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仅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一下电影。

那位上火星的马斯克最近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居然不是飞行器也不是汽车）——是语言。

很难不赞同：社会若失去语言则不能称其为社会，历史若失去语言则人类失去历史。

这部电影显然跟语言并没有多大关系。

但凡导演想多放点心思在语言上，就不会把“波斯语”仅限于学单词上了。

事实是就算你把2840个单词倒背如流，也不一定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如果你不懂语法的话。

何况波斯语作为印欧语系的分支，还有时和体的变化。

更别提作诗，那充其量是词语的堆砌罢了。

当然，本身电影想说的就不是学语言这事，和语言有关的是“指称意义”。

当一个事物拥有了名称，我们可以用语言指称它时，它就不再是无意义的了。

就像小王子的玫瑰，于千千万万的玫瑰花中，只有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小王子的玫瑰”，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朵叫不出名字的玫瑰。

不然试着回想一下那一大片玫瑰花园中的玫瑰，除了小王子的那一朵，你还能想起哪一朵呢？

这就是为什么“好心肠”的军官会认为即将赴死的平民是没有价值的“无名之辈”，不值得“雷扎”替他们牺牲。

“雷扎”是有名姓的人，是具有了生命意义的人。

整部电影除了军官，另一个以“雷扎”称呼男主的人最后则为他献出了生命。

“指称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部影片中更体现于结尾，也是最高潮的片段。

当男主缓缓报出2840个被杀害的平民的名字，观众才从这一个个或长或短的名字中意识到无法承受的震撼。

当受害者不再被匿名化或以数字表示，历史真正的重量才浮现在人们眼前。

“新意”是《波斯语课》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在看过了不少同样取材于纳粹集中营的佳作之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角度可供后来者挖掘并为观众提供一份惊喜了，而本片却巧妙地将“一门语言的诞生”所具有的戏剧性与对这场人性灾难深刻的反思结合在了一起。

导演瓦迪姆为我们创造的观感没有掺杂那种过分的自我沉浸所带来的沉闷，反而是在不失严肃性的同时抓住并放大了影片中的戏剧性，雷扎与科赫上尉之间那被逐渐累积的谎言维持的微妙平衡营造出了绝佳的紧张气氛，雷扎时刻命悬一线的惊悚感甚至比不少类型片呈现的都要好，即便知晓结局，许多情节也能让人冒出冷汗。

不过相比情节本身，影片对于科赫上尉这一角色的塑造要更为吸引人，与以往的刻板印象不同，科赫不是一个把凶恶本性摆到脸上来的反派人物，和长官比起来，他不够激进，纳粹党或是帝国对他而言还不及一个关于战后安逸生活的梦想；跟属下比起来，他似乎又不够残忍，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的他倍感无辜。

年轻时加入纳粹党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理由，科赫也许仅仅是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身为后勤部长官的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厨师。

在这段难掩血腥味道的历史中，科赫所代表的群体不是“穷凶极恶”，而是相比之下存在范围更加广泛的“平庸之恶”。

对于生命的蔑视以及对于暴行的熟视无睹，早已成为其意识当中的一部分，正是这般根植心底的麻木为邪恶的滋长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最终孕育出了如工厂流水线一般高效的大屠杀。

《波斯语课》中的“语言”挖掘出了这些血腥工厂中“平庸的零部件”身上存在的矛盾性。

真实存在的德语与假波斯语以极具讽刺性的形式各自代表了科赫这一角色截然不同的两面，比起被纳粹思想扭曲浸染的母语，这门新学的语言就如同一张白纸，其上描绘出的科赫更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普通人。

与暴行往往仅有一窗之隔的他却写出了岁月静好的诗句，仿佛性格中的狂躁与体制中的罪恶全都随着那单纯的梦想烟消云散了。

然而恰恰是无数渴望和平的冤魂构成了科赫口中“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他的每一个发音都象征着被鲜血浸透的生命，对于幸福的祈盼实则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在耳畔挥之不去的回响。

他眼中的“无名之辈”成为了日夜挂在他嘴边难以磨灭的证据，他赞扬的波斯语的美，正源于他最漠不关心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惩罚了妄想逃脱罪责的科赫。

