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期待值太高，看了一句话影评“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多有意思的题材啊，于是屁颠屁颠地跑来看电影，结果这个导演在整个电影就是空洞地背诵着“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一点说服力也没有，还有几幕恍惚让我穿越到了美国三流青春偶像电影，于是我只能期待重拍。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熊培云一群大学生，衣着时尚，思想现代，老师问他们：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学生非常肯定地说：绝不可能，缺乏民众基础。

对于独裁这个问题，每个年轻人如同我们，大都抱着一脸无聊、淡漠，鄙夷的态度，对啊，我们学了这么多，怎么会钻进这个历史圈套。

老师笑笑：我们来体验一周的独裁。

一周后，这些学习过独立民主自强的学生都被洗脑了。

这个过程甚至是透明度的，连安利大法好都没有用。

一开始只是统一了衣服，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接着我们要遵守同一原则——同进同退，再然后我们排斥所有集体以外的个人，最后就是集体主义大过天了——不惜一切手段惩罚所有的反对者。

集体意志最后越过了社会常识，践踏了道德底线。

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取材于社会事件。

把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崇尚平等和自由的大学生集体洗脑成法西斯狂热分子，只要五天。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文化倒退的10年。

年轻人其实大都无法理解那种时代的错误。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并不是比我们更蠢。

时代下的风气，是每个人都未能幸免的。

我们不过是洪流中一朵浪花。

抗拒所有困难，面对时代的浪潮作出逆行姿态，能有几人做到？

我们生活在先进的21世纪，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可是依然不能免于被洗脑，我们总觉得自己足够聪明，经验足够丰富。

然而当专制和强迫换了一件外衣，大多数人就认不出来了。

在集体主义大于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根深蒂固的理念指导下。

我们常常会放弃做自己，违心地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兴致高昂地做一个强大集体的一部分。

因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从来也不够深刻，所以历史总是重演。

自由可贵吗？

那些支持希特勒的青年说：“感谢免于自由的自由。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人把脑子交给集体，才会安心。

自由可贵吗？

当我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跌倒谷底，当我们心底某部分溃散，当我们失去一种安全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这种如同丧家之犬的自由又有什么用。

自由可贵吗？

可我更想伟大。

我们要追求最正确最宏大的价值观。

集体主义的“大”，硬生生碾压一个独立个体的“小”。

当我们对某一种社会认同过于追求时，我们会轻易放弃自由，丢弃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我们会做出荒唐的决定，会为集体利益鞠躬尽瘁。

即使这个集体除了能给予我们的，除了我们极度需求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其它都是狗屎。

浪潮是一个班集体的洗脑。

一个班集体对比整个社会观念，还是一座孤岛。

如果在时代之中，漂泊在信息大海的我们，也许更加难以辨认孰对孰错。

网络让信息传递迅速化也单一化。

我们读一样的新闻，看到同样的观点，最后发表同样的言论。

最后所有人都在追逐一个极致的统一，用群体思想代替个人思考，用群体意志代替个人勇气，用群体理念代替个人原则。

网络时代，我们一点也不孤单。

敲敲键盘，就能做正义汪洋的一朵浪花。

前有摇旗呐喊的张三，后有前仆后继的李四王五赵六。

也许有一天，我们汇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那吞噬人性的浪潮。

--思考结论-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和自己迷信的一切。

哦，这不就是常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是影评和笔记的分割线---读了一下水木丁老师关于浪潮的解读，她的文章重点在于，年轻人内心深处有深深的绝望，他们顺从于纳粹主义是为了免于自由的自由。

一无所有的人什么也不会想，拥有一些的人反而会想拥有更多。

所以他们在这个集体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

深陷泥潭之后的绝望，会被所有光明的出口吸引，哪怕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这种无力的自由并非是年轻人想要的。

年轻人需要真正的希望。

武志红老师对浪潮的解读，他的重点在于沟通，以及情感关系的纽带作用，和发泄出口。

人性深处真实的自私，让人在亲密关系中难以宣之于口。

但是有了集体意志，一切不伟大的都伟大了，一切不崇高的都崇高了。

我们对对方的指责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来合理地攻击对方。

我们那些暧昧不明的情绪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上找到出口。

我们否认真实，迷信崇高。

然而即使是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所以我总结一下浪潮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既需要正视自己，哪怕是丑陋的自己，也不能放弃真正的希望。

