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天堂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禁锢”就成了影片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影片中，朱尔斯、奥尔加与赫尔姆三个角色各自面对镜头，好像在回答一个不知身份的采访者的问题。

此人的身份直到片尾字幕才公布，这种设计给人的感觉未免刻意，拉远了人物和观众的距离，让他们的情感和处境显得无关痛痒，也影响了叙事的节奏和流畅度。

导演对于花哨的叙事技巧追求过度，让影片的诚意打了折扣。

此外，在几个片段中，影片用他人配音的方式替代了演员本人的声音，这种粗糙的做法令人不解。

不过，演员的表现堪称出色：赫尔姆的扮演者克里斯蒂安·克劳斯成功诠释了在善恶之间挣扎的内心，而奥尔加的扮演者朱莉娅·维斯托斯卡亚则将人物的智慧、痛苦和绝望的牺牲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杨时旸）当人性被置于不同的环境，它就会被挤压成不同的形状，这是被无数次验证的事。

而当面对恐惧、暴力和绝望的时候，人性中所散发出的幽暗与光亮，即便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还是能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部《战争天堂》以深切的悲悯意识以及独特的结构方式做出了一次人性逼问。

1942年的欧洲，一位移居法国的俄国贵族女人奥尔加因为担任抵抗组织成员保护两个犹太儿童而被捕，她遇到了两个男人——一位盖世太保手下的法国警察朱尔斯和看管集中营的德国军官赫尔穆特。

故事围绕着三个人展开。

他们的前世今生，他们的意外纠葛，他们的生以及他们的死。

故事展开的中途，总被穿插的一场场访谈打断，三个人不停地面对着一位不明身份的“审问者”叙述着自己的想法、动机，有时在叫嚣，有时是辩解，有时也游移。

最终，人们才知道，那是导演高度抽象和象征化的安排，三个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接受“终极审判”。

这种结构方式让整个故事变得迥然不同。

它向人们决绝地展现了一种后果。

总有作恶者说，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但《战争天堂》用这样的方式告诫人们，终极审判总会到来，善恶皆有代价与报偿，没有人能逃避那一切——那审问来自他人的眼光，来自自己的内心，来自道德的重压或者来自高于人类的、某种不可言明的力量。

有关于集中营内对于人心、人性拷问的优秀作品汗牛充栋，《战争天堂》之所以能够享有如此口碑，不只因为它呈现了既定又分明的善与恶，而是因为它直视了人性的捉摸不定和闪烁不明。

这一切不确定让人悲叹。

被抓之后的女人奥尔加想以色诱的方式，换取自由和孩子们的安全，但警察朱尔斯尚未得逞，就被反抗者终结了性命；女人被送到集中营，偶遇的军官却发现，这个女人曾和自己在一次聚会上一见钟情，后来莫名离散。

三个人在极端的境遇中偶然扭结在一起，曾经颐指气使的贵族和底层警察，如今调转了身份，曾经两情相悦的情人现在成为了狱卒和犯人。

这其中的况味又何以言说。

故事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兼备了黑暗与光明。

如果说，只陈述邪恶的嚣张和善良的泯灭，这一切就不可避免地落入这类题材的俗套，但是《战争天堂》呈现着嬗变，那个警察朱尔斯原本一直拒绝向家人承认自己为盖世太保服务，他知道这工作的肮脏，但他面对女人的色诱也开始流露出某种虐待狂的狰狞；而那个女人——一个善良和正义的化身，但当她陷入牢狱，照样会为了一个烟头和一口食物和其他女人以死相拼，她受到旧情人的照顾，自己也会偷偷藏起一截口红，想用肉身换取特权；年轻的军官放弃了家业，对于自己服务的权力系统是真正的信仰，但最后，却也不得不承认，那一切都是谎言。