看似功能性过强的几位年轻纳粹成员，也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影片的主题，以掺杂着各种平凡私欲的“流言蜚语”为切入口，窥见了庞大且扭曲到令人窒息的权力体系的一角，“语言”既利用了权力体系也成为了几人被其反噬的导火索，有人因“不存在的语言”幸免于难，而有人则被迫走上了前线成为炮灰，一切都是对平庸之恶的讽刺与控诉。

（《环球银幕》存档+1）

1.故事原型非常有潜力！

可惜很多地方没处理好，虎头蛇尾了。

尤其电影刚开始，在高度紧张的生存压力下，教一名残暴的纳粹军官一门完全自己瞎编的语言，不仅瞎编，还要记住所有单词，简直是肾上腺素飙升！

可后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2.有些情节我没理解。

纳粹军官去德黑兰的动机不太清楚，对其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看到有人说是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那线索也太隐蔽了。

3. 麦克斯是一条重要的故事线，引出来很多人物，可是有点勉强，与主线的联系太不紧密。

比如原本麦克斯是为了得到肉罐头，为什么后来莫名其妙的成为想要拆穿吉尔斯的人？

再比如意大利兄弟，在电影里的情节下完全不能理解吉尔斯就那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之赴死。

其实麦克斯这边的线索也很有意思，这条线可能代表普通人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正常生活”。

如果刚开始因为发现“波斯人”而去邀功，按理说如果这不是事实，麦克斯应该为此负责很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是麦克斯却成为了“反派”，如果没有麦克斯女友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参杂私人感情，那就可以理解为麦克斯事实上是出于对“真相”甚至“真理”的追求，代表了特殊环境下的“正义”，这是很有趣的，像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文革等等，都进入到了一种非正常环境，个体的价值观很难不被影响，这应该是一种群体心理学。

可是电影里却和麦克斯的女友扯上了联系，这样如果是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拆穿主角的话，麦克斯就代表纯粹的恶，这样就太二元化，不太高级了。

电影大概还想用麦克斯这条线来表现集中营里德国民众的正常、普通生活。

这也挺好的，只是如果都用麦克斯这个人物来表现的话就会引起混乱，至少这个故事原本可以更自洽的。

4. 如果结局的重点是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前边的铺垫就太不够了，只看到了抄写名单，以及吉尔斯给犹太人打饭的场景，造成的冲击完全不够，我感受不到那些名字的震撼。

5. 把编造一门语言和犹太人名字联系起来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如果其他线索与人物的设计更自洽一些，关于名字的铺垫更巧妙一些，结局再改一下，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完全可以冲到9分的，可惜了！

关于二战的经典电影有许多，《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重返战场，体会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新片《波斯语课》也是如此，作为一部二战电影，它仍然在拷问人的良知，而这一点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持续撕裂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波斯语课》改编自真人真事，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二战时期，一个被抓的犹太人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又恰逢集中营中有个德国上尉在找人教他说波斯语，从而让这个犹太人，也就是本片男主捡回了一条命。

于是，男主用两千多个集中营犹太人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新的语言蒙混过关，上尉则学习热情高涨，从每天学四个单词，到每天学四十个单词，还自己制作了单词卡用来背诵，简直比考四六级的大学生们努力多了，却没有意识到他拼命学习的根本是一门不存在的语言。

本片最精彩的一幕当属德国战败时，上尉拿着假护照逃往德黑兰，满怀信心地说着犹太人教他的“波斯语”，但真正的波斯人完全听不懂，立刻把他当可疑分子抓了起来，无助的上尉满脸写着震惊和惶恐，怒吼道：“你为什么听不懂！

”上尉可能永远也想不通他信任的“老师”如何能自创一门语言，就像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审判一样，他无知、自大、愚蠢，但又本性温和，虽然加入了纳粹，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当一个做饭好吃的厨子罢了。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上尉这个人物比男主有意思多了。

此人身上具有极强的矛盾性，在和男主的相处中，他表露出温和的个性，甚至对男主产生了感情，屡次把男主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同时他也是集中营里的一名纳粹军官，可以对纳粹们屠杀犹太人的恶行视而不见。

如果没有加入纳粹的话，上尉大概就只是个普通的厨子，然后恋爱结婚，爱护家人，平静地度过一生。

那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

战争？

法西斯主义？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该对此承担责任吗？

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体制，在极权体制的运作下，对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一场“无名之人”的统治对“无名之辈”的大屠杀，犹太人被略去姓名的同时，德国军人的人格也被他们的军职侵蚀了。

