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

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

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

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

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

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

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

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

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

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

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

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

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

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

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

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

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

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

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

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

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我说的。

姜文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才气的导演，贾樟柯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头脑的导演。

所以，我喜欢他们。

当然，句式跟女人一样，最会骗人了。

套用的话，张艺谋就是中国大陆少见的会刷油漆的导演，冯小刚是中国大陆少见的牙比舌头长的导演……如今，我看到顾长卫揣着一副老农的诚实模样，在导演道路上奔着小贾一路去了。

我说过。

根据莫须有的猜测，贾樟柯先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都在跟“荒谬”两个字较劲，并且渐渐好像活明白了的样子。

顾长卫对另外两个字念念不忘，就是“理想”。

从《孔雀》到《立春》，从提出问题到试图求解。

如今的世界，“理想”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要么就是带有坎普坎普的气息。

但是顾长卫不动声色的说啊说啊，让本来好像要笑出眼泪的我们，渐渐地呆住，发现我们正在嘲笑的恰恰是自己，或者是从前的自己。

“ 有理想的人”近乎于不通世故的人、不好接近的人、乏味单调的人、怪物、异类、卡在嗓子的一根鱼刺。

我写过，一篇关于《在路上》的书评，我认为应该尊重真正异类的存在，即使不跟从但宽容他们的选择。

因为，他们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意味着世界的另一副面目；当然，当自身条件不足时，理想不过是可笑的狂妄。

阿瑟· 克拉克先生很客观：通常百年也难出一个伽利略或爱因斯坦，凡夫俗子最好安分点，别老想吃天鹅肉。

如果，我并不想凭一己之力发现木星卫星的存在，或者提出相对论，我的理想是唱歌剧到巴黎呢，或者考入中央美院，又或者仅仅是获得尊重呢？

要是不加上自我描述，难以评判这些究竟是理想还是狂想的话：我分别是一个烂学校的音乐老师、钢铁厂工人、身为gay的群艺馆工作人员。

难道，你就已经做好了嘲笑我的准备吗？

看到张静初在《孔雀》末尾对着蔬菜哭得伤心而黯然的人，估计不会嘲笑王彩玲。

姐姐的理想面对现实如同西红柿摔上墙壁，《孔雀》最终凝为三个字：怎么办？

有理想的人并不笨，他们知道别人怎么说自己，更能感受到现实的压力。

王彩玲说的明白，等到她有一天真的撑不下去了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

高四宝也不笨，改行当皮包公司老板，绝不会比被强奸般夺去王彩玲的贞操更痛苦。

一个没有天分没有金钱没有门路的人，如果有一个大大的抱负。

我会质疑其实现的可能，但不会嘲笑他“有理想”这一事实本身。

每一个尚且怀有梦想的人，在现实的重压之下努力抬头向上的模样，都“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

普希金的诗，是吧？

当有理想的人终于认识到如果自己是六指，并不意味着才华横溢，而仅仅只是一种变异的时候；当有理想的人像接受上帝的吻痕一样，给一个兔唇孩子做手术的时候；或者说，接受“王小凡，平凡的凡”的时候，他并没有失败。

他们追逐理想的经历凝结成一颗钻石眼，就像赫拉巴尔笔下的巴比代尔们一样，透过这颗眼，平庸的世界同样流光溢彩。

新鲜的羊肉取代了虚幻的理想，而生活继续。

所以，再见，逗号；理想，句号。

据说，《立春》最初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是“不准宣传”，之后才改成了“低调宣传”，想来是因为一贯以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发现他们上了电影《孔雀》的当——把一部对中国社会充满绝望的电影当成了主旋律，所以对于顾长卫的新片当然要施以颜色。

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更吊起人的胃口而已，想要看到的终究还是会看到的。

在有幸参加了《立春》在国内的点映之后，个人觉得被高高吊起的胃口非但没有被满足，反而有些被败坏了。

虽然据演员说，这个版本和国外参赛的版本相比，有几段戏被删掉，尤其是一段按摩棒的据说十分搞笑，不过我感觉，这依然不会改变影片所力图表现的主题——有追求的人陷于绝望的社会中最终绝望。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饰演）为主线，串出了小县城（影片在二级城市包头取景，剧中人物讲呼和浩特话）中几个青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直至最后放弃的过程。

