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

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

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

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

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

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

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

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

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

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

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

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

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

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

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

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

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

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

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

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黄金甲和这个片争竞oscar最佳外语片奖,可谓蚍蜉撼树.oscar当然要选择政治正确,无为歧路,意识形态,今日的我们自能洞察艺术奖项后面的政治之眼.不过oscar之可信,是建立在政治/艺术两手都要抓的基础上的.要是黄金甲真的中标,参标单位多数要说有黑幕的.国人的弯曲肠子都是被逼出来的，自家人不争气，我们只好间接感谢这位导演的处女作，若让日本人的《硫磺岛岁月》占了上风，那可真是难堪耻辱了。

我们这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让人好生气闷。

现在中文翻译为争夺眼球，走大片路线，用词凌厉非常，却让人懒次回顾。

历次“审计风暴”“反贪风暴”都是如此色厉内荏。

“别人的生活”，生活在别处，人云中国人和德国人一样富有历史感，可为什么德国人的历史反思更令人信服得多？

此片可和《帝国的毁灭》参照阅读。

翻案也罢，立案也罢，浅尝辄止来蒙事，总归不成样子的。

我们对待历史，有时像无可无不可世故宿命的糟老头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既然循环，个人何须努力较真；有时却像复仇主义者伍员或美狄亚，天翻地覆慨而慷，鞭尸历史，你鞭过来，我鞭过去，赢者通吃，一朝天子一番说话。

枭雄曹操在京剧里可是个丑角，我们演义的历史就像戏剧一样天真，道德和因果报应笼罩着一切。

——这是我们乐见的历史。

枭雄要么是枭雄，要么是豪杰，可是，怎么也不应该涂抹为小丑的。

粱任公曾愤怒过“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我们既认识不到英雄的残酷和伟大，也不肯承认普通人在历史涡流中的生存意义。

至今我没看见过关于文革像样的电影，把那个年代涂抹得很bt的电影不少，可这是浅尝辄止的bt，坏人穷凶极恶，这丑角的力量孤零零的。

《无极》里没有人，《英雄》里没有人，《黄金甲》里还是没有人。

《无极》里有为了一个馒头而被葬送做好人机会的偏执狂；《英雄》里有面对大一统皇权匍匐在地的刺客，《黄金甲》里有乱伦有阴谋有秘药有颓废长子有被宠坏的小儿子有虎狼之年的继母有“朕不给你，你不许抢”的一家之长……这里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历史。

——它所宣扬的都是当代心史，刻板的教育，刻意的恫吓；和谐有理，阵痛有理，忍耐的好孩子才会有糖吃。

几年前那部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相比这片子就有点讨巧了。

其实《再见》路数和港片《金鸡》挺像的。

而这部片子，大抵称得上“不稳不火”，结尾略煽一把，也是意料中事。

很多时候是观众承受不了更残酷的东西。

（《南京梦魇》那记录片，可真够梦魇的。

让人反胃恶心而生就爱国之心，这的确太野蛮了。

）细节1：某小哥讲述了一个关于民德主席罗里克的笑话。

“早上，罗里克对太阳说：我起床了，太阳你好。

中午，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日安。

晚上，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晚安。

太阳终于说，你这混蛋烦了我一天了能不能消停会儿？

”安全局负责人忽悠他讲了这个笑话，又问询了他的姓名工号，一席人面如土色。

负责人一个人肆意地大笑，居然亲自讲了一个关于罗里克的笑话，“罗里克和电话有什么区别？

都是接起来放下。

”xx7被斥退到信件拆分办公室，某小哥就在他的身后。

一切不言中。

最佳报应是，热情饶舌的某小哥最后又八卦了下，“柏林墙推倒了。

”细节2：XX7最后到一家名叫“karl marx”的书店买书。

那本书29。

8欧元，上面写着，献给XX7。

“HGW XX/7 gewidmet,in Dankbarkeit (深表感激地赠与HGW XX/7)”那本书的名字叫：《来自好人的旋律》（Die Sonate vom guten Menschen）。

这也是诗人在得知朋友自杀后弹奏的曲名。

细节3：布莱希特无疑作了这电影的精神道具。

Wiesler偷走的那本诗集，正是Jerska在诗人生日会上独坐一边读的那一本。

字幕翻译如下：初秋的九月中每一天都是忧郁的那些笔直的小树向着天空就像爱情一样茁壮地生长着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空中飘着一朵棉花般洁白的云彩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其实德文原诗如下：Erinnerungen an Marie A.1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 2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r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 3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 国内有黄先生译本： 回忆玛丽·安布莱希特著 黄粲然译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 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 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自那天以后，很多月亮悄悄移过天空，落下去。

那些李树大概被砍去当柴烧了，而如果你问，那场恋爱怎么了？

我必须承认，我真的记不起来，然而我知道你企图说什么。

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它。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

