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入侵

第一次听说《野蛮人入侵》，是在两年前的上海电影节，当时它是大热之一，最后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时隔两年，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上映，本片目前却仅收获了67万的票房。

实际上，与许多观众的预期不同的是，这并不是一部平淡晦涩、难以理解的文艺片，而是一部光看外表就已足够好看的“混类型片”。

导演陈翠梅在片中运用了元电影的“戏中戏”形式，将动作片、悬疑片的类型元素融入角色的生活日常，并在其中发掘出不少反类型的、具有“破坏性”的颠覆创意。

那些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时刻，则让影片变成了一场妙趣横生的与观众的对话。

影片以马来西亚知名女星李圆满（由陈翠梅自演）艰难的带娃一幕开启。

李圆满曾是顶尖的一线演员，却因婚育而暂停事业。

直到婚姻破裂、离婚后成为单亲母亲，她才终于试图找回自己的事业。

为此，她决定在好友导演的“东南亚版《谍影重重》”中饰演女主，重返影坛。

在“带娃进组”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为达成“不用替身全程真打”的宣传噱头，李圆满被拉到了当地的武打俱乐部进行艰苦的武术训练。

在一个月习武的过程中，她逐步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同时事态却发生巨变——她被迫要求与前夫祖力亚搭档演出，拒绝后儿子宇宙又在街头被人绑架……电影后半段，我们能看到这个不准备出演动作片的女演员，却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不断武打与逃亡的动作片，直至更突然的反转降临。

《野蛮人入侵》的情节冲突、戏剧张力，一直围绕着“野蛮人”、“入侵”这两个词做文章。

其一，入侵李圆满生命的野蛮人是她的儿子。

片中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名言：“每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年幼无知、没有规则意识的小孩，未经社会驯化，几乎能第一时间在每个场景里制造混乱。

尤其宇宙突然失踪的一段戏，足以见得小孩对母亲生命的“入侵”，甚至成为其生活中最不可控的因素。

每个父母的人生，都分“带娃前”与“带娃后”。

立业、成家、带娃、育儿，每个环节都充斥艰辛。

即使像陈导这样年少成名的导演，亦不例外。

她如此分享道：“怀孕生产后，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身体变成了一片废墟，健忘又疲惫，工作被小孩干扰，电影计划不断延后，最终取消。

小孩三岁前，我都活得狼狈不堪。

成为母亲后，我才发现作为女人的各种不平等待遇。

这是我创作《野蛮人入侵》这部电影的起源。

”近十年无长片作品的原因、育儿时遭遇的困境，构成了《野蛮人入侵》的创作表层。

从李圆满的视角，影片不断展露出她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细致入微的关心、孤注一掷的营救。

但“母爱”绝非影片的讨论重点，重点反向在于儿子对她事业与生活的干扰，两者付出关系的不对等。

有孩子后，李圆满更加迷茫于自己的个体认同。

这是相较于大部分母子关系的电影，鲜少被拍摄出的内容。

借李圆满之口，陈导输出了自己对于社会强加给女性“母亲”身份枷锁的思考：“孩子不是我的作品。

母亲只是孩子来到世界的通道，类似于某种更高级的3D打印机。

”李圆满在怀孕时遭受到了异样的眼光，就连陌生人都会触碰她的肚子。

未出世的孩子成了怀孕女性的“代言人”与“母亲”身份的赋予者，反而伤害到了她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

其二，野蛮人是作为女星的李圆满从未接触过的那些人，同时也是她自己。

武术俱乐部的教练与同伴，街边与山林里的佛教师傅，绑走孩子的罪犯，来自缅甸的偷渡客。

他们不由分说地入侵到李圆满的生命中，赋予她全新的行为与身份动机：零基础学武的落魄女星、想重新掌控自己人生的迷茫者、身手不错但仍被暴虐的打女、抹除记忆与社会身份的难民。

李圆满的人生，因为不断地被这些不常规的野蛮人入侵，让她感受到生理上的疼痛与心理上的刺激，迫使她本能地去寻找自己是谁。

片中，李圆满不解“自我”为何物，被教练当面打了三拳。

每一拳教练都会问上一个问题：“是谁在挨打、是谁在痛、是谁在躲”。

意识到“自我”是自己身体本能反应的此刻，她才知道武术的本质，是用心去相信自己的身体，再用身体去表达自己。

通过不断用身体去感知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使之成为身体性的经验。

人这具身体经历的当下、所做的反应，即是“自我”。

尼采关于权力意志与身体间关系的解读，也许能解释佛教师傅对李圆满说的那句“身体不是灵魂的监狱，灵魂才是束缚身体的囚笼”。

他认为，权力意志集中体现了身体与意志的同一关系，其并不先于身体，而是揭示出在身体及其行动中爆发出的生命力。

相比于那些一遍遍强调灵魂比外在身体更重要的电影，《野蛮人入侵》给出了一种反向理解的可能：也许我们的身体与意志是同一的，且身体才是我们接触、感知这个世界的源点。

不谈职业、姓名、性别、身份，你到底是谁？

最后，李圆满戏中的角色，同时也是李圆满自己理解到：野蛮人即是她自己。

她经历的武术学习、形形色色的“野蛮人”，逼迫自己在反复自问中意识到了“自我”，而这个自我是不为社会规范所容纳的。

如陈导所言：“所谓的文明社会，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

而我想做那个‘不文明’的野蛮人。

”

其三，野蛮人是电影制作本身，也是电影采取的“戏中戏”形式。

在片场，导演、导演背后的监制与制片人、塞钱入组的演员、前夫祖力亚、“戏中戏”里的剧情设计，对李圆满来说都是一场接一场的入侵。

围绕一部电影是被如何制作而出的，电影刻画出了片场的诸多变化，以及李圆满不断被冲击的尴尬境地。

我们在情感上与她产生共鸣的同时，电影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

李圆满在寻儿时被壮汉猛击头部，落水后失忆并陷入巨大的威胁之中。

这整段都是戏仿自《谍影重重》，马特·达蒙饰演的患有极端记忆丧失的男主角杰森·伯恩，试图在逃避情报局追杀的同时发掘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我们看到，李圆满在失忆后，已经回想不起自己有个儿子。

她体验的是与阿南（前夫祖力亚）惊心动魄的爱情，又迅速随着阿南的被杀而返回现实的片场。

这是对李圆满现实生活（离婚、无法妥善带娃）的投射，同时也是通过电影完成一次设想：如果你在电影中，被剥离李圆满这个社会身份，失去了孩子与前夫的记忆，成为没有身份的人，你感受到的“自我”是什么？

这也是影片在开篇点到、又在结尾回扣的内核：“年轻时电影是一切，年老时一切是电影。

”宫本武藏借用刺眼的阳光，在与年轻人比武时获得胜利，因为他已把生活中的一切视作为剑。

导演戏称自己也如此，电影不再是自己最重要的事物，生活本身才是。

与之相对的，生活成了电影的驱动器。

《野蛮人入侵》最出彩的一点就在于此。

它不是一部直白告诉你何为“戏”、何为“戏中戏”，将界限鲜明划分的元电影。

它弥散掉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一如阿萨亚斯的《迷离劫》与黑泽清的《第七码》。

因为电影从来都是我们可以短暂离开现实、离开自我身份的艺术形式。

陈导没有把拍电影这件事放在多重要的位置，而是把拍电影的过程、自己的生活与习得，视为“一切是电影”。

“戏中戏”仿佛真实发生，又在部分细节中让你感受到它的不合理，直至最后的突然揭晓。

观看时，你也许还能大致分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戏；但在看完后，反而发觉全程都看似散落、实则黏连在一起，完全无法分开叙述。