王彩玲虽然痴迷歌剧，但是本身天分有限，根本无法进入中央歌剧院，不过她对于在小城市教书这份工作显然十分不屑，始终梦想着要成为北京人，要进入中央歌剧院。

与她有着同样不满的是她的单相思对象——黄四宝。

这个钢铁厂的青年人立志要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每次初试过后即遭到淘汰。

在黄四宝离开这个城市后，王彩玲找到了的第二个男友，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

胡金泉喜欢的是芭蕾，他所苦恼的不仅是自己喜欢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市中无人欣赏，更为麻烦的人们担心他的性别取向——“二胰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一句骂人的话。

歌剧、油画、芭蕾，即使到了今天依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更不要说90年代初的小城市。

所以影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注定要受到周围人的冷遇，而他们的天分也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无法更进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除了对艺术热爱，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救命稻草，除了他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没有比他们身边的人更了不起的地方。

这就是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

在王彩玲们看来，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平凡。

对于平凡的这种恐惧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

王彩玲终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兔唇小女孩。

黄四宝自从深圳回来以后，变成了一个骗子，到处受到债主的追打。

而胡金泉在三个人中算是幸福的，他因为强奸未遂进了监狱，却也因此证明了自己是男人，平息了人们对他性别的议论，终于解决了他的一个烦恼。

王彩玲们最终不得不适应了生活的步伐，不过失去了救命稻草的他们，精神世界只剩下了空虚和麻木。

对于影片中这些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的人们，精神上高人一等最终要转化为在实际生活中高人一等，他们要追求的其实和常人要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和常人不同的是，如果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那么他们余下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但现实生活是：高人一等的是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如果作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他/她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始终就不曾有过意义。

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他们赋予的，不是别人的目光和掌声赏赐的。

追求成功和卓越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到，使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愿望分外迫切。

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小集体中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或者活动的工具。

但是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不过是追逐社会公众的潜意识的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平凡的恐惧，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人群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人群之间歧视加深。

9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拉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开始，原来固有的歧视（城乡、贫富等等）此时更加变本加厉。

这种社会倾向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人们都追求实现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并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歧视观念的推动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这中间产生的最可怕的例子是马家爵在杀死四个同学的逃亡路上不忘背英语单词；而一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遭遇车祸，刚刚苏醒过来，不问自己的伤势，不问亲人的死活，第一句说竟然是考研的日期过了没有。

因此，对于这种充满了恐怖的黑色幽默的社会倾向，需要的不仅仅是满怀同情的歌颂，而是更深刻的考察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

同比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在演员上，蒋雯丽的表演并不输给全度妍，然后一个深入探究个人的心理世界，一个却把责任简单推卸给社会，二者之间的高下并不难判断。

《立春》是顾长卫导演在反映这个主题的第二部作品，依然没有做出比《孔雀》更深刻的反省和探究，反而在原地踏步。

对于该片编剧李樯来说，《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三部作品都是一顺拐的产物，日常生活恐惧症一而再再而三的同语反复，却始终没有摸到关键所在。

对于这种人物亲切同情的立场，充分说明了制作者的自恋以及拒绝反省，而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矫情。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会心存梦想，并为之奋斗，然而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集处，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助与失落，有些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则束袖顿足，冷眼等待命运的不公。

《立春》以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追求歌剧梦想为主线，但其中也穿插了各种小人物。

他们当中有一心追求王彩玲的周瑜、有令王彩玲心动的艺术青年黄四宝，也有痴迷芭蕾舞的胡金泉、为达目的欺骗了王彩玲的歌剧爱好者高蓓蓓。

在王彩铃的生活之中，处处可见现实与梦想交合时的不和谐，王彩铃为追求梦想远道去北京该户口，而最终却仍守在几米见方的房子中，一心想考美术学院的黄四宝却最终当上了婚介所的老板，每天在债主的追逐中惶惶度日，舞蹈教师胡金泉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了16年，但只以受不了城市中群众的眼神而最终走向牢狱生活，歌剧爱好者高贝贝靠着欺骗迎来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片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悲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人的羁绊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不安，但有趣的是，影片没有完全展现悲苦，演员们全部说包头话，搞笑的台词不时逗得观众大笑。

如王彩玲会一根筋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也会一厢情愿地对黄四宝说：“你会永远爱我吗？

