但实际过程却远比预想的复杂：以下山为起点，塔洛先是从“牧羊人”变成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但不久之后便从“好人”变成了被女人吸引的“男人”，直至塔洛卖掉雇主的羊准备和扬措私奔，又从“男人”变成了“轻如鸿毛”的“罪人”。

几重身份转换之后，在毛主席语录引导下产生朴素价值观的塔洛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身份也一层层剥离，最终邯郸学步般失去了所有认同。

通过这种身份的转化，万玛才旦顺畅地把当今西藏社会中并立的宗教性和世俗性嵌入到众多身份之中和盘托出，表现出少数民族“身份的迷失”和“发展的困扰”两种焦虑和反思。

塔洛就像走上了一条横在羊群与人群之间的独木桥，他从大山来到城镇，理发店老板扬措的色相吸引着他，但扬措本身代表的又是更高层面的“色”，亦即光怪陆离的世俗：卡拉OK，薄荷味儿的女烟，自由女神像，投影在塔洛脸上的绚丽花纹……所有一切都将塔洛引入一片全新而未知的境地里。

在片中，塔洛在艰难的抉择之下接受了“双重诱惑”——选择与扬措私奔，由此也义无反顾地逃离了放羊生活，逃离了动辄扇嘴巴子的雇主，走向了更加现代化的人身关系里。

然而，塔洛没想到的是，这种世俗性的转化带来的不仅是大千世界的美好，也有欲望驱动下肆意疯长的现实与残酷。

他没有想到，扬措最终会带着塔洛给她的十六万人民币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举将他推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扬措并不能简单地被称为“骗子”。

影片里，扬措在看到塔洛带来的大把钱财以后并没有想把塔洛拉去卡拉OK的意思，而只有到了卡拉OK，扬措才能确定塔洛会喝醉，从而才有机会把钱鲸吞。

可是如果扬措一开始根本没有过这种想法，携款逃跑这个结局又该作何解释？

是一瞬间的邪念？

还是其他人的诱惑？

似乎都有可能。

万玛才旦选择用留白的方式，将这一段中埋藏的所有可能性都交给观众，让观众自行做出解读（他同样没有阻止观众简单地解读成“骗子”），因为无论哪种解释，都不妨碍它最终的指向。

扬措这个角色不是一幅漫画，而是藏区切切实实存在的人，其设定的复杂确证了《塔洛》对人性的书写。

对此，万玛才旦导演在北京首映礼上也透露，女演员杨秀措之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角色，不仅仅是因为它极具挑战性，更因为她身边确实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例子。

在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多少人耐不住为恶的诱惑而滑向堕落，无论男女僧俗、藏区内地。

从这个角度上说，片子既是在说藏人，也是在说任何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和人群，甚至是借此描绘了整个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这是这部影片的普适性所在。

它让我们有机会跨越时间的断层，无需回顾和记录历史便得以见证这种人性的发酵和腐败。

这也解释了贾樟柯在北京首映后为什么会“柔情脉脉”地说出一句“有万玛导演我便不再孤单”。

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塔洛》里见到了《小武》里那对在卡拉OK里扭着屁股的年轻男女的影子，也见到了被时代裹挟和超越的崔明亮；拍出《世界》的贾樟柯不可能发现不了世界公园和《塔洛》里照相背景的惊人相似性，不可能对说唱藏歌和“魔毯游世界”传达出的近乎一致的荒诞感视而不见。

甚至可以说，《塔洛》就是贾氏叙事在藏区的总集结，凡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和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内地人，也必然对塔洛的所思所感和他所面临的困境深有体会。

当然，要达成这种共鸣，万玛才旦难免会运用符号，而这与片中时刻经历着复杂转变的人物性格并不相称。

大量的符号化表述虽然往往能让人会心一笑，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丰富性，对影片的“肉感”造成了一些影响。

话说回来，《塔洛》也的确是对藏语短片《酥油灯》一个更加具体、更发人深省的阐释，其高妙之处不只在于表意，更在于技法。

《塔洛》重视运用边框，画面的中心部分反倒经常留白，这显示出主人公所处的边缘地位；画幅中间经常会出现的纵向间隔物以及镜子和玻璃的使用，都表现出不谙世事的塔洛和其他人物的隔离关系。