所有的一切，都是角色自我剖析的心理片段，被呈现在银幕之上。

陈导的野心很大，她通过身体探索“自我”，引向一场心理的剖析之旅，唤起的是对于社会与个体关系的思考。

同时又处理得很轻，如果不以上述解读去观影，你完全可以当它是一部打破既定类型定式的“混类型片”，直观上感受到怪异、有趣，就已足矣。

无论是被前者所打动，还是因后者而回味，它都堪称是一部放在院线环境中，够异色、够不同的作品。

也希望在排片不多的当下，能有更多人别错过它。

我刚看完电影的时候，确实觉得挺失望的，甚至有点生气。

但是很快就和解了，我知道是因为来之前预期太高了，宣传语“女性力量、女性身份、女性困境，先锋的女性表达···”让我非常兴奋，而且我还注意到了迦梨，这位迷人的凶恶像女神的身影。

我期待这位女性导演给出某种启示，某种不一样的答案。

但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导演拍出的比一般电影好看不少的正常顺直电影，其实没什么，完全不应该被批评，还是应该被夸赞的，我真的同意。

我觉得这是值得一看的电影，我推荐，但同时，我不同意一些急于维护导演的人，认为指出影片的厌女倾向是对导演的攻击，好像作为一个母亲的女导演奋力拍电影就自然是个女性主义者，这是混沌胡说，所有成为母亲的女性在生活中挣扎沉浮的是女性，而能辨认出自己身上的厌女倾向的人，才可能是正走在女性主义的路径上。

这点我是认同上野千鹤子的。

被指出有厌女倾向不是攻击，挺多是提醒提示，因为这个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倾向，我们似乎可以说，厌女才是“正常”的，不厌女是要学习的。

我自己就非常厌女，小时候会因为别人说“你跟别的女的不一样”而沾沾自喜，“如果这个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女的参加的话，就让她去吧”，我以这种方式获得性别的红利。

陈翠梅是非常优秀的导演，她确实没有要去拍一个“女性电影”，但我真觉得不应该把所谓正确的性别意识压给别人，因为，其实发现自己的厌女倾向并且与之斗争的女女男男都是因为发现了自己被自己的“厌女症”损伤到了，想要解脱出来。

我曾经是恐弱，太好强，在情感伤害之后不肯承认自己受伤了，非要说“都是我要的，都是我应得的，都是我能承受得了的”，但是我明明在被各种念头折磨。

哈哈，这就说到这个片子里我可能最受不了的一句台词，大概就是导演的助理问导演，小满姐为什么那么恨前任，导演说，那不是恨，她还爱着他吧。

这种无视女主本人的强烈表达，非要用大词掩饰伤害，就是，真的，挺让人难以接受的。

但是这很普遍，这很正常，这是电影艺术。

谢谢，抱歉，不要打我哈哈。

我只是想说，厌女没关系呀，我也厌女，不要怕被说是厌女的，从这里可以开始走条修复自己的路（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

8月10日，马来西亚电影《野蛮人入侵》在中国大陆上映。

早在2021年，本片就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当时已有不少观众称赞该片形式上的创新。

影片融合动作、女性、迷影等丰富元素，引起了小众影迷解读的狂欢。

陈翠梅这一名字，慢慢开始在影迷圈传开了。

然而，陈翠梅在收获赞誉之余，也引起了争议。

近期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女性导演享受到了非常多红利”“男性导演反而少了机会”的言论，让部分国内观众感到不适，他们批评导演误判了当前电影行业的现状。

陈翠梅在随后的道歉回应中称“当时的表达由于脱离了一定的语境，表达也不够完整，看起来的确引人误解。

”国内不少业内人士出来为她辩护，但依然有部分观众表示不能认同。

南都记者在采访陈翠梅的过程中留意到，她是个经常自我怀疑的人，有点不善言辞的她，言语中常用“可能”来让事情不那么绝对化和留有余地。

她的坦诚时常让她暴露自己的局限，同时她的开放，也让她愿意去听取和吸收反对者的批评。

在她近期的豆瓣动态中，我们看到她在跟善意的中国观众虚心请教。

比起部分批评者剑拔弩张的训话，陈翠梅的谦和显得优雅和可爱。

对一个创作者而言，比起表达某种“正确”的主义，真诚也许才是他们更重要的品质。

01“我其实是个‘矛盾体’”南都娱乐：有人评价《野蛮人入侵》是东亚版的《芭比》，你对这个称号是否认同？

陈翠梅：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的电影会被叫东亚版的《芭比》，可能是因为上映时间一前一后，并且导演都是女性。

我觉得好像很难拿来比较，我的电影反而可能跟《瞬息全宇宙》形式上有点像，它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手法，把一个家庭里面分裂的情感当作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事情来拯救。

南都娱乐：你说过《野蛮人入侵》是部很私人化的作品，是部“私电影”，目前很多中国观众用了不少概念术语去解读，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被概念化？

陈翠梅：我讲“私电影”时不代表我讲述的都是我的个人事迹，可能因为我自导自演，导致观众误以为主人公李圆满就是我。

的确，我在表演中有一些自己生活的小细节，但是大部分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很多已经成为母亲的演员朋友，从她们的一些生活状态，还有事业上的转变来取材。

“私电影”是我拿来思考的一个工具，它不是为了达到商业目的，有点像写散文，用一篇比较思辨性的文章来讨论一件事情。

我没有想要拍自传性的作品。

我构思这部电影先是以一个玩笑为契机，它先是一个玩笑，然后再是一个类型片。

这部电影的主题可能是写到第三、四稿才出现的。

我一开始根本不是想讲关于“寻找自我”的主题，是到了后面才慢慢落实。

毕竟创作时还是在很平实地生活，所以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一些新的思考就会带入电影创作里面。

我从2019年7月开始写剧本，有一个故事大纲，到2020年1月的时候，已经大概成型，后面只是改动了一些细节，大概花了6个月。

南都娱乐：中国观众特别关注你在电影中女性主义的表达，也期待你对女性议题发声，中国观众的这些反应跟马来西亚观众是否相似？

不相似的话，有没感到错位感?陈翠梅：在马来西亚其实很少有女性主义的讨论，我们那边讨论的一般是阶级问题或者是种族问题。

中国可能是这几年女性议题特别热，大家好像特别渴望看到比较强大的女性导演和女性电影。

马来西亚观众的关注点可能在电影中演前夫的男主角阿南，他本身是一个在印尼跟马来西亚都非常有名的男明星。

观众也会关注我的打斗戏，大家会比较惊讶于我突然拍了部打戏，他们在电影的类型讨论较多。

大家渴望某一种女性导演的形象，当这个形象不符合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失望和错位吧。

但我自己倒不会有错位，我反正一直就是这样的，纯粹地拍自己想要拍的东西，这个可能跟我的整个文化背景和成长经验有关系。

我也不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人，在大家的眼里我老是“吓人一跳”，不太循规蹈矩。

我鼓励他/她们的激进表达，但我不希望他/她们去限制别人。

导演本身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这个因素不可控。

南都娱乐：目前电影行业女导演还是偏少，你在近日回应争议的说明中提到对“女导演”这一身份感到怀疑，更希望自己作为导演被认可，你这种试图“去性别化”的心理是怎么来的，能否再展开说说？

