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

01《逆行人生》是一部相当拧巴的作品。

它是真诚的，也是虚假的，是绝望的，又是造梦的，它非常想在两个阶层之间，架起桥梁，让人同时看到一种更系统性的悲剧，但又顾此失彼，左右互搏，同时招致了双倍的不满。

它反映的是当下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困境，是玻璃天花板与接地气之间那块狭窄逼仄的空间；它暴露的是中国电影创作者的局限，是弄不清或不敢说敌人是谁，于是只能向自己开火；它显影的是舆论场的撕裂，是讨好不能，是得罪不得，更是对现实的不满导致了人们对现实作品的更汹涌的期待和更巨大的落差。

逆行的，何止人生？

中国电影正在逆行。

02《逆行人生》的观感，十分割裂。

一方面，它对于“脆弱的中产”的呈现，可以说是直指当下，又能令人感同身受。

它拍出了那种看似稳定下的岌岌可危，拍出了中产幻觉的一戳即破。

P2P暴雷、中年失业的打击，外加孩子上学、父亲重病、还房贷这三座大山的威压，使得一个中产家庭的秩序，瞬间崩溃。

而且这种阶层跌落是不可阻挡的，任由怎样努力，也无可挽回。

影片最外层的叙事框架，正是记录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那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力，直到最后一家人坐在搬家公司的汽车旁，吃着盒饭，闲聊着已然认命的时候，仍然挥之不去。

电影最后还是将中年人的疲惫感消解于夫妻之间的分工与父子之间的传承中。

但另一方面，在这个框架内，它包裹的是一段外卖人生。

不可否认，影片对于外卖员的种种可能遭遇，都有提及。

如果你读过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爆文，就会发现，文中提到的很多骑手困境，影片几乎都原景重现了。

然而，在一些最关键的环节，在暴露最尖锐矛盾的时刻，影片又都采取了一种缓和态度，或代偿方式。

它最终形成了一条相当诡异，但又称得上自洽的叙事线索，即中产阶层跌落的焦虑与自愈。

这确保了，它仍然只是一碗蒙着灰的鸡汤，是一次丧着脸的抚慰。

它悻悻地告诉每个人，大环境就是这样了，你不还是得拼命活着吗？

主角高志垒打工的站点，几乎每一位骑手都有自己的特殊困难，或养家、或治病、或还债。

03如果指望《逆行人生》能对系统、对结构性的不公，有任何深入的揭露或批判，那完全是会错了意。

这部电影的重点根本不在于此，它并不是一篇檄文，也不是社会学分析，它对于骑手困境的刻画看似具体，实则相当抽象。

那些困境最后共同化成了另一种东西，那就是对于“人生低谷”的隐喻。

换言之，它其实在讲一个人如何跌入谷底，又如何在逆境中求生。

而送外卖不过是逆境的一个代名词，换成开网约车、当超市收银员，也完全成立。

所以这部电影看似深入外卖行业，实则又把它当作一种功能性的客体，使得落地凤凰或瘦死的骆驼，有了一个涅槃或受难的机会。

换言之，它是把骑手困境视作需要承受的苦难和冲破的阻碍，以此来证明努力生活的崇高，这其中原本就事先排除了针砭时弊的意图。

这是由中产视点所决定的。

这部作品只可能是一条人生沉浮的曲线，而非单刀直入的切口。

微笑测试不过，反而有时间停下思考，每一次毁灭性的危机都给高志垒带来一点转机。

04于是，影片对于骑手的刻画，也只能说是困难都写到了，却难称困境。

这里面缺乏的是一种结构，一种态度。

出餐慢、找路难、点餐人不接电话、保安不让进门、时刻悬在头顶的倒计时和差评威胁……这些“困在系统里”的表征，尽管都被一一呈现，但一是被削弱了力度，二也被部分转移了方向。

最明显一处，就是单王大黑（冯兵饰演）被骑手们群殴的段落。

这一情节极具代表性地显露了这部电影是如何转移焦点、大事化小的。

单王奖励体系原本是一种系统控制术，是通过悬赏，逼所有骑手自愿卷入一个陷自己于不利境地的漩涡之中。

然而，影片却没有顺势而上，直捣系统，而是逆流而下，将所有怒火都喷向了那个争做单王的个体，仿佛他才是让所有人不停内卷的罪魁祸首。

如果这是一种讽刺，是对于菜鸡互啄的调侃，那也算别具深刻了，但影片全无此意，并且很快用一场饭局，一次互诉衷肠的和解，让骑手们彼此原谅——原来你并不是凭空而卷，而是卷得合情合理（替因自己而身受重伤的朋友还债）。

于是，一切就都可以接受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卷起来了。

于是，那个系统之恶，算法之弊，也就被个体间的相互指摘所悬置，又被底层人的抱团取暖所柔化。

站长也在平台规则基础上，设置了多种鼓励机制，让无限内卷与无限鸡血变成全员默认的氛围。

05这种现实锋芒的突然转弯，极大损耗了这部电影的锐气。

更令我难以接受的，还有结尾，主角高志垒（徐峥饰演）开发的小程序，被平台大佬赏识，并很可能借此迎来事业第二春。

首先，作为一部商业片，一部以中产跌落为主线的电影，我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设计，无非是想让观众带着点希望离场，不至于憋屈。

如果仅仅这样，倒也可以让我强压反胃喝下这口鸡汤。

可是，这个结尾的破坏力远不止于此。

它看似是单纯的造梦，是给努力生活的人的奖赏，仿佛在说，越努力就越幸运。

但这样一来，不仅彻底颠覆了影片对于“吃苦哲学”的否定，而且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悲剧，即，一个跌落的中产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结果却是开发了一款进一步加速“单王逻辑”的小程序，使得骑手们愈卷愈烈，越发艰难。

再结合全片叙事，就更令人不适，仿佛在说，落地凤凰比鸡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跌落的中产仍然掌握着某种“富人思维”，可以逆境致富，咸鱼翻身。

他绝不会去反抗系统的，而是会质疑、理解、成为，进而分一杯羹。

这也正是本片不敢触及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反噬。

如果不抱怨、不反抗，其结果必定是接纳、习惯、投入其中，然后成为使它更高效的一环，来换取个人的利益。

真如结尾彩蛋进入算法中心，高志垒势必要站在昔日骑手同事们的利益和权益的对立面。

06归根结底，这部电影仍是部励志片，尽管导演给它涂了一层暗色，但却遮不住内里的那一点明亮。

它最终呈现的其实是个“向下治愈”的过程，是中产者跌落底层，看见那些比他过得更惨还在拼命活着的人，忽然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抱怨的，进而被重新激发了奋斗欲。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你找不到真正的反派。

这也是中国绝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的常态。

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主角自己，是他的软弱，是他放不下身段，是他还没能正视自身的处境，是他送外卖还不忘给自己点一杯美式。