你看，谁是彻底洁净的，谁又是绝对脏污的？

谁能永远保持清醒，又是谁一直装作糊涂？

人性像水，遇到怎样的容器，水就因时就势出暂时的形状。

那女人得知自己可能被解救后的疯癫，跪拜于曾经戕害自己的邪恶的权力，这是她被篡改了吗？

可最终，她又宁可把生还的机会留给他人。

这又说明曾经的勇敢和善良还魂了吗？

或许什么都说明不了，人心中有时会莫名划过一道闪电，有时又会长久地遁入黑暗。

一切叵测。

《战争天堂》的导演是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曾经著名电影《伊万的童年》的编剧，他这一次的成功在于，怀揣着悲悯但又毫不留情地逼视每一个角色，故事中的三个人都是立体的、复杂的、动态的。

那些人心嬗变，最后都形成了拷问，到底是环境造就了这一切，还是我们人性深处就一直潜藏着这一切，只是被环境激发？

电影有着黑白的影调，空气中布满尘埃和颗粒，犹如炭笔涂抹。

当人们看着那三个人不停地追忆、陈述自己的过往，每个观众都成为了上帝或者死神，凝视着那些被审判者的供述，但是我们配得上审判者的身份吗？

我们自己在面对那样极端的境遇时，是不是也都会扭曲成那些人的样子？

谁能逃脱终极审判，谁又有权充当判官？

二战题材里拍摄手法特别的一部。

男主又是一个在人性和被洗脑得没人性中挣扎的英俊德国贵族男孩纳税军官。

女主，旧俄贵族，贵族的时候美丽动人，早年在意大利庄园游玩的时候吸引了这个年轻的德国贵族。

后逃到法国因救犹太小孩被关进集中营，在非人环境里，所有习惯全抛，迅速人老珠黄，面容憔悴，活着就很感激了。

换一般人可能就不会再惦记此时不在年轻貌美的女主，可是男主是一个喜欢俄国文学，注重精神生活的德国贵族，一眼从背影认出女主，把她调到自己住处作清洁。

这和辛德勒名单里的阿蒙（应该是德国平民出身，从他问辛德勒的衣服的布料的材质可以看出。

）有点像，调自己喜欢的女孩到自己住处做家务。

区别是这德国贵族从不打骂这女主，尽力对女主好，心心恋恋要帮女主逃出去，和女主过安静的生活。

但是女主在非人环境里生活久了，在确认男主心意后，不断重复说男主很伟大，德国人是优等人种，男主要女主做什么都可以。

结果男主气疯了，抓住女主吼到那些言论是骗人的。

最后德国战败，男主让同伴带女主走，并安排好他们后续的生活。

男主自己原地等死。

此时的男主对信仰失望，对女主也是失望的，她不再是以往那个美丽优雅的俄国女贵族，现在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为了活着已经把自己降到尘埃里的有奴性思想的女人。

男主想要在一起的是那个记忆里的优雅俄国女人。

女主最后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

从片中看男主本性善良，他母亲去世时，他真诚的坐在女家仆对面握着着对方的手说话。

他也是聪明的，在最终答应救邻居的情况下，用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犹太血统的理由救人。

他是公正的，查出军队内部有人腐败直接严惩。

这时的男主爱着女主却不善表达。

女主做清洁时忍不住在浴缸洗了澡穿了睡衣在床上睡着，他发现了，只是温柔的帮女主盖好被子，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默默的看着她。

男主和女主最后没有在一起。

他们已经没有了最亲的亲人，彼此也没有给对方精神上活下去的寄托。

最后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赴死。

要是在和平年代，这一对也许是家庭地位样貌精神世界相当的幸福的姐弟恋。

但是战争扭曲了这一切，也毁灭了这一切美好的可能。

另外想说女主如果最后稍微动动脑筋，劝说男主，可能凭着男主的聪明和地位，女主救出两个犹太小孩一起逃走也是有可能的（参考《美丽人生》）。

可是女主最后是悲观的。

最后，你对生活笑，生活就对你笑。

你对生活哭，生活就对你哭。

1942年战时的欧洲，奥尔加，移民到法国的俄国贵族女人，同时是法国抵抗组织成员，被盖世太保发现她在自己公寓藏匿两名犹太儿童而被捕，她的案子被分配到盖世太保掌控下的法国警察局长朱尔斯手里，奥尔加想用身体交易换取自己的自由，然而好色又胆小的法国人还在犹豫不决，就被抵抗组织一枪送去见了上帝。