陈翠梅：可能是早期我开始拍短片的时候，有人会说我的电影是女性主义电影，我挺疑惑的。

后来我拍了部没有女性，只有四个男人主演的短片叫《蘑菇兄弟们》，观众却说这是部特别女权主义的短片。

后来时间长了，我就接受了别人对我的各种评价。

我觉得很多女导演不太有自信，或者是觉得外界对她们不公平，大家应该要多鼓励她们拍更多元化的电影，无论是商业片、类型片、文艺片等等。

女导演可以不用针对自己的性别限定题材。

南都娱乐：在工作中有没有哪一刻，让你切身地体会到男女导演的差异？

陈翠梅：一直都有。

我觉得女性导演可能更容易理解他人，更容易共情，甚至更愿意付出。

但这些特质有时候并不是好事，很多很聪明的女孩子已经非常有才华了，早已具备当导演的能力，但是她们不太愿意站在前面，反而比较愿意服务于他人。

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的女导演出来拍，而不是去对抗什么。

我自己是个“矛盾体”，也经常自我怀疑。

有时候我看到某些男导演，他们的剧本也不一定比我好，但是比我更有自信，我也很诧异。

我们似乎太过认定导演是很强势的、有领导力的人。

很多人看到我时会觉得，陈翠梅怎么一点都不强悍，没有一个导演的样子。

很多人想象导演的样子就是很男性化的、很强势的人，一站出来就特别有气场，他的话可以震住全部人。

我可能比较傻，常常乐呵呵的，会一直笑，看起来不是大家想象的导演形象。

有时候，我会鼓励年轻导演不一定要假装很强悍，不需要去表演成一个导演的样子。

哪怕你本来就比较害羞的，那也没关系。

我们要打破大家对导演刻板的期望和想象。

南都娱乐：可以推荐一些影响过你的马来西亚女导演吗？

陈翠梅：马来西亚比较重要的导演都是女导演，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们的确没有对女导演不公的现象。

我刚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女导演叫雅丝敏·阿莫（ Yasmin Ahmad），名字的意思是茉莉花，她已经过世了。

雅丝敏·阿莫拍了特别多社会议题的电影，尤其是关于种族之间的不公平。

她的电影里，有五六部可能都在谈论异族恋，就是华人跟马来人之间的误会。

她本身是一个很独特的人，说话特别多争议，但是人又特别可爱。

她心有大爱，她其实有点像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电影里面的人。

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穆斯林马来人女导演，她虽然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她说话特别大胆，特别搞笑。

我的第一部重要短片叫《丹绒马林有棵树》就是找了她赞助，她是我的一个恩人。

雅丝敏不单只是对当时马来西亚导演具有启发性，（后来）有很多导演模仿她的东西，她的作品常常表达：虽然马来西亚有各种种族之间的不和谐，但是可以用爱来解决。

我们那边有名的女导演还有好几个，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最有名是雅丝敏，然后另外一个拍商业和爱国电影很成功的女导演，她叫舒米·巴巴。

她也是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新浪潮时期的导演，在马来西亚电影历史上非常重要。

马来西亚女电影人的地位好像确实比较高。

前一阵子那篇不断被引用的采访，谈论的内容是有特殊的情境，是在国际电影节的语境，尤其是欧洲电影节。

电影节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地方，他们会放大少数人的声音。

这个圈子游离于真实世界之外，比较“真空”。

现实中不是那样的，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单只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我自己也经受过种族的不平等。

02 主角名源自香港武侠剧南都娱乐：我留意到主人公经常以东南亚来指代自己生活的地域，而不是只说马来西亚，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你电影中的一个设定，还是说背后代表了马来西亚人的普遍观念？

陈翠梅：东南亚以前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国界，它就是马来群岛。

这些马来群岛的人，可能来自婆罗洲，可能来自爪哇岛，可能来自苏门答腊岛，然后来到马来半岛。

人们可以很自由移动，国界没有那么清楚。

一直到了欧洲人来殖民之后，才清楚地划分界限。

在此之前，人们的流动性很大。

现在电影业也开始有很多东南亚合拍片，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故事放在整个东南亚。

比如我的这部电影就是菲律宾制片，泰国制作后期等等。

现实中我们大家一起合作的，拍电影时，电影里（地域观）就会辐射到东南亚各地。

南都娱乐：不过你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意味着连接东南亚各国的不是语言，而是历史上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以此来构建想象的共同体连接彼此。

可以这么理解吗？

陈翠梅：对，我们一起工作都是用英语，只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懂中文。

这也是比较难的地方，因为当他们要建造一个东南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比较难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

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欧盟他们也是会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

南都娱乐：《野蛮人入侵》和你致敬的《谍影重重》，两部电影都在探寻自我的身份，而你的电影中夹杂着很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武术，创造这么一个文化熔炉的语境，是不是加剧了主人公去探索“我是谁”的难度？

陈翠梅：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是马来西亚人、华人和印度人。

马来人可能有70%，华人可能10%左右，印度人可能10%以下。

因为马来人是执政党，所以马来西亚很多国家政策或者国家的文化是以马来人为主，华人是被边缘化的。

在这些年里，华人要保障自己的华语教育，其实都是非常艰难的，反而是这种很艰难的情况，大家特别捍卫自己的华人身份。

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是非常强烈的，一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直接说我是华人或说是中国人，会对中华文化特别骄傲。

文化熔炉反而催生了非常偏激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越混杂的情况下，华人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意识）就会强化。

南都娱乐：主人公复杂的文化身份设定算是你对马来西亚社会现况的探索吗？

陈翠梅：我其实没有往这个层面做探索，可能电影里面有表现出马来西亚的复杂情况，但是老实说，这并不是马来西亚真实的样子。

比如，在马来西亚，如果一个华人要跟一个男人结婚，她必须皈依回教，但在这部电影里我避开了。

在这部电影里，前夫的名字故意取了一个不是穆斯林的名字，一个马来人竟然没有起一个马来人的名字，马来西亚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主角李圆满不是回教徒，如果她嫁给一个马来人就应该是回教徒。

就连小孩子的名字也刻意避开，比如不能叫“宇宙”（电影中主角孩子的名字）。

我没有太深入地去拍这一方面，如果牵涉到种族和宗教，那个才是真的复杂，那样的话，我就很难再去谈我自己要谈的东西了。

雅丝敏·阿莫（Yasmin Ahmad）的电影常常谈宗教种族的问题，她尝试以“异族恋”来作为一个契机，讲述马来女孩跟华人男孩的爱情故事，而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华人很难接受自己的小孩变成回教徒。

南都娱乐：主人公在戏中戏时失去了记忆，同时失去了身份，然后被周围的人误以为是缅甸难民。

电影中把失去身份和缅甸难民勾连起来，如此具象，这里面想透露点什么吗？

陈翠梅：我在谈论寻找自己的时候其实有几层。

主角一开始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完全是被动的。

接着她被导演安排被师傅磨炼，师傅打她一拳，让她才意识到那个最原始的自己——身体的本能，就是要生存下去的自己，找到对身体的控制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最原始的方法。

在下一个阶段，她虽然还有身体的记忆，但是没有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当她一睁眼看到缅甸难民女孩来救她时，这个女孩跟她说话、安慰她，她就以为是跟缅甸难民一伙的。

而且她在胡子杰（电影中的角色）导演的电影里面曾经演过缅甸难民，所以她会把以前演戏的经历跟现在的处境连在一起了。

在现实社会里，马来西亚十多年前（可能一直到五年前），一直有难民问题。

但难民问题不是从缅甸开始，我小时候住在海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有越南难民，他们来投靠马来西亚。