而当主角克服了这些心魔后，他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可能。

也就是说，哪怕大环境再遭、再差，也没关系，只要认清现实，肯吃苦，就还有希望。

这套生存哲学，相信每个中国好人，都已无比熟悉。

高志垒第二次送餐到大公司，看着会议室里滑稽的人，他仿佛成了更潇洒的那个。

07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着这部电影。

我也在反思自己对它的评价，在当下的大环境里，是否苛刻，是否片面。

进而会想到背后那个更庞大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

说实话，直到成文的这一刻，我还是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当每一种现实都千疮百孔时，我们到底要拍谁的现实？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种现实与那种现实的关系？

如果每一种现实深入下去，都必定会撞到南墙，碰到不可触碰的禁地，又该如何？

如果我们对部分呈现了现实的作品大加赞赏，这究竟是鼓励前进，还是纵容后退？

前两天，我家附近的街道正在办“小哥节”，只见舞台上，一个个快递小哥登台讲话，讲自己生在这个时代多么幸运。

不远处的电影院里正在放着《逆行人生》，而打开手机，微博上最热门的话题是杭州小哥下跪的新闻。

站在广场上，我感觉自己正陷入一个荒谬的场域，那其中，电影、现实与政治正在角力，而我深陷其中，被拉扯至近乎眩晕。

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对那些问题，没有答案。

我似乎也不再相信，这个时代还能产生任何积极的答案。

我们似乎都在逆行。

电影在刻画部分低层民众点外卖时的丑恶嘴脸方面，可谓活灵活现入木三分，恐怖程度足以让每个接近裁员年龄尚把送外卖和开网约车当作人生最后救生艇的老码农心如死灰。

如此惨烈的境遇摆在面前两种解决办法，1降低欲望，缓解压力，接受现实 2打肿脸充胖子继续挣命。

徐导在用脚后跟想也能通透的诸多考虑下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给自个安排上了一大堆天方夜谭式的奋斗奇迹，让一个常年在电脑前面磨屁股中年发福运动不足的糖尿病患者犹如遭了核辐射，几个月之内变异成迈克杜汉，不仅治好了全世界老西医都挠头的糖尿病，还捎带手进化成了金刚狼，雷劈不死车压不烂越不睡觉越长头发。

白天在街上横冲直撞行侠仗义，夜里对着八块屏打ASDFJKL，百度高德好几百口人起早贪黑满大街溜达测绘画的导航地图，老哥一个人熬几宿就搞定了，这不是码农，这他妈是神农。

让我帮徐导写一段导演剪辑无法公映版，前面不动，埋汰老百姓方面挺传神的，后面在外卖行业始终不得要领无法适应，在街上糖尿病发作晕倒没人管大太阳晒一中午中暑挂了，他妈推着轮椅带他爸上美团门口讨说法，老婆带着孩子开始还跟着后来找着下家改嫁安全上岸， 最后劳动仲裁算工伤给了5万块钱抚恤金，这段完全不用拍出来，上字幕就行。

从开头压抑的城市蒙太奇，到结尾热血的抢单王混剪，本片的商业性质端倪可察。

从外卖行业的竞争困境出发，探讨本质落在了中年失业潮上，并给出了破除危机的方法，用一视同仁替代职业歧视，用理智头脑解开职业密码。

仿佛一个气球，前边将年龄问题、就业困难、老病消耗、高昂教育、原生家庭等团团城市上空漂浮的空气一股脑吹进气球里；后边高志垒运用脑髓找出提速送外卖的妙招，路路通小程序与单王化作利针，一下子就把气球戳爆了。

可以理解如此将现实主义与商业化兼容的做法，能让观众在视听与剧情中获得快感与情绪价值同时又引发反省思考便是本片的目的。

但包饺子的故事走向与偷懒割裂的人物塑造让气球始终悬空，地气没吸饱，没发出底层百姓的呐喊，便会招来消费苦难之声。

所以现实主义电影难拍，要拍就拍出《药神》水准，否则下场就和本片一样。

逆行人生 (2024)6.62024 / 中国大陆 / 剧情 / 徐峥 / 徐峥 辛芷蕾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我去电影院是为了做梦的。

现实主义的题材距离生活太近了，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每天的生活呢？

看完《逆行人生》，我忽然有了答案，我明白了什么是“精准展现生活，又远远高于生活”。

它朴实、动人，利用一切细节全方位的切中了时代情绪，细致地展现了我们当下每个普通人都要面对的困境，并给出了答案。

当孔乙己脱下长衫后，他该何去何从主人公高志垒，大厂程序员，几乎每天都996，把自己熬出了糖尿病，每天一睁眼就是自己测血糖。

他为公司鞠躬尽瘁，干到了中级管理层，手下管着十几号人，可就是这样看起来特别卖力的人，在某一日被HR叫到办公室，裁了。

毕业于同济大学的高志垒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大龄而被自己设计的系统给裁掉。

在最初被裁的阶段，他是迷茫的，尴尬的，还想着花三万元让人介绍P7的岗位，但最终却被人骗得荷包空空。

挡在他生活里的是我们平日里十分熟悉的N座大山——父亲的病、房贷、孩子的学费，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

他努力过，但依旧因为年龄而被面试官当面羞辱与嘲讽。

这些关于失业、房贷、裁员的镜头展现让我觉得格外动人，因为它正是我们无数普通人正在经历的一切。

最初，高志垒并没有想去送外卖，他甚至还保留着在公司喝咖啡的习惯，直到他遇到了在直播的外卖员杨大山。

听到杨大山说跑外卖月入过万，高志垒决定一试。

我觉得电影里对外卖员这个职业呈现得最好的一部分在于，它用各种细节告诉你，这并不是一份那么容易的工作——你需要熟悉路线，需要跟商家处理好关系，需要知道怎么能接到更优质的单子。

面对地形复杂的里弄，不让进电动车的校园，还有人员复杂的医院，几乎每跑一单就是挑战。

脱下孔乙己的长衫？

我们就能迅速融入外卖员的生活吗？

这份工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不易。

在最初入行的时候，高志垒是被动的，疲乏的，焦头烂额的，没有成功送到的玫瑰花还有客户的差评及超时问题让他忍不住放弃，但好在，他最终并未放弃，就像他的父亲也没有选择自暴自弃，而是决定从点滴处起，开展自救。

谁是最可爱的人？

致那些鲜活的个体电影里让我尤为感动的是一些平凡外卖员的塑造。

一边跑外卖一边搞直播的杨大山，年轻气盛，对人和善，目标是多赚点钱，回老家娶媳妇。

总拿第一的单王大黑，有胃病，来自阿拉善盟，虽然平时摆出人狠话不多的样子，其实内心有自己真正想要帮的人和想做的事情。

演员的诠释太到位了。

而大黑最后把自己的“宝藏小本”送给高志垒，又展现了一个完美的回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互相帮助。