朱尔斯被枪杀后奥尔加被关进犹太集中营，遇到了一个认识的德国军官赫尔穆特，在战争开始前，两人曾在托斯卡纳和朋友们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在那里，赫尔穆特曾对奥尔加一见钟情。

如今，貌美迷人的俄国贵族成了为一点点生存可能抢死人靴子、为了两根香烟给集中营里的女监工提供服务的阶下囚，而热爱音乐和契科夫的德国青年，放弃家产和一切，全身心投入到他所相信和追随的纳粹事业中来。

在每天都要死一万多人的地狱般的集中营里，两人踏上一段扭曲的关系。

在战争后期纳粹全面失利的时候，赫尔穆特做好了假护照决定带奥尔加一起逃往南美德国殖民地，这让对生存有巨大渴望的奥尔加激动得无以复加。

然而奥尔加在集中营里偶遇自己曾在巴黎公寓里藏匿过的两个犹太男孩儿，让她一念之差，在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精美的明暗对比让人印象深刻，4比3的黑白画面和考究的打光，让人想起黄金时代的单色摄影。

画面的风格非常符合占据影片绝大多数篇幅的1942年至1944年间的岁月，近乎四方的镜头成功凸显了战争年代对人性的禁锢，以及罪恶的集中营地狱般的逼仄空间。

演员的表现堪称出色：赫尔姆的扮演者克里斯蒂安·克劳斯成功诠释了在善恶之间挣扎的内心，而奥尔加的扮演者朱莉娅·维斯托斯卡亚则将人物的智慧、痛苦和绝望的牺牲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部文艺的战争片，整部电影冷峻克制，镜头工致，台词讲究，叙事手法独具一格，一边是堕落的战争地狱，一边是救赎的《战争天堂》，三个主人公犹如被上帝审问一般诉说着自己的遭遇，最后发出一道神圣之光穿透屏幕照亮了观众的眼眸，而那两个孩子的笑容则尤为触动人心！

战争毁灭人的世界，又重塑世界的人。

这篇影像散文像战争剥去人的衣裳、自尊一样，用4:3画幅“上帝审问”，从身体里剥出心灵，从形容词里剥出善与事实。

法国人挂念孩子，德国贵族在尼采遭遇茨威格式的巨大矛盾中追索“昨日的世界”，俄国人选择同归于尽。

苦难雕刻欢与痛，不为明天，便无意义。

战争天堂 (2016)7.72016 / 俄罗斯 德国 / 剧情 战争 /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 朱莉娅·维斯托斯卡亚 彼得·库尔特仍旧是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的深刻发问：一个每天听管弦乐队两小时演奏的德国军官如何做到同时每天把一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

为了“德国天堂”，建造完美的天堂需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凡是自诩为超人的人，从来无惧牺牲他人，需要的时候，丝毫也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往往抱持这一执念的人，恰恰是那些对哲学和艺术有着深刻领悟与非凡把握的人。

对此，斯坦纳倡导“阅读是行为方式”，鼓励理想主义的顽抗，正如片中奥尔加所认为的：“邪恶的生长无需任何人帮忙，但善良则总是需要最后使劲推一把，带出邪恶后面的希望，就出现了奇迹。

”

1942年，欧洲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整个欧洲大陆只剩英国人还在苦苦支撑，法国已经被德军占领，反抗力量只能将战场转移至地下，尽量营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

这时的巴黎，一个法国警察局长，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本处在平行时空的三人因为一起犹太人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前途命运。

奥尔加曾是俄国贵族，也许是因为国内政治势力的转变，让她来到了巴黎生活，但是1942年的法国也已经不再安全，盖世太保利用占领区的法国警察大肆搜捕犹太人。

在这期间奥尔加救助了两个犹太人小孩，给他们提供了临时住所，然而她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也因此暴露了，被捕后法国警长决定对她亲自审问。

朱尔斯是地道的法国人，乡下出身的他做到警察局长的位置十分不易，所以即便作为占领区的警长要受德国人指挥，大多数时候他还是选择忍气吞声。

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还要持久，面对妻子指责他是德国人的帮凶，朱尔斯只能用自己没有亲手杀人来辩解，虽然他明知这理由过于苍白。