越南难民上岸之后，他们就会烧毁船，现在海边还遗留着船烧成炭的“龙骨”。

这是一段很特殊的记忆。

南都娱乐：主人公名字叫李圆满，她最后受到了宗教启迪，这个名字是否有什么特殊寓意？

陈翠梅：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小时候看的香港武侠电视剧。

我最喜欢的一部叫《越女剑》，我小时候看的那一版是李赛凤演阿青，当时我非常喜欢她。

因为李赛凤的英文名字叫Moon Lee，所以我的电影主角就叫阿Moon（与“满”同音）。

一个人打一百个人，这是女侠客的感觉，（Moon Lee）也是我最早的偶像。

03 马来西亚电影最大的阻力和助力是人才外流南都娱乐：很多人称你是马来西亚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你觉得自己放在马来西亚电影中“新”在哪里？

你觉得自己给马来西亚电影注入了什陈翠梅：我可能在哪里都是个另类，我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不是所有人都认识我，可能有一些人被我启发。

我拍的东西可能很不一样，它不是主流电影，会让一些人觉得“噢，原来可以这样子来拍电影，原来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会给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十多年前我遇到赵德胤的时候，他对我说自己会拍电影，那是因为他在2006年的大学毕业作品《白鸽》入围了釜山电影节，而那一年我的《爱情征服一切》拿了个大奖。

他有看过我的电影，他觉得我用一个迷你DV，用一万欧元拍出来的东西，原来也可以拿奖。

他觉得我拍得很粗糙，觉得自己也可以拍，于是，他回去缅甸拍了第一部长片《归来的人》。

我当时有一个东南亚短片的计划，就找了6个东南亚华人导演，每个华人导演拍一部他们国家的华人故事，包括了赵德胤、蔡明亮、阿萨拉（泰国导演）……我拍的叫《南方来信》，讲述东南亚华人的故事。

赵德胤后来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投资，我是他的第一个投资人。

他觉得自己拍的短片《安老衣》还可以讲下去，后面他延续这个短片拍成了《冰毒》。

《冰毒》后来去了柏林电影节，那一年还代表台湾地区冲击奥斯卡。

那时我才知道，哪怕我拍得不好也能给别人带来影响。

南都娱乐：马来西亚过去是香港电影很重要的海外市场，现在则是我们内地重要的海外市场，你如何评价近些年引进的中国电影？

陈翠梅：今年春节我有看《流浪地球2》，可能我在马来西亚没有经常在电影院看中国电影，我接触的中国电影是来中国参加电影节时顺带看的。

在马来西亚还是好莱坞电影居多，我们的电影院就很少比较有艺术性的电影，很少会引进。

我其实一直想要去看电影，但是我只来得及看《封神》。

我特别想看《孤注一掷》《八角笼中》。

今年的暑假档好像复苏起来了。

南都娱乐：近些年中国电影很多犯罪类型片（比如《唐人街探案》《误杀》《消失的她》《孤注一掷》）的舞台开始慢慢设置在东南亚。

而在你的电影中，有一幕是主角演戏的资格被一个中国演员给取代。

据你观察，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张会影响马来西亚吗？

陈翠梅：我觉得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在过去10年、20年的时间里都有发生。

最开始可能不是在电影上，主要是贸易上的往来，有很多中国的投资进入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房地产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中国建筑公司做的。

马来西亚华人是挺欢迎中国人的，我们毕竟有这个情意结，马来西亚华人是特别拥抱大中华的。

很多中国人会到马来西亚旅游定居。

马来西亚的华人可能从十五世纪来一波，然后十八九世纪来一波，现在好像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过来，他们可能来做生意、投资，也有可能会住下来。

这会儿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导致中国餐厅或者中国超市越来越多。

留居在东南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这边工作居住的时候，电影肯定会有更多的东南亚题材，包括现在热议的东南亚诈骗。

很多剧组来马来西亚取景还会觉得很新奇，这边拍摄电影的经费不高，所以有很多中国剧组过来，去槟城或去马来西亚海岛拍摄的都有。

南都娱乐：会不会担心这种犯罪题材的电影多了，会影响大家对马来西亚或东南亚的观感？

陈翠梅：我倒不会担心，毕竟有很多中国人居住在这里，他们知道东南亚的真实情况。

马来西亚人也害怕去柬埔寨，因为我们也听说很多诈骗的故事，很像是“野蛮人入侵”，大家都觉得对方是野蛮人。

我们有一阵子真的到处听到新闻说“不要去柬埔寨，很危险，会被抓进去，逃不了”。

但我们毕竟有柬埔寨朋友，也知道不至于到这种情况。

南都娱乐：你认为目前马来西亚的电影市场发展最大的阻力和助力是什么？

陈翠梅：最大的阻力可能还是我们的政策，马来西亚没有太清晰的政策支持电影，导致很多人才都会外流。

我们在政策上是不公平的，也没有一贯性。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改善，目前他们至少都还在积极地跟我们电影界去谈，要去改善这个政策会花一点时间。

而助力，同样是人才外流。

世界各地都有马来西亚电影人，好莱坞有，中国有，欧洲也有。

如果他们把经验带回来，那对马来西亚电影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马来西亚很多议题跟其他国家人不一样，我们文化还是挺复杂的，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版权归《南都娱乐》】

没想到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洪尚秀”是通过这部东南亚华人电影。

之前看宣传什么亚洲“芭比”，真正看完这部电，对于我而言这是一部超越女性主义的电影作品。

首先电影的叙事结构妙不可言，一开始几个长镜头的拉扯（期间还在晃）加上尴尬文学台词又发散出的趣味导演演员关系，“我们是要拍洪尚秀电影吗？

”“吗的 又不是没有拍过低成本电影”…我就知道导演要致敬我最爱的韩国洪尚秀了。

令我意外的是后段叙事东南亚版“谍影重重”戏中戏的插入，让电影叙事的结构既跳脱又有关联性。

导演企图构建起了自我认知的电影世界。

在类型片打斗和秘密宗教氛围及特写镜头勾勒自然法则的影像中，突然切入几段片中导演坐在监视器前检查穿帮的忧心忧伤画面，我想是个导演就有共情能力。

不算特别喜欢片尾海中武术的写意画面，这种表达在东南亚氛围的电影中显得理所当然，轻而易举。

特意把电影中一段在歌厅情节的流行歌曲歌词摘抄出来：“月亮明朗、照映河上，鳄鱼浮起、犹如浮木，男儿蜜语、切勿轻信，信誓旦旦、终将负卿。

”这是我特别喜欢东南亚导演的原因，陈英雄、阿彼察邦都有近似的流行歌曲环节，他们交织着我对东南亚电影神秘自我却又世俗深情的想象。

《野蛮人入侵》是一部不吻合事前预期的电影。

它以一个现实主义的女性视角出发，建立了探讨空间较大的当代女性议题，但更侧重的却是陈翠梅导演对状态本身的手法设计，对情绪的呈现。

它实际上绝不标准，也绝不主流，其实手法设计也更多是“有新意有想法”，让人们看到了新生代创作者的天分，细究下去则完全谈不上“精致又庞大”的高度，在打动力上也够不上震撼，更接近于“有趣”。

女性在婚姻后失去原本的自我认知，成为了单纯的“妻子与母亲”，这是传统的概念，并以婚姻的失败而升级成“婚后身份”与“原本自我”的双重破坏，激化迷失的程度。

作为其解决方法，则是由女主角激发身体能力后的“野蛮人”形态完成“入侵”，进行自我的重建找回。

野蛮人对应着女主角的打斗，这需要强壮的身体，这也正带来了“婚后身份”削弱的意像：作为婚姻结果的孩子出生，非常具有象征性地改变了女主角的人生，从身体上造成巨大消耗，变得似乎不再强壮。