”周瑜更是在大段朗诵普希金诗歌时说：“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

”有人曾说看到这部片子时间或会有种带着眼泪微笑的感觉，人与人的歧路感与道德感在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展现，例如导演在叙述王彩铃与被丈夫欺骗后携款而逃的邻居交谈时的一组正反打镜头，明确的暴露了导演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在内心上的羁绊与隔阂的理解，王彩铃曾说：“你并不是真把我当朋友，你只是在心里寻找比你更不幸的人，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好像和我同病相怜。

”有时人与人之间在内心存在的关系让顾导深切的暴露在了镜头前。

导演在讲述这部电影片名的时候，说道“立春之时，春天却未至，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们心中已经有了对春天和温暖的渴望”。

追梦寻梦，梦圆梦碎，现实怀揣梦想，梦想照进现实。

就像有立春，年年日历翻至此处，春天的梦早已在每个人心里孕育开来了；也就像人生虽有理想未达，现实会有改变，新的理想亦也一定会再次出现。

人人心里有个梦，就永远不会绝望。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最后是怅然若失的回头。

这是一部给文青的教育片，勇敢的文青会继续的勇敢，而想要退却的文青也可以安然去过柴米油盐的日子，各得其所。

我很喜欢的是黄四宝拿着《热爱生活》这本书的样子，他们谈论梵高的样子，王彩玲说：“我不想在这座城市里发展爱情。

”的样子，说“除了我，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这样了解你”的样子，与光头女生一起住在北京小旅馆的场景，以及那场错过后来的黄四宝。

“唱得好的人多了。

”所以呢，她不可能唱到巴黎歌剧院。

钱钟书爷爷教导我们，年轻人啊，就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冲动误解成创作才华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年华都被写进了各种试卷和练习本，那些发过的呆也都只是痴人说梦一样的浪费生命。

我们没有胆量，也没有钱。

眼看这季节就过了，我们对那些执着的人唏嘘感慨一番，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也没什么不好的吧…UPdate：（5.20）They say I am a dreamer不知道这部电影会像鱼刺一样卡在多人文艺青年的喉咙里，除了伤感叹息，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表情。

大家都是会心一笑，不再提。

那些疯狂的小事，不用提，眼神里清晰地写着，表情里含蓄的表现出来。

精神偶像缺失的今天，我们能够选择的确实不多，除却政治性的信仰，如今的我们都只好扑身向文艺，希求解脱。

流行文化是一种，所谓的小众非主流又算一种，还有呢？

还有呢？

这样的问话太过苍白，也很无力。

昨日与宁宁讨论的是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中思想激进的各路文人，辩论争鸣的那些年代，大家都为苍生福利而出谋划策，民主是一种信仰，共产是青年最纯洁的信仰。

那真是好年代。

钱穆的学识与寂寞，鲁迅的坚强与尖锐，梁实秋的理性与直白，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不论世界多乱，至少校园、文化是净土，是我们可以栖息的处所，是温暖可依的，是可以为之流血牺牲的。

好像扯远了，但看了立春，我想到的第一个，不是自己的文艺，而是信仰危机。

我不像王彩玲，歌剧是她的信仰，是她所指望，是她甘愿付出一切去争取获得的精神标杆；我呢？

反思，再反思，除了一些纯属兴趣之为，我没有做过任何牺牲，在理性的衡量下，一切都不值得。

“所有致命错误都不是因为非理性的，而是因为人是有逻辑的。

”我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个信仰，让我在现实中受折磨，让我必须为了它牺牲这些那些，让我可以在这污浊的世界里有一块自己的净土。

我又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块净土，所有的年轻人可以不被压抑，所有的各种思想，不论是粗俗的高雅的实际的理想主义的都可以绽放。

可惜没有。

连滋生信仰的土地都没有了。

大家都对一些一些话题避而不谈，谈起也是不欢而散，大家都认为某一类的事只是浪费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房价、股票和生活有多艰难，大学成了废墟，社会大染缸早已打破，一切都乌七八糟了。

读莎士比亚？

会遭人笑话吧。

还在期望自己是梵高？

就那副德行？

哟哟哟，还歌剧呢！

班里一个男生是古典音乐达人，虽说大家都是很敬佩他，但偶而还是会对这爱好做一番调侃而且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王彩玲，以她的高傲，怕是要活不下去了吧。