德国战败之后，被抓的纳粹军官这样为自己辩护，称他们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履行职责，换作别人处于他们的位置，也会做一样的事，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但这些宣称自己“无可奈何”的军官们当然有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作“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指一个人在极权体制中放弃思考、也放弃了自己下判断的权利，成为一个不自知的犯罪者。

而《波斯语课》这部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将上尉这个人从他的身份遮蔽中拎了出来，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是如何泯灭的。

在犹太人男主教德国上尉学“波斯语”的过程中，两个人曾短暂地脱离自己的角色、身份，展开了几次真诚对话。

男主问上尉为什么入党，上尉说我也不知道，我走在路上，看到纳粹党员们站在街边抽烟，穿着棕色的衬衫开心地交谈着，就走过去加入了他们。

事实上，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仅仅是为了那身帅气、挺拔的军装，根本没有思考过入党意味着什么。

他们被帅气的制服吸引，然后就深陷其中，心甘情愿地犯下罪行。

还有一次，男主替代了集中营中的一个犹太人伙伴去送死，上尉发现了，把他救回来，问他为什么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

男主反驳说这些人才不是无名之辈，只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并比你差，至少他们不是杀人犯。

上尉说我不是杀人犯，男主听后不禁笑了。

上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即使他对男主格外照顾，但和他的同伴们一样，他瞧不起犹太人。

纳粹们将犹太人视作“非人”、是低等的、有害的，所以许多军人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杀人的罪恶感。

人易使而难劝，汉娜·阿伦特认为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经验中学习意味着你要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应用那些现成的公式。

战争破坏了日常生活秩序，重建了新的秩序。

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人们的日常身份通通被抹去，只剩下迫害者与受迫害者的角色对立。

于是，对于那些服从并习惯了新秩序的德国士兵而言，他们不再有基本的良知，只觉得执行命令才是合理的行为。

正是纳粹的历史提醒了我们，人类竟然这么容易受操控，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独立思考和判断善恶的能力，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点，二战发生的一切在今天还会重演。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从来没有过去”。

我还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又在日韩、美国等国家相继爆发的时候，听到路边一个人似乎是很解气地说道：“终于轮到美国了，美国人都死完了才好呢。

”他可能只是在发泄情绪，但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也忘记了他口中诅咒的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着的人罢了。

——首发毒药，勿转——

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

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

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

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

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

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

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

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

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

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

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

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

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

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

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

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

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

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

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

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

”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

”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

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

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

”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

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

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

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

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

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

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

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

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这部电影，从电影的视觉艺术来说，并没有太多视觉上的表现，也没有去探究纳粹心理背后深层的原因，只是尽力的展现了生命所处的状态，在这些生命状态的表现上，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比较淋漓尽致了。

两个生命，一个处于主宰者的位置，另一个只是拼命的想要求生，并且强烈的求生欲望和直觉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波斯人。

强烈的求生欲甚至让他在一开始就敏锐的选择了自己是一个不过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

因为要学波斯语，拥有生杀大权的德国军官与伪装波斯人的犹太囚犯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倒转，囚犯成为老师，军官成了学生，但还是趾高气昂动辄把老师痛打一顿的学生。

语言本是沟通的工具，学习一门外语可以说是了解另外一个文化。

但德国后勤军官对了解波斯文化不感兴趣，只是想着会说些口语可以在德黑兰谋生。

语言是为了交流。

两人竟然通过一伪造的语言开始了交流！

军官竟然给囚犯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自己人生中一些重要的记忆。

生命虽被掩盖和忽略，但此时似乎跃跃欲试要跳将出来。

德国军官的内心世界有多少被这样的对话触动呢？

生命回归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德国军官不关心犹太人的名字，却把犹太人名字当作一门美妙的语言学了起来。