这进一步引导出了自我性的失去：在与女助理说话时，她表示“路人会摸我的肚子，仿佛身体不再是我自己的”。

这也带来了身份的变化，她不再完全投身于演员事业，而这正是她在婚前拥有的“原本自我”。

由此可见，本片带有了一些“独立女性”的主题表达，以女性婚后的事业作为叙事要素，事实上更像是以其为代表，辐射女性在婚前人生的全部自我内容。

在电影的开头，开拍声音后出现了困于生活与儿子的焦虑女主角，便是对此的提示。

具体展开而言，她在与导演的交流中始终被孩子打扰，因孩子的存在而很难长时间准备演出，甚至在练习的中途就必须离开，去寻找走丢的孩子。

孩子改变了她的身体，也让身份事业无法继续，二者的重合点便集中在了“表演”上：身体无法支撑演动作戏，带孩子则在生活上分担演戏精力。

同时，为了表现两性关系中的女性状态，她也与男性产生力量的交互，这正是对婚姻中女方更加被动改变、失败后则影响更大之窘境的扩展。

她的行为受到了男性的引导，导演强烈建议她留下出演，安排她参加身体训练。

因此，格斗训练成为了她找回双重自我性的途径，强健身体，重回演员。

而作为演员，她也暗示性地展现了“野蛮人”的潜质，反击了男性。

在两场说戏段落中，导演与她暧昧地谈论恋史，最后的前男友“导演”暗示了二人关系，打探离婚理由想破镜重圆，却被她以“友情万岁”压制。

随后在海边写山寨《谍影重重》的剧本，她进行着身体训练并提出了合理性剧情。

在电影的第一阶段，女主角面对的最大考验是与前夫一起演亲热戏的部分。

她的犹豫来自于爱情关系中的被动“受伤”，也对应生子后的身体受伤，演员身份“有他没我”，最后在导演劝说下“逆转”。

她每次训练身体后都面对佛教大师，让她看到了“拖着尸体走”的书，正是对她身体衰退与人生消极的象征。

然而，她在一次次的训练中身体回升，愈发接近演员标准，与孩子的相处也变成了围绕练习的形式，象征着事业身份与身体状态的双重自我的回归。

“心灵才是肉体的牢笼”是通向主题的关键台词。

它说明了自我认知对身体潜力的限制，“我认为不能”的话身体便一定不能做到，形成了后天附加对先天本质的削弱作用。

前者的思想受到教育、成长、价值观等多种影响，会影响本质自我的发挥，只有将行动驱力归于身体的“自我”本身，方能释放出社会与个人境遇压制的真正力量，就像女主角出于母爱本能地用身体去对打黑帮救出儿子一样。

这也是影片中大量拍摄格斗教学画面的意义，导演在大量镜头中表现了身体机能---以及随之推翻“生子后身体改变”想法而找回原本认知---的重建过程。

在她训练大成的前夕，被教练连打几拳，用痛、流血、格挡、躲闪的方式理解了“什么是自己”。

身体的反应才是真正的自我，它完全由本能出发，是人最根源的部分，而思想则是在后天由种种外物作用而添加上的认知枷锁。

由此完成自我认知的女主角，才击败了一众师兄弟。

“我认为我在生子后受到了限制”，自然身体就会受限，破除心障后则不会，成为入侵传统的野蛮人。

电影将“演员”、“母亲”、“妻子”等多个身份进行混合，共同形成了对“身体”这一本质自我的混乱作用，弱化了各自身份下相应真实情感的输出。

女主角拥有一场不完美的婚姻，前夫的离去削弱了她作为演员而投身“表演”的自然状态，没有了对创作的单纯心境，因前夫参演而拒绝演出便是最好的表现。

而作为不完美婚姻产物的儿子同样以其调皮而成为了“不完美”的具象，让女主角疲于照料，失去了独自进组而专注于表演的能力，构成了与“前夫”寓意一致的另一个侧面。

在电影的开头，从黑屏的拍摄口号到带着孩子疲惫不堪的女主角的切换，便构成了“母亲”与“妻子“这两个“婚姻”身份对“演员”的打压作用，随后粉丝完全认不出自己崇拜的女演员，则是对她曾经自我之“演员”形的又一次削弱。

失败的婚姻带来了对她最初本质自我的削弱，具体便是结婚前的“演员”，并延伸成了对本质爱意的抗拒。

从此，她无法再简单地去爱前夫与孩子，也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表演，皆因为婚姻带来的“后天”影响。

“生育后感觉身体不一样了”，便象征了她的婚姻对“身体”这一最初本质的负面作用。

作为女人对待爱情的某种不确定心境，也在她和导演的对话中体现无疑：男导演的历届女友都像同一个人，而女主角的男友们则五花八门，男方显然更加坚守初心。

对身体本身的锻炼，自然成为了找回自我的象征途径，并与寓意“重生”的大海密切结合。

她从被虐到碾压对手，在海边则从与孩子肢体冲突--孩子打扰训练，构成了对“演员”的打压---到互相打闹，最后自己被庆祝出师的朋友们扔进了大海。

电影非常概念化地用对身体的不断磨练去表现自我的复苏觉醒：她在身体的强大中不断打破婚姻生子带来的“身体改变”之后天认知，意识到自己依然拥有当年的身体。

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中，导演加入了叙事诡计，混淆了现实与电影拍摄的界限，实际上则完成了对多重身份下本质自我的寻回。

首先，它似乎是一段现实里的“自我寻找“。

女主角拒绝了导演让自己与前夫合演的请求，电影无法继续，她的演员身份也因“失败婚姻中的妻子”身份而被抹杀。

此时的她也只是身处在非大海的人工游泳池中，随后在房间中更是趴在充气的救生圈上，不再“游泳”，甚至脱离了水。

这似乎也带来了她的失孤---孩子要买水枪不成，因与她闹脾气而落单被劫走，同时给出了“对水的脱离”与母爱情感的动摇，她无法保护住自己的儿子，而后不敌打手更是削弱了她的“身体”，一切的出发点则来自于曾经“演员”单纯本质的动摇。

随后，她被冲上岸，完成了重回大海的重生，更以其失忆设定、新发型、横跨多国语言，甚至包括同伴作为偷渡者而在本地没有合法登记身份的情况，都带来了对“本质自我身份”的高度趋向：她已经从零开始，去除了此前的所有后天身份，所做的便是以唯一确定的“身体”来再次延伸出自我。

她与男人摩擦出爱情火花的相遇，儿子名字的纹身，均以“打斗、亲吻、纹在腰上”的方式与身体密切相关，成为了本质性的情感输出，不再受到后天婚姻带来身份弱化的影响，而对敌人不再处于下风的打斗，更是对此的象征。

巧妙的是，在男人死亡的时候，电影给出了“此皆为拍摄电影”的真相。

如此一来，分属自我与非自我的多重身份就此糅合在了一起。

失忆后的一大段情节显然复刻了《谍影重重》，这是她“演员”的部分。

而前夫出演爱人却让她脱离了单纯的表演，而具有了“输出真实爱情心境”的单纯自我。

这体现在她于表演互动中不时的悲伤与羞涩，以及看到前夫饰演角色死亡时的痛苦，让拍摄中的“演员”与现实里的“妻子”相结合，特别是后者发生时的女主角已经离开镜头，彻底呈现出了不必要表演状态下的真实情绪。

由于婚姻的失败，她对爱的传达不再像开始恋爱时一样，对孩子也无法投注完全的母爱，二者凝聚在了不能如前执行的演员身份之上，关于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去不复返，失败无可挽回。