当然，这里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在了一起，乱的很，最后还是想说，尽管朦胧，我还是会寻着这种直觉走下去，我也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一个。

也不是像电影里的王彩玲他们是孤单的两个、三个。

有这么一群人的，肯定有。

the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媒体蛊惑人心，朋友的嘴唇也蛊惑人心。

当谷雨下起春雨，因马拉松拥堵的三环去看《立春》。

华星新装修过，让我发现自己好久没有来过。

说自己应该在电影院看个文艺片，于是买了盗版碟又扔掉，看看全场人数不超过十个。

《立春》一开始是幽默的，前半段经常幽默的。

也有一些悲凉的，当理想在雪花飘零中无奈着。

幽默很快就没有了，悲凉时而在此，时而在彼，有时一些，有时一点。

黄四宝走后，张力尽矣。

这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

我间离出来了。

然后，编剧上有一个惊喜，黄四宝开的婚姻介绍所。

隐约看过影评说过剧情，但黄四宝回来还是震撼，理想变成一个屌屌的造型。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出现了，大街上，黄四宝开着窗被砸的车，和王彩铃擦肩而过。

Ok，往事不须再提了，但日后有人还会想起，她是王彩铃，多年以后不曾忘却的，年轻时候一个梦。

从王彩铃领养孩子开始，我彻底迷惑了，直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结尾。

说，电影跑题了。

每个理想都在幻灭，但是影片最后的四分之一，幻灭了这个影片要表达的幻灭。

我惊了，怎么可以这样结尾？

后面观众迷惑了：真有王彩铃这个人吗？

于是，立春早过了才上《立春》，言也过其实了。

当一个文艺片只是一个合格没烂的影片，它只配得上首周73万的票房。

当然，这个影片的演员表演是非常非常之牛逼的，摄影出来的导演，对演员的控制很好。

对自己的老婆控制更好，蒋雯丽这个演员了不起！

顾长卫讲故事一般，没能升华出来。

但真诚的创作态度，值得人称许。

而李樯的故事，虽然不至于像《孔雀》那样让我反感了，但是不过如此而已。

我很失望，也很高兴。

谷雨第二日，春雨依旧。

看完《立春》后的一句话评价，那就是：我为什么不留着这钱也去看《功夫之王》呢？

《立春》用一个小城背景，讲了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做自己”有多难，“实现梦想”有多难。

女主角王彩玲认为自己该在巴黎唱歌剧，现实却是她只能在小城当一个音乐老师，最终改行卖肉；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甚至对标梵高，现实却是他一再落榜，最终开起了婚介所；芭蕾舞爱好者胡老师倒没有惊天动地、“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是一心热爱芭蕾舞，最终不堪忍受闲言碎语，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三个“文艺青年”，都自认为不属于这个小城，他们看待周遭的眼光，是“清高”的，因为和艺术沾了边，便觉得自己不是庸俗之辈。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人，包括过去的自己：以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以为多看几本书就和别人不一样了、能逛展览看话剧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去过的地方多了点就和别人不一样了……但实际上，当兴趣爱好不能转化为产出时，它们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可是，片中的三个人倒没有止步于“以为自己不一样”。

王彩玲想办北京户口、想加入文艺组织，黄四宝年年进京报考，胡老师努力跳好芭蕾舞。

他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都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可能比现实生活中许多一直在抱怨却什么行动都没有的人要强多了。

但他们最终都妥协了，向生活低头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很多人，他们曾经志气高昂、高谈阔论，我本以为和他们是同路人，却没想到，过了几年才惊然发现，他们只是晚几年妥协罢了。

生活逼得说“我不打算在这里发生爱情”的王彩玲走进了婚介所，最终领养了孩子，改行卖肉。

三个人里最坚持不懈、最“清高”的她，最终也向生活低了头，但她已经是三个人里，最晚妥协的那一个了。

在这个社会，无论是片中的小城、还是现实中的大城市，“做自己”和“实现梦想”的门槛都太高了。

虽然我们经常受这些“毒鸡汤”的影响，渴望那个诗意的世界，但放眼生活，能不为世俗所累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见过很多一开始就没打算挣扎的人们，他们看上去毫不在意对“自我”和“存在”的叩问，从不质疑世俗生活的“理所当然”，永远在追逐社会希望他们拥有的东西，拒不承认自己的碌碌无为。

