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战争片作为类型电影的一个大类发展至今，已经在观众心中形成某些固有印象或期待，或绮丽壮观、充满文学性的修饰和浪漫化的想象，或血腥暴力、荷尔蒙喷射、令人肾上腺素飙升，或低沉哀婉触目惊心、揭露战争的本质和留下的伤痕。

好的战争片总能找到一个细微但充满共情力的角度去构建人们对战争、生命、人性的思考，创作者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拓宽战争类型片的边界。

而《八佰》在这样的尝试中找到一种少有的路径——它更像是一则社会学观察实验报告。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特殊性在人类战争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

首先，这是一场 “表演战”，战斗的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同时，战斗发生在与租界隔河相望的四行仓库， “一河之隔，地狱天堂”，身处天堂的人们成了地狱酷刑的 “现场观众”。

关于这场战斗有很多角度可以书写，影片中大量人物都有真实原型，但从我的观感来看，管虎是在用真实构建寓言、用历史映照现实。

影片首先从 “亲历者” 的角度引入，一位老者用上海话讲述自己对多年前那个夜晚的印象：“只记得酒酿圆子蛮好吃的” “妈妈说对岸的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人”。

画面展开，一群说着湖北话穿着蓑衣的人在旷野疾走，他们长途奔袭最终走入一片瘆人的末世之地，莫名其妙加入到这场惨烈的战斗。

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四行仓库、认识坚守在此的战士们，也通过他们的眼睛，看见苏州河南岸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莺歌燕舞。

由配乐每一个重音带出的大全景将我们抽离人物视角，俯瞰这南北两岸是怎样一个撕裂的世界。

影片在画面上做了许多带有舞台感的处理。

苏州河北岸以战争废墟为布景，四行仓库为主舞台，上演一出 “赵子龙长坂坡救主” 的英雄戏码。

南岸人影绰绰霓虹万千，在阳台用望远镜观战的富人、倚窗而唱的歌女、面河而戏的京剧班子、在咖啡馆架起摄像机的各国记者，整一个娃娃屋布景。

南岸看北岸是戏，北岸看南岸也是戏，南北两岸看似分裂却又关联万千。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一群生长在和平时代的观众，在这个小小的 “战时世界” 中处处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

影片中着墨最多、最容易找到代入感的角色是一群 “散兵”。

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一群普通人，甚至是普通人中最不勇敢的一群人。

小时候每每看到电视剧中革命者英勇就义总是被大人问：如果是你，你会像他一样勇敢吗？

那时候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会！

”。

长大之后逐渐明白，成不了英雄并不耻辱。

但看到这群 “散兵” 的样子，我又忍不住问自己：如果是我，我会像他们一样怯懦吗？

在我们这个英雄主义逐渐被消解的年代，我们是否还能找到让自己勇敢起来的理由？

到影片中段，关注点逐渐转向战士们。

我一直相信没有人生来就是勇者，人总是在认清自己的能力和责任之后才会变得勇敢。

“八百壮士” 之所以被称为壮士，不是因为他们是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高于生死的意义。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职业都需要像战士们一样面对生死，刑警、消防员、医护人员……在看到战士们报出姓名纵身跃下的时刻，我眼前浮现出许许多多的面孔，他们每一个都在说：请记住我，请让我的家人为我骄傲。

在以往的战争片中，英雄的死亡总是尽量渲染其悲壮，而《八佰》所提供的 “观众” 视角却是直直地书写出一个 “惨” 字。

我们的眼睛从苏州河南岸看过去，对岸每一个跃下的身影都是一次刺痛，他们报出的姓名就是一声声 “生之渴望” 的呐喊，同时也是一句沉痛的责问：你，为何还能无动于衷？！

隔岸并不只能 “观火”，就像观众其实也是演出的一部分一样，身处 “事外” 的人，都有一颗想要改变事态的心。

1937年那个秋天的南岸民众，与我们现在的网友有多少不同？

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瘟疫之中，我们是否感受了到和他们一样的心情，我们又是否像他们一样在行动？

如果把《八佰》看做一则特殊时期下的社会学观察寓言，我们或许就能看见历史映照下的真实自我和人类社会长久不衰的运作逻辑。

战争的背后全是政治，但抽象到民众的凝聚力上，榜样就是信仰的可视化，人群间的相互影响是流动且倍速增长的。

即便我们的社会处于被撕裂的表象之下，也依然存在一种看不见的联结，只要我们还有感情、只要我们还是人类。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

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

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

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

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

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

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今日四行仓库遗址和晋元纪念广场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

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

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

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

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

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谢晋元与守卫四行仓库的四位连长，从左至右：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

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

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

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

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

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

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

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

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

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

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

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

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

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

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

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

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

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

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

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

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

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

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

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

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

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

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杨惠敏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

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

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

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

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

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

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

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

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

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

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

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

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

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

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

”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

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

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

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

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

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

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

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

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

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

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

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

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身骑白马的谢晋元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

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

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

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

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

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

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

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

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

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

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

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

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

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

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

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

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

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

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

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

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

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

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

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

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

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

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

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

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

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

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壮士八佰归何处，将军孤愤几人知？

《八佰》，两把刀子，一把陈树生，一把刀子。

一个是军人，绑着满身手榴弹，跳进日军钢板阵，炸得小鬼子血肉横飞。

血书一封：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这把刀子，剜心窝的痛！

一个是混混，“沪江堂，小辈，刀子请愿！

愿意一试！

”刀削拇指，按了红手印就往桥上跑，中弹也不回头。

这一跑，有去无回，身卧血泊。

这把刀子，刀锋泛着光。

前一个是北岸的八佰壮士，后一个不是。

后一个是南岸的浪子，是商会打手，是江湖混混，是个看赌场的。

就算这样，一但被叫醒，这把刀子也是出鞘即杀，所向披靡。

第一导演找到南岸浪子李九霄。

北电表演系毕业，演过《记得少年那首歌》《火锅英雄》《送我上青云》。

这次，《八佰》刀子。

李九霄聊《八佰》刀子，聊到最后，就四个字，有情有义！

01.入组：管虎迈着大长腿，带我转四行仓库第一导演：怎么接到《八佰》刀子这个角色的？

李九霄：特别感激《八佰》的制片梁静姐，当时我也没去试戏，也没见导演，是梁静姐发现的我，然后把我推荐给了管虎导演。

正好刀子那个角色空出来了，我就去演了刀子。

中间见过一次管虎导演，当时（2017年12月）我在拍《送我上青云》，和姚晨老师在贵州一块拍戏，请假去了一趟上海，第二天见了一下管虎导演。

他在现场忙别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北岸已经拍的差不多要杀了，开始要拍南岸了。

他在那工作，我过去以后就看他很忙，我也没说什么，就观察他，觉得个儿很高，真的就像大老虎一样，还戴了一副眼镜，有时候还会把眼镜挂在脑袋上，觉得很有趣。

他忙完以后突然看到我了，说九霄，你来啦，你看过这仓库吗？

我说还没看过，但是来见您之前早上去了一趟四行仓库，真正的四行仓库。

虎哥就把我领到现场，在仓库里边转了一圈，他那个步子迈的大，腿又长，我小跑在后面看。

第一导演：你之前跟我说管虎导演搭了座城堡，你就是骑士，这就是演刀子的全过程。

李九霄：为什么我说管虎导演是搭了一座城堡呢，他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搭了一座城堡，或者像一个造梦师一样造了一座城堡，然后把我扔进去，说你就是骑士，我就信了。

虎哥带我转了一圈四行仓库，我能感受到四行仓库的布景、布置，还有整个工作人员。

因为当时仓库里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打扫，他们穿的都是军装，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气质会让我感觉很真诚，也很真实。

第一导演：你是怎么酝酿刀子这个角色的？

李九霄：给你看些东西。

这是我对蓉姐做的手势的来源，袍哥文化。

（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等地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