但是，借由这一大段表演与现实的混合，她做到了对曾经本质的找回---以演员身份出镜，而在摄像机外也依然与丈夫和孩子坐在一起，不再因离婚而逃避对二人的爱。

在最后的部分，电影以更深的方式混淆了拍摄与现实，也带来了对主题的深层次表达。

女主角仿佛完全离开了摄像机，从海浪中冲刷自己，离开后则赤脚步入森林，完成了“从海上岸”的“人类元祖第一步”，这意味着对所有身份的抛弃，只作为一个“远古祖先”而存在。

她探寻到了大师，在一天的冥想后将精神洗涤干净，得到了“抛开一切身份的你是谁”的点拨，回到了最原始的本质自我。

于是，她站在了海上，显然已经完全悟道，破解了关于“我是谁”的佛教谜题。

事实上，在她即将开始“丢孩子”的拍摄之前，电影就在现实中给出了暗示：她训练完毕，师傅教导她“武术是找到自我，不可用来比赛”，这正是第一阶段中提到的宫本武藏在人生晚期的大成境界，而突然打开的门与下一画面中的高僧则预示了她在此时的“出师”---武术对身体的认知确立已经完成，她找到了自我，不会如随后表面上那样受到失败婚姻的影响，而是作为彻底的“演员”进行表演，作为“妻/母”去输出爱意。

然而，走在海上的画面实际上也是拍摄，这将“演员”带入了对“确立原本自我”的表达，也因此前开机时间的极度不明确（打坐时间从早到晚）而增强了现实与表演的无界线，让她的自我同时作用于二者。

高僧给她选红蓝柠檬果的桥段也是如此，似乎发生在现实里，又以后续而论似乎是拍摄。

此处对《黑客帝国》的再现加深了“是否是电影”的观感，其内容的“看清自己的真实样子”与随后吃下蓝色柠檬带来的酸---最真实而不可掩饰于表情输出的味觉--又带来了对“现实中真实自我”的表意。

另一个细节是，当走在海上的镜头被明确为拍摄后，她在第二镜中走上海面，却没有得到直接的画面，从而强化了这一幕中内在的现实属性。

她真的找回了本质的心境，连同“投入表演，无视与前夫的婚姻失败”也是对“找回”于现实中的表现，而非普通的镜头下表演。

可以看到，这部作品非常注重表意设计上的私密化与概念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实验性。

导演并没有以现实主义的语境出发，去展开探讨女性在婚姻后的社会地位下降、人生目标受挫，去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上进行强烈的社会批判。

比起思想性内容，她更专注于对女性婚后心境本身的表现，不将之上升到社会层面，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导演本人在自身经历中的私密体会：在生了小孩之后，她便感到了身体的虚弱，以及育儿对创作的巨大影响，而“演员演电影“这一设定不仅配合主题表达，实际上也是导演自己与朋友聊天时出现的本作契机。

同时，在手法上看，以“强大不改的身体”为“原本自我”的具体表现载体，用训练身体作为找回自我的象征，显然也并不是非常标准的传统叙事片思路。

事实上，它的故事甚至是有些简陋的。

本作似乎有很多关于“拐卖孩子”与“演艺圈内幕”等现实社会的内容，以及“打斗闯关”提供的动作片类型化要素，却都并不是为了细化故事与深挖社会性主题，动作片的类型化路线也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转头服务于导演自己的心境表达了。

动作戏里并不连贯的剪辑，说明本片的制作时间资源不足，也进一步打消了人们对它的类型化期待。

最“有趣”也是最能体现作品私密性的，便是影片的结尾了。

它聚焦到了男导演的身上，让他对着取景框依然愁眉苦脸，随后在水面上舞棍，却最终扔掉了棍子。

显然，女主角完成了对单纯表演与爱意表达的自我回归，男导演却没能做到。

他对电影创作表现出后天的痛苦，由前情可知是出于拒绝投资后的预算紧张，也就无法完成对强大身体的回归，武术操演失败 ，站在水面上的落寞身影更具有双重表意作用---他无法完成踏水武打的表演，打不下去也说服不了自己去演“悟道”，而在摄像机停止的此刻现实里也确实没能“踏在水上”。

男导演始终不能彻底挣脱后天的束缚，这让他在结尾成为了导演陈翠梅的象征。

现阶段的她同样尚未走出婚姻生子带来的困境，没能找回彻底的原初自我。

男导演是她的现今，而女主角则更像是她的理想化目标，由亲身出演而获得了一次暂时补完的条件。

甚至就连男导演因拒绝其他女演员进组而发愁预算的苦闷，都与陈翠梅拍摄本片时的遭遇与状态如出一辙。

本片的私密程度可见一斑。

但是，也正是在男导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本片结尾含糊其辞的原因。

女主角似乎得到了悟道，找回了原本的自我，但电影却终究没能点明她所悟之道的具体内容，只用了水上行走、林中冥想、吃酸果子等非常概念化的手法。

这或许是一种佛教追求的“意会之境”，但以本片非常现实向的女性议题而言，仅仅只是意会未免过于含糊，在与女性观众产生情感记忆上的朦胧连接与宽慰之外，无法提供更确切的答案。

而在陈翠梅投射自己的男导演身上，我们看到了含糊的理由。

归根结底，她自己也仍是受困者，女主角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向往，而男导演才是当下所处的状态。

因此，电影最终也只能给出一种只可意会的结局，用以承载其“期盼”而已。

陈翠梅导演说，她在影片中提出的问题不是“我是谁？

”而是“‘自己’是什么？

”第一部分：女主角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孩子，打算去拍电影，她经常被调皮捣蛋到处乱跑的儿子折腾得团团转；导演让她为了演电影而去习武，她无奈之下同意了，练习过程中被师父和其他学员残酷地“吊打”，她遍体鳞伤，在回家路上遇到修行的僧人，递给她一本书：《是谁拖着尸体在走路——净弘法师》这个阶段，是她“任人摆布”的阶段。

第二部分：习武的时候，她问师父：“自己是什么？

”师父重重打了她几拳。

问她：“痛的是谁？

”“躲的是谁？

”“闪的是谁？

”在她的儿子遭遇绑架，她去和匪徒搏斗，习武过程中的躲避和攻击形成了习惯性记忆，为的就是在遇到危险时保全自己，生存下去。

“自己”就是本我，身体本身。

第三部分：她被人打晕，沿海漂流到马来西亚，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记忆。

醒来之后认识的男人拍了她的照片在网络上搜索：“没有找到关于你的任何讯息，看来你的资料被有人故意抹去了。

”“我是缅甸难民吗？

”“我会很多国语言，那么我是间谍吗？

”“我身上有一个写着宇宙两个字的纹身，这代表着什么呢？

”不说姓名，不说职业，不说关系，你是谁？

导演试图说服女主角和她打死不相往来的前夫合拍电影，“你能不能，重新爱上他一次？

”她一开始决绝地说“不可能，有他就没有我。

”而后来，电影告诉了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在“戏中戏”的戏中，是当她被迫失去了所有记忆的时候，在“戏中戏”的戏外，是她从“自己”中跳脱了出来，放下了自我，也放下了爱恨情仇，沉浸在戏中角色的时候。

第四部分：当导演“cut”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戏中戏”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女主角在海面上行走。

她仿佛找到了答案。

真的明白了吗？

没有人敢说自己真正地明白。

于是，最后又多了一个cut，导演自己，在海面上舞剑。

回应了电影一开头导演讲的宫本武藏的故事：年轻人眼里，剑是一切，而在宫本武藏眼里，一切都是剑。

电影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电影是一切，而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一切都是电影。