影片高度概括的意象和静止“单调”的黑白影调相辅相成，诠释出塔洛简单纯净的人格，极简的固定长镜头中往往能透出一丝冷峻的气息，让人陷入沉思。

有人会拿这部电影与《修女艾达》比较，其实并不为过。

但两部电影还是有所不同：前者是小说改编，在用镜头调度丰富台词以外的表达，后者则是纯粹的影像诗，对历史的叙说相当克制，但又能“化少为多”，让言外之意尽情流淌。

2015年是藏语电影的“大年”。

除了在台湾金马奖评选中荣获四项提名的《塔洛》，松太加的《河》也在柏林电影节大放异彩，几乎撑起了大陆电影的“半边天”。

在如此强调娱乐性和类型化的中国电影业界，《塔洛》与《河》绝对可以算是异类，也称得上是一股清流。

但万玛才旦有些悲观。

影片结尾，塔洛再也没法背完《为人民服务》，因为他的心已经乱了。

如何守住这份清净，或许是导演和主人公共同面临的挑战。

这是一部关于幻觉与现实的电影，是新时代下个体的悲歌。

导演的影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每当塔洛出现在群山矿业之中，镜头便拉得很远，黑白影响下的大山更显现出一种威严和高大，把塔洛的身影映衬得更加渺小。

在以中近景拍摄人物的时候，导演大量使用了边缘调度和构图，人物说话时总是处于画面的边缘或角落，而银幕的大多数部分被环境所填充。

最经典的就是塔洛拿了钱来找杨措的那场戏，两人一开始便一直处于左半边，人物通过镜子来展现，杨措给塔洛剃光头发之后，坐到了另一边的椅子上，合上双眼。

在这种调度之下，导演还喜欢用长镜头来展现对话，从不使用正反打，他做了一些小的设计来让画面不至于单调。

除了细致有趣的布景之外，他采取了意味深长的镜头内部调度；例如第一场戏，塔洛站在“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前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完之后，局长走到他旁边，两人分立在镜头两边，说起了关于身份和自我认知的意味深长的对话，两个演员的表演与念白也非常真实自然。

另外一场塔洛去小商店买东西的戏，同样是通过镜面呈现，前景坐着三个男人，最右边的那个举着一个酒瓶在不停地喝酒……另外几场黑夜的戏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大山中的深夜，塔洛出门去放炮警示狼群，用了特殊的光圈以及将暗部拉低之后，所有的光线都显得非常明亮，塔洛华亮火柴，点燃爆竹，爆竹爆炸的瞬间将天地短暂地照亮，一明一暗之间妙趣横生。

本片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万玛才旦因此获得了金马的最佳改编剧本奖。

其实整个故事顺下来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牧羊人因为要办身份证进了城，因此认识了一个理发店的姑娘并且被骗光全部身家的故事。

本片将这个故事呈现得既有节奏感并且意味深长。

在影片一开始，塔洛只是在村长的要求下去办理最新的身份证——即使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他的状态是真实而淳朴的，虽然理解不了很多东西是为了什么，但是还是按着他人的意图一步步去做，这些事情能有什么害处呢？

在他从警察局去到照相馆，再去到理发店的过程中，开场大概二十分钟的节奏是很明快的，同时也通过与局长的对话抛出了本片的主题。

于是，塔洛碰到杨措的过程，是非常自然甚至让人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之后，塔洛遇到了他以为的爱情。

其实杨措这个人物的个性被导演塑造得也非常成功，她从一出场的一举一动都为她之后的背叛做了铺垫，相信所有观众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塔洛并不能察觉，而这才是重点。

塔洛对待杨措的方式，总结起来就是“纯真”二字，他会羞涩地偷偷看他，喝了点酒后又会放飞自我，会为了她学情歌，同时会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全部身家都交给这个姑娘……但是结局也有目共睹，导演让他在真正意义上失去了一切，以各种方式，但原因都是这个女孩，最后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死将变得轻如鸿毛，最可悲的是，他陷入了惆怅与混乱。

这样一个故事，展示的正式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人性的异化以及人内心的分裂。

借用席勒的观点，塔洛所代表的正是古希腊时期的人们，他们的行为与目标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他们的内心和谐而统一，因此，他们也可以对人信任而诚恳，对自己满足而坚定。

而杨措所代表的正是被现代化所异化了的个体，追求的永远在朦胧的远方，因为身处一个低信任度的时代与环境，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去利用别人的信任并且以自己拥有的任何东西作为工具，比如说色相。

现代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体系化的生产与体制给了我们另一种确认身份的方式，并且提供了某种安全感。

但是同时也失落了很多，比如对于真正身份的思考以及——失去了畏惧之心。

于是像塔洛这样的牧羊人注定被剥夺所有，以悲剧收场，手握一只爆竹，随着爆炸声落下帷幕，同时也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