我通常觉得，他们已经骗自己到自己都相信的地步了。

后来，我认识了不少“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他们爱音乐、爱艺术、爱写作，鄙夷世俗生活。

高谈阔论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但几年过去后，他们陆续过上了曾被他们不屑的生活，交谈中不再有艺术、自由、理想，而只有婚姻、工作、孩子。

我不忍心去问他们如何评价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晚了几年妥协。

自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终究都是无用的。

当你不能把自己的“不同”转换为生产力的时候，总有一天，你的激情会被消磨殆尽，然后被生活卷入洪流。

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只能自己骗自己：“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我是相信所有人都有过不甘平庸的念头的，毕竟所有人都喜欢好的结果，如果老天给了你一个惊人的天赋，又给了你惊人的运气，相信你也不会拒绝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人。

只是绝大部分人得不到上天如此的垂爱，又懒到不愿意付出多少努力，甚至懒到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不平庸”的欲望，仿佛那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咸鱼。

这么一对比，《立春》倒不是一部多么令人绝望的电影。

毕竟他们不甘过、努力过、失败过、爬起来过，虽然最后向生活低头了，但好歹认真对待过梦想，也曾不可一世地做过自己。

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这大约就是很多人生活的写照吧：仍然有期待，却从来不会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改变，日子就在这期望和失望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半途而废的人太多了，从不挣扎的人更多，在社会的磨练中，他们渐渐失去了年少时的那份偏执和狂热，变得没有好奇心、没有激情、不再相信“我可以”。

衰老便是从这生命力的衰退开始。

我自己也经常鼓吹“做自己”，在我心中，这确实也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我心里很清楚，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太难了。

必须足够坚定、足够有行动力、足够有毅力，还得有那么点运气和机遇。

这其中的每一点，门槛都不低，大部分人除了坚持跟风外，什么都坚持不了。

《立春》是个好残忍的故事。

王彩玲才不是什么怀才不遇，她是天资不足。

她的“优秀”，是小县城的优秀，跟巴黎歌剧院从来没有任何关系。

她自己是知道的，所以才要一天到晚对别人撒谎。

她要麻痹自己。

饮鸩止渴。

再平凡的人心里也多少有一点憧憬，每个人都难免自视甚高，所以大家都是王彩玲。

顾长卫在最后弄出一个王彩玲在国家大剧院演唱的幻象，再打上一行字——“此景献给王彩玲。

” 其实是献给观众。

他让观众自己看自己做的梦，登堂入室的，那么不切实际，打观众的脸。

天赋与梦想的不匹配本已足够撑起一场人生悲剧，李樯告诉你——这才哪儿到哪儿！

不仅没天赋，王彩玲(观众自己)还丑。

这个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丑，这里的丑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写意。

李樯不仅让观众意识到自己在发白日梦，还逼着你用最卑微的姿态(丑着)在现实深井的底端仰望自己的梦。

电影的收尾是每个人都回归平凡，各就各位了。

可躲进平庸的生活里就能获得平静了吗？

并不。

王彩玲并不开心，心底还有东西在悸动。

观众为她着急——这样不好！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

其实是感同身受：欲望并不消沉于安逸的表象。

同时却也发现并不能为她(或自己)找到更好的安排。

欲望在此时只能消沉，必须消沉。

于是观众感到憋屈，感到不舒服。

但同时知道：这份憋屈和不舒服已是自己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有心无力。

就在此时，观者便照见了自己的人生最深刻的真实。

呵呵一笑，自嘲一下，不再出声。

好像极少有电影在这种维度上直接和观众互动，调侃你，嘲讽你。

李樯跟顾长卫两个人就这么不动声色的讲了一个平凡人的故事，每个平凡人的故事。

真是好狠心呐。

然而竟被虐得有点爽😅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

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

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

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

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

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

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

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

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

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

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

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

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

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

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

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

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

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

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

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

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

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

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一谈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十左右岁的人就两眼放光，人老的标志之一是容易怀旧。