到底是什么能击溃算法？

是另一种算法吗？

还是人心的力量。

生活可以被优化吗？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呢？

老抠是另一个让人忍不住落泪的形象。

老抠，人如其名，很抠门，很省钱，中午只吃白米饭，东西坏了拿胶带补，即使是被车撞了，也急着出院，把赔偿款给孩子，用做治疗费用。

而老抠与高志垒的初遇也是戏剧性的，彼时高志垒正受到裁员冲击，心情抑郁，看到外卖员说着外地口音，还频繁打电话给他，心烦气躁，恨不得当场打人。

而成为外卖员后，高志垒终于理解了老抠，融入了一种他之前不熟悉，也不愿意熟悉的生活。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对服务类工作的贬低，但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的基础服务业从业者支撑起了我们的生活。

高志垒和老抠坐在破破烂烂的沙发上，交心聊天的画面，是整部电影里最触动我的一个场景。

即使简陋，即使辛苦，但互相帮助的那刻，生活也能看到一丝光亮与希望，这可比在大厂勾心斗角，疯狂内卷要来得可贵。

熬过人生低谷期，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如果真要概括这部电影讲了什么，我想它是献给平凡人的歌，其中有欢笑，也有泪水。

有时候会觉得，在这样的社会里，平凡人之间的善意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而电影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描写这些。

在高志垒磕磕绊绊的骑手进阶之路上，是杨大山告诉他去哪里租电动车，还有站点内的一切琐事与工作方式；是大黑指导他，送外卖要抄近路，接单要提升级接优质单；是仇晓敏点醒他，要主动向商家、保安、顾客释放自己的善意；是老抠给了他生活的意志力，告诉他，如何坚韧的熬过人生的低谷期。

没有煽情，没有振奋人心的反击，有的只是生活剖面的真实展现。

在结尾处，高志垒在深夜送的最后一单——他跌跌撞撞闯入喧闹的舞池，举着外卖和手机问点单的人在哪里，人潮中传来汹涌的倒计时之音，他看起来那么的接近目标，但又距离目标如此的遥远。

这一幕，给人的共情力格外之强。

最终，高志垒终于小小的完成了目标，虽然没有能够将生活维持在原先希望的水准里，但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更加珍贵的东西。

在电影进入尾声之后，大屏幕上打出一行字，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建议一定要看完电影最后放字幕时的那些短视频片段再走啊！

里面大多展现的是外卖骑手鲜活的生活画面，他们有的在风雨中互相帮助；有的在比谁送餐快，“斗法”；有的在送完餐之后，对着漂亮的晚霞，停住车，驻足观赏……对平凡的生活保持敬意，即使在低谷期也不要自我放弃，换个活法，人生也可以走得通。

影片里有个细节，就是外卖平台的笑脸计划，最初，高志垒疲于应付，总是没办法完成这个笑脸测试，但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对这份工作游刃有余了，可以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换个心态看问题，或许世界会变得好一些，这大概就是看完电影受到的启发吧。

《逆行人生》的最后两场戏，其实可以视作是电影两种不同走向的结局。

一种是更加符合戏剧真实的，按照类型片逻辑，电影最后的结局几乎必然是爽文式的happy ending，男主角因为自主开发的APP重新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再一次完成了阶级跃迁。

在一个充满了转折起伏的故事里，男主角最终经过各种大起大落后重新回到了他原有的生活，回到了他原有的阶层，并在这下落上扬的过程里获得了对人生的某种感悟，实现了个人的成长。

而另外一种则是更加符合生活真实的，男主角并没有咸鱼翻身，他黯然接受了自己从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的现实，完成了一次从底层到中产再回归底层的轮回，承认过去自己的所谓体面生活就是一场由时代造就的虚幻的梦。

他躺平了，佛系了，不计较了，与世无争了，看淡一切了，不内卷了，放弃奋斗了。

底层阶级因为乘上了时代的浪完成了到中产阶级的跃迁，也因为时代的浪被重重拍在了沙滩之上，完成了一次轮回，做了一个虚幻的梦。

从当下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样的结局更接近大众的想象和预期，但又显然与项目立项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必须有后面的大厂老板吃包子，以及点题金句和短视频混剪来匡正方向。

在我看来，这种类似AB剧的结局安排，可以视作整个创作团队最后的倔强——他们接到了甲方的任务，要创作一个阳面（积极阳光的，温暖感人的，催人奋进的）的剧本，但事实上，以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在骨子里更希望这个故事以一种阴面（批判现实的，发掘根源的，沉重犀利的）的状态被呈现于公众面前。

他们深知早先被命定的创作方向非但不会博得观众好感，反而会因为这几年来社会风向的某种改变，造成对电影本身的严重反噬。

作为乙方，既要完成甲方的命题作文，又不想违背自己对于当下社会现状观察后得出的态度观点。

既想得到庙堂之上的褒奖鼓励，又想在民间层面得到关注现实体察现实的赞誉之声。

两头通吃，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话语体系里都能得到认可的作品并非没有先例，最典型的就是当年的《集结号》。

但显然，在一种高度精分对立撕裂状态下创作的剧本，很难做到完美的两相兼顾。

《逆行人生》最终还是选择了甲方，而非大众。

但创作团队在故事编排过程中倒也始终保留了一份类似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自觉。

除了结尾的AB设计，片中不乏大量社会敏感问题闲言碎语式的呈现——譬如P2P爆雷事件，中产阶级看似体面实则命悬一线的生活现状，在各个层面均处于弱势地位的外卖员群体，底层群体间的互害与不信任，全民疯狂内卷的病态现实，就业前景堪忧的年轻一代，不同阶层间因难以逾越的鸿沟而生出的彼此对立。

但所有的问题都精准地刹停在“呈现”这一地步，不会一味地回避房间里的大象，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但也不会多做一丁点儿来自个人的价值表达，输出《药神》里“所有的病都是穷病”那样的金句。

只“呈现”问题，不“讨论”问题，更不作出个人的评判，这是一种趋利避害本能下的必然选择，也许也是时代的某种无奈。

这种只看不说的态度，让这部电影的观感介乎于《药神》与《奇迹》之间。

作为《药神》后又一部典型的国产三幕现实题材剧情类型片，它的整体完成度要比命题作文含量更高的《奇迹》更好， 但限于立项初衷以及人所共知的原因，又无法在探讨社会问题的深度上超越《药神》。

还是熟悉的W型剧作结构，高低高低高，第一个低——男主角从程序员到外卖员的阶层跌落，写得特别充分，几乎占去了影片一半的篇幅，当然回头来看，这可能更多还是出于表现问题的需要，当深度的议论不再可能，广度上的弥补就显得异常重要。

第二个低——男主角成为外卖员后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挫折挑战，这部分写得就有点后继乏力的意思，只能靠不断地撞车来机械生硬地制造冲突。

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编导深知自己无法在这一部分去碰底层内卷互害，以及城市新中产与底层人士间的矛盾冲突这两个更具话题性和深度，但又更加敏感的话题。

徐峥自导自演的电影《逆行人生》是今年暑期档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这部影片是徐峥继2020年执导《囧妈》后首次以独立导演身份回归影坛的作品，也是今年在暑期档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被市场寄予厚望的商业电影。