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那个女人可能生了第七个孩子，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电影为了此主旋律，当Wiesler开车送上司回去的时候，镜头特意照向那明亮的天空，照着天空下面交织的细长的树枝。

八卦1：导演33岁。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苏联电台到此为止。

美国电台则播出列宁这段话全文：……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八卦2：此片饰演窃听人员的男主角，其真实经历恰如诗人，他的妻子曾经向斯塔西告密他的生活种种。

龙应台关于此片评论：http://ent.sina.com.cn/m/f/2007-03-05/09291466821.html

九月的这一天，洒下蓝色月光洋李树下一片静寂依偎在我怀中，宛如美丽的梦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一朵云攫住了我的目光如此洁白，至高无上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影片又译《别样人生》、《别人的生活》，举重若轻地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

但作品让深不可测的黑暗迎来一缕人性的曙光，颠覆了盖世太保、克格勃横行的“冷血特务滥杀无辜”俗套--不经意间同情上窃听对象的男主人公，在明白自己截获的所谓情报不过是一段真挚爱情时，开始反思该行为是否正义，并最终参与到这对无辜鸳鸯的生活中，为保护他们而不吝冒险。

面对一部突如其来的爱不释手的电影，似乎让人反倒没有太多话要讲.也许是整部片子稍显严肃而沉闷的气氛,导致了我的失语,或许是什么别的.一部看上去非常“政治化”的电影，表现了斯塔西部门的窃听行动，但在“迫害”这一方面却没有给人以尖锐的刺痛感.冷寂的影调和节奏的掌握都很出色,气氛上的渲染也着实很到位. 不能不提的是演员的表现,代号为“HGW XX/7”的窃听专家威斯勒的扮演者从始至终面无表情、看上去无比冷漠，却让大多数观者读出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和潜藏着的丰富感情.想说的不是电影,而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生活.当柏林墙倒塌，斯塔西随之消失时，钳制人民思想的前东德文化部长对剧作家德瑞曼说：“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是你们想要的么?可是,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好写的呢，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德国，还有什么意思？

”这句话听起来讽刺有加，显得“话外有话”.德瑞曼并没有作答，倒有些像创作者自己的概叹.不讲道理的文化部长此刻的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令我不禁想到另部片子<生活在别处>里的话:那是政治诉讼的时代,迫害的时代,禁书成堆的时代,到处都是通过所谓的法律进行谋杀的年代.我们应当为它作证,那不仅是恐怖时代,也是抒情时代.在19cm*19cm的特殊编码打字机,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打字机下,打出了这样一篇充满诗情的报道: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府像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要买平均2.3双鞋,每年平均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开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归到自然死亡里去,如果你打电话到安全局去问,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来往而自杀,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自从我们9年前开始停止统计自杀人数,欧洲只有一个国家死亡人数高过东德,那就是匈牙利.然后殊途同归,我们都会实现社会主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斯卡,一个伟大的导演,我今天要写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就像古代的某些文人才子不是文必秦汉便是文必唐宋一样,近代国人也经历了一段文必西方的时代.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总是认为创作源泉的遏止最根本在于社会体制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文化传播与接受方面,我们需要走墙外开花的路子,比如地下电影.除了应付社会体制问题,体制内的后院问题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问题.体制既然是不可用一个转身视而不见也无法用一个中指就能鄙视掉的,那么与其诅咒诋毁,不如从容应对.创建事业的激情终究要靠个人的热爱与诚挚.在一条看似艰难的路途上举步维艰却艰难举步.战胜的最终是自己而已,而战胜自己往往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南周>做到了,龙应台做到了,李银河做到了,阿伦特做到了.还有更多的人......说到这里,似乎言语中有过多的压抑,那么就一起来回味下片中的那个令人记忆犹新的讽刺总书记的笑话吧：昂纳克起床后，推开窗户向太阳说：早上好！

太阳。

太阳：总书记早上好！

中午， 昂纳克：太阳，午安！

太阳：总书记午安！

黄昏， 昂纳克：晚上好！

太阳。

太阳：…… 昂纳克又问一遍：太阳，晚上好！！

太阳：总算到了西边(西方)，不用鸟你了看,残酷的时代里,人类造就出了多么经典的文本.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

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

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

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

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

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

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

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

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

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

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

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

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

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

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

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

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

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

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

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

他的妻子简妮？

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

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

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

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

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

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

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

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

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

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

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

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

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

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

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

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

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

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

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

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

《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

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

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

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

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

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

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

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

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

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

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

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

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

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

音乐何为？

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

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

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

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

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

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

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

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

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

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

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

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

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

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

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

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

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

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

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

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

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

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

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

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

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

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给个不太看电影的朋友推荐了几部电影，朋友看完了说为什么这么好的电影中国就没有。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话说北京一个机场有一幅大的裸露的壁画，有个台湾商人在大陆经商，每次路过都要去看一看，只要那幅画还在，他就放心了。