让我想到了佛家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看完电影，伤感而又平静。

首发于奇遇电影：图文版功夫片终结了吗？

《一代宗师》和《叶问》系列之后，如果《战狼》系列不往功夫片发展，那肯定是终结了。

功夫片终结了之后怎么办？

徐浩峰给出过一种路线：在“练家子”的基础上去写“武林”，不再去展现“功夫”的奇观，反而去分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性（《倭寇的踪迹》），以及以“功夫”为名的权力斗争（《师父》）。

陈翠梅的新作《野蛮人入侵》令人惊喜地给出了另外一种重启功夫片的路径，这也是本片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徐浩峰2015年作品《师父》，探讨功夫片的一种可能性陈翠梅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肯定是为数不多敢于挑战功夫片的女导演。

“打女”在功夫片里也早有传统，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影片，大概是1929年的《红侠》和《女侠白玫瑰》（中国电影资料馆偶尔会拿出来晒一晒），那还是“神怪武侠片/古装稗史片”脉络里的作品。

《女侠白玫瑰》（1929）《野蛮人入侵》明线里挑战的是《谍影重重》，暗地里却是对整个功夫片片种的数据库式拆解。

看出这一层意思来，不禁击节叫好，也是当场打出高分的道理所在。

《野蛮人入侵》初看去是一部“剧组故事”式的“元电影”（更时髦一点的词儿就是“后设电影”），自编自导的陈翠梅亲自扮演影片的大女主李圆满（Moon）：一个带着学龄前儿子（目测大概四五岁）的离婚前著名女演员。

Moon因为生娃淡出演艺圈，这次因为导演召唤，带着孩子来参加电影的筹备。

他们要拍什么电影呢？

一部“女版的《谍影重重》”，电影的开场是，一个女人在海滩上醒来，不记得自己是谁，但是会说五种语言……当然了解陈翠梅或者马来西亚的读者都会知道，马来西亚华人至少会讲中文、英文、马来文，很大概率再会讲粤语或者闽南语方言，而且关键在于可以无缝切换。

这里面就有极为有趣且可以深入展开的文化身份问题。

不过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指向导演/主演自己的元素。

影片的前一半略多的时间就是在讲这部“东南亚打女版《谍影重重》”的筹备过程，一方面是片中导演和演员的各种探讨，其间有很多有趣的迷影梗，比如片中导演比出了《宫本武藏》的故事，Moon反嘲导演“我们是要拍一部洪尚秀电影吗？

”，甚至在讨论过程中还细致地铺陈了女演员的人设、职业经历和感情经历，比如演过什么缅甸难民，越南新娘（此时五国语言凑齐了），吐槽了电影宣传，融资，选角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Moon为了角色而开始了武打训练。

而这个武打训练则是本片最绝妙的地方，将功夫片的套路全数拆解开来：首先，功夫片里的打斗，主要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好看；但为了好看，也要看上去是有了很长时间训练，这就是“练功”和“作戏”的区别。

但影片处理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设定是“作戏”，Moon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学习一下套招，便于表演，但实打实地拍成了“练功”。

最具“元功夫片”特性的莫过于这样两个桥段：教练告诉Moon“你要用身体表达自己”，Moon问“什么是自己？

”教练一拳上去，Moon当场鼻血喷涌，此时教练再进几招，并不断追问“是谁在流血？

是谁在痛？

是谁在躲闪？

”，当然这个段落挪到一部正常功夫片里，就该是主角练功到了关卡，亟待突破的时候由高人点化的桥段。

想想黄飞鸿，方世玉、张三丰……

另一个桥段则是片中导演告知Moon，因为大陆影星“黄璐璐”看上了这个项目，直接丢了三千万过来，要求自己演女主角，所以Moon很生气地就要退出这个项目。

她离开练功房的时候，教练告诉她“学功夫，是为了寻找自己。

你要答应我三件事：不参加比赛，不和人打斗，不让人知道你练过功夫。

”看到这里观众都发出了愉悦的笑声。

这么一个老掉牙的学成下山之前的桥段，但反过来用就用得这么妙趣横生。

当然这也再度印证了我刚才的分析：这一段名为作戏，实则练功。

而这一段“作戏/练功”中还有着对功夫片堪称数据库式的拆解，具体到了近身格斗，摔跤，扭打，兵器选择，随手抓起各种物体做兵器等等套路的分解教学。

而这些教学都伴随着教练颇为“元功夫片”式的指导。

加上之前“筹备”部分中有意铺陈的细节，两者共同构成了影片第二个段落“电影”的“预叙”。

“电影”段落开始的无声无息，Moon离开武馆后，一直带在身边的孩子“宇宙”（由陈翠梅的儿子宇宙扮演）突然被人劫持，Moon与几个劫匪打斗之后，被打昏并丢入海中，然后在沙滩上醒来，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被当成了缅甸难民……这正是片中“筹备”的那部电影的开场段落。

而这个美妙的转场也应了影片刚开始时导演和Moon的那段对话“一切都是电影”“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电影”。

这个“电影”段落充满了套路和迷影梗，但是因为前面近一个小时实在太过精彩，而且早有铺陈，观看这个段落的愉悦感就会集中体现在“哦这个地方前面交代过”上面。

这既是数据库电影的奥义之一，又有着对套路“意料之中”但“居然可以这么用”的评论式观看的快乐。

这种手法其实左岸派大师阿兰·罗布-格里耶就用过多次，但哪有这么好看啊！

影片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女性议题。

这部影片里Moon和孩子相处，显然也是来自于陈翠梅的生命经验。

片名里的“野蛮人”正是指无法/尚未被文明社会规训的孩子。

许多文章都谈到陈翠梅带孩子带得“心力交瘁”，片中的Moon虽然能水下闭气三分钟，能演缅甸难民越南新娘能跳钢管舞，但是现在“连个小孩也搞不定”。

用Moon的台词说：“一旦成为妈妈，身体就属于社会了，我最讨厌他们讲‘你的小孩是你最好的作品’，我不过是他来这个世界的管道而已。

”生孩子对Moon有多大影响呢？

武馆的一个学员跟导演讲他最喜欢的电影，却认不出眼前的Moon就是那部影片的女主角。

当然影片并不是反生育女权宣言啦，而是非常难得的心平气和的女性角度对“生孩子并和他共处”的一次讨论，而且是“带着孩子工作”的讨论和实践——戏外的陈翠梅不也是带着孩子拍了这部电影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再看，《野蛮人入侵》是多种维度上的“元电影”，既是剧组故事和戏中戏，又是元功夫片与数据库电影，同时也在导演生命经验上形成了绝妙的“自指”。

我能想到的一个类似文本就是北野武的《导演万岁！

》，在那部神经刀片子里，北野武在创作焦虑下，尝试了十多种风格，最终拍出了一部大杂烩的乱炖电影，也是在元电影-数据库-自指的范畴中进行了绝妙的创作。

当然我故意没有写片子里密集的科幻梗，从《银翼杀手》到《黑客帝国》乃至小说原作都出现在“电影”部分，以及影片中的爱情线——留待大家自己去发现吧。

陈翠梅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一部“科幻小品”，实在是不能更期待了。

《野蛮人入侵》是天画画天与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合作的“Back to Basic（B2B）”项目第二部完成的长片。

这个项目集合了蔡明亮、石井裕也、翁子光、张律、陈翠梅和杨瑾，每位导演只用一百万人民币的低成本，以“爱情征服一切”为主题拍摄长片。

石井裕也的《只能唱的心声》已于2020年完成并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

其余四部电影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野蛮人入侵》不只是陈翠梅导演第一部在中国大陆院线公映的电影，也是陈翠梅电影与文学创作生涯迄今为止集大成式的成熟作品。