阿尔·帕西诺这张是我拍戏的时候总在看的一张照片，觉得很优雅。

我希望刀子有优雅在里面，刀子虽然是混混，但他不觉得啊，他肯定觉得自己倍儿优雅、倍儿有面子。

《Demons》、《Man on a Mission》是我演刀子时总会听的歌。

《Dangerous》是我跑桥那两天听的歌。

管虎导演造了座城堡，把我扔进去，说你就是骑士，这些小传、资料、图片、歌儿就是我的锅碗瓢盆。

02.开拍：我站在那削苹果，连摄影机在哪都不知道第一导演：北岸拍完拍南岸，你在南岸的第一场戏是什么？

李九霄：南岸我第一场拍摄的时候还是过年前，应该是刚刚拍完《送我上青云》就去拍刀子第一场戏了。

第一场是雨戏，因为我们是顺场拍的，记得有个镜头就是我拿着刀指着老葫芦，那是我的第一场戏。

第一场戏拍了一夜，整个晚上一直在下雨，冬天一直在下雨，一堆人熙熙攘攘的。

拍完以后管虎导演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说感觉非常好啊，我连摄像头在哪都不知道，看不到摄影机。

我觉得这能让演员有很好的代入感，相当于帮我做了一次案头工作，看似好像对刀子这个角色没那么重要，或者帮助没那么大，其实现在反过来想，他对刀子整个人物塑造还是帮助很大的。

他让我相信我就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说白了我们还是现代人，那个时代的人到底什么样光靠脑子是想不出来的，只有你自己去走一遭才知道是什么样。

估计这么说会很难懂，就是我站在那削苹果的那场戏，南岸车水马龙，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灯火辉煌，都是那个年代的气质，这是宏观的。

微观的就是那些群众演员扮的平民也好，扮的军官也好，扮的商人也好，包括我们商会的那些人也好，他们穿的衣服、化妆、服装，还有他们手上拿的道具都是很讲究的，都做了旧，鞋也做了旧，鞋上的泥点子都是做了旧的。

他们手上拿的拐杖、推的车、卖的那些都是真的，包子、小点心、烟……包括我手上不是老抽一根烟吗，那个烟其实是旁边卖烟的小烟盒里装的各式各样那个年代的烟，我拿了一包，觉得还不错。

道具给了我一个打火机，就这么着抽上了，我觉得很梦幻。

你还能看到那个小孩怀里抱着小宠物，小兔子，还有进城的农民牵的一头羊，那个羊也是活的，包括黄志忠老师旁边有一个旗人，我自己观察应该算是旗人，他手里拎着鸟笼，里面那只鸟都是真的。

一个大全景他能做到那么细，咖啡店里边菜单上的食谱都有，都是那个年代的，包括什么样的咖啡也都有。

对我这么一个现代人，又是半路进组的演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一下让我相信了那个年代。

首先你相信你是那个年代的人以后，后面的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第一导演：北岸的戏都没看到？

李九霄：对。

我很多时候看北岸也不是从脑子里面想象他们是怎么打仗的，之前不是拍完了吗，管虎导演会拿之前的素材给我看，怎么打的，这打，那打，包括跳仓库、放毒气那些，都给我们看了素材。

03.跑桥：第一天摔了七遍，第二天摔了八遍，结痂的伤口全破了第一导演：你的重头戏是跑桥，那个戏演了几条，怎么过的？

李九霄：我记得演了两天，第一天是排练。

排练也挺逗的，我不知道是排练，第一天告诉我要去跑，我全副武装，包括精神上也武装，还喝了两听红牛就去跑了。

摔、摸爬滚打，进行了七遍，终于听到对讲机那边说OK了，我心里边一下觉得终于跑完了。

管虎导演他们就过来了，他们要出这个园区就得经过那个桥，经过桥的时候他看到我坐在地上。

我忘了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感想，太不容易了什么的，管虎导演紧着对我来了一句，说今天走戏走的还不错，明天加油。

我一听脑袋就大了，当时我的手什么的全都破了，回去洗澡的时候我就看我的伤疤想明天怎么办，因为都结痂了。

第二天我又喝了好多瓶红牛，然后就去跑，跑了8条，但是那些结痂全破了，旧的伤全部蹭破了，新的伤又出来很多。

其中前6条因为脸太干净了，我跟化妆老师说能不能把我脸化脏一点，但是化妆老师也是工作负责，说我之前脸还挺干净的，凭什么一跑桥上就脏了，我忽然想想也对。

那怎么办？

就只能把自己脸往地上蹭，我就这么想了一下，我说那就干吧，就豁出去了，真的就是豁出去了，演员不就是靠脸吃饭吗。

第7条的时候我不是摔地上了吗，往前爬的时候把脸就在地上蹭了，蹭得花啦吧叽的，当然也挺疼的。

拍完以后就听那边对讲机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脸好，管虎导演那边就说这个脸终于脏了。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跟管虎导演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沟通，有那种默契。

因为我当时也在想会不会脸太干净了，拍了6条都没过，最后脸脏了他也觉得特别好，就过了。

你也知道，一般都是拍完过了导演会再保一条，基本上就又来了一遍。

当时拍完后特激动。

我拍完跑桥以后心里那口气就松下来了，因为我知道那是最重要的一场戏。

我当时躺在人造血泊里边，还有下完雨以后地上不是有小水沟么，我看着那个小水沟就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四行仓库，反射着天。

我当时趴在那，我得死啊，死了以后也不能动，那边也不喊卡，我就不能动，我就虚着眼睛看小水沟，它反着四行仓库，反着天，那一刻，我觉得我对得起刀子这个壮士了，对得起我这个角色了，就是这种感觉。

04.身份：蓉姐把我当儿子第一导演：你跟蓉姐的戏，有一处是你拜了一个军官遗像，那个遗像是谁？

李九霄：那个遗像其实是蓉姐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军人，战死沙场。

她儿子这种军人形象在刀子心里是非常受到尊敬的，有这个铺垫以后，刀子才会受对面国军的感染，才会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铺垫。

那个遗像在那立着也能说明我和蓉姐的一个关系，蓉姐是开赌场的，我是帮她打理这个赌场的小弟。

我去赴死以后，有一个镜头是蓉姐侧过来，然后很难过、很伤心、很惋惜，我觉得那个镜头其实也会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蓉姐是把刀子当成她儿子了。

你看蓉姐演的是重庆人，刀子也是重庆人，她儿子先牺牲了，有可能她儿子牺牲以后刀子进入她的生活，虽然平时我们是工作关系，但生活里她也会时不时地把刀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我是这么想的。

第一导演：你跟蓉姐告别的时候，那个公交车把你带走了，之后动作一气呵成，扔衣服、束头发、按手印、跑桥。

李九霄：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事，那天拍跟蓉姐告别，我有一个小小的算是即兴，也算是设计，我也不知道，就是自己体会的。

我跟蓉姐那个关系，觉得这时候道别，就像跟亲人道别一样，不像是跟大姐大，或者跟上司、领导道别，跟亲人道别我自己想的是笑着道别。

大家也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冲蓉姐笑呢？

我是想告诉蓉姐，你放心，我去了肯定能回来。

我虽然叫她姐，但是刀子心里边已经把她当自己的亲人了。

你放心，我肯定能回来，我跑的快，别担心，我走了。

然后车一来我就不会让她再看到我，也就是说你就先不要看到我，一会儿我就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导演：除了蓉姐，刀子和杨慧敏的戏也挺多，虽然没语言上的交流。

李九霄：杨慧敏一开始是有点瞧不起刀子这种人的，你那么牛逼，你那么凶，你干嘛不去抗日？

你看对面的人，你在这拽什么拽。

刀子其实也看不上杨慧敏，觉得她挺装的，装什么啊。

反正他们两个一开始是互相看不上。

随着事件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个互相看彼此对事件的反应都不一样了，也互相在刺激着对方，最后两个人在互相影响下共同成长。

北岸不也一样吗，北岸也是逃兵和真实的德械师互相刺激彼此，互相成长。

南岸也一样，南岸也是我和杨慧敏这些人互相刺激，包括梁静姐演的角色和她的老公，也是互相刺激。

第一导演：姚晨去演了何香凝，你们在片场碰头了？

李九霄：我和姚晨姐没有对手戏，但是在同一天杀青的，她杀青的时候我也杀青了。

我们俩碰见，我说大姚姐，我就是在等你过来杀青，我们一块杀青。

05.江湖：管虎、叶京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第一导演：你之前演叶京的《记得少年那首歌》，这次演《八佰》，你觉得叶京和管虎是怎样的人？

李九霄：首先他们两个都是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苛刻的导演。

演员也算导演作品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肯定会更苛刻。

叶京导演会对演员的控制更多一些，他会跟你说你要怎么做。

管虎导演对演员的控制会少一些，他会给你一些空间。

当然，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参加叶京导演电影拍摄的时候太小、太年轻了，一问三不知，连近景和中景都分不出来，所以他很多时候是手把手教你。