给予真实，给予希望。

再附加我男神的：给予智慧。

电影《浪潮》有一个神奇的结尾：教师文格尔用了五天时间，把一群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学生变成了自己的狂热信徒，甚至有人因为信念崩塌而开枪自尽——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文格尔先生还并没有向学生们灌输什么成体系的理论！

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大概会骂一句“一丘之貉”，给电影评个两星，然后关掉豆瓣，不想再提起它。

——尽管我事先知道，但面对电影结局我仍然半信半疑：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浪潮》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故事发生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当时一位学生向老师朗•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他决定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去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机制。

他要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法西斯政府，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

在这项试验中，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后来，琼斯还是控制住了局面，并没有发生影片中的悲剧性惨案，在最后的课上，琼斯给学生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绝对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最初那个学生的提问得到了回答。

”也就是说，在真实事件里，没有人绝望到开枪自杀，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批斗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真实事件也已经足够让人震惊。

然而，观众们似乎很少提及这一差别，大家都直奔“极权主义”而去，顺带为电影给出四星或五星的评价。

毫无疑问，一群中国人，借助一部德国电影，来反思“极权主义”，没有比这更理直气壮的了。

我承认，这种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关于“极权主义”的常识。

可如果一部电影的价值仅止于此，那么导演为什么不去拍一部纪录片呢？

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虚构，只需要重现当年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切，挖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他甚至可以仅仅写一篇文章，以介绍“克柏莱事件”起头，再对“集体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结论。

用后两种方法他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观众一定会乐于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朗•琼斯老师是如何地自鸣得意，而参与他试验的部分学生又是如何地感到自己被利用，尊严受到了侮辱。

我的问题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拍成电影的必要性在哪里？

反言之，用电影来处理这个题材，可以为主题附加上什么样的价值，让观众获得什么样的、别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认知？

我想答案应该是，导演可以利用细腻的电影语言去描述和捕捉事件的全过程，用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去打动和说服观众。

遗憾的是，这正是整部电影做得最不够的地方。

导演并未创造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思考，进而发现、获得“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认知。

恰恰相反，导演将已有的政治哲学知识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进而达成电影与政治学知识的同构。

可是，政治学常识并不包含日常生活细节，这就造成了虚构部分的空洞。

如果以我中学时学习的文体来划分，《浪潮》大概属于一篇合格的记叙文。

它在交代事情经过时笔墨分配合理，简洁明快，可是这样的节奏并不适合观众思考。

从这个角度看，《浪潮》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安阳婴儿》获得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我的粗浅认识，“自由主义”就像是行为指南，却缺乏对人的精神关照，它并非全能，所以才需要虚构出某些比现实更加尖锐的敌人，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

这样的虚构其实是怯懦的。

一个中国观众说出这样的话，他可能错了，他只是在极权中日益麻木；可他也有可能对了，因为《浪潮》也许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

他们无法理解法西斯主义，但突然间，他们成了这场运动的一部分。

1967年，在美国的一所高中里，教师Ron Jones大胆地进行了一场实验：他向他的班级灌输纪律性和集体精神。

“很快，事态的发展就失去了控制”，多年后，一位当时的学生回忆道。

Ron Jones束手无策。

时间：1967年4月，地点：加利福尼亚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历史课，主题：第三帝国。

一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Ron Jones不知道如何回答。

下课之后，这个问题仍在Ron Jones的脑子了不断盘旋。

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

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星期一，他站在讲台前，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向他的班级下达命令。

“Jones先生因其激进的教学方式而备受争议”，他当年的学生Phillip Neel说道，“有一次，他把我们分成两人一组，其中一人必须整天遮住眼睛活动，籍此让我们理解，什么叫信任。

”还有一此，这名激进的教师禁止一部分学生，在几天时间内使用教学楼里特定的洗手间。

“他想让我们体会，什么是宗族隔离”，Phillip Neel回忆道。

这名当年的学生现在是电视节目制作人，目前正制作一部关于Ron Jones 实验的纪录片。

玉不琢，不成器 Jones 不仅仅因其激进的教学方式闻名，他同时也是学生的好朋友。

他住在一间树屋里，玩朋克音乐。

但在某个星期一，他命令他的学生，端正坐姿，抬头挺胸直背，双脚平放，双手背后。

接下来的是速度训练：起立，坐下，一遍遍重复。

最后他让学生站到教室门外，等他发出信号后，学生们跑回座位坐下。

Jones记录下了时间， 5秒，无声的5秒。

而做到这一点所需的，仅仅是几分钟的练习。

Jones更进一步。

他让学生阅读文章，接着开展讨论，但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想发言的人必须起立，站到桌旁，先说“Jones先生”，然后才允许发言。