《逆行人生》以中年程序员高志垒（徐峥饰）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在遭遇互联网大厂裁员的打击后，面对生活的重压转行成为一名外卖员，并逐渐在工作与生活的磨砺中重新找回信念与勇气的故事。

虽然同样属于“中年危机”的题材范畴，与徐峥此前执导的“囧”系列相比，《逆行人生》展现出一种新的风格，对普通人的处境有更细腻的洞察与刻画。

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影片，《逆行人生》在上映之前便因聚焦于外卖员行业引发了广泛的公众讨论。

影片也因为情节设定不是从普通外卖员视角出发，而是从一个坠落的、不得不成为外卖员的精英视角去呈现外卖员生态，陷入舆论危机。

不少评论仅根据宣传物料就预测情节，给影片贴上“美化苦难”“富人消费穷人”“强行大团圆”等标签。

上映三天来，也有评论指出《逆行人生》并非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虽然体现出普通人面对生活重压的坚韧，指出家人比房子更重要，没有虚幻美化的空中楼阁，但对于更深的行业结构性问题多有回避。

如今，在影视作品中如实呈现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成了愈发困难的事。

影片在这方面的处理值得肯定。

今天的影评把该片放置在徐峥的作品序列里进行对比解读，梳理十多年来，徐峥作为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片导演，在创作上的变化。

撰文｜陈林治愈之旅的多重变形在《逆行人生》上映前，除了作为联合导演参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的创作以外，徐峥独立执导的作品一共有三部，分别为《人再囧途之泰囧》（下文简称《泰囧》）《港囧》与《囧妈》。

这三部影片在形式与内核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的主人公皆被设定为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中年男人，通过让他们体验一段曲折的旅途，表现他们从执拗到挫败，再到醒悟与转变的过程，以此来探讨以“新中产”为代表的都市群体面临的精神困境与生活危机，并试图完成“疯癫喜剧”（Screwball comedy）弥合阶层差异的文化功能。

2012年，在影视剧表演的道路上探索多年的徐峥推出了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泰囧》，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其在2010年主演的电影《人在囧途》中的公路喜剧模式，还参照前作把互联网用语“囧”作为核心的创意概念，将人物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双重窘境设置为影片的文化基底，通过精于算计的商人徐朗与单纯善良的游客王宝之间的强烈对比，展开对物质与精神、财富与情感等关系的探讨。

《泰囧》以新颖的视听呈现、纯熟的类型化叙事和密集的喜剧设定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该片最终以12.67亿的票房打破了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成为当年的现象级电影，徐峥也借此成为内地首位突破10亿票房的电影导演。

电影《泰囧》剧照。

凭借《泰囧》巨大的市场回报和口碑认可，徐峥在2015年与2020年接连推出导演作品《港囧》与《囧妈》，力图打造“囧”系列的黄金招牌。

这两部影片沿用了“公路＋喜剧”的叙事框架和类型元素，将影片的外部空间从泰国分别移至香港与俄罗斯，希冀用更加紧密的叙事节奏、更具冲击力的视觉奇观和更为癫狂的喜剧桥段来延续《泰囧》在商业票房上的成功。

但浮于表面的情节套路、过载的感官刺激与失衡的喜剧桥段大幅度地消解了严肃的价值表达，使得《港囧》与《囧妈》沦为质地粗糙、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比起剖开生活真相的手术刀，它们更像一首矫情的怨曲，给困扰于都市迷宫的观众进行一次情绪上的按摩。

虽然“囧”系列皆以逃离现有生活的旅程作为故事的起点，但与其说它们是离经叛道、反抗秩序的公路片，这三部电影更应被看作是温情回归的“治愈式旅途片”。

电影学者李彬曾在《“治愈式旅途片”的类型分辨与价值观解析》一文中指出，治愈式旅途片往往“将‘道路’、路途、‘旅途’作为编码模式，将主人公设置为具有某种‘病态’、人格缺陷的现代人，以道路喻人生，反映主人公在主流价值观体系内的成长变化的类型片，通过旅途故事弥合伤痛，完成精神治疗，获得心灵救赎”。

徐峥导演的“囧”系列电影（包括《人在囧途》）无一不将回归家庭作为主人公化解精神危机、走出生活困境的终极解药，以爱情美满的大团圆结局粗暴地完成对所有矛盾的想象性解决。

可以说，“囧”系列的诞生虽受网络文化惠及，但却与真正的互联网思维渐行渐远。

与自己的导演作品“囧”系列相比，徐峥分别于2018年与2021年参与监制的影片《我不是药神》 和《爱情神话》在人文表达与艺术质量上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前者以严峻的医药问题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底层现实进行了凌厉地刻画；后者则遵循生活流的叙事形态，精准地勾勒出当代人复杂而细碎的生活面貌。

虽然徐峥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监制更多是服务性的工作，例如为剧本、影调、演员提供意见，或在宣发阶段利用个人影响力提高影片的关注度，但毫无疑问，长年与不同类型的年轻导演的合作，必然会为徐峥后来的创作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与理念。

显而易见的是，在融入对现实的严肃审视后，《逆行人生》摆脱了“囧”系列以缓解中产阶层焦虑为根本性目的的创作逻辑，影片的主人公高志垒虽如“囧”系列的主人公一般渴望找回内心期盼的美好生活，为此不惜以无休止的“骑行”来抵御生活的痛击，但影片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治愈为价值导向的单一线索，不再以无关痛痒的嬉笑怒骂遮掩生活本身的残酷。

从这个角度出发，《逆行人生》已然完成了徐峥对自己的反叛与“出走”。

“阶层滑落”的具象表达如果说，十几年前横空出世的“囧”系列因为巧妙地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产阶层规模的壮大与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融会在一起，率先抓住“中年危机”与“中产阶层焦虑”的主题而契合了大量观众的心态，那么《逆行人生》则大胆地将近些年就业市场竞争加剧、降薪裁员潮频发、社会内卷化程度上升等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将“阶层焦虑”升级为“阶层滑落”这一更具当下性的叙事主题，展露出导演书写现实的野心。

电影在开篇便用一场发生在室内空间的家庭戏，借助贴合生活的美术置景与人物表演，简洁高效地勾勒出一个都市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现状：辞掉工作做全职太太的妻子、卖掉老房子后和儿女居住在一起的父母、准备去国际学校读书的女儿，以及拼命工作来供养这一切的高志垒。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即便和谐的家庭关系、流畅的人物对白让一家人吃早饭的场面显得日常而温馨，但昏暗的影调、阴冷的灯光与逼仄的镜头空间已然预示着这一“看起来很美”的场景暗藏破碎的危机。

而这一在开头便确立的视听风格也贯穿于整部影片之中，与徐峥以往作品里明亮、绚丽的影像基调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样态。

紧接着，在高志垒赶往公司的过程中，电影用不规则的摄影机调度，配合快速的剪辑节奏、强烈的明暗对比与信息繁杂的景深镜头，描绘出一幅拥挤、昏暗、如铁笼一般的城市景观。

眉头紧锁的高志垒像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在拥堵不堪的道路、地铁、写字楼中沿着一条既定的路线穿梭，直至抵达喧闹的办公大厅，仿佛稍慢一秒就要被密集的人流吞噬。