还是要为这部精彩电影多说两句：1.“我是谁？

”关于自我的身份追问与认同，既是古希腊以降的重要哲学命题，也是现代心理学、戏剧学与电影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笔者新书《一个家族的电影史》里，提及的黄佐临、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戏剧大家，关于表演与自我的关系，都有极其精彩的论述与理论阐释。

陈翠梅这部电影，以富于张力的叙事，将以表演为业的女演员李圆满在饰演角色与自我人生之间的分裂、紧张与认同危机呈现无余。

李圆满与陈翠梅之间，真实生活之李圆满与电影演员之李圆满，真实生活之陈翠梅、电影演员之陈翠梅与电影导演之陈翠梅……不同的社会身份与角色，对应的是不同的角色定位与社会期待。

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之下，陈翠梅完全打通了表演与自我、电影与生活之间的种种界限，以人生如戏、生命如戏剧舞台（戈夫曼语）的姿态，反复追问自己在剥离了种种社会关系、角色定位与他者期待之后，终极的自我是什么。

因此这部电影，看似是戏中戏的类型化叙事，其实涉及的是电影哲学、表演理论与生命哲学。

2.电影与生活。

电影中另一句特别重要的台词，是“年轻时，觉得电影就是一切；而现在，觉得一切都是电影”。

在影片梦境与嵌套式的叙事当中，无需去追问哪些是生活，哪些是第一重表演，哪些是第二重表演。

其实之于年入中年的导演和我们这样的观众来说，每天的日常生活，就好比电影镜头记录下，一场场看似重复、但总有不同的表演走场。

我们每天的言不由衷、欲言又止、冠冕堂皇、嬉笑怒骂与温馨放松，都是自己亲历的个人生命之旅的全息电影。

无需追问影片里遭遇困境的人，是陈翠梅、李圆满，亦或其他名字代号的人物，她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每一位在人生舞台上奋力演好自己戏的芸芸众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野蛮人入侵》是一部真正的元电影。

3.野蛮人。

陈翠梅引用过阿伦特的话，把每一位降生到世界上的小孩，比喻为文明世界里的“野蛮人”。

这种“野蛮人”一方面指自然生命的野性，另一方面也喻指未被文明世界的规则、利益与欲望浸染的原生人性。

跟之于“野蛮人”的小孩相比，陈翠梅的电影里，一直试图去呈现另一类另一层面意义上的“野蛮人”——他们对于文明世界里的规则熟稔于心，而把所有的人性弱点、规则欠缺与文明盲点，都作为实现自己利益和欲望最大化的工具。

《爱情征服一切》里的“杀猪盘”男性诈骗者，《野蛮人入侵》里的绑匪，都是这一类“野蛮人”的代表。

之于前一种“野蛮人”，小孩的存在，是女性之于自我生活空间与生活追求的一种让渡与共享；而之于后一种“野蛮人”，陈翠梅在过往的作品里，更多是冷眼静观，而这部新作里，她用自己笨拙而足够有力的武术对抗，发出了更具母性与力量的中年女性的勇敢抗争。

这种转变与抗争本身，足够让人感动。

4.多元文化。

从粤语、马来语、普通话、英语、泰米尔语，甚至缅甸语、泰语、俄语，这应该是今年国内的院线电影里，呈现的语言、文化与族群最为丰富的电影，可能没有之一。

联系到陈翠梅家族成长于金门岛、移民于马来西亚、又始终保持华人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家族史，就能对影片刻意呈现的这种多元文化在东南亚并存与共生的场景，感到温馨与感动。

仅以东南亚区域为例，几乎其中每一个国家的华人，都有过因族群割裂与互不信任，而遭受离散、屈辱乃至伤害与杀戮的惨痛历史。

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共生，以泰米尔高僧的佛家修行作为象征，以陈翠梅踢腿动作背后的宽阔大海作为意象，这是陈翠梅的理想，也是每一位心存良善者的理想。

期待围绕这部《野蛮人入侵》，能再跟陈翠梅导演畅聊。

再次强烈推荐这部电影。

上影节没去，一直比较期待。

在First做开幕片看了，观感挺不错的，不沉闷不做作。

叙事很有设计，前半段的“筹备”与后半段的“文本”互为对照，形成了更复杂迷人的叙事结构。

最为惊喜的是影片营造了某种身体的在场和触觉的感知，小罗看完很赞叹，他说影片使他通感到强烈的触感知觉，比如挨打时鼻子流出血和手指上爬行的蚂蚁。

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能唤醒观众对触觉或者嗅觉的感知其实是一件很高级的事。

而我却更加鲜明地体验到“身体”的在场，西方哲学传统中，在身体与意识的二元对立里，身体总是被轻视和忽略的一方。

这其实存在巨大的误解和偏颇。

而在观影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系统训练身体的原始冲动。

自律和流汗真的能带来更加纯粹的快乐，而随之产生的形体美和健康体魄似乎都已经是副产品了。

“身体不是思想的监狱，思想却是身体的监狱”很值得琢磨，导演说是福柯的身体理论著作中的原话。

映后导演谈到了关于元电影（关于电影的电影）的问题，她坦然自己并不关心电影，而是更关心自己。

但作为职业电影人，在创作中刻意忽略和规避电影的存在其实是某种虚伪。

所以她不避讳谈电影，但更加还是作为自我表达的手段。

元电影是形式，自我表达才是内核。

Q＆A导演承认自己最喜欢的导演是洪尚秀，这也解释了电影形式上的某种相似性，但不论从内核和叙事甚至性别视角，陈翠梅都具有了自己的风格。

“年轻人把剑看作一切，宫本武藏却把一切看作剑。

”

电影中的武术，就如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一样，成分非常复杂，突出一个五花八门。

师父说着粤语，武馆也很有香港风格，然而教的东西那却完全没有拆尼斯空腹。

菲律宾棍，腿法像是跆拳道，巴西柔术，还有一种我没看出来的近身搏击术，最后甚至到了用板凳扫把的本部以藏超实战武学（串戏了）。

在电影的前半段都是以一种偏纪录片式的打斗方法，剪辑的很少。

就如同看实战一般，看得很舒服。

女主用兵器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可能受限于性别，并没有达到一流水准，但柔术部分很惊艳。

出师的时候和女对手柔术一段，两个人在不断地攻守反转，出招拆招，直到最后女主用一开始师父教的三角锁降伏了对方。

现实柔术格斗破招绝没这般容易，这种来回拆招一般只是影视剧的戏剧效果，但是能够两个人配合如此长镜头不出差错，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也不知道排练了多久。

然而这种舒适的打斗到了戏中戏的时候戛然而停止了。

随着凌厉的剪辑，女主的功夫也支离破碎，非常让人不适应，此时我已经意识到这已经是“东南亚版谍影重重”，但又隔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连动作风格也变得“谍影重重”了。

说实话我很讨厌“谍影重重”的打斗，可以说它的出现让好莱坞找到了个偷懒手段，只要你用着10个摄影机围着拍摄，啥垃圾动作都能给你剪出来。

对于所有人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

演员不用刻苦练功夫了，摄影机不用研究咋运镜了，剪辑手中的素材也多了。

除了观众是遭罪了。

大部分美国佬对于动作的审美是极为庸俗的，他们只在乎打得狠就行，不像受香港动作片熏陶的中国观众，对连贯性，流畅性是很重视的。

所以王八拳战斗在好莱坞依然有着一席之地。

而真正的功夫片，像斯科特阿金斯的作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用了戏中戏的手段，导演把香港动作片的拍法，和好莱坞的拍法给塞进了一个电影里。

其中对“谍影重重”的动作还原尤为到位，不过也正通过两者对比，才更让我们意识到——还是香港动作片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