管虎导演更多是信任你、相信你，让你去撒开欢儿地想象，然后他再来收，就是再来调你。

简单说就是叶京导演他是先调你，再让你去放，管虎导演是先让你去放，然后再收，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的共同处一个是对作品非常严谨，第二个是他们都是非常有情怀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成为一个大导演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是有情怀的。

不只是对电影有情怀，我觉得电影和人是分不开的，你对每个人都是有情有义，你对工作也会有情有义。

有可能你见到一个人他对你特别有情有义，特别有情怀，特别重情义，突然再过两年，你看他对工作好像没有那么有情有义，我觉得他之前对你的那个态度有可能是那一天装出来的。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一定对每个人都是有情有义的，对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的爱情都是有情有义的，我觉得这是一致的，分不开的。

右上，李九霄第一导演：《记得少年那首歌》压了很多年了。

李九霄：我太想知道它还能不能上。

《记得少年那首歌》对于我来说已经快成这个片名了，记得少年那首歌，你懂我的意思吗。

第一导演：明白。

李九霄：也是一种情怀了。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遇到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导演给我造了一个梦，让我去梦里面走了一遭，让我突然有一天醒来以后，想想这个梦的时候心里很幸福，特别感谢这些导演。

06.彩蛋：刀子小传（李九霄亲自所写）本人李飞，生于巴蜀，1909年宣统元年，属鸡。

父从木匠，长兄年长5岁，传承手艺过活。

民国十七年，16岁的我到上海打拼见世界，初来乍到，大街小巷比起家乡显得“热闹非凡”，但人人表情严肃紧张，满地传单纸张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六个大字，问过学生路人才知道是一个日本纺纱厂的工人被打死了。

我认为工人没准不守规矩，但日本人着实令人反感！

民国十九年，两年后的我已对上海的车水马龙不再陌生，心怀梦想，意气风发！

但光靠着漕运码头工人这份差事早晚是第二个“顾正红”，更别提衣锦还乡了！

好在老天爷赏我一双宝腿，再凭借着拼命敢干的精神，很快被商会看中，并顺利加入。

民国二十六年，在上海，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脾气大。

我就属于二等人，商会陆先生常说“处世之道尽在诚字”！

我的处事之道也是“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

从16岁出来打拼到24代觉字辈十三堂弟子，仅仅7年。

江湖上获名“刀子”，做起事来像把刀子一样忠勇，稳准狠！

大哥替我消灾，我为大哥卖命！

对于四行仓库中日交战，我并未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不得了的啦，他们小日本还是要放屁吃饭的嘛！

只要不搅和到我们商会地盘就行，该管的就得干，不该想的干了也白干，比如蓉姐以及她的赌场是我操心的。

但北岸打起来了，南岸的难民瘪三越来越多，这也是我反感日本人的原因之一！

真正让我想与他们拼命的时候，就是他们居然开起船来准备登陆租借地，欺负到家门口了！

就得往死里打！

话说回来，北岸守军有种，我佩服！

蓉姐的儿子是军人，我也佩服！

刀子这个角色顾名思义，具有双面性，亦好亦坏，可用来削水果，也可用来杀人偿命。

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国之概念，只有大哥信仰，小家思想。

可以说他就是商会云云之中的一把刀，他可能扎伤过无数好人，但最终扎死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亡命徒……（采访、撰文/君伟）*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欢迎关注。

从点映到现在正式上映看到的各种乌七八糟的关于八佰“黑点”的宣传居然也有不少，虽然没一个能打的。

至少在我看，八佰招人记恨令一些人格外害怕的点根本不是孙元良，不是国军抗日，也不是各路人马东拉西扯编派的“历史失实”，而是因为这部电影反宏大叙事、反意识形态、反英雄、反战。

即使已经是一退再退、再三妥协后的成片依旧能看得出，这部电影想拍的，是人。

是那些被贴上标签被简单归类的敌我，好人和坏人，自己人和外人。

以至于影片最糟糕的部分反而是最后落入窠臼的英雄化特别是对谢晋元的强行拔高。

即使在现在这种程度的妥协之后，它依旧满足不了一些人需要的那种可以担负起“教化任务”的政治需求。

怎么能容忍人们去想呢？

意识到战士也是人就会想是什么把他们从田野从石匠铺从母亲的身边拖进战场送死，意识到敌人也是人就难以把子弹把刺刀插进对方的身体。

现代战争讲的战争法，那些谈判桌上制定出来的虚伪规则，却永远回避不了一件事：不管代表的是何种高贵的精神、冠冕堂皇的借口，人被杀，就会死。

八佰并不是一部成功贯彻了创作理念的作品，限制太多决定了它没法伟大，商业的考量、过审的考量、观众眼界和接受度的考量，以至于看得出在被删的13分钟前就一直在妥协。

即使如此，在妥协和阉割后留下的这点力量都能让一些人如此惧怕，反倒是显得更加讽刺了。

*补充一个似乎没出现在片尾字幕的“彩蛋”：当辛柏青出现在侵华日军军营里，远处背景传来的歌声是文部省唱歌的「故郷（ふるさと）」，这是当时日本小学课本上的歌，也是太平洋战争期间作为思乡曲被传唱最广的歌。

为什么要拍穷凶极恶的敌人整理尸体、家属哀悼亡灵、为什么要允许侵略者也唱着思乡的歌？

反省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不是战败者的“特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评《八佰》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的影评，那是写给《金陵十三钗》，在那篇评论中，我质疑我们是否为了歌颂的目的而刻意美化了历史，比如将片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描绘为“崇高的自愿牺牲”，又比如将片中的中国军人描写的神勇无比悍不畏死，如果真这么能打，又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淞沪战役》。

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

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八佰》。

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那段惨痛残酷的历史了呢？

评价电影之前，我们先看看真实的历史。

当年大清灭亡，袁世凯称帝亦覆灭，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日本趁机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敢抵抗，为保存实力，撤入关内，国人深以为耻，要求抗战呼声高涨。

但以当时中国之贫弱，若全面开战，能是收复国土，还是会丧尽主力而溃败，甚至丢掉半个或整个中国，没有人敢预言。

不打，丧权辱国，打了，打不赢，可能亡国，而要打，还要打赢，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中国国民，也都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

只因当年的军阀部队视民众为鱼肉，一心争抢地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民众又怎会对这样的军队有好感？

但若大一个中国，四万万国人，就真的没有勇士了吗？

其实在东北，就有无数人站出来抵抗；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使日军伤亡惨重；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次东北军退无可退，只能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抵抗……这些战斗使中国人明白，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敢打，敌人也是会怕会死的。

终于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8月8日，举行北平入城式。

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两日军要闯入被守军打死，日军调兵上海。

中国军队决心抢先进攻，将最精锐的德械师88、87师投入上海，此后两国不断增兵，中国投入60多万兵力，日本投入十几万兵力和海上舰队，上海变成血火绞肉之地。

但随着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损耗，各地赶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低下，而日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准备合围中国军队。

当时国民政府还幻想着再多撑几天，就能等来“国际干预”，再加上如果上海失守，对国民士气影响极大，而迟迟不肯撤退，直到形势极度危急，几十万军队即将被日军合围时，才匆忙下令撤退，导致撤退变成溃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日军伤亡约六万人。

中国军队无法守住上海，且伤亡是日军的数倍，这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由各地杂牌军组成，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远不如日军，二是指挥上前期硬打硬拼伤亡极大，后期精锐拼光了，剩下的军队虽多却战力和士气低下，不撤，被合围就是全灭，一撤，就成了大溃败。

然而这场战役也证明了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决心和日军一战的，精锐军队能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而各省的杂牌军们之前虽然还在打内战抢地盘，但面对外敌却也能同仇敌忾，装备素质都极差但也敢与日军殊死拼杀，甚至向日军发起冲锋，极为悲壮。