从“祖国山河一片红”到全民拜金，时代的洪水将“为艺术为爱情”的八十时代迅速淹没，十年光景成追忆。

人老的另一个标志是接掌时代的话语权。

用影像书写八十年代，这是件颇有使命感的事儿，想一想都让人心潮澎湃。

因此这类怀旧电影，结结实实地楔进当下商业片与写实片的缝隙：贾樟柯的《站台》、王小帅的《青红》、庄宇新的《爱情的牙齿》、娄烨的《颐和园》、唐小白的《动词变位》、张扬的《向日葵》、李少红和曾念平的《我们》……现在又有李樯编剧、顾长卫导演的《立春》。

一、《立春》勾起了私人记忆看《立春》之前我满怀期待。

从作者访谈和点映后网友的评论得知，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小城市几位不甘庸常生活的文艺青年的故事。

我也曾经是这样的“文艺青年”，九十年代初生活和工作在一座内地小城市。

《立春》的剧情唤起了我的记忆。

就像《站台》一样，我把《立春》看成是一部拍给我们这些曾经折腾过的中年人的电影。

像王彩玲一样，那时的我住单位大院内的单身宿舍。

单身宿舍在居住区内。

居住区有两排平房，住的都是青年夫妻，跟王彩玲的邻居不同的是基本都有小孩子，从一两岁到七八岁，热闹得很。

只有一对夫妻没有小孩，每天脸色黯淡地过生活，据说一直在寻医，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孩，就欢天喜地起来。

我刚分配到这家单位，就被安排到最靠角落的平房里。

里外两间，里间是正房，外间是很久以前的住户搭建的厨房，看上去从来没有修缮过。

窗前有一块几平米的荒芜的菜园，屋顶的瓦片缝隙长满荒草，不知怎么搞的，外间的屋顶还有一个破洞，看得见天空。

洞下永远有一个破盆子，下雨的时候接雨水，下雪的时候接雪花，晚上我们就往里边撒尿。

跟王彩玲不同的是我有一个室友。

他是学电子的，管单位的雷达。

百无聊赖，就偷偷把工作间的电子管、晶体管揣兜里顺回来，自己做音箱。

音箱搞成了，院子里就时常响起崔健、唐朝和黑豹，把好几个住楼的小青年都吸引过来了。

这几个小青年是上了年纪的单位职工的孩子。

跟王彩玲的小城市像极了，我所在的城市每到春天就刮大风。

单位在南城荒郊里，我经常骑着辆二八的破自行车，顶着风穿越城市，到位于北城的图书馆借书看杂志。

北城是“文化区”，有两所大学和几所中专学校，其中一所是师范学校。

我的两位初中同学曾在这所师范学校读书，其中一位酷爱写诗。

那时候流行写信。

从高中到大学，我俩一直书信往来，信里除了讲几句“我最近生活怎样怎样了”跟对方分享外，还会夹一两首自己的诗作给对方品评，有一次他寄给我的信特别厚，贴了两张邮票，原来他写了个小说。

他师范毕业离开这座城市被分配去当乡村教师。

我大学毕业离开北京被分配到这座城市工作。

我骑车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师范学校的校门，有时候就会想起他。

除了去图书馆，我的另一个去处是电影院。

九十年代初，这座小城市的三家电影院都还放电影，但做为文艺青年的我看场“艺术片”是不容易的。

档期是有的，观众没有。

当时的票价是十五元，挺贵的。

我的月工资不到两百。

影院的底线是观众不能少于7人（或者6人？

记不清了）。

少了就会取消放映。

小城市没多少人知道张艺谋，知道的也是因为巩俐。

更别提陈凯歌黄建新了。

每每有“艺术片”上映，我就得买张票站在电影院门口，盼望着有人来买票凑齐人数。

遭遇退票是经常的事。

如此艰难，那几年我仍然看了《霸王别姬》、《红粉》、《背靠背脸对脸》、《青蛇》、《画魂》……还是挺多的。

小城里有多少“文艺青年”呢？

这个问题太难了。

似乎每个“文艺青年”都孤独地淹没在所在的街区，不相往来。

就像王彩玲第一次与胡金泉见面时说的，“早就听说过群艺馆有个教跳舞的老师了，今天才见到”。

王彩玲能遇见黄四宝和胡金泉，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挺不容易。

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儿，是为了印证《立春》中的人物和故事。

因为有着似乎共同的经历，看《立春》的过程中，我就特别投入，特别想被感动一把。

看罢电影，心跳没有加快，心情却很复杂。

作为一个“过来人”，个人看法是，《立春》有它的可贵之处，也有太多的遗憾。

二、《立春》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尽管过去好多年了，我仍然记得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王迪先生在谈如何创造人物时的一句叮咛，“好的作品总是在为文艺百花园里增添新的形象。