发言时必须言简意赅，口齿清楚。

谁要是回答的时候心不在焉、随便应付，就必须重新回答一遍，甚至不断重复。

Jones 坚持他的原则，并渐渐对结果感到惊讶。

捣蛋鬼变成了榜样，他们的勇于发言，见解独特，答案明确。

回答问题的也不再仅仅是那几张老面孔，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的水准有了惊人的提高。

学生们注意力更集中，听讲也更专心。

Jones原先以为，学生们会认为专制型的教学方式可笑，会抵触，不配合，但结果恰恰相反。

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很简单，意外得简单。

学生也变得更加有效率。

“他是我们信任的老师” 星期二，他踏入教室，迎接他的是一片肃静。

所有人在课桌后坐得笔直，虽然并没有人这么要求。

他们的聚精会神，表情充满期待，没有人交头接耳。

他们在等他，Ron Jones，他们的老师。

他在黑板上写下：“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们认真听讲。

下课时，他用手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先向上，再向下滑出一个曲线。

一个波浪。

Jones把这个手势定为班级的问候礼。

在学校里和大街上用这个手势表明身份，身为这场运动的一份子。

Jones把这个问候礼称为“第三浪”。

浪潮总是以三波的形式到来，最后一浪，即第三浪冲上沙滩时是最强劲的。

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名称和“第三帝国”何等相似。

“Jones先生他是我们信任的老师。

我也参加了，一切都似乎很有趣，感觉是场游戏。

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Neel回忆道。

他当时只是觉得挺这位老师上课很有意思。

相互告发-为了集体的利益 接下来的几天，Jones仔细观察校园里的一举一动。

在咖啡厅、图书馆、体操馆里，学生们见面时用“浪潮”手势打招呼。

这个实验已从教室扩展到了整个校园。

星期三，Jones分发了成员卡，其中三张上有一个红色的叉。

拿到这三张卡的人被委以特殊的使命：检举不遵守“浪潮”规定的人。

随后，Jones又开始“布道”了，从行动，投身集体，一直说到自我堕落。

他被他自己的话感染了，他摇摆于领袖和老师的双重角色之间。

他为他充满干劲的学生骄傲，为他们的成绩骄傲，为他们的团结骄傲，他为他自己骄傲。

紧接着，告密的风潮到来了。

他只委派了3个学生检举批评者和反对者。

结果却来了20个人。

他们毫无保留地告发他们拿“浪潮”开玩笑的朋友，出卖他们对“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

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

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控了” “ 我当时虽然参加了，但应该算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Neel如今说道。

有的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但也有学生从根本上反对这场运动。

“一次课间，我对我最好的朋友说了一个关于‘第三浪’的笑话，结果第二天，Jones先生在所有学生面前提到了这事，从那时起我开始感到害怕。

” Neel清楚，肯定是他最好的朋友告发了他。

“而那时他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

” 当看到如此多的学生为了这场运动毫无保留地出卖朋友，Jones也感到害怕了。

他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来中止这场实验。

但如何才能做到？

星期四，课堂里的人数已从30人涨到了80人。

新来的都逃掉了原本应去的课。

Jones宣布，“第三浪”是全国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政治体制变革。

星期五中午12点，将会由总统候选人正式宣布组织的成立。

学校里也会有相应的公告。

一个奇异的巧合让这个声明更加可信：时代杂志上整页刊登了一个名为“第三浪”的木器产品的广告。

学生们被鼓舞了。

“当时没有人对Jones先生表示一丝怀疑”，Neel回忆道。

“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星期五中午，学校大礼堂。

超过200名学生笔直地端坐在那里，天花板上挂满了 “第三浪” 宽大的横幅。

Jones作了简短的致辞，200只手臂对着他举起，做了“浪潮”问候礼。

这场实验只进行了五天，却是漫长的五天。

“当然”，Neel说，“我也在场，作为外人很难想象，短短几天内形成了何种团体的压力。

” 礼堂内，Ron Jones打开一台电视。

出现的只有雪花。

学生们等待着。

屏幕上除了雪花别无他物。

学生们仍然等待着。

他们已经习惯了纪律和服从。

几分钟后，终于有人问道：“不存在什么领袖，对不对？

”礼堂里炸开了锅。

Jones开始讲话，不再大声、严厉，而是柔和、带着自责：“没错，但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 没有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Jones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Ron Jones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他说得没错。