我查到的淞沪部队参战资料中央军：1师、3师、9师、11师、14师、36师、67师、78师、87师、88师、96师、98师、独20旅、中央教导总队、 税警总团浙军：6师湘军：8师、15师、16师、18师、19师、23师、46师、53师、62师、63师、77师、109师 、128师、新34师、预备11师、独37旅、暂11旅、暂12旅、暂12旅鄂军：13师、79师、167师川军：26师、133师、134师、135师、144师、145师、146师、147师、148师、独13旅、独14旅西北军：32师、33师、106师豫军：40师、45师鲁军：51师、58师、独45旅皖军：44师、56师闽军：52师苏军：55师、57师粤军：59师、60师、61师、90师、154师、156师、159师、160师、独20旅、66军教导旅黔军：102师、103师、121师、独34旅东北军：105师、106师、107师、108师、109师、111师、112师桂军：135师、170师、171师、172师、173师、 174师、176师在这场战役之前，他们并不是“中国军人”，只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粤军，湘军……是各军阀们的爪牙，是被抓来的壮丁，只知有官，不知有国。

但在上海，面对外敌时，他们千里而来集结到了一起，真正成为了一支军队，在国人面前，在外敌面前，在列强观战团面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士兵。

他们从之前的为地盘而战，为权力而战，终于开始真正的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存亡而战。

这支军队，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有些还拿着大清的汉阳造，穿着草鞋，甚至鞋都跑没了的跨越千山万水赶到战场。

很多人士气低下，贪生怕死，不知国为何物，只想回家种田生娃。

军官素质也不高，对士兵往往只有打骂，极少有能慷慨激昂做保家卫国思想动员的，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敢后退就毙了你”。

更有些军官自己先逃了。

高层指挥上一味死拼，不能及时撤出，造成巨大伤亡和溃败，直接导致南京失守。

这些都令人痛恨长叹。

但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骄狂到以为自己可以灭苏踏美、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挡在了上海三个月。

以当时日本陆海军战力，纵然是美苏英法德，又有谁敢说自己可以轻胜？

俄国曾被日本击败，苏联在诺门坎坦克大炮是日军数倍仍然伤亡巨大，英国被日军轻取了香港和东南亚，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以压倒性的兵力火力打到现在还会做恶梦。

而列强都没有真正和日陆军主力全面长期作战过，只有中国，面对百万日军独撑了那么多年。

仅夺取上海，日军就伤亡数万，之后还有上高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敌后无数人的反抗……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虽弱，却不可欺。

中国人看起来一盘散沙，但匹夫之怒，亦能流血千里。

中国人可以流尽鲜血，但在那之前，所有想灭亡中国者，先会流尽血而亡。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庆祝胜利的纪念日里，又如何评价上海的一间小小仓库中的几百孤军呢。

这些军人其实是个弃子。

在主力溃退后，他们被留下，望着一河之隔的歌舞升平，戏台之上，唱着孤军勇将的戏码。

这是一种表演吗？

或许是，要给英美列强看，告诉他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中国仍有勇士，给中国人看，告诉他们有人还在战斗。

大局需要弃子，政治需要表演，宣传需要大义，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一次演出。

当我们要拍一部名为《八佰》的电影时，我们想纪念的只是这几百个人吗？

这几百人真的全是英雄吗？

中国只有这几百人是英雄吗？

不，当年参战的无数人里，有勇士，也有懦夫，有好汉，也有恶棍，而更多的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有欲望，想回家种地，想有岁月静好的生活，但他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上海，身后就是南京，身后是整个中国。

我们要纪念的，是所有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

几百人，能映出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

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置身于那时那地，又是否能比他们更勇敢？

看到电影中那些士兵绑着手榴弹一个个高喊名字跳下楼去时我落泪了，我的泪水，并不是因为电影里可能经过虚构加工的情节，而是为那些历史上真正用血肉筑起了长城，却没有机会喊出自己名字的人。

我很害怕我们的文艺作品会为了某种表达，而放弃历史的真实。

比如为了歌颂，就将凡人打造成伟人圣人，或为了批判，又将他们塑造的丑陋不堪。

那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已经变得模糊而不可寻，才给了后人随意涂抹的空间。

汉武如何说秦皇，大清又如何著明史？

不吹不黑的面对历史，真的太难。

相信当年的中国士兵都神勇无敌深明大义，那是没有脑子，但若是认为他们都是混蛋懦夫，那是没有良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从直面历史开始。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

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

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已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

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

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

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

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谢晋元 撰文 | 谌旭彬1 遇刺

谢晋元在孤军营中阅读报纸，了解前线战事。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行凶者不是外人，正是孤军营的士兵。

公共租界警务当局调查后开出的拘捕名单上有十个人：郝精诚（亦作郝鼎诚）、张国纯（亦作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

租界法庭的最终判决是：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死刑，张文清、周少山、张福忠无期徒刑，张保生、蒋少卿有期徒刑九年，黄云清、曹明忠查实无罪释放。

在孤军战士章渭源的回忆里，郝精诚是刺杀行动的主要谋划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门前溜达”，还时常去谢团长平日散步之地的条椅上看书。

这种棉大衣不离身的行为曾引起众人好奇，但被郝以“打摆子”搪塞了过去。

对事发当天的情况，章是这样叙述的：“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

郝精诚仍穿大衣，跑了一圈，他掉队了。

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张文清、尤耀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

也向郝精诚处走来，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抽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猝不及防。

胸部被刺两下，拔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

当即倒地，奄奄一息。

跑步官兵见状，赶来抢救，已是太晚。

一时秩序大乱，没了主张，只知恸哭。

帮凶们却高喊未死。

郝精诚又转来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即时死去。

”

《申报》记者采访孤军营士兵后对案发情形的还原，与章的叙述大体相同，惟细节上有一些区别。

比如，章渭源说凶手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与张国顺四人是在跑步中故意掉队，而《申报》却说这些凶手当天缺席了晨操，谢晋元遂一面命部队跑步，一面派人前往宿舍传四人前来接受当面申斥。

四人到来后，其中一人突然拿出凶器向谢发难，“其余三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当场将谢杀害。

对照郝精诚的供词——“是晨早操，我因迟到，团长又严词诘责，且用军棍责罚，我实在气他不过，故将预藏之刺刀拔出，向之乱戳，不知有几刀”，可以知道《申报》的说法更切近实情。

郝精诚供认自己用的凶器是刀子，租界警方也称自郝身上搜出的凶器是刀子，也可知章渭源说郝的凶器是一种三棱尖刺并不准确。

2孤军营中的生活租界法庭非公开审理后公布的审讯材料，有一种将这场刺杀的动机归为孤军内部矛盾的倾向。

郝精诚说，之所以在当天掏刀子杀害谢晋元，是因为自己进入孤军营后，“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但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

另一凶手张国纯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谢晋元，只承认拿刀子刺伤了团副上官志标。

他说，自己“因私吃饭食与班长打架，被团长以藤棍痛打，但我既食军粮应受军法，毫无怨恨在心，是团长被刺我未动手”，“当时团长遇刺，上官团副前来救护，而我适身带利刃，因其平日虐待士兵，大部分下属均对团副不满，一时气忿将其戳伤，惟并无杀死之心”。

郝精诚的供词，与上官志标提供的证言有一些共通之处。

上官志标说，“前年被告郝精诚因书写匿名信函破坏团长名誉，曾被谢团长禁闭一月有余，谢团长被刺之前二三天，郝又因窃食厨房饭食被负责人觉察，讵郝不服反加殴打，因此又遭团长以藤条鞭之，被告即怀恨于心，遽尔行刺”。

由此可知谢晋元确曾处罚过郝精诚。

不过，郝精诚写匿名信指控谢晋元不公开上海市民给孤军的捐款，却并非事实。

郝大约是受了错误信息的误导。

1938-1939年间，是孤军声望最如日中天的时刻，上海市内的一些不良分子遂假冒孤军名义接受捐款，此类信息传入孤军营后即不免引起一些议论。

为杜绝这种问题，谢晋元于1938年11月份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内称：“四行仓库孤军之团长谢晋元，顷以外间颇有假借四行孤军名义在外募款，特在申报登载广告，请外界不可为此辈假冒名义所欺，因四行仓库孤军并不接受各方捐款”。

然而，各界对孤军的爱护，并不因谢的告示而终止，仍时常有人前来捐款捐物。

为示公开透明，击破流言，谢晋元遂又决定，对内设置一个推举出来的十人小组来管理款项物资的使用，对外不定期将收到的捐助款项物资公开在《申报》上，供社会各界监督。

如1939年4月，孤军营在《申报》上公布了一份清单，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至本年四月十六日止”收到的“各界之捐款及物品”。