在《逆行人生》中，城市既没有作为遥远的“他者”以消费式奇观的方式呈现，也毫无《夕照街》《洗澡》等影片中的市井风情和地方趣味，它冰冷、压抑、同质化，日复一日地挤压着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情感空间。

经过前面的影像铺垫，《逆行人生》随后用极短的篇幅完成了高志垒遭遇裁员这一核心事件的叙述。

伴随着回归程序员行业的心愿彻底落空，父亲中风住院、房贷长期拖欠、女儿学费待缴等一环连着一环的问题紧随其后，没有给高志垒自我的情绪宣泄留下一丝空间。

作为现代化象征的城市既能用相对稳定的规则与秩序给人们以阶层跃升的美好承诺，也极易将微小的个体裹挟进难以挣脱的旋涡之中。

遭到城市机器放逐的高志垒面对的不仅是中产生活的退场与重建，还有男性尊严的断送与维护，他渴望尽快在这座“钢筋森林”里找回自己的身份位置，来阻止生活的坍塌。

人类学者豪道斯·魏斯（Hadas Weiss）曾在其著作《我们从未中产过》中谈到，中产阶层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固的身份，“将中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认为，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新式中产阶级”大多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他们更多是作为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

白领8.4[美] C.赖特·米尔斯 / 2016 / 南京大学出版社《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与此相应，电影在开篇二十分钟便围绕裁员事件，用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将“阶层滑落”的主题具象化地呈现出来，目的明确地告诉观众：中产的构建或许需要极为复杂的过程，但它的坠落只需要一个无法预期的意外事件。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走投无路的高志垒在年轻外卖员杨大山的热情引荐下骑上了经过改装的电动车，加入了外卖骑手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

为了兼顾商业类型与主题表达的平衡、增加影片的戏剧性冲突，高志垒的外卖工作被设定为层层闯关的模式，他既需要驾驭这份极其辛劳与严苛的工作，也需要克服从互联网大厂中层到普通外卖骑手的心理落差。

从不熟悉系统规则、摸不清配送路线到对送餐机制和城市道路了如指掌，从频频与顾客发生矛盾、差评不断到与同事和商家打成一片、业绩不断上升，为了补齐每个月超过两万元的家庭支出，抑制生活下沉的速度，高志垒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挑战。

但这一漫长的成长过程并不似“打怪升级”的“爽文叙事”那般给人以振奋的感受，相反，人物通过忍受沉重的痛苦来换取的微弱胜利更能让观众产生切实的痛感。

在一场高志垒因低血糖晕倒在路边的情节中，随着人物进行“微笑照片验证”的一次次失败，电影隐晦地暗示着我们，“温情回归”的美梦或许永远无法在这部电影里实现。

逆行而上的人生通道如今，外卖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

而根据美团给出的统计数据，2018年，美团的骑手数量为270万人，2022年与2023年这一数字分别达到了624万人与700万人。

随着外卖员总量的逐年攀升，外卖行业也开始遭受人员饱和的冲击。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想要维持以前的收入，就必须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劳动。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通过高志垒的索引，《逆行人生》借老抠、大黑、杨大山、仇晓敏等角色细致地描绘了当下外卖员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也让电影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超越了中产阶层的叙事视角，将人文关怀延伸至更多处于城市边缘、面临生存困境的人们。

与被人力资源系统所操控的程序员类似，外卖骑手的工作模式与工作价值同样被一套冰冷的算法支配着，这也让不计其数的外卖员不得不面对竞争压力持续上升的残酷局面。

但是为了早日走出生活的窘困，老抠、大黑等人在一切苦痛与不公面前只能选择隐忍，哪怕到达情绪崩溃的边缘，他们也只会无力地说出一句“我太累了，我要休息”。

尽管力图对外卖员职业做到全方位展现的《逆行人生》常常呈现出紧贴现实的质感，但为了达到类型化的叙事效果、引起最大程度的情绪共鸣，影片在多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设置上仍带有夸张、失真等问题。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譬如，骑手在送餐途中遭遇车祸的戏码多次出现，即便这是对外卖职业高危性最直观的表现，但此做法同样存在刻意增加故事曲折性与人物悲剧性的嫌疑。

再譬如，为体现高志垒外卖工作的顺利与家庭境遇的改善，人物长期患有的糖尿病竟然在高压的送餐工作中得到了大幅度好转。

纵观全片不难看出，长期从事喜剧创作的徐峥为了维持主题表达的严肃性，已经极为克制喜剧性元素的插入，但对于戏剧性叙事模式的依赖还是难免让影片脱离真实的生活逻辑，陷入情节剧的窠臼之中。

进一步而言，《逆行人生》虽然着力刻画了外卖行业的艰辛，对城市的现代性发展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影片并未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换言之，尽管高志垒在日复一日的送餐工作中重新建立了自我的价值认同，并开始以良好的心态与家人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以人物默认“算法”的合理性为基础的。

高志垒用增加送餐时间、提高配送速度、熬夜开发“路路通”小程序等个人努力来扭转形势的做法，似乎只是从一个恶性循环跳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人被算法驯化成机器。

比起外在的环境与机制是否合理，电影中的人物更关注自己的“骑行速度”能否更快。

而导致所有人进入这场内卷游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跳出这个怪圈？

影片的现实主义表达显然未能抵达这一层面。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在《逆行人生》的结尾段落，已荣升月度“单王”（外卖站点送餐量第一名）的高志垒还是搬出了苦于供养的房子，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住进了成本更低的老式小区。

而高志垒被其他互联网公司高层注意的结局似乎也只是为了调和影片低沉、压抑的整体氛围，并未对人物的未来进行真正的许诺。

值得肯定的是，《逆行人生》的价值表达终究没有停留在“个人努力战胜一切困难”的传统观念，它更想告诉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今天，仅仅依靠开足马力的“逆向而行”不代表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人生通道，只有超越以物质、利益、阶层为单一价值标准的认知，继而达到一种自洽而豁然的生命状态，才有可能开启全新的人生旅途。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陈林；编辑：荷花；校对：卢茜。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徐导呕心沥血的现实主义大作扑街了。

古今中外那么多千万富翁演穷人，怎么轮到了徐导就被人指着鼻子骂呢？

这就又得从挪用说起了。

要理解阶级挪用（class appropriation），还是要先从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开始。

文化挪用多指强势文化主体将弱势文化主体中的元素和概念从其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以不恰当且不被认可的方式使用，在西方时尚圈深受自诩左派的名流们追捧。

迪奥之前的马面裙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挪用的例子。

在时尚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的迪奥挪用处于弱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马面裙版型的设计，在介绍中不指明出处甚至还宣布原创，这就既不恰当又不尊重了，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挪用的行为。