第二天，学校里笼罩的压抑的气氛。

没有人愿提及这场实验。

“我自己当时陷得不深。

所以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但其他人从此对此只字不提，直到Philip Neel因为纪录片和他们联系。

Neel 在收集材料时得知，许多人感到尴尬，居然如此轻易地被“浪潮”席卷。

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原本不是Jones班上的，但为了“第三浪”，他们逃了原本该上的课。

“那是1967年，他们中许多人当时热衷政治”，Neel解释道。

“他们参加了学运，甚至黑豹（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

他们当时都感到无比震惊，如此轻易就放弃了自由。

” “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 ——Ron Jones某次采访时的回答

转两篇文。

一. 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上一项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由社会心理学家P. Zimbardo在1973年所主导的，他先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22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志愿大学生，进行监狱模拟的实验。

　　二十二位男性大学生，随机地被指派扮演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扮演警卫者都穿上卡其制服，戴上反光太阳眼镜，并配戴有警棍与警哨。

扮演囚犯的学生则穿上棉制工作服，脚穿塑胶脱鞋，并以铁链拴住两脚。

警卫可以各种方法来维持监狱的秩序，但绝对不可以打人。

　随着时间的演变，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渐渐出现，例如：警卫对待囚犯的限制与管束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残忍；他们限制了囚犯的食物供给及休息时间，接着管制不听话或态度不佳的囚犯不准刷牙、不准上厕所；甚至用连坐法及群体的压力来管束特殊份子或不顺从者。

警卫们更不时地设计一些新招式来使囚犯觉得不舒服或耻辱，不仅剥夺了学生囚犯的基本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的自尊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囚犯们也似乎忘了他们只不过是在进行一项心理实验，有些人开始暗自悲伤，有些人出现激烈的情绪起伏，有些人被动地与警卫对抗，有些人甚至想到要逃狱，但就是少有人想到要中止实验。

　原本计画要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由于警卫对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过度投入，情况逐渐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不得不于第六天叫停。

在这一个实验中，大学生只是随机地被指派担任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但在六天的实验中，受试者都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地去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角色。