清单分“慰劳现金”与“捐赠物品”两大类。

前者详列了十三项捐款，有具体的捐赠者、捐赠日期，款项也具体到了几分钱。

后者因物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刊载，但详列了所有捐赠者的名单。

1940年初，谢晋元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说“鉴于以往种种”，孤军营谢绝所有外界募捐，只有“公私团体自动捐助、直送达本营、由余亲笔出具收条及按期公布鸣谢者”例外。

直送到营，是为了让所有孤军将士亲眼见证；出具收条并在报上公开鸣谢，是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而所谓“鉴于以往种种”，大约即是指包括郝精诚匿名信在内的种种流言。

孤军营敬赠谢团长纪念像章。

至于郝精诚所谓的受了斥责临时起意，张国纯所谓的本无意杀害谢晋元，恐怕只能解读为一种脱罪之词。

事发后，租界警方在郝精诚、张国纯、张文清三人身上，各抄得一把尖刀，在尤耀亮身上抄得一根铁棍。

这四人恰是刺杀谢晋元的主凶。

四名主凶案发时均随身携带凶器，再结合张文清的供词——“刀一柄系于隔夜十时半由张国纯交我，嘱行刺团长”；张福忠的供词——“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杀团长之心，经我力阻劝其不可犯上，此次事变我毫不知悉”，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早有蓄谋的行动，绝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

按众凶手的辩解，他们之所以集体身藏凶器，是为了逃出孤军营。

周少山说自己不知道有杀害谢团长的计划，只承认“与张国纯谈起，欲逃出铁丝网，脱离孤军营之事”，且说自己将刀子交给张国纯，是为了在逃跑时做断后之用。

张国纯则说，“因在孤军营待遇太苦，（我）曾与周少山、张保生、张福忠等商议，私自出走，深恐受阻，乃密藏利器于身”。

对将士们来说，孤军营确实是一种时刻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

部队奉命退入租界，原本“系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而行”。

孰料退入之后，即被租界工部局缴械并加以软禁。

工部局的解释是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既不能应允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也不能应允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

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实则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均经不起推敲。

谢晋元在给工部局的抗议信中说得明白，按国际法，孤军既非俘虏也非犯人，租界当局称孤军营为“留禁营”，也恰可说明此点。

《申报》也曾指出，淞沪会战初期“有一部分日兵退入租界”，工部局既没有缴他们的械也没有软禁他们。

租界当局回复谢晋元“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则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除了干涉孤军悬旗、白俄兵无故打死打伤营内士兵等重大恶性事件，日常管制中的种种琐事，也时常勾起孤军将士的愤慨。

如守大门的罗宋卫兵殴打营内士兵，仅因该士兵将前来慰问的学生送出营时，顺手将营门关上。

上海地方团体的两名代表来营询问孤军在日常用品方面有何欠缺，正谈话间却被卫兵强行拖了出去。

又设置有最多二十五名访客入营慰问的苛刻限制，某校女生三十余名来访，卫兵竟也是多一名都不肯通融。

表演团体入内慰问，表演内容也要事先检查，不许含有鼓动性质的内容。

1939年三、四月间，在被软禁了18个月后，孤军营终于发生了士兵出走事件。

第一次是在午夜，走失1人；第二次时间不详，走失3人。

租界当局随即加强了对孤军营的管控，包括加高铁丝网，对通往足球场的小门实施早晚六点钟开关的限制，对前来慰问者搜身并出入点数，生病士兵一律送巡捕医院以防逃逸等。

3以动制禁谢晋元颇能理解士兵不愿长久困居孤军营的心情。

但作为孤军领袖，他又不得不表态反对武力暴动和深夜出走。

1939年前后，上海的一些地方有力人士入孤军营接洽，还提出过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以难民假装访客入营慰问，将孤军壮士一批批悄悄置换出去。

如此，战士可以重回前线，难民也可得一个栖身之地。

该方案也被谢否决了。

章渭源后来回忆说，谢的否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服从，但服从并不意味着同意：“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

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

”谢晋元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

他自己也亟欲恢复自由，但同时又不想做有损“革命军人人格”和“国家民族之荣誉”的事情。

他不希望被人指摘孤军壮士以无辜难民换取自由，也不想让孤军与租界武装发生武力冲突——那是日军所乐见之事。

纠结之中，谢也曾考虑过各种跳出铁丝网的方案，只是“每次向上级报告，总得不到批准”，谢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只能将此类方案一一按下。

他可以做的，只有不断向租界当局抗议，以及努力改善孤军营内枯燥的软禁生活。

谢晋元和他著名的白马。

具体措施大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开展各种文体娱乐项目，以篮球最受欢迎，三百余人中常有五六十人参与，营中组织有5支球队，分别称作孤军、攻击、斥候、突击与冲锋。

来营慰问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也常组织篮球队与孤军球队进行友谊赛对抗。

1945年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收录了161则谢在孤军营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66则涉及营内的体育运动，并记载了孤军篮球队与上海各界篮球队的22场比赛。

二是开展工艺生产让士兵有事情可做，以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准，同时也让士兵们掌握一技之长，待抗战结束可以顺利回归社会。

这项事业始于1939年下半年。

最先启动的织袜业，在上海企业家荣德生、吴昆生、卫聚贤等人的帮助下，孤军营得以优惠价格购入棉纱和织袜机，并请来袜厂师傅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长短筒袜。

1941年初的《申报》曾刊文报道称，“孤军牌”线袜、毛袜、肥皂、木器及藤器，在上海的销路颇佳，“几已遍及全沪各大团体机关，出品优良众口交誉”。

具体生产情形如下：“营内士兵目前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时，工场每日开工八小时，分两班进行。

孤军工业共分三组：（一）织袜组。

去年孤军士兵以织袜者人数最多，占全营人数三分之一，现有新式袜机约百架，每日生产大小各式袜子约数十打，去年销数约一千五百余打，内以三十二支双线袜销路最广。

（二）肥皂组。

参与肥皂工作者占全营十分之一，规模次于织袜组，产量则倍之、去年皂销三万余块。

（三）藤器与木器组。

人数较少。

”4“显系别具肺腑”租界法庭审判结束后，代理团长雷雄通过《正言报》驳斥了租界当局披露的凶犯供词，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这一点只要“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皆属捏造。

而且孤军营内的经济账目一向公开，不但按月公布明细，内部还设有“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所谓外界捐款不公开云云实在是“荒谬绝伦”。

雷雄最后说，“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显系别具肺腑矣”，暗指他们可能已被日军收买。

营内的三名班长余长寿、李锦堂与曹明忠，也有类似的怀疑，理由是孤军营的武器均已被租界方面收缴，连菜刀都要登记，而郝精诚使用的凶器“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根本不是营内之物”。

他们认为，可能有人特意自营外进入将凶器带给了郝。

与郝交往较多的士兵张应禄则说，郝在孤军营三年“有几次升迁”，因有中学程度的文化，谢晋元“待他不错，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白俄兵没在意，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

张应禄还提到，1940年汪伪派人来收买孤军被谢晋元拒绝后，郝开始在营中和一些谈得来的人宣传“平均法”，“鼓吹‘不要任何头头’，自己管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然而，无论孤军将士如何深怀疑虑，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是无力招惹日军的。

警方既不会循着凶器的来源做更深的追查，法庭也不会将日军与汪伪牵涉进来。

但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撰写的情报资料里，既然载有“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利用留禁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杀害谢晋元，每人赏金一万元”这样的内容，而谢晋元的日记里也有“查刘玉龙为前华捕，现已为汉奸，不时来营打足球”这样的记载，可知日军与汪伪入营收买凶手，并非发自臆想的不可能之事。

对日军来说，软禁中的孤军是一种如鲠在喉般的存在。

他们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举行“精神升旗”，从事生产自力更生，时常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报告交流，事迹更频频见诸上海报端，实际上已经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

这是日军最初不许租界当局释放孤军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

如今，既无可能漠视租界释放孤军，又无可能漠视孤军继续维持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威逼孤军领袖谢晋元屈服或将之杀害，就成了日军与汪伪最后的手段。

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谢晋元的遇刺举国震动，主动前往孤军营灵堂致祭者多达十余万人，出殡之日又有逾4万上海民众前来送行。