Dior马面裙事件虽然文化挪用多出现于民族文化之间，但细心的朋友大概率能意识到，任何有权力落差的群体之间，都是能出现文化挪用的，阶级挪用就是一种典型的代表。

Hailey Bieber工人cosplay较早对阶级挪用提出质疑的还是时尚圈（虽然力度远不及文化挪用）。

24年Prada，Max Mara和LV等大牌都推出了基于19世纪美国工人着装为灵感的工装风系列，这就导致有些人可能穿的是上万一件只能干洗的Dion Lee，而有些人只能穿几百一件经久耐操的拼多多了，而两者都令人讽刺的属于工装夹克这个范畴。

这两类人当然过得不是同一种生活，对于有钱人来讲工装夹克更多的是一件时尚单品，是充满生活情趣的cosplay；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讲，困苦的生活让经久耐操又实用的工装夹克成了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当然不是说有钱人不能去做这种cosplay，毕竟工人阶级审美之所以经久不衰那自然是有它的普适性，然而有钱这个事实将他们与伴随着蓝领打扮的窘迫与痛苦隔离了。

强势的徐峥穿上的黄夹克还能脱下来，弱势的无产阶级则不行，而这个事实它理应会让一些人愤怒。

LV秀场上入戏的打工模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徐峥套上黄衫演外卖员是一种典型的阶级挪用，而且如果说文化挪用还能通过充分的调研和真诚的沟通来一定程度上的化解，阶级的顽固性则让阶级挪用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对于徐峥来讲，无论他前期做了多少调研和自己送了多少外卖也好，都无法解决的一个本质是这种生活对于他只是一种选择。

他不会因为一个差评或者一个车祸就导致现金流断裂陷入有去无回的下行漩涡。

就像董事长的儿子下工地体验生活，灰头土脸的他可以自拍发个朋友圈，而我们多半是不会的，这是我们羞于启齿且遥遥无期的日常。

当然不是说有钱人不会痛苦，我相信徐导看到现在这个票房表现脸也会皱成一团，甚至回想起自己当年《囧妈》是不是做得太绝了得罪了太多人，但人连枕边人的痛苦都难以觉察，要跨越这阶级鸿沟与徐峥共情这事儿还是太为难咱打工人了。

这个坚韧的眼神是徐导心中的外卖人徐峥及团队到也没陷入下场自证真诚的公关灾难，这点还是值得肯定，但电影本身也处处透着精明和技巧。

从房贷、p2p、全职主妇、国际学校为了拉长人物弧光层层叠中产坠落buff（对，本片对咱小资产阶级也是狠狠挪用了），到避重就轻将主要矛盾放在外卖员与顾客、与天气、与交通的鸡贼设置，到最后令人作呕的将单王争夺战设置为了剧情高潮，又不敢拿同为外卖员的配角做反派，只能强行让汽车再来撞一次。

随着徐峥在夜店这个资本主义的圣殿倒数中抢到单王，坐在影院的我再次体验到什么叫如鲠在喉。

《逆行人生》其实是将外卖骑手的文化挪用来讲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困境，而徐导尴尬地不属于这两边任何一类人。

影片里的桥段堆叠是如此刻意又肤浅，是包装好的异化的标准化的痛苦，而快乐，除了片尾的真实素材影片里有快乐吗？

他们懂外卖骑手的快乐吗？

他们懂懦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快乐吗？

从影片来看怕是有点难以想象了。

最不容易的却是笑着说来的除了阶级挪用本身让人不快之外，当这场cosplay来到最后以一场虚无的自我成就与和解达到高潮则更是让人怒上心头。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还能讨巧的将外资药商作为敌人给观众情绪一个出口，那么《逆行人生》则陷入了只能自我妥协的困境。

本片虽然含沙射影地阴阳了两句算法，但美团系绑着猫眼、饿了么阿里系绑着淘票票，中国两大线上售票渠道都与外卖深度绑定，这真是得罪不起；至于更宏观层面的缺席，那徐峥也只是个拍电影的，确实没必要了。

所以虚空索敌到最后，也只能卖了房子，拿鞭子继续狠狠抽自己，撒个娇，咱努力过了，咱值得更好的生活。

可是徐导，更好的生活在哪里呢？

是真的把电瓶踩出火星儿不要命就能换来的？

你这不扯淡吗？

满脸的乐意Just as you feel when you look on the river and sky, so I felt,Just as any of you is one of a living crowd, I was one of a crowd,Just as you are refreshed by the gladness of the river, and the bright flow, I was refreshed. — Walt Whitman我很喜欢美国诗人Walt Whitman的这一小段。

人来人往林林总总，流水潺潺、清风拂面时，也许我们也曾如此相似。

虽然我在《坚如磐石》之后就坚持国产现实主义题材这个类型在这盛世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如果一定还是要拍的话，那还是少一点臆想和包装，多一点自省和真诚，然后最后无解的事情就让他无解吧。

《逆行人生》是一部特殊的电影，今年夏天未上映就遭遇不少质疑。

网上有不少观点对电影的取材和视角进行和批判，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一个说：富人拿穷人的生活当素材来赚钱，还要穷人掏钱进电影院看自己，荒谬至极。

一个是批评电影海报上徐峥、王骁他们热烈灿烂的笑容，说背景里面如死灰的才是外卖员的写实，真正的外卖员怎么可能笑得这样开心？

这些说法在网上形成颇为一边倒的局面，今天到电影院看完电影，我觉得《逆行人生》委实冤枉。

拿贫富差距来说事属实有点八竿子打不着。

所谓的“灿烂笑脸”，其实是电影的一个剧情设计：外卖员的平台有一项笑脸计划的考核，不管人多苦逼，每天定时要进行笑脸验证，不通过要被封号三天——这是电影里面一个比较硬核的讽刺了，结果被全网误解。

其实这是一部拍得挺扎实的片子，既有对行业的刻画也有对生活的思考，风格上不像是徐峥的囧系列，倒像是若干年前那部《我不是药神》。

我不禁想，网友最恼火的事情之一就是所谓的专家对某些事情不看不了解就滔滔不绝，为啥到了自己就双重标准。

想来想去，两个字，算法。

推送信息的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等每天根据算法紧锣密鼓地研究社会上的爆点是什么、什么有争议、用户爱看什么想听什么。

于是，切合了用户心理预期的观点就爆炸并且全网传播，至于事情是真是假，倒霉的是《逆行人生》还是《顺行人生》，它不在乎。

然而，《逆行人生》本身就含有对算法深刻的描述和思考，使得这个现象愈发讽刺。

——你看，就是这么巧。

电影里徐峥饰演的高志垒是IT精英，被人事优化大闹办公室的时候，HR阴恻恻地告诉他，裁员决定是依据人力资源系统的算法做出的，而这个算法系统，当年就是他带领团队做出来的。

并且，留给他一句真言：尊重算法。

接下里就是一千多封简历无一回应，房贷马上要到期，女儿的国际学校要交费等一大堆窘境，无奈之下和老婆坦诚失业事实，走投无路跑外卖——这一切结果，都精确地蕴含在算法里。