许多担任警卫角色的学生报告，他们很讶异自己是那么地容易就以控制他人为乐，当他们穿上警卫制服时，就自然地使他们从被动的大学生转变为富有攻击性的监狱警卫。

担任囚犯的学生，则讶异自己只会在情绪上起波动，被动地顺从或反抗警卫的管束及处罚，而忘了这只是演戏。

实验结束：　　 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

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

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

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

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

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

　　 　　 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hun ge xian``````````````````````````````````1.斯坦福监狱实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3NjQ5NTY=.html2.参考影片：死亡实验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510/3.实验证明该片所设计的一周的时间跨度有效合理。

```````````````````````````````hun ge xian``````````````````````````````````二.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作者：孟钟捷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

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

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

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

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

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

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

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

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

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

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

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

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

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

”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

”[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

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

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

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

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

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

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

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

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

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

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

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

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

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

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

[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

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

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

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

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

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

[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

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

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

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

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

[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

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

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

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

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

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

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

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

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

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ß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 S.19. [iii] Winfried Schulze, Vom „ Sonderweg “bis zur „Ankunft im „ Westen “.Duetschland Stellung in Europa.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2002, S.226-240. [iv] Peter Th. Walther, Emigrierte deutsche Historiker in den USA,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7, 1984, S.41-52. [v]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vi] 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in: Journal of Cou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pp.3-16. [vii]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1966, S.22. [viii] 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 München, 1958, S.140. [ix]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x] Hans-Ulrich Thamer, Das Dritte Reich. Interpretationen, Kontroversen und Probleme des akutellen Forschungsstandes.