但谢的死，也确实给孤军带来了巨大的震荡。

章渭源回忆说，孤军的人心自此“有些涣散”。

士兵党荣杰“借修汽车之名爬上车背攀上围墙，越过墙头的铁丝网，跳在胶州路上走了”，篮球队员傅东生“乘电工修理围墙上的电灯之机，爬上梯子，跳到胶州公园，也混入游客中走了”，另一名士兵和道生，也“穿着便衣混入来宾中乘黄昏时出营了”。

5流离岁月八个月之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次日，上海日军进入公共租界。

孤军的命运随之急转直下，他们先是拒绝了汪伪的收编，然后在12月底被全副武装的日军严密监管了起来，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

约一个星期后，日军以武力强制孤军迁移，在一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用十多辆卡车将之转移到了上海郊区，切断了他们与市内民众多年来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

再后来，孤军又被转移至位于宝山县月浦镇、设有高压电网的集中营内关押，在这里，汪伪的收编游说再度失败。

1942年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孤军被转移至“龙游民习艺所”修挖铁路两侧的壕沟。

或许是担忧抗日组织的秘密接近，孤军又被转移到了控制更严密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继而将之作为苦力分散使用。

少量由监狱留用，大部分被分别押往孝陵卫、光华门、杭州、芜湖裕溪口以及南泽的新几内亚。

许多人死于疾病和繁重的劳役。

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在1942年底趁电网未通电的机会逃出，千里跋涉回到了重庆。

在裕溪口挖煤的孤军，也在原代团长雷雄等人的策划下，“发动大家抢夺了七名押队敌兵的全部武器——一挺轻机枪和六支步枪。

带领百余俘虏(其中有90名孤军)，逃出虎口”。

国内其他地区的孤军，也多有成功逃脱者。

唯一毫无逃脱机会的，是那些被运往南洋新几内亚的孤军。

孤军田际钿回忆说，他们在南洋被逼“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日军“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如果反抗，就要被刺刀刺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

同月，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奉命来到上海，收容安置那些流离无依的孤军旧部。

上官志标在《申报》上刊文说，“今抗战胜利，志标奉命来沪，希吾营同志见报后，即速来申报到，俾得早日相聚，共商进行。

通讯处为古拔路四三号。

”及至该年8月31日，自南京、芜湖等地前来上海报到归队的孤军士兵已有百余人。

局势变幻，让孤军们的命运，从时代的视野里消失了。

但当他们的身影重新归来时，那些苦难与坚忍，鲜血与眼泪，终于将历史造就成了神话传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谌旭彬；编辑：宫照华；校对：翟永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

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

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

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

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

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

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

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

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

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

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

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

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

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

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

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推上战场的普通人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

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

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

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

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

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

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

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

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

“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

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

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

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

《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

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

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

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

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

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

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

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

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

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

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

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

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

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

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

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

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

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

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

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

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

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

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

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

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

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

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

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

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

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

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

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

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

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

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

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

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

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

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

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

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

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

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

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

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

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

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

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

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

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

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

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

”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

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

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

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

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

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

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

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

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

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

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

”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

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

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

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

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

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

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

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

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

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

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

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

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

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

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

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

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

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

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

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

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

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

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

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

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

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

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

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

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

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

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

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

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

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

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

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

“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

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

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

“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

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

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

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

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

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

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

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

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

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

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

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

但时不我待。

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

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

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

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

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

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

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

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

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

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

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

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

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

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

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

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

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

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

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

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

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

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

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

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

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

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

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

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

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

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

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

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

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

永别了。

”

捐助民众的热望“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

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

”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

走上去……”“喂！

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

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

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

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

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

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

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

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

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

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

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

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

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

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

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

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

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

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

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

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

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

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

”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

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

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

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

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

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

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

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

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

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

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

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

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

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

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

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

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

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

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

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

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

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

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

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

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

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

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

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

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

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

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

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

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

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

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

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

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

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

“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

”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

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

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

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

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

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

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

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

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

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

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

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

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

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

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

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

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

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

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

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

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

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

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

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

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

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

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

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

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

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

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

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

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

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

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

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

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

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

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

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

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

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

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老兵回忆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见证者：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

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

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

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

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

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

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

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撰写的《郭汝瑰回忆录》以及宋希濂的《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但这三篇文章的记述，不仅与当时报刊以及现存档案的记述不相符合，而且其他人对孙元良的记述，譬如张柏亭、恪敬、万方澄、余一苗、曹聚仁等人的记述不置一词，同时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也相互矛盾。

但另一方面，孙元良自传《亿万光年中的一瞬》里面有明显美化回护自己的内容，因此也无法完全采信。

本文原载于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

撰文：李夏恩；编辑：徐学勤；校对：刘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头一次听说《八佰》还是从一个朋友口中。

她当时在管虎的剧组里负责演员的服化道等工作，每次出来吃饭，总会抱怨组里的要求有多么严苛、工作有多么饱和。

这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了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个剧组，能把工作人员“折磨”成这样。

而从初次耳闻到能坐在电影院观看，这过程不能说不坎坷。

终于，在电影院正式复映后不久，作为疫情之后的首部国产院线大片，《八佰》来了。

《八佰》选在此时上映可谓使命感十足，它不但象征着中国电影行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复兴，又要以这样一个国民共情题材为国人注入强心剂。

毕竟，虽然身处和平年代，这半年来我们也同样处于离群索居、关门闭户的“战争”状态，那些满目疮痍的新闻就像7.62X39mm步枪弹，无时无刻不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在谈及战争片时，大家总是绕不开《拯救大兵瑞恩》和《兄弟连》，不得不承认，在好莱坞压倒性的技术力量和资本运作之下，该题材已经成为其流水线中比较稳的一部分，而这两年不少导演也在尝试突破以往类型片的桎梏，正在上映的《1917》和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就是其中佼佼者。

对于中国战争片来说，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7年冯小刚《集结号》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我一度以为海这边即将迎来一阵战争片狂潮，但可能是碍于成本、市场承受力等考量，这个信号戛然而止。

直至今日，管虎才有扛起大旗，对自我、对国内的影视工业，也对国产类型片发起挑战。

其实在观影之前我也很担心，担心《八佰》会被拍成人物高大全、靠命博眼泪、美化自己丑化敌人的“主旋律”。

直到看完走出影厅，我终于长吁一口气。

必须承认，这部电影十分超出我的预期，是一部由扎实的剧本、丰满的群像和接近国内极限的技术力构成的优秀作品。

至少在我的观影经验里，它可以称得上中国最好的战争大片。

我认为好的战争片，一定是在回望历史的基础上，加以少许艺术化的渲染，用纤毫毕现的战场视听去唤醒观众的共情和反思。

这一点《八佰》做到了。

从开始到结尾，电影几乎没有为了扩充文本量、讨好观众去杜撰任何虚假文戏，也没有冗长的前情铺垫，而是直接用航拍长镜头和写实手法将观众拉进硝烟弥漫的旧上海战场中，亲眼见证增援团如何被日军冲散，士兵的头颅是如何被日军骑马斩下。

影片紧紧围绕着88师524团420名士兵死守四行仓库的四天三夜展开。

这场战役说大不大，放在几百万人厮杀的大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又十足重要——不但终结了日方“三月亡华”的狂言，也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而管虎最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一群曾经处于“战争”之外的普通人，如何在时局无奈之下一步步变成“战士”，走进漩涡中心。

这也是整部电影的主轴。

为了凸显四行仓库保卫战在淞沪会战中的戏剧性和悲剧色彩，管虎选择了交互视角蒙太奇的手法去还原。

其中包括士兵自身的战场视角、租界群众的旁观视角、国际社会的上帝视角、日军的突袭者视角和影院观众的宇宙视角。

在针对不同角度进行叙事时，又加入一些特别的摄影方式，使每个部落群像都充满独特的个性。

比如在拍摄士兵日常生活时，经常会用到模仿纪录影像的黑白镜头，增加了临场感；而拍到国际社会时，又基本上全程航拍，彰显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的“上帝”和“品头论足者”身份。

在这众多视角中，最浓墨重彩的当属租界群众的旁观者。

这不是一段虚构的历史，而是真切存在的荒诞事实——苏州河南岸租界群众与420名士兵一起亲历了这场伤亡惨重的交战，成就了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观。

只见苏州河南北两岸，群众与士兵隔岸相望，一边明亮、一边暗淡；一边灯红酒绿、一边枪林弹雨；一边歌舞升平、一边生灵涂炭，一边为对面的舞女着迷、一边喊着“穿军装的人不许过来”。