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那么冷酷和令人厌倦。

徐峥作为演员的业务能力还是无可指摘的，他把中年男人那种窝囊和不甘演得很到位，本来嘛，一个三高加糖尿病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跑外卖怎么能跑得赢别人呢？

最后他还是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算法。

他发现送外卖收入一直难以提升的原因是路况不熟悉，总是找不到最优路线，人脑记忆力和运算力又有限。

于是他拿出了写代码的本领，白天送外卖，晚上写代码，搞了一个路路通小程序，不断优化路线，最终一举夺得外卖站的单王。

且慢。

徐峥虽是IT精英，但不是IT之神，否则也不会被优化。

难道他能优化出最佳线路，外卖平台上数以千计的码农还算不过他？

原因很可能是，线路的优劣和效率的高低，也是人为控制的结果，是算法的结果。

这个现象，那篇著名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但电影展现得还要更直观。

就像学医救不了中国人（鲁迅），打球救不了美国人（欧文），算法也救不了打工人。

不仅救不了，还把打工人越来越逼得走投无路。

贾冰饰演的站长说，现在平台对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外卖员说，他妈的，原来跑12个小时拿到的钱，现在要跑14个小时。

外卖站里的单王被一群外卖员找茬群殴，原因仅仅是他跑了太多单，让其他骑手无单可跑。

提高的效率反而降低了收入、减少了劳动需求——等到有人无单可跑的时候，他连这份工作都保不住了。

最近在看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这哥们自称“卢德分子”，卢德就是大机器刚出现时带头捣毁机器那哥们，卢德分子则指反对任何形式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

冯内古特认为“电子社会没建起什么来”，“进步已经让他忍无可忍”，在书中进行辛辣的讽刺，恰好直接对应着我们面对着的局面。

就像是不管高志垒有多能干，小算法永远笼罩在大算法的阴影里，大算法背后又有超级计算机那遮天蔽日的影子。

所以电影的结局就颇堪玩味，在这个精英下凡的故事里，遭受磨难的精英高志垒或许最终会回到大公司的怀抱——于和伟的公司发现了“路路通”。

但，他们究竟认可的是算法的价值，还是人的价值，就耐人寻味了。

如果《逆行人生》仅仅是一个精英下凡渡劫的故事，那就肤浅了。

但它不止于是一个奋斗逆袭的热血故事，而是思考了更多。

电影结尾，高志垒做出了一个不像一般电影中逆袭主角的决定——他把学区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小房子。

从情节上看，他退掉了国际学校、拿到了单王、妻子又兼了两份职，房子是可以保得住的。

放弃大房子换成小房子，说明他已经看透了这套算法：普通出生、同济毕业生、上海IT精英，他已经做到不可能更好。

所以他的前半生也在定好的算法里奋勇前进，觉得无往不利——要大房子要国际学校，产生了自己不是打工人而是上等人的幻觉，将算法规定的一切都照单全收——直到现实一个巴掌把他掀翻在地。

他明白了在别人规定的算法里，自己无论如何也赢不到最后只能沦为燃料的命运。

所以他的下一步未必是理所应当地回归大厂，而也可以是在其它方面创出局面，甚至是继续送外卖，只要是自己把握在手的，就够了。

不管怎样，领悟了的高志垒终能在“尊重算法”的劝告中坦然一笑，告诉对方：对不起，我不尊重你的算法。

《逆行人生》诉诸个体的努力去化解普遍的困境，肯定是不够的。

算法的问题呢？

平台的问题呢？

年龄歧视的问题呢？

996的问题呢？

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呢？

劳动法的问题呢？

徐峥自导自演的新作《逆行人生》，有一个令多数人产生共鸣的设定：一个人到中年的中产，突然失业了，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他送起了外卖。

主人公高志垒（徐峥 饰）身上，浓缩着多数中年人士和中产人士的生存困境。

高志垒（徐峥 饰）失业职场上，程序员高志垒哪怕天天“996”，并因为长期加班和工作压力导致糖尿病，依然被公司认为不再适合高强度的工作而被辞退；想要另寻一份工作，也面临着严重的年龄歧视，投出1300多份简历几乎都没有回音。

人到中年，高志垒上有老下有小，作为家庭支柱，需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抚养孩子的重任。

高额房贷成为家庭财务的巨大压力，日常开销、父亲突然中风、女儿上国际学校（之后作罢）等额外支出，让家庭经济捉襟见肘。

妻子肖妮（辛芷蕾 饰）和高志垒一起承担生活的重担脱下孔乙己长衫后的心理落差和社会地位下降，也让高志垒的自尊和自我认同遭遇冲击，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迷茫和无助。

高志垒好不容易脱下孔乙己的长衫P2P爆雷、房价的下跌、经济的下行、再就业的困难等大环境因素，让高志垒的个人困境雪上加霜。

实在走投无路，高志垒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工作是有着落了，但外卖骑手也有他们这一职业的难处。

最典型的是，算法驱动下，外卖骑手不得不“快”、不得不“疲于奔命”。

为了提高效率和满足客户需求，外卖平台使用复杂的算法来规划配送路线和时间。

算法追求的是最小化配送时间，最大化订单数量，给骑手施加极大的时间压力。

当“快”成为一种习惯，消费者对即时性的需求越来越高，外卖平台为了争取市场份额只会加倍迎合消费者，迫使骑手加快步伐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否则就会被系统判定超时或者得到消费者的差评，继而遭到平台扣罚。

比如新骑手送一单是6元，但一个差评平台就会扣罚100元。

高志垒第一次上班辛辛苦苦跑了一天，但因为超时和差评多，反倒欠了平台钱。

高志垒第一天上班手忙脚乱在赶时间的情况下，很多外卖骑手采取不安全的行为，比如超速驾驶或者违反交通规则，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电影中出现了几次骑手遭遇交通事故，虽然有依靠交通事故制造戏剧冲突之嫌，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的确非常高。

以一个现实数据为例：6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发布《2024年6月17日至6月23日本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位居前两名的饿了么和美团违法总数，均超5000起。

以前骑手速度快，就能多跑单，收入就越高；但《逆行人生》经由朱站长（贾冰 饰）之口，点出行业的新困境：提速降价，僧多粥少。

一方面，平台为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压缩配送时间，单价并没有提升甚至下降，导致骑手工作强度增加；另一方面，经济下行背景下，骑手数量增多，每位骑手的订单量和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形成跑得越多但实际收入下降的局面。

朱站长（贾冰 饰）外卖骑手遭遇的不仅是平台这一庞然大物之“恶”，这一职业也时常没能得到社会足够的尊重和认可，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面对客户的要求和偶尔的无理取闹，外卖骑手需要保持良好的态度和服务质量，“逆来顺受”在“客户就是上帝”的理念以及平台强力扣罚的约束下被合理化了。

高志垒很快也实现了从“有脾气”——仅仅是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已，到“逆来顺受”的转变。