朱尔斯和家人朱尔斯了解奥尔加的身份，也知道她包庇犹太人的事实，以他胆小谨慎的作风，本应直接上报给盖世太保，但在奥尔加主动引诱之后，他对这个俄国贵妇又产生了犹豫。

奥尔加本寄往于出卖身体可以帮自己逃过一劫，但千算万算没想到反抗组织早已盯上了朱尔斯，偏偏选在同一天暗杀了他，没了警长可能的庇护，奥尔加的下场只能是集中营。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存在，那么集中营一定是最远离它的地方。

赫尔穆特上尉是帝国最优秀的党卫军人之一，拥有显赫的贵族家庭和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他象征着纳粹眼中完美的未来，受到最高统帅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接见，希姆莱转达了元首对他的期望以及纳粹德国的宏图愿景，并交给他一项任务，解决集中营军官贪污敛财的问题，于是赫尔穆特来到了同一座集中营，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奥尔加。

赫尔穆特1933年的意大利，二战的硝烟还远未见踪影，赫尔穆特认识了同样来此度假的奥尔加并深深爱上了她，他印象里的奥尔加是举手投足都透露出雍容气息的贵妇，然而意料之外的再度相见却是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

赫尔穆特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奥尔加安排在自己身边，但这并不能让她完全脱离苦海，赫尔穆特为此准备了假身份让朋友将她送往瑞士。

奥尔加本有机会远走高飞，但最后关头她却选择替难友进入毒气室，而让难友带着自己曾搭救过的两个孩子离开。

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奥尔加奋力攀着墙壁，最后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微笑着在墙上刻下“天堂”这个词，继而随着囚犯们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尽头。

战争中最残酷的部分往往发生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没有炮火轰鸣的集中营里充斥着的是寂静的恐怖，无论在何时看来，集中营的历史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噩梦。

不管被关押的囚犯之前是什么身份地位，惨无人道的生活都会让他们失去基本的人性，为了争夺仅有的生存资源，人类也会变得如同野狗一般。

电影中有一幕令人难以忘记，冰天雪地里一位年老的囚犯突然栽倒在地，正在吃饭的手无力地滑落，盛汤的小碗跌落在地上，她就这样死去了。

而周围的人似乎已经对死亡见怪不怪，像食腐的乌鸦一样迅速围拢上来，在死者身上寻找有用的东西。

奥尔加在争抢中得到了一双靴子，之前自己的那双被人偷走，她只能光脚在雪地里干活。

而来晚的人看没什么可以搜寻的，就端起了死者的饭碗，面无表情地喝着残存的剩汤，所有人的眼中都看不到一丝光亮，他们就好像只剩下一具具躯壳，失去了人的意识在苟活着。

这场景实在是太令人感到难过了，如果不是因为集中营的摧残，他们也曾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

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德国军人的虐待、发霉又稀少的食物、渺茫的获救希望以及随时可能轮到自己的死亡，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囚犯们的心理，最终令他们扭曲到只剩下生存这一个念头，而身为人的种种道德伦理早已被抛到脑后。

历史上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需要花费数年乃至余生所有时间重新学会如何做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能活下来已是他们的幸运。

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都在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然而自己确信的正义就一定正确吗。

朱尔斯或许并不愿为德国人卖命，但身为警长他只能在权限内保护得了家人，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民族英雄。

反抗组织杀掉警长时也许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可是他们也在无意中断送了另一个人的生路，而死去的只不过是又一个同胞。

赫尔穆特的家族和尼采有过渊源，他本人亦热爱哲学和艺术，但是元首的演讲告诉他真正的德国人不该只满足于此，优秀的日耳曼人理应领导其他民族，他必须变得强大起来。

赫尔穆特也曾拯救过犹太人，他并不完全认同犹太人劣等的理论，但又坚信元首代表着正义，当他得知契科夫的未婚妻死在了毒气室里，内心意识形态的矛盾才终于激化。

曾几何时，他和朋友在大学里彻夜讨论契科夫的哲学理论，然而此时哲学却不能阻止他们按下毒气的开关。

朋友说，那些死去的囚犯的灵魂没有离开，他们就像团团迷雾围绕在你身边，“而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鬼魂，是时候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一切了。