这天堂与地狱的强烈对照，是整部电影最让我着迷的部分，也具有让《八佰》区别于一般战争电影的沉重仪式感。

管虎用近乎疯狂的构思和影史上罕有的“史诗对称构图”，为我们重绘出当时苏州河两岸的“冲突和斗争”。

从漠不关心到捐财捐物，从呐喊助威到兵戎相助，再到最后隔着栏杆伸出的手，电影从这样一个侧面去描刻了战争背后普通群众的心理转变，这也扣紧了前面提及的那条主轴，我们能够以小见大，看到解放战争胜利的背后不止是军人，更有成千上万普通国人的帮助和参与，否则也不可能创造那么多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奇迹。

为了突出这场战役是“人民”的胜利，而不是某个英雄人物的胜利，管虎这次并没有费尽笔墨去创造一个主角，他选择用群像的方式，用一群平凡人做脊梁，带观众去接近那里的人间百态，写就一曲小人物的悲歌。

南岸的租界是如此，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看到过着悠哉生活的人们被战火裹挟其中。

北岸的四行仓库更是如此，那里的主角是524团，是800壮士，是仓库本身，绝不会是某个士兵、某个团长。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前不久在流媒体上映的《灰猎犬号》，80%的戏份和对白集中在船长克劳斯身上，其它船员则台词和戏份寥寥。

再看看《八佰》中带领524团奋战的团长谢晋元，除了个别几场戏，大部分时间与其它队友平分秋色。

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塑造恰好处于战争类型片的一体两面，没有孰是孰非，但最终决定怎么拍，一定是根据导演自己想传达的价值观和擅长的领域决定的。

这么看来，管虎想要表达的主旨就很清楚了——战争中哪有那么多大英雄，有的只不过是一群百折不挠、能屈能伸，被历史推着走，被战争卷入洪流的小人物罢了。

不得不说，选择“去主角化”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也一定会有人来诟病“人物塑造不足、角色弧光不够”，但至少我觉得，管虎在小人物的塑造上做的不错。

曾有人说过：只有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向往战争。

EA出品的游戏《战地1》被媒体称为最接近真实战争的一作。

在序章里，玩家的身份是战场上的无名士兵，在冲锋陷阵中被射杀后，便马上切至另一个士兵身上，就这样不停的在冲锋、死亡、冲锋、死亡中循环，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你在扮演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在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的老兵访谈中，老兵也提到，经常在战场上聊着聊着天，话没说完，身边的人就突然被杀了，根本由不得他去慷慨陈词喊出爱国口号。

真实的战场就是这样——残酷、丑陋、混乱、丧失人性，好好的人被逼疯，每天都有士兵厌战自杀。

懦弱和求生欲是人类的本能，在本能的驱使下，人类面对战争的第一反应理应是抗拒的，面对袭来的枪炮子弹理应是恐惧的，面对生死的拷问理应是选择生的。

为了表现出这些真切的人性，管虎特地剑走偏锋的选择了一群杂兵作为影片主要角色。

其中有被冲散的神枪手、有被抓回来的逃兵、还有农民、小孩和没有拿过枪的文职工作者。

他们跟我们想象中的战争英雄相去甚远，每天就想着怎么逃跑保命，甚至还骂骂咧咧的埋怨舍弃他们撤退的几十万正规军。

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胜利正是由这些人的尸体堆出来的。

无论最后是自愿还是被迫，他们都走上了战场，最后或许像老铁一样被感化成为奋勇抗战的一分子，或者像端午一样沦为几百万伤亡数字的其中之一，又或者像老算盘一样活下来成为见证者。

他们终究只是时代潮流中的一粒尘沙，多数人连名字都不会被人记住，但存在的渺小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即使他们能留下的只有写着“舍生取义，儿所愿也”八个大字的遗书。

整部电影里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同样来自小人物——陈树生和一众士兵捆着炸药排队跳楼，瓦解了日军炸毁仓库的意图。

他们有人喊着自己的出生地和名字，有人喊着”娘……孩儿不孝“，没有过分的煽情，没有怼脸的特写，也没有刻意渲染的慢镜，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叙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不经雕琢但荡气回肠的场景，甚至比高潮的垃圾桥逃亡更震颤灵魂。

每一场战役的胜利，都要用不计其数的牺牲交换；每一场战争的胜利，背后都是累累重重的尸堆。

这让我想起了《进击的巨人》中埃尔文团长所说的那段话：同伴的死是毫无意义的吗？

不。

为那些士兵赋予意义的是活着的人，我们将会在这死去，将意义托付给下一个生存者，这正是唯一能够对抗这残酷世界的方法。

从结果来看，这场战役无疑是败退的，524团不过是组织用来拖住敌军、获取国际社会信任的一步棋，这场保卫战也只是演给人看的一出大秀。

这让战士们的牺牲看起来多少有些荒谬。

但仔细想想历史不外如此，就像电影里所点出的——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

管虎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一点，而是用审慎而敬畏的反思去选择直视，可看出其格局之大。

电影的最后，摄像机带着我们远眺仍然矗立于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遗址，这饱含深意的镜头仿佛在说：不管岁月如何更迭、科技如何进步，那些大人物、小人物们所做的付出，都终将被历史、被时间、被我们记住。

观影前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因为知道删了18分钟。

这种害怕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观影体验会受到多少损失，而是害怕我们这一段人对评说那段历史会因为political因素而感到畏惧，害怕对那些真正流过血的人不公。

一条苏州河，两岸是战场和租界，亦是天堂与地狱。

这无关于剧透的事，这是每个中国人无论看不看电影都应该知道的事。

最早知道苏州河，当然是因为娄烨，把苏州河拍成了文青心中的朝圣地。

自然，生活在和平年代，我有无数机会在苏州河想一跃而下的美人鱼、看洗衣服的姑娘、唱张惠妹的《解脱》，尽情去无病呻吟。

但一旦回到历史里，把苏州河一岸变作人间炼狱，另一岸却依旧可以歌舞升平，不由自主就被拉入这个情境中，似乎我也是那租界里的平民。

大家害怕的是因为political因素而让历史失真，但看到一半，这样的担忧就被打消了。

真实是什么呢？

我们不想让他们因为简单的身份立场而被否定曾做出过的贡献，这是理想的真实。

而河对岸，租界那边，跟随申报记者的那一个长镜头里，才是真实的众生相：有人把保卫上海的战役能撑多久当赌局，尽情坐庄收钱发国难财；有人慷慨激昂上街游行高呼还我河山；有人提前大办白事会；贵妇太太们牌局不断，自然也要说说家产安置是否妥当的事。

这何尝又不是真实的你我？

平日面对社会不公都能安然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手指一划一切换条推送仿佛从此便与自己再无关系。

更有甚者，或想着从中受益，或慷慨激昂过后只能流于清谈。

活下来的将士被寄予厚望去治民族的病，但民族的病已是太久了，难道今天就没病了吗？

只是病了的你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你一点都不重要。

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接受洗礼。

这种洗礼并不是我要去认同谁，去选择依赖谁。

事实上，又有什么是值得你去认同或依赖的？

七十万的国军，说败就败了；偌大的东北华北，就那样拱手让人。

在上海一个小小的四平仓库里坚守着，只是为了证明上海还未沦陷。

证明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自己的外交代表团去国外热脸贴冷屁股时更有底气，证明中国人还能在这场战争里堪大任。

而比利时的会议因为一个受贿案说贻误就能贻误几天，对于这四百号人，命白没了那么多，提着脑袋做的事也几乎白做了。

你说作为同胞和后生，坐在电影院里我能不生气？

洗礼不是为了靠不住的任何人，是为了自己的信念，所以我才说《八佰》是一部史诗。

电影里几乎所有角色，包括对岸的民众，都在电影里接受了洗礼。

而带给观众的，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极大冲击和震撼。

你告诉我，坚守这里的意义是为了给你们的狗屁会议拖时间。

所以对岸女学生赌上性命送来旗帜，一面代表国军不退、上海不陷、民族不灭、国家不亡的旗帜。

我升是不升？

我升是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家的地盘，所以我就要升起代表我国家的旗帜。

任你飞机炸药破我楼，夜袭也好毒气也罢。

我护旗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妄图打败我的人、等待我唤醒暂时还受我保护的人、那些冷漠的看客，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些人就在这里，用血肉和意志筑起上海最后一道墙。