平台鼓吹并加剧了这种“逆来顺受”的倾向。

电影中，外卖平台推出一个“微笑计划”，随时抽查骑手的服务态度、需要在五分钟内进行笑脸验证，不通过就要扣罚三五百元甚至被封号三天。

电影中有心酸又讽刺的一幕：高志垒因低血糖差点晕过去，却还得“强颜欢笑”进行笑脸验证，不知情的路人说了一句小伙子这种情况你就别直播了。

事实上，不合理的配送时间要求、低薪酬、缺乏劳动保障等，才是骑手“笑不出来”的原因。

微笑计划让外卖骑手除了体力劳动以外，还要进行“情绪劳动”，并转移了对外卖平台系统性问题的关注。

外卖骑手这一职业，有普遍的困境，而具体到每个外卖骑手身上，则各有各的难处。

高志垒是中产阶层滑落，老抠（王骁 饰）家有罹患白血病的孩子，“卷王”大黑（冯兵 饰）则是出于道义良心，要帮一个小弟兄还债……不论是老抠被撞之后把得到赔偿当作“财运”，还是大黑在遭到同事排挤和殴打之后，带着哭腔说出的“太累了”，都令人泪奔。

为了攒钱给孩子治病，极尽节俭的老抠（王骁 饰）

“卷王”大黑（冯兵 饰）每天跑16个小时《逆行人生》呈现中年人、中产阶层以及外卖骑手等群体的困境，直面现实，这是电影的优点。

在呈现外卖骑手工作特点时，电影使用快速剪切、时间压缩、紧张的背景音乐和创意转场等手法，在视听语言层面上把外卖骑手的工作流程拍得很“好看”，这是电影技术纯熟的体现。

但对困境的反思与化解，才是《逆行人生》的核心情节，也直接决定着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

《逆行人生》对于困境的化解，最终落脚点在于个体的努力，以及人性的温暖与韧性。

通过展现主角们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和坚韧，以及人物之间相互扶持和家庭成员间的深厚情感，《逆行人生》倡导一种持续前进的态度，鼓励观众不论在什么情境下都不要放弃努力，要相信未来会更好；并提醒观众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作也有其尊严和价值。

这样的道理，显然是没错的，也能获得观众的共鸣。

我们都活得很努力，这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生存状态，它深刻烙印在每一份汗水与坚持之中。

只是，《逆行人生》既映照出我们面对生活重压时的不屈不挠——我们对于努力感同身受，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活着，这不需要电影更多强调；《逆行人生》也让我们经由人物的处境看到自身的困境——这个更让我们心有戚戚，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不是不愿意努力，而是可以不那么苦吗？

可以让努力的回报更加体面而有尊严吗？

在这个层面上，《逆行人生》诉诸个体的努力去化解普遍的困境，肯定是不够的。

观众更好奇的是：然后呢？

算法的问题呢？

平台的问题呢？

年龄歧视的问题呢？

996的问题呢？

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呢？

劳动法的问题呢？

这些机制性问题没有纾解，努力努力再努力，结果很可能只是内卷内卷再内卷。

就比如高志垒虽然利用自己程序员的优势，开发了一个可以提升外卖骑手送餐速度的小程序，短时间内大家送单速度都提高了，但可以预想到平台的下一步：既然大家送餐速度提升了，那么就进一步压缩骑手的送餐时间。

所以，虽然都是现实题材电影，但《逆行人生》并非《我不是药神》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它更近于徐峥此前的“囧系列”电影。

在“囧系列”中，主人公是处于中年危机中的中产阶层，面临诸如工作压力、婚姻问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等困境；电影围绕主人公经历的一场意外之旅展开，在旅途中，他们遇到各种挑战和奇遇，这些经历帮助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电影强调家庭的价值，旅途的结束伴随着角色内心的和解与成长，他们回归家庭，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电影提供一个还算乐观的结局，让观众感受到即使生活中有种种不如意，也有机会通过改变和努力找到幸福。

强调家庭的价值，是徐峥一系列导演的作品的共同落脚点《逆行人生》亦是如此。

只不过，这一次阶层滑落的高志垒的“旅途”，不是真正的旅行，而是成为外卖骑手的“体验之旅”。

虽然《逆行人生》的一些细节也点出各种机制之弊，但因为种种原因，电影有限批判，最终是轻轻地滑过去了。

《逆行人生》细腻地描绘了外卖骑手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触动观众的心弦，相信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对外卖骑手这一职业有了更多理解，愿意在收到服务时多给予一份好评。

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和正面反馈，无疑是对外卖骑手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也是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的体现。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情感上的支持虽然温暖人心，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外卖骑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在享受外卖服务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其背后隐藏的代价，比如外卖骑手因时间压力而采取的各种违反交规的举动。

要真正改善外卖骑手，乃至于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处境，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核心，从机制层面去寻找破解的路径。

《逆行人生》的结束之处，才是我们反思的真正开始。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昨天写了一半又忘发了，抓紧改好发上来8[裂开]有剧透有剧透有剧透。

看完了逆行人生的点映，瑟瑟发抖，俨然一部现代恐怖片，中年人的窒息与无力就这样赤裸裸地扑面而来。

剧情里有些刻意设计的悲惨，脱不掉工业化的制作痕迹。

失业、国际学校、房贷三件套，外加p2p，车祸等各种debuff。

单说男主父亲这一条线，语言暴力到偶发重病再到互相理解，标准流水线制品。

男主的设定是程序员，业内人还是察觉到些许的不真实感，电影总分不清中层和基层的界限，难免一些用力过猛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而生活反而更多温水煮青蛙。

但说也好笑，电影里的公司还愿意用人到四十多岁，而如今这个行业刚毕业就有大批被下岗的打工人。

有句台词写得很有意思，说出来送外卖又不是出来卖的。

然而，剧情发展到中后期，男主看到妻子在美甲店打工那个震撼的表情和剧情刻画，反倒像是对这句台词的无情讽刺。

影片对夫妻的刻画还是有些太单薄了，将家庭重担过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忽视了婚姻应是共同承担责任的本质，毕竟现实中谁也不是谁的附庸吧。

诚然，影片通篇都聚焦于外卖骑手的生存，但终归不是给骑手拍的。

结局虽然给主角了一些希望暗示，但这不就是在凸显一种幸存者偏差吗。

可以下岗送外卖一天十几个小时，再抽几个小时写程序的人，已经是一种神话的存在了吧。

中产阶级的体验式的外卖生活、资本阶级永恒的胜利者姿态，对银幕外的我们更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近年来，关注打工人生态的作品日渐增多，但疏离感依旧存在。

想到三喜最新一期闫佩伦和张佑维的作品，仍觉隔靴搔痒，甚至不乏煽情之嫌。

须知加班从来不是中低层打工人互相PUA的兴奋剂，而是资本对底层的无情压榨。

可惜上价值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这层也上出来呢。

言而总之，逆行人生还是值得去看的，也能看到乐观、努力、恩爱、也会被被温情所触动；但是认真就输了，只是商业化的生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