还写了首诗！

诗是生命深处的感动。

如此的反差！

军官写诗，当然是在追求所谓的美和生命，但是心灵的冷漠却让他与真正的美和生命绝缘。

剧中讲德国人的各种办公室琐事，有的人会觉得剧情因此变得太过松散。

其实并不散，这些德国人有正常的生活甚至有各种审美，但在内心最深处却似乎是死的，不禁让人想去探究人为什么会这样，生命如何沦落到如此的境地。

虽然导演这部电影并没有多少去探究背后的原因，但电影表现出来的生命状况足以让观众想要去研究背后的原因。

德国军官学波斯语，可以说颇有章法，并且颇能持之以恒，按部就班的每天学习，按照现代教育的观念，应该是个非常好的学生。

但是他学波斯语，只是为了能够在德黑兰找一份工作，对了解另一个文化另一批人并不感兴趣，感觉和我们今天学习英语挺像的。

纳粹们如此漠视生命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和现代教育如此背离人性有关系呢？

看似假波斯人为了教学，每次给囚犯打汤的时候都会问他们的名字，并每次都会重复他们的名字。

来这里的人每个人都生命状况不一样，但加波斯人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各自的生命状态联系起来，反而让这些被遗忘被漠视的名字重新获得了一个个生命。

很像佛家里的小沙弥或者和尚获得他们新的名字一样。

这一个个的生命，不比那些德国军官高贵，也不比他们低贱，都是同样的鲜活的生命！

只是外部的境遇让这些生命有了这样的呈现！

二战题材的电影，无论是《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动作大片，还是《钢琴家》这样以人物为主轴的传记故事片，亦或是《美丽人生》这样苦中作乐的喜剧片，其背后都隐藏着苦大仇深的伤痛内核，但无一例外都闪耀着极权和暴力下的人性和尊严。

今天小明要说的这部豆瓣评分8.5的口碑佳作也位列其中。

虽然情节展开看似荒诞，但却改编自真实事件——

故事发生在1942年，这时的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

男主加勒在逃往瑞士的路上被抓获，在通往刑场的路上，同行的犹太人苦苦哀求，希望能用一本波斯语典籍换加勒手里的面包。

朝不保夕的境况下，即便是珍惜的初版典籍，也无异于一摞没用的废纸。

但好心的加勒还是把面包给了他。

万万没想到，这样一摞废纸最后却成了加勒的免死金牌。

加勒有着强烈的求生欲和机智冷静的头脑。

面对行刑的机枪，他先来了招鱼目混珠，在士兵开枪前抢先倒地，企图靠装死蒙混过关。

在被戳穿后，眼看着就要进行二次补刀，他急中生智，谎称自己其实是波斯人，而手中的典籍就是证据。

面对绝境，加勒做出了最顽强的挣扎，而老天这次居然给了他一个机会。

集中营的长官科赫想找个波斯人学波斯语，他的梦想就是在战后到德黑兰开一家餐馆。

编剧在这里用了一个双关隐喻，科赫（Koch）这个名字在德语中就是“大厨”或“厨师”的意思。

而他之所以要去德黑兰，是因为自己的哥哥在战前逃到了那里。

只会一个波斯语单词的加勒就这样成了科赫的老师。

为了能把戏唱下去，他不得不一个词一个词地发明了一种假语言，如果事情败露，加勒必然会落得一个生不如死的下场。

所以他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编造的每一个单词，要比他的纳粹学生还要好。

加勒白天需要在厨房工作，工作完成后还要到科赫办公室誊写一个钟头的集中营人员名录，之后再展开一对一“波斯语”教学。

先不说这种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语言有多容易被拆穿；每天换着花样的造词已经够枯竭了，再加上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难道真的不会忙中出错？

再退一步，就算加勒做到了滴水不漏，纳粹高官当真就傻白甜地对他的一套说辞照单全收？

No Way!之前科赫口中一天学四个的计划只不过是烟雾弹。

当加勒习惯了这个节奏后，科赫突然要求，今晚要学四十个单词。

四！

十！

个！

要知道光翻译可不算完，之后必然会跟着看似询问实则抽检的测验，到时只要回答稍有卡壳就会露馅。

走投无路的加勒一度选择了逃跑，此举在戒备森严的集中营无异于自杀，但冷静下来后他还是回来了，与其白白送死不如硬着头皮多活一秒算一秒。

但就在誊抄名录时，加勒灵光乍现，看着一排排的名字，这不就是现成的词根嘛！

他依照顺序逐一翻译，接下来就是表演时间。

科赫开始提问，加勒小眼神一瞄，个个对答如流！

名册在手，尽握所有！

加勒不仅死里逃生，躲过一劫，而且还得到了科赫的信任。

科赫的办公室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平行宇宙，一个近乎于真空的世外桃源。

两个截然不同，但目的却出奇一致的人在这里一起共度了大把大把的时间。

一个想通过学习一门语言逃离这里，从而摆脱现有的身份。

另一个通过这门语言苟延残喘，仅仅希望谎言不被拆穿，能活着挨到离开这里的那一天。

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无论什么语言（即便是胡编乱造的），学习的第一阶段都是从谈论你自己开始的（“我的名字是XXX”、“我几岁”，“我有一个哥哥”……），他们开始愈发了解对方……