每一天太阳升起时，每一次战争发生时，五千年文明，一千一百四十二万河山，四万万人民，不计代价，不死不休。

我死了，还会有无数接受过洗礼的人顶上。

这才是意义，对于这样的人，用任何political立场，任何身份，任何狭隘的标签去定义他们，以及妄图否定他们的贡献和付出。

都不止是可耻的，还更是愚蠢的。

至于那面旗帜，是决心的象征，并不一定就能证明其他的问题。

所以任你如何去剪，这一种精神是无法剪掉的。

当然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这无须剪掉。

不止是壮士，还有人民，尤其是从百姓到壮士转变。

士兵里的人也形形色色，逃兵一开始都无法开枪，有做文职的、有好吹牛的、还有的就是那些仅仅想活命莫名其妙做了兵的平头百姓。

你可以说，他们所蜕变的原因完全是生存本能，但这又有何可耻？

这世上又有几人生来就是英雄？

你也可以看到，赵子龙也只是戏台上的唱念做打而已，可那端午、小湖北、羊拐、老铁，哪个最后又都不是护着国的赵子龙？

而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那些人，总归是捐了钱，捐了物，也有以身赴死的。

就算是楼榭上一直静观战况的书生，也忍无可忍的开了枪。

当然全片唯一的非线性叙事，也叙述出了理想背后的残忍。

那些人根本就是在拿人命当秀。

我在这里不死不休，护的是中国人，维护的是你国军最后的颜面。

你却仅仅只是拿我当一场你利用的秀。

这当然关乎河对岸的人怎么看，这也是在给全国人民证明没有放弃，我护着你腐烂的大楼最后一口气。

你却仅仅拿我当你谈判的凭据，仅仅觉得我这是一场表演，你都没有向国人表露出任何你要坚持到底保家卫国的决心。

世事凉薄薄如此。

这个世界总会亏待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所卫的道不会被人理解，尽管他们所卫的道更多时候是给他人做了嫁衣。

你看那青史堆叠几层，活下来让你记住名的哪个不厚黑，哪个不是在教你自私自利。

但总会有人去传颂你的故事，歌颂你的精神。

有人可以拼了命的护住你的遗物，只因为你决然赴死时选择了他托孤。

有人可以搁置立场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做了什么，甚至是为了救你而冒着风险去开枪。

尽管你的真实姓名并不会为人所知，但你已经谱写好的史诗永远都不会褪色，也不会因为受到任何影响而褪色。

你也会化作一个符号，一个图腾永存于那些永远铭记你的人心中，世世代代。

比如就叫《八佰》。

几年前去南京，我从中山陵出来以后，特意去了1.5公里外的灵谷寺，想看看那里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相较于中山陵的人山人海，名为“正气堂”的国军阵亡将士祭殿，算得上门可罗雀。

位于“正气堂”后面的国军阵亡将士公墓，早已改建为草坪与花坛，花坛中央种了一棵巨大的桂花树，气势恢宏。

在墓地的北侧，还建有两座“一·二八淞沪抗战”碑柱，分别写着“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碑是老的，字却是新的。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蓄意破坏墓地，磨掉了碑上大部分文字，只剩下碑柱。

显而易见，日军对国军的强烈憎恨，不是来自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而是源于刚刚发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惨烈对战，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最先防御上海的国军第87、88师，配备全制式德国武器装备，实为国军精锐，然而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中，伤亡惨重、无以为继，不得不退守至上海西部郊区。

为掩护战友向西撤退，国军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率领数百兵士，面对敌军，以四行仓库为据点，坚守了四天四夜，为淞沪会战划上了浓墨重彩的句点，他们也被世人盛赞为“八百壮士”。

8月21日上映的电影《八佰》，就把镜头对准了这场四行仓库保卫战，拨开烟熏火燎的战争迷雾，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

瓜怂还是英雄？

这是个问题走进电影院以前，我没想到会看到这么多“瓜怂”。

先是组了个中青少逃兵三人组，老葫芦躲着枪子儿、在战场上胡钻乱窜；端午看见日军就动弹不得、吓得瑟瑟发抖；小湖北就不说了，才十三岁，还是个半大小孩儿。

等他们被收编进四行仓库的守军，还没完呢，只会算账、不会打仗的老算盘，光想着溜号；老铁看着五大三粗这么大一坨，真打起来只会躺平装死……看到这帮不成器的散兵游勇，怪不得朱班长气得破口大骂，恨铁不成钢。

这就是传说中的“八百壮士”？

还真是。

镇守在四行仓库的88师524团第一营，号称“八百”，实则仅有423人。

在原本受过德式训练的精锐士兵阵亡后，这些补充的兵力，大多来自湖北、浙江的保安团，甚至有不少人连新兵训练都没完成，就被匆匆送往前线。

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在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下，在战友奋不顾身的血战中，这些散兵游勇开始慢慢有了变化。

当老铁看到战友倒在血泊中，听到他含糊喊着“帮我补枪位”时，或许还做不到拿起枪打退从窗口攻入的敌军，但他出于本能的善良，畏畏缩缩想要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勇气已经开始萌芽。

当端午看到骂他骂得最凶的山东兵、义无反顾地发起自杀冲锋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山东兵掉落的赵云皮影，已经埋下一颗种子，正慢慢改变他的人生轨迹，预示着英勇壮烈的结局。

当小湖北看到总是笑眯眯、送他西洋点心的七月哥，就在他面前惨死时，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也似乎已经注定了，他最后是走还是留的终极选择。

在这些细腻而又粗犷的场景中，我们见他们所见、听他们所听、感他们所感，让他们的角色弧光显得真实可信，像这样以群戏为主的有限篇幅来说，能够完成这种程度的人物塑造，已经相当不容易。

《八佰》的难得之处在于，没有一味煽情，也没有一味让人物高大全。

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有一个个身经百战的斗士，在极端逆境中爆发的惊人意志力；也有一个个怕死、有私心的普通人，在退无可退中慢慢觉醒的可贵勇气。

我一直觉得，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八佰》证明了这一点。

冰冷的政治，与滚烫的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谢晋元，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当他得知四行仓库的浴血奋战，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秀”时，他的愤怒和沮丧可想而知。

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之间，只隔着一条苏州河，整场战斗都展现在了西方世界面前。

的确，这进一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但并没有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为中国抗日战争带来实质性的国际支援。

换而言之，这是一场失败的政治秀。

那么，这场战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524团第一营的牺牲又有什么价值？

看《八佰》的时候，我恍然间会想起斯巴达300勇士。

他们之间虽然隔着两千四百多年的时间，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反抗外敌侵略，都是掩护主力部队撤离，都是以少对多、明知胜机渺茫，就连引发的结果也很相似——温泉关战役并不能挽救雅典的陷落，四行仓库保卫战同样不能改变南京失守的定局。

即便如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如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的壮举，掀起了整个希腊本土反抗波斯侵略的狂潮；谢晋元军团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的英勇行为，也表达了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不过，有些人会觉得，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这423人，最后其实有三百多人都撤离了，这就说明战斗并不像电影中这么惨烈。

难道电影为了艺术效果而故意夸大了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像这样简单地以结局成败、牺牲多寡来论英雄的人，既不懂历史、不懂战争，也不懂人性。

最浅显的道理在于，当这四百多人在四行仓库坚守时，并没有观众这样的上帝视角，他们不知道能够坚守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最后能有多少人撤离。

有一个场景非常典型，敌军来到四行仓库墙边，想要挖洞炸开墙壁，他们的盾牌太厚，从楼上扔下的手榴弹爆破都会被弹开。

一旦敌军突破墙壁，整座大楼都会失守，势必导致全军覆没。

在这样危机存亡的关头，一个个国军士兵排成长队，陆续从楼上跳到敌军的盾牌阵中，以人肉炸弹的形式阻止敌军。

没错，我们知道他们有些人活下来了。

然而，当他们在自己身上绑满手榴弹时，都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在如此残酷的攻防战中，最后还能够保留这些兵力，正是得益于战友这样无畏的牺牲。

的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战争的背后不止有冷冰冰的政治，更是无数个有名有姓、有热血、有抱负的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壮举，不该被历史遗忘，也不该被你我遗忘。

正如冰冷的政治，不该盖住滚烫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