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Hrsg.),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2, S.511.. [xi] Imanuel Geiss, 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 1994, S.191-208. [xii] Helga Grebing, Deutscher Sonderweg oder zwei Linien historischer Kontinuität in Deutschland?, in: Ursula Büttner (Hrsg.):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Bd.I, Hamburg: Christians, 1986, S.2-21. [xiii] Jürgen Kocka, Nur keinen neuen Sonderweg. Jedes Stück Entwestlichung wäre als Preis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zu hoch, in: Die Zeit, 19.10.1990. [xiv] Hans-Ulrich Thamer, Die Erosion einer Säule. Wehrmacht und NSDAP, in: Rolf-Dieter Müller und Hans-Erich Volkmann,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Im Auftrag des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1999, S.420-435. [xv] Martin Broszat u.a. (Hrsg.), Bayerin in der NS-Zeit, 6 Bd., München, 1977-1983. [xvi] Thomas Gießmann und Rudolf Marciniak (Hrsg.), „Fast sämtliche Kinder sind jetzt Weg.“Quellen und Zeitzeugenberichte zur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Rheine 1941-1945, Waxmann, Münst u.a.2001. [xvii] Gerhard Kock, „Der Führer sorgt für unsere Kinder...“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 u.a., 1997. [xviii]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1,2003,, pp.45－62.

如果用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影片就想反驳集体主义显然不能说服人。

我并非是说民主不正确，但独裁也并非就一无是处。

独裁，或者说专政，在特殊时期的效果要远胜于民主，而在相对一般的时代里民主则是更好一些。

所以，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事情，一切都有前提，一切都有参照，人类之所以悲哀，就是总要找出一种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结果，就必然是弄巧成拙。

影片中的悲剧，并非浪潮造成的，浪潮只是一个间接条件，那个孩子自杀的前提是因为家庭，此时一种可以寄托其灵魂的事物突然出现，而后又马上消失，对一个这样本身有着心理缺陷的人是个致命打击。

影片中只不过将那个他寄托在其中的事物表现为一个所谓专制独裁的组织，如果这时他寄托的是爱情呢？

是工作呢？

是爱好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爱情不好，工作不对，爱好不宜？

这不用回答。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前提一定要看当前的环境和一切客观因素，这世上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和百试百灵的方法，失去了前提，什么都是没用。

其实不用多说，那些民主狂们看了这个片子几乎全部陷入了选择性失明的境地，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中对民主和自由的嘲讽。

我之所以给一星，不是因为这个片子不好，只是为了引起一点注意。

实际上我完全可以给四星，从全片来看，此片的导演和编剧非常高明，对民主和专制各打五十大板，同样也各赏五十纹银，这才是这部影片的真正的精髓，看不到这一点，这些民主狂们的狂欢只不过是又一场民主专制，一种专制的民主，不觉得有点意思吗，嘿嘿。

另外，有人可能会以我之矛攻我之盾，既然我说这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情，那我说的这些就不是绝对正确了？

看似不错，实际呢，我已经对我这个结论加上了一个前提，就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是有绝对的，在一定的框架内可以绝对，出了这个框架，就不是。

而客观条件绝对吗？

万事万物什么不在瞬息万变？

所以客观条件都并非绝对，如果非要说清楚这个圈圈绕，那么只有一句话可以，那就是，绝对即非绝对，非绝对即绝对。

说起来看似多余，因为“集体”这个词汇对于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点儿也不陌生，整齐划一的组织生活早已从最初的社交——幼儿园时期就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细节，不提出操运动，连如厕都要手牵手三俩人一块儿赶场的生活状态，还需要怎么诠释集体对于国人的意义？

意识早已根深蒂固。

对于闲的发慌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集体主义的尝试成为了过度自由后的一种必要需求。

《浪潮》之所以成为这么一部引人反思的片子，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基于个体的人在面对集体巨大力量所产生的不可控制性上。

故事来源于1967年的某次真实事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名叫荣•琼斯的高中历史老师鼓励自己的学生组织成一个类似希特勒青年的班级团体，以此来向学生们阐述什么才是真实的法西斯主义。

这只是一场模拟而已，谁都没有当真——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故事情节大致和现实相当，只是地点从美国换到了更意味深长的德国，在一个曾经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国家再次运行这样一种方式，难道还会有人鸟吗？

历史怎么可能开倒车。

富有魅力的文格尔老师在非自愿的状况下承担起“独裁统治”课程的教授，突发奇想地在自己的课堂上小规模地模拟纳粹团体的实验，而这班纳粹养成试验的后果，恐怕远远超出了老师原先的设想。

电影中集体主义下的众生相是最大的亮点之一。

任何心计和小算盘都可假借集体之名而得以行进，任何卑微之人也能在这块招牌下得以庇护和虚势的状大，而任何胆敢有丝毫违逆这个集体意志的分子也会坚决而毫不留情地给予剔除和排斥。

文格尔老师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通过建立权威，设定“浪潮”组织，统一服装和整齐划一的动作——总而言之，将个体放置在一个必须使他们服从的种种限定的集体中，这种划一和服从权威的组织作风开始划清界限，排除异己，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专制的前奏。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文格尔老师从语言到服装的统一上建立了初步的团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令人震惊：每个团体中的人都自觉地维护并加速了这种集体趋于独裁的倾向。

女孩卡罗并不是不乐意穿上统一的白衬衣，而仅仅是不期望被强迫性选择这唯一的选项而被集体排斥，甚至她的小男友也被告知要避免传染——集体，容不下私意。

而个人以为电影中那位弱者蒂姆的形象是最意味深长的，弱者某种程度上渴待在专制的奴役下给予他无法替代的虚拟的安全感与荣耀感。

正因为此，在这场荒诞的试验即将结束时，令文格尔老师和在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悲剧的发生，正是基于集体意识所导致的失控状态。

看完《浪潮》后再翻各路论坛上文艺青年们的讨论，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众人纷纷表示讨厌女主角卡罗，原因居然和电影中“浪潮”组织所列举出来罪状如出一辙，仿佛他们忘记了刚刚自己看过的是怎样一幕剧。

这从另一个角度彻底反映出集体无意识给人思维的巨大影响，这种潜意识里的举动正如同参与了“浪潮”团体试验的人一般，毫无觉察地走向了偏见和极端的深渊。

以集体的名义这样的借口，非常的正当，显得很理直气壮。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如何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首要的是确立不同的组织。