与此同时也让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境地。

于加勒，科赫这个学生手里握着老师的生杀大权；于科赫，加勒既是一个亲密的知己，又一个卑微的奴才，更是一个囚犯。

随着相处时间的加深，二人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微妙。

加勒在厨房加班，科赫就在一边陪伴；加勒的衣服又破又旧，科赫就把自己以前的衣服拿给他穿；他们不仅用“波斯语”对话，科赫还用“波斯语”写起了诗；集中营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被转运到下一站集体处决，科赫不惜揪着上司的把柄也要把加勒留下来。

每次犹太人被转运，科赫都会把加勒送到附近的农场避风头，过几天再把他接回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批全新的犯人。

加勒就这样看着同胞一批一批的踏上刑车，迎来送往，循环往复……当科赫对加勒变得愈发依赖时，不料集中营中来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

导演创造了一种娴熟而不张扬的时代风格，避免了同类型影片的常见套路，将重点放在人物身上，而且非常善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激化矛盾、触发悬念。

之前曾在凯撒、戛纳获奖无数的《每分钟120击》中有着惊艳表现的法国演员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敏锐地捕捉到了加勒那紧张、脆弱、不安的生存状态，将人物整个心理变化揣摩得丝丝入扣。

他数次犯险却屡屡全身而退，纳威尔的表现突出了人物的机智和魅力，也让科赫之所以被他吸引而变得很有说服力。

而跟他有着大量对手戏的拉斯·艾丁格也将科赫复杂的形象和细微的情感都拿捏得出神入化，那些隐藏在片刻温存之下的阴暗情绪和急躁态度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纳粹的恶毒无情就像暗流一般在每一个场景之下涌动。

炼狱中，最打动人的还是人性最本能的温暖。

一边为了一点私欲斗得你死我活，另一边只为一口吃食就能舍命相报。

这种淌着鲜血的真实总能带来难以平复的震撼。

戳【在看】，为了每个单词背后的生命。

1990年东德并入西德，两德统一。

西德全称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者并入前者，所以现在的德国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国分裂之前，也即二战时期的德国政权叫纳粹德国，也被希特勒自诩为德意志第三帝国。

希特勒作为第三帝国元首，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被后世称作恶魔，遭到唾弃。

而之前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同样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却被后世赞为英雄，受到尊崇。

虽然都在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名声却不一样，区别在于希特勒搞了种族大屠杀，拿破仑则代表先进的资本主义与欧洲各国落后的封建制度战斗到底。

一邪一正，昭然若揭。

本片讲的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的一个侧面。

犹太人吉尔斯为了活命，冒充波斯人，恰巧集中营科赫上尉对波斯语感兴趣，想要学习波斯语，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到德黑兰开餐馆。

不懂波斯语的吉尔斯开始凭空编造波斯语，两人的故事便展开了。

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首都是德黑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符合吉尔斯的处境，随时可能遭到枪毙，每日战战兢兢。

好在他受到了科赫的特殊关照，生活状况比其他犹太人好太多，不过一开始依然遭到科赫的怀疑，甚至毒打，也有丢命的风险。

为了教科赫波斯语单词，吉尔斯利用为犹太人打饭的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利用他们的名字编造波斯语单词，再教给科赫。

吉尔斯被打成重伤，迷糊中脱口而出的自编单词，更让科赫相信吉尔斯是真正的波斯人，两人关系才有了真正的改善。

在纳粹军官眼中，犹太人是最肮脏的，是一定要被处理掉的，只要不是犹太人，一切都可以商量。

甚至在同营房的其他犹太人被转移到波兰进行最终处理（灭绝）时，科赫多次对吉尔斯出手相救。

吉尔斯弱小却善良，为同营房的意大利兄弟带饭吃，换来了他们的舍命相报，所以后来一个真正的波斯人被抓进营房后，意大利人杀了真正的波斯人，防止吉尔斯露馅。

德国战败，所有集中营关押的人都要被处决，科赫只带着吉尔斯逃出集中营，随后两人分道扬镳。

吉尔斯对盟军长官报出2000多遇难者名字的场面，不免令人唏嘘，也只有他能记住这么多名字。

科赫上尉无疑是大反派，对犹太人的痛恨是同时代德国人的写照，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处决过犹太人。