如果你的契科夫知道世界是这副模样，你猜他会说什么。

”“他什么都不会说。

”赫尔穆特最终意识到，拥有人的信念比纳粹给予的所有荣耀都更加宝贵，是奥尔加让他重新变回了人。

来到天堂的三人向上帝述说他们的一生，最终只有奥尔加被允许进入天堂。

无疑她是牺牲最多的那个，以自己为代价换取三个人的性命，是因为她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

在集中营这种地方，没有信念的人是难以坚持的，赫尔穆特给过她希望，但除此之外，奥尔加找不到其他理由。

也许她已经对这个世界太过失望了，集中营让她见识到了人类最黑暗的一面，这里是好战者的天堂，却是人性的地狱。

所以奥尔加选择去往真正的天堂，而她为捍卫人性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她这样的资格。

奥尔加，这个移民法国的俄国贵族女人，正一步步走向所有人的地狱，那个黑暗逼仄的毒气室是她生命的终点。

集中营的人麻木颓丧的步入地下，可这个叫奥尔加的女人却停留在门口，她拿着石块在地狱入口的墙壁上刻下了两个字，然后抬头望向天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天空骤然明朗，把那两个字照得份外光亮，她用尽力气，刻下的是“天堂”！

对，这是所有人的地狱，但却是她的天堂。

对，这是众人地狱的死门，当却是她通往天堂的生门。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普通的女人，在战争的压迫威胁下，信仰摇摆过无数次，可最终她选择了信奉善，回归自己的真实的内心。

这是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去年的电影《战争天堂》的最后一幕。

这个经典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闪光，善意的流淌。

这才是电影之所以为艺术的最高级存在。

电影可以提供娱乐，但教化功能也是电影的应有之义，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始终是“高尚”最后的避难之地。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无疑用《战争天堂》保护和诠释了人类最伟大的高尚，即在人性沦丧的战争中，以献身精神守卫、超越人性本身。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凭借《战争天堂》提名金狮奖最佳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战争天堂》无论从画面还是故事上都堪称艺术佳作。

故事中出现了三位人物，一位受德国人控制的法国警察；一位喜欢俄国文学和音乐，最终成为集中营监察官的德国贵族；还有女主角，因庇护犹太小孩而被关押进集中营的俄国伯爵夫人。