种族，信仰，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划分不同阶层和组织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这些方式一旦被推进到核心不可动摇的位置，加以强制和硬性的手段，确立了特有的标榜方式，集体就打造成功了。

第二步，则是划分界限。

之所以这个人在这个集体而不属于那个集体，只是因为他持有不同的观点，他秉承独特的处世方式。

那么，如果这个个体希望能够有自己的观点，渴望获得一些自主的决定权来表达异议，他会发现这是大逆不道之举——因集体所产生的公共意识和利益，是不允许得到质疑和改变的。

如果拒绝和违逆，下一步就是出局。

在大多数卑微的个体抱团成一个庞大的集体后，产生的虚幻感十足的强大膨胀力度惊人。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整齐划一所带来的：因为你与众不同，所以要与你划清界限。

因为我们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剔除你这个异端；甚至，最终要消灭你。

这种状态会发展到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

最近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高速路拦车救狗事件算得上是电影集体意识的一个现实应用的缩影，争论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标榜良善的观点，而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一部分自愿者和爱狗人士在此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意识导致的极端倾向。

他们——虽然常人试着尽量理解他们的爱心和道德制高点——会切齿仇恨自己的同类，而这仅仅是因为有人胆敢与他们秉承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相左，与他们的集体意识相背离。

这种仇恨仅仅是因为旁人并未顺应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个人意志被精心打扮加工，加以光鲜的修饰，打造成至高无上的集体意识。

反对他们的人，则是对那一个集体权威的挑战，是绝不可以容忍的。

正因为基于对这个集体的维护，可使用任何必要手段，足以逾越任何法律、常理，即便是发展成各种极端甚至暴力的行径也会在自诩过于优人一等的集体意识大旗下美化成良善的象征。

统一和规范思维形态坚固了庞大的组织，发展了集体意识，而每一个个体在这种狂热的添砖加瓦中却恰恰丧失了自我，将其融入到巨大的不可控制的洪流中。

这种融合导致盲从，而人人在这种集体职责性的扩大化中找寻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的归属感。

正如文格尔老师在最后阶段所说：“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却伤害了他们，而且更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这种优越性促使人们做出自认为优于常人的举动以试图改造异己，多半伴随着强制手段——而这往往是暴力的前奏。

历史的悲剧就是如此反复，而认为永远掌握了真理的活在当下的人民，毫不自知。

拍摄于1955年的被公认为揭露纳粹暴行的杰出纪录片《夜与雾》中说道：“我们假装这一切只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一次。

”自以为理智和清醒的个体往往在抱团成集体意识时最容易陷于非理性和狂热的浪潮，而无论这个集体阐述如何光明的意义，极端和偏见所引发的后果都是完全一样的——最终以暴力来排除异己，无论是何等名义。

伏契克说，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千万要警惕。

五天成为优秀纳粹《浪潮》中讲述的就是这么个故事，根据1967年在美国加州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其中运用的传播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在课堂上，学生最初只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浪潮，当这个活动达到了相当的规范程度，很多人开始认真起来的时候，活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从活动浪潮本身出发分析整个活动的发展状况。

一、活动“浪潮”的宣传模式产生背景分析：社会产生“浪潮”的机制（德国历史背景）运用的传播学原理：群体传播首先这个活动存在于一个班级中，有群体基础（属于基础群众），其中有一个核心领导人（文格尔先生）能够确定活动的主要方向（虽说后来无法控制），为了共同的目标使群体更有亲密性。

规范拥有一个组织包含的元素；如统一服装；组织内的礼仪规定（如经允许才能发言，发言要起立）；还有学生座位的调整，让集体感增强。

符号化浪潮的标志（波浪形图标）、服饰（牛仔裤白衬衫）、手势（波浪形问候）。

职责分配蒂姆主动承担起了建立网站的任务，传播手段分为群体内部传播，巩固活动主题、群体意识；群体向外传播，对于不参与活动的人集体排斥，形成压力，使非活动成员出现从众行为。

大众传播（席卷全社会）传播行为会增强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反作用于传播效果，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整个社会进入浪潮之中。

政治活动的魅力存在于领导者的号召力和激发群众凝聚力的举动，所以在赖讷决定成立微型“第三帝国”的时候规范班级学生的行为，为了让他们感受集体的力量，让他们全部起立、踏步，当学生体会到仅仅是简单的踏步也能引人注意和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越发热爱这个组织，进行群体内部传播，并下意识得在课程以外的时间在整个学校乃至的进行宣传（群体向外传播信息），自豪感是他们的动力，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时，这个组织在不需要领导者文格尔先生的情况下自觉发展，直至不可收拾。

在活动当中，领导者赖讷强调严肃性，使群体提高对其的认识，便于信服该活动和领导人。

当电影最后赖讷想要结束这次活动的最后演讲，起到了空前的拥护，这源于演讲的魅力和群体意识增加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效果，所有个体被群体意识控制着忘记了自己本身。

二、人物分析蒂姆、红衣女孩、凯文。

看电影的片段1人物分析：①蒂姆--浪潮活动的忠实拥护者。

人物背景：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中学生，和家庭原因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 。

首先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是很受欺负的样子，并且为了得到一种群体归属冒着危险送给他所谓的朋友一大包大麻，这个细节强调了蒂姆的孤独感。

传播输入的过程：接触通过课堂，没有质疑得完全接受。

注意深入配合领导者（主动发言），得到认同后更加信服组织。

兴趣感受自身在活动中有价值的体现，成为活动的传播源理解信服-对于整个活动有着非理性的狂热，并且不顾生命危险在建筑工地上画了浪潮的标志。

决策行为主动为浪潮制作网站，并且自觉自愿成为文格尔先生的保镖，成为领导者最最忠实的拥护者强化巩固在受到文格尔先生的称赞时倍受鼓舞。

在文格尔先生将大家从狂热状态拉回到现实时，击破了蒂姆的梦想，使其失去安全感，蒂姆的自我需求被剥夺后，出于自身保护的心理，做出过激行为，拔枪要求文格尔先生承认浪潮依然存在，当要求不能被满足的时候，自杀。

蒂姆需求活动，因其自身不自信孤独，只有融入于一个活动之中猜能获得安全认同归属感，当一切真相暴露，心理底线击破，无法接受。

②衣女孩（因为要求穿白衣服的时候穿的红衣服）--浪潮活动的反对者。

人物背景：有着良好的家庭，有男朋友马可尔，还是话剧团的中心人物，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一开始对于活动就是抱着游戏的态度，始终保持理性（在上课后不光觉得这个课有趣，还发现了其可怕性）。

在没有统一着装的时候受到群体的排斥，但因为自身的自信，不被其他人的观点左右，即使是男朋友马可尔的劝说也完全不起作用，马可尔所运用的说服理论应用像红衣女孩这样自信的知识分子，当没有绝对的说服力的时候，更何况红衣女孩已经当时对待浪潮是敌对的态度，起到免疫效果，所以更没有作用。

在反对浪潮的期间，运用传单方式让更多人认清浪潮活动本质，甚是在比赛现场人多的时候发放传单，致使发生流血事件。

③凯文在初期抵抗活动，但因为群体压力，周围朋友的劝说等原因，盲从了这个活动。

当凯文离开班级时，他的朋友们也了他，使其对自身的认同感骤降，虽然本人仍对此活动存有否定存疑态度，但迫于群体压力，被迫顺从，自我直觉被抑制，在这个过程中，凯文朋友对其的说服有着暗示、感染的传播手法，对其有效。

2009/4/20 传播学小作业一枚

关于《浪潮》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

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

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

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

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