很可笑，不是吗？

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联系到一副画上。

这里我要说，什么时候你看中国引进窃听风暴这部电影，那么中国电影就可以拍出我那朋友想要的好电影了。

呵呵，只是开玩笑的说如果真能到放开的那一天，中国会拍出比那还好的作品，我坚信。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

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

《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

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

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

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

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

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

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能看到这部电影纯属意外,因为我几乎不看任何片名中带有"风暴"字样的电影..这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前些日子先是读<弑君者>,对国际法和国内法产生拉1些兴趣,考G的时候又考到civil disobedience,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是个巨大无比的坑,越来越糊涂乐,,,然后看了1961年版的<纽伦堡大审判>,对里面的Bertholt夫人一见倾心,这个版本和1995年的版本相比,审判的对象是最高军事法庭的法官,这就从国际法问题转移到了自然法问题,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不得不开始啃西塞罗,奥斯丁,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边沁,朗富勒,哈特,以及菲尼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哲学著作,,要达到我的目标"成为一个常识健全的人"到现在也只是十去其三,看样子起码还得再攻一个月,才能有个大概齐的了解,这个按下不表,等我形成大致的历史观再来写影评好了...言归正传,看窃听风暴是因为里面有Sebastian Koch,和我的另一位精神导师Sebastian Bach只有三个字母之差...而这位,正是在《黑皮书》里饰演德军上尉的帅哥,昨天看了黑皮书我就迷上了他...说他帅其实也有四张多了,有人说他长了一张充满肉欲的脸,这个我非常同意,不过,肉欲是多么好的一个词啊.在的00:49分左右,爱丽丝先是唱鸟一首灰常风骚的Ich bin die fesche lola,上尉含着舌头看她唱,也灰常地风骚,,,散会后上尉半躺在沙发上,说,你想干什么,无辜的样子,啊,我要去德国,我要去把他搞到手..那么第一步,就是先把他演过的片子都看完,所以我今天又看了窃听风暴,嗯,果然也不错内!Koch虽然演得一般,能看到他那张大脸在我面前晃我就几满足!稍微看了一下影评,好像大家都对窃听人内心的道德律十分感动,但又觉得他的心怒历程没有通过足够好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对于这种批评我只能说:"你们实在是太不细腻了!"实际上,Hauptmann的转变十分合理,本来他在学院内,虽然是培训特工的老师,仍然对体制缺乏感性认识,从理论到理论才会这么坚定,而真实的世界总是灰色模糊的,,,在他吃饭的时候看到可怜的情报1处的小史蒂勒因为开首长玩笑被长官半真半假地捉弄和嘲笑,就开始有点不爽了吧,然后又要在监视的房间里画出Dreyman家的家居平面图,这个00:38分的情节让我十分心动,此刻Hauptman监听的场域发生鸟变化,我想起福柯所说“场域”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思维中的触染律,,从在Dreyman家布线到在楼上画出模拟家居图到后来走进Dreyman的家里东摸西摸,在我看来这是比听音乐读诗更重要的过程,使Hauptmann渐渐对Dreyman发生移情是因为他存在于和他家类似的空间里,听到D能够听到的一切声音,看D看的书,听D听的音乐,甚至在D和老婆做爱的时候都紧紧地抱住椅子想象自己是D.总而言之,我认为,改变H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而是经验,当然也可以说艺术是经验的一种浓缩形式之类,但决不是全部,,,能够和理念抗衡的,唯有经验而已.如果要我归纳,这是一个典型德系"理念人"被英美系"经验人"淹没的故事,一个理论家被诗人腐化的故事,所以Hauptman最后的结局是从体面的教授变成了一介送报纸的屁民土人.当然,我最后也哭了,我觉得对又臭又硬的知识分子进行定期经验性的清洗还是很有必要的.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共同道德直觉吧黑皮书和帝国毁灭描绘的是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窃听风暴描绘的是摇摇欲坠的东德,德国人20世纪可真是有够忙活的,我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已越来越甚.记得在柏林的时候,在大雨的酒吧里,听朋友说,80年代大家会猜测大陆回归台湾,南北韩得到统一,就是没想到最后首先迎来的反而是柏林墙的倒塌.我当时听了可真是郁闷透顶.窃听风暴里,自杀的老导演看着快活的派对人,说,,人们现在竟然能忍受以前不能忍受的东西,话音未落就有人和安全局的吵了起来,证明他的话至少对德国人来说是过度抒情.我们呢?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现在忍受这些好像一点也不难,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以前,我们从来就是这样忍受的,所以也将永远这样忍受.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

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

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

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

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

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

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

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

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

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

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

）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

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

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

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

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

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

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

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

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

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

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

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

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

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