影片在对于三人的单独质问和回忆中交织推进。

三人在仿佛审问室中，独自言说着对于其他人，对于战争，对于自己的看法。

影片没有着墨集中营的残酷和炼狱场景，而是集中力量表现人性的忽明忽暗，信仰的左右摇摆。

没有什么能够比死亡，能够比地狱式的集中营更能压迫人性了。

整部影片，我们看到了小人死亡后仍旧是小人，贵族死亡后变成了疯子，而只有这个软弱的女人死亡后却成为了天使。

奥尔加贵为伯爵夫人，战争前过着锦衣玉食的上流生活。

战争发生后，她因为庇护犹太人小孩而被抓捕入狱。

在被警察朱尔斯审问时，她放下身段，希望用身体换取自由。

朱尔斯犹豫了片刻，“我还从来没有睡过伯爵夫人”，然后约定了时间，准备享受特权提供的声色犬马。

可第二天早上，他却死在了陌生人枪口之下。

他后悔的是死时被自己的儿子看到，可他更加遗憾的是，没有睡到那位俄国伯爵夫人。

这个父亲，这个平常生活中的小人，死后依然保持着小人的贪婪，但同时他也是位怀有善意，心慈手软的普通父亲。

朱尔斯的死亡让奥尔加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她被关进了集中营。

对于她的人性压力测试开始了。

《战争天堂》对于集中营的描述极为克制，但刀刀见血，力道生猛。

其中一幕尤为令人背脊发凉，汗如雨下。

在饥寒交迫中，一群集中营的女人，坐在雪地中吃着残渣剩饭，突然一位年纪较长的女性倒地身亡。

这一刻，文明坍塌，兽性压制了人性，所有人没有想着救援，有的人大吼，“她死了”，声音中没有同情，只有喜悦。

一旁的人疯狂的拉拽这位失去妇人的衣服，寻找她身上可以利用的东西。

而伯爵夫人，女主角奥尔加在第一时间抢走了死者的鞋子。

她忍受着别人的咒骂，穿好鞋子，满脸冷酷的继续吃饭。

而一旁，一群人，仿佛野兽掏空猎物的尸体一般继续搜刮着可用之物。

她们没有其他诉求，死亡之前，人性和文明不值一提，她们只想活得更久而已。

除了细节，影片还集中构建了奥尔加好德国年轻军官赫尔穆特的主角——对手关系。

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

战争前，赫尔穆特对奥尔加一见钟情，他在她的身上仿佛一个小孩，奥尔加女王般的让他“压”住她，而他那时是她听话的裙下之臣。

但现在，赫尔穆特已经是集中营的权力执牛耳者。

他意外的发现了奥尔加的存在。

他希望保护她，他让她担任他的佣人。

他第一天就命令她洗澡，然后躺倒床上去。

他内心挣扎，他欣喜若狂，同时瑟瑟发抖。

他走到窗前，看见疲惫不堪的奥尔加已经睡着。

这时爱意回归，人性闪耀。

他放下了欲望，只是悄悄的给奥尔加盖好了被子。

战争中，永远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人人不过是命运巨轮下的蚂蚁。

奥尔加和赫尔穆特总是被丢在人性的铁板上炙烤着。

他们挣扎，苦恼，希望超脱，可只能画地为牢。

赫尔穆特越是给予，奥尔加越是退让。

赫尔穆特越是求助，奥尔加越是卑微。

爱情从两人再次重逢的一刻就已经死亡了。

地狱，怎么能生长出健康的爱情之花呢！

赫尔穆特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信仰，在战争中已经完全被纳粹的“超人”意志洗脑，他全心全意为帝国付出，他为奥尔加办理了逃离的护照，可当他发现获得护照的奥尔加居然开始认同灭种屠杀，认同德国人就是高等民族后，他美好的一面彻底枯竭，他最终选择了同帝国共覆灭。

这时，本来可以逃离的奥尔加听到了同床，折磨过她，但这时向她发出最后祈愿的同伴。

这个女人，知道她能离开，她希望她出去后给她的女儿报信，告诉她的母爱永存。

神奇的一刻发生了，奥尔加突然觉得自己生无可恋，她把求生的机会让给了这位女人和两个她一直照顾的犹太人小孩。

接下来，就是片头的一幕发生了。

她去到了大多数的人地狱，但在她心中，那是她最后的天堂！

《战争天堂》精准的捕捉到了战争中人性的闪烁，信仰的摇摆，虽然表现的是地狱般的集中营，但最终善意取得胜利的结果是导演对于人性的一首壮美赞歌，也是电影教化能力的艺术性体现。

除了故事和人物，《战争天堂》在表现形式上也是颇具魅力的，导演用形式给影片披上了神性的外衣。

影片中，警察、军官、女人，三者大量出现了在了一个审问室里，随着影片的发展，我们知道三人已经死亡，但三者却依然行使着诉说。

谜题在最后得到解答。

三人最后一次告解，警察继续小人着，军官已经发疯，只有女人希望得到宽恕。

这时镜头后的人说话了，“来吧，这就是天堂”！

女人顿时被一束光亮照耀。

她卑微的身体里，一颗怀揣着善意的心温暖了整个画面。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利用这样的结构方式，让观众不再是冷眼旁观看客，而是同角色一样经受了良心的拷问，甚至成为了人性的裁判，上帝的门徒。

为了表现禁锢和压迫的主题，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采用了黑白色调，同时选择了4:3的方形取景框。