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

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

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

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

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

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

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

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

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

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

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

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

“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

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

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

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

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

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

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

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

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

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我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那么聪明的德国人曾经为什么会对希特勒如此着魔，而对于这个问题，我总是试图从希特勒身上寻找答案，一个人要多么能说能忽悠才能让无数聪明透顶的人从内心里把你看作领袖呢？

何况希特勒人长得不帅，家庭出身不好，也没有个名牌大学的牌子，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哥们儿找个老婆都不大容易更何况建立国家，一边儿玩去吧。

看了这部德国电影，我才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答案，因为我找错误了方向，党卫军和纳粹的横行不在于希特勒，而在于你我这些普通的人。

昨天看《west wing》有一段话讲到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一直跪着感谢神，别人就问他谢什么，他说他要感谢神没有让他变成纳粹。

看完这部片子我才知道，如果在那个环境中，还没有变成纳粹，那的确是要感谢神的。

因为，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我在那个环境，我会毫无疑问成为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

片子的开始我是以一种非常调侃的心情去看的，每天上课前统一喊老师好，上课不被允许不能乱讲话，讲话之前要举手并且起立，统一服装，统一手势，甚至有统一的logo，网站，彼此要团结，行动要一致，集体主义大于一切，强调纪律性和规章制度。

Sounds familiar？

慢慢的这种统一和集体主义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统一和集体主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统一和集体主义的背后强烈的排他性，铲除异己，盲目膜拜。

also familiar? yes，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

我本以为法西斯主义早已还给上个世纪，我也如那些孩子们一样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早已消失殆尽。

然而五天的教育，仅仅五天的教育就打破了我们的幻想，原来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从没动摇过，这就是你我，我们就在那里，为法西斯主义做好了一切准备。

想想我们有没有抱怨过生活不如意，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爱，生活无聊，工作学习没劲儿，到处都是不公平的事情，人际关系淡漠等等，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集体里，看不到贫富差距，看不到成绩好坏，看不到你是不是长相出众身材翘楚，看不到你是不是数学好语文差，并且在这个集体里，大家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共同对付集体之外的人，无论做什么，你都会感到“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想不想去这样一个集体里？

i have to say it sounds familiar too（没办法，德国人的电影和美国人的电影差别就在这里，胡编乱造的水准差别太大了，我不是诋毁好莱坞大片，我是好莱坞大片的狂热追随者)。

你看看今天的网站，圈子，小组，共同话题，大家拼命的寻找着共同点，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缺乏归属感，我们终归都是孤独的孩子，我们终归都认为自己站在社会的边缘。

然而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也在寻找，寻找一种归属感，在那里没有人因为我们贫穷，读书少，说话粗鲁，太胖，不漂亮，出身不好等等问题而瞧不起我们。

我会常常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而感到沮丧。

然而感谢神，我们始终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集体。

因为团结和集体的下一步就是排他。

排他的下一步就是独裁，独裁的下一步我就不废话了。

昨天看《west wing》讲911的那一集非常的棒，总统的小黑助理说为什么很多人会当自杀式炸弹呢？

他们大都生在贫民窟，没吃没喝没衣服穿没钱花，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的时候何谈尊严，所有没有的东西，在恐怖组织里都能够找到，这就是为什么总会有为自杀式袭击乐此不疲，那是他们的归属，是他们心灵的家园。

那里他们不仅有吃有喝，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自己的尊严。

我很理解最后自杀的那个孩子tim，浪潮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让他生活的更有尊严，让他找到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得到他人的认同，如果浪潮结束了这一切就不存在了。

没有尊严和社会位置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

我想这就是当初希特勒给德国人的吧，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位置的下降让很多人的社会认同感和尊严感下降，他们急需被重新认识和定位，希特勒恰逢实时给了他们这个心灵的家园。

不同的是，法西斯主义永远不是个游戏，忠于集体也不是个游戏，在你今天高喊xx万岁的时候，你或许没想到明天就要为他而杀死很多无辜的人。

人是精妙的动物，人们的情感由于不同的经历不尽相同，然而心里总有根更够共振的弦，不论你生活在东方西方，不论你是穷是富，不论你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悲哀的。

我们又有多么坚强的心让自己内心的弦不被利用呢？

如果有一天你出门还能看到很多自己内心有些厌恶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还能遇到些你认为思维方式非常人化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听到很多奇特的言论，如果有一天你还能为周围的人事而吃惊的话，那么感谢神，我们离纳粹还远。

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实现，但是多元化却是必须，多元化需要你我更宽容一些，给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事一些空间吧。

因为正是他们的声音阻止了法西斯主义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