《辛德勒名单》里的集中营长官更加可恶，杀人完全随机，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生活在集中营的人们更加胆战心惊。

科赫不分青红皂白痛打过吉尔斯，引起观众憎恶，但认定吉尔斯是波斯人之后，便千方百计、甚至违背上级命令也要拯救他，又引起观众同情。

既让人憎恶，又让人同情，所以科赫这个角色的塑造是成功的，甚至要胜过主角吉尔斯。

最后科赫带着假护照试图逃往伊朗，开启新生活，不过在边检处被士兵盘查，自己讲的“波斯语”别人却听不懂，于是被怀疑是德国人而遭到逮捕。

不知道这时候科赫是否意识到自己被吉尔斯骗了，他早晚会意识到的，也许他会恨吉尔斯，但他理解不了吉尔斯及犹太人对他的恨。

不管怎么样，他已经从别人命运的主宰者变成了被主宰者，即将接受正义的惩罚。

影片根据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科尔哈泽（Wolfgang Kohlhaase）短篇小说《发明一种语言》（《Erfindung einer Sprache》）改编，小说和电影都取材于真实事件，正因为这样离奇的事真实发生过，所以才更加发人深省。

欧洲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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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sieht die Sonne langsam untergehen und erschrickt doch, wenn es plotzlich dunkel ist.”（人们看见夕阳渐渐西下，但当黑暗骤降仍会害怕--卡夫卡）他曾触犯不可偷窃之第八戒盗取波斯神话换得面包半片乱枪之下横尸遍野如若草芥我却凭此波斯之书命悬一线不知你为何会向往波斯语言对遥远的异乡有着如此执念为自证身份随口现编的谎言开启我无法收场的角色扮演“人们看见夕阳西下日落云间但当黑夜骤降仍会害怕胆怯”引用卡夫卡的名句满口胡言所幸拙劣伪装尚未被你察觉无止境的圆谎之路如临深渊人名拆分重组实属灵光乍现虚构的波斯单词已写满纸页昔日亡者之名被千万遍默念因意外穿帮受尽酷吏的残虐恍惚间的梦呓助我渡过此劫终获你的信任方才渐渐了解学习语言为寻兄长圆梦饭店为何你手握着我的生杀大权却视我如知己甚至不可或缺你宁愿说出得罪上司的流言也要让我逃离种族清洗之夜一门唯你我二人知晓的语言两千八百四十条重构的字节三万个逝去的亡魂恸哭凝噎拼写出这本沉重的波斯字典你曾赞叹它是最优美的语言殊不知背后承载着累累罪孽初次作诗的你忐忑伫立桌前面对着犹太屠宰场缓缓吟念：“轻柔的微风将云儿送向东边渴望和平的灵魂在那个世界我知道幸福结局将由我书写随着云飘向的地方永生不灭”这是来源于墓碑的苍白语言每个单词都见证过生命凋谢已被战争浸染血与泪的污点岂能咏叹你所谓的和平世界热心善举从未指望人情亏欠怎料想滴水之恩却报以涌泉我心已死彻夜守望铁栅窗沿在黎明启程加入赴死的队列你我皆是芸芸中的无名之辈又有谁会注意到我们的凋悴命丧由无姓之人谱写的结尾才能审判你平庸之恶的原罪

2021.2.10作业搬运 好几次发不出去当然需要一种影像对自身的伦理性反思，但这部影片没有做到。

视听没有丝毫独创的见证性的话，试图表现人道灾难不就是一种淫秽吗（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人磕cp），太色情的。

文本则是大卫·戈尔式的那种好。

这种语言当然也是一种更思辨意义上的异乡人的言说——有的人仅仅因为能说母语被谋杀。

而正是其母语，那份宗教范畴上的文本即波斯语圣经，成为了新语言的内在律令。

因此总要有人在语言的缝隙间言说，在极权的故乡语言与重新发掘的异乡语言的缝隙中，重新对言说之所在进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