加上大量的室内场景选取，从门后的偷窥，辅以中景，甚至特写镜头，始终给观众营造了一种狭窄局促的视觉效果。

他用画面制造着角色压力，故事的冲突，同时给观众带来一种逼迫感，一种极度不安全感。

如何在战争中守卫内心的天堂。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要你作为上帝去评判和体味。

二战集中营的影片，几乎都可以做成一个标签题材的电影了。

当然集中营题材的电影，不一定就能拍出好片。

就像上个月评论的《沃伦》，一样是二战背景，一样是各种珍贵的“食材”，不一定能做出一道“好菜”。

可这部《战争天堂》，无论从影调风格，到演员，到故事的角度，都让集中营题材电影重新注入新血液。

影片并没有集中阐述纳粹如何血腥残暴，集中营的犹太人如何可怜。

影片的着力点更多放在了主角之间的访谈，交流，情绪变化上。

然后在用纪实拍摄方式的手法，还原一些该有的画面，让人觉得更加真实，仿佛置身于其中。

如果说《索尔之子》是从小人物映射大历史，那么《战争天堂》就是大历史把小人物熔化。

让小人物在大历史浪潮中，像訉叶般不知何去何从。

更多犀利影评，欢迎关注《大聪看电影》公众号

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让我得以一睹期待已久的《战争天堂（2016）》。

在导演Andrey Konchalovskiy（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掌控下，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一种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好色法国警官朱尔斯、一个迷茫而无畏的俄国王妃奥尔加，和一个自我纠结的纳粹高级将领赫尔穆特，三人的自我剖白与回忆中的现实相互交缠。

在这个发生于1940年代的二战故事里，它的一帧帧画面，尤其是这对错位鸳鸯在意大利度假的那些往昔回忆，让我想起了生于圣彼得堡、在1920、1930年代的欧美大放异彩的时尚摄影大师George Hoyningen-Huené（乔治·霍伊宁根-许纳）的作品。

可见本片的摄影师Alexander Simonov（亚历山大·西蒙诺夫）对那个时代上层生活的拿捏之精准。

对了，Hoyningen-Huené恰巧是一名俄国流亡男爵，也曾在法国生活。

但很明显，导演Konchalovskiy似乎有意削弱奥尔加身上的俄国色彩，除了“嫁给了一个不爱的王子”、“职业是《Vogue》杂志编辑”以及“会和纳粹情人谈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外，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

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丰富。

在我的知识架构里，唯二有深刻印象的大规模俄国或前苏联流亡式迁徙，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大批贵族远逃欧洲；二则与前苏联“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和著名的河滨公寓（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有关，被遣送至世界另一端的社会精英人数巨大（总体而言，他们仍属于幸运的那一小部分人）。

基于这个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会出现在这个故事情境里。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最不缺的就是俄国流亡公主／王妃”。

她们没有了城堡和庄园，在维持奢靡生活的路上也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

为了生存，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语的贵族女子愿意为各种时装屋或杂志负担模特的工作；更有甚者，还当起了设计师。

因此，奥尔加选择了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之处——当时的时尚界已然需要名流效应，而落难贵族也需要新的经济来源。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女性，在社会现实面前，必须学会审时度势。

拿奥尔加来举例，为了脱罪，向盖世太保的同伙性贿赂？

可以。

想要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与纳粹将领保持关系？

也可以。

听起来貌似有些堕落而自我，但Konchalovskiy还是爱这些“飘零燕”般的女子的，因为他给奥尔加的献身加上了手足共情与家国大义的前提。

台湾地区给这部电影的译名，是“寻找天堂的三个人”。

判定这三个人是否抵达了理想彼岸的权力，Konchalovskiy交给了“第四堵墙”这边的人们。

那么，奥尔加找到了吗？

和其余两个主角一样，在自白片段里，奥尔加往往流露出懊悔的表情。

这令我想起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的“大恐怖”期间被滥杀的“罪犯”们在临刑前被照片定格的那一刻，他们大多神色麻木。

但幸运的特权阶层还有空间回顾一生，流泪、崩溃，恼怒自己棋差一着；而那些不幸的人，万般不安也只能化为无力反抗的接受，生死不由人。

人造的天堂，不论是纳粹的雅利安狂想，还是亚细亚的理想主义，在真实的死亡面前，都现了原形。

而奥尔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天堂”。

或许，她有自己的新天堂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