”当时我对这条古典标准不太在意，觉得这套传统的典型人物论已经过时了。

现在换一个思路想，二十年来的哪些电影主人公还让我们记着？

我首先想到的是《秋菊打官司》里的农妇秋菊和村长、《本命年》里的刑满释放犯李慧泉、《小武》中的小偷梁小武、《孔雀》中的姐姐、《十七岁的单车》中的职高生、《站台》中王宏伟扮演的文工团员、《卡拉是条狗》中葛优扮演的工人、《手机》中道貌岸然的主持人严守一……以上影片的主人公形象在此前甚至是其后的影片中的确找不到。

一部影片能达到这个程度，好不好这个判断尽管还是不好下，但让观众记住了主人公，起码这个影片“存在”了。

王彩玲这个有点丑的执拗的大龄文艺女青年，让观众出乎意料，过目难忘，《立春》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表面看《立春》和《站台》塑造的都是文艺青年，实质完全不同。

《站台》的主人公喜欢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哼流行歌曲、搞对象、欢天喜地跑到铁轨上看火车，他们在解冻的时代里散发着肉体的温度，把满腔热血写成青春的冲动和迷惘；《立春》里的主人公则迷恋歌剧、油画、芭蕾舞和普希金的诗这些“高级舶来品”，在“为艺术为爱情”的咏叹里，艺术和爱情披上神圣的外衣，像天安门一样闪着金光，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

《立春》中的“文艺青年”在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真实且大量存在并成为一景。

《立春》的价值正在于它为中国电影“百花园”增添了王彩玲、黄四宝和胡金泉这样的被所谓的艺术和所谓的爱情扭曲了的、怀抱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形象。

影片特别有意思的场面是王彩玲在宿舍里给黄四宝做人体模特，画人体就是画裸体，可裸体撇不清跟性的关系，“崇高的艺术”又不能跟性有关系。

这真是一个两难困境。

对两位主人公来讲，正面全裸想一想都是羞耻的，背面全裸呢？

也不妥，干脆拿一件衣物遮住屁股。

王彩玲就这样委出起褶的腰身侧卧在床上，黄四宝端起画板在画布上下笔——深夜的小屋里弥漫着“艺术”的味道——可就在这时，隔壁两口子做爱叫床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个场面如此精彩，让我想起唐僧在西天路上遭遇盘丝大仙。

同样地，胡金泉也被套上了“为艺术为爱情”的紧箍咒，继黄四宝之后成为另一个让王彩玲绝望的禁欲者。

影片的精彩场面之一就是胡金泉终于忍受不了街头巷尾的背后议论，他决定要做一回男人，“拔掉卡在这座城市喉咙里的那根鱼刺”，可他做男人的方式不是和王彩玲结婚（尽管王彩玲小心翼翼提出来的只是假结婚），而是在群众艺术馆里把学跳舞的女性群众拖进厕所“假强奸”。

太怪诞了。

再次重点指出，影片的时代背景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一个禁锢的时代终结之后，在这座小城市里，人性的光辉被“艺术”这一新的威权阉割。

需要注意的是在文艺青年群像中，围绕在王彩玲身边的男人分属于两个极端，黄四宝和胡金泉是为了所谓的艺术陷入困境的理想主义者，朗诵方言版《纪念碑》的周瑜却是拿艺术当通行证的现实主义者。

周瑜拜王彩玲为师拿四个大菠萝送礼，搁在窗台上一字排开。

（顺便插一句，后来出场的假白血病人高贝贝来拜师也是送菠萝。

）周瑜向王彩玲求爱，把用讹来的钱买的两个汉显呼机摆到桌面上。

影片的精彩场面之一是当周瑜用痛斥黄四宝的方式安慰王彩玲时，王彩玲让他学“狗喘气”。

“宁吃仙桃一口”的王彩玲显然讨厌周瑜这样庸俗猥琐的现实主义者，但她又与理想主义者黄四宝和胡金泉有很大不同。

如果说黄四宝和胡金泉是被艺术阉割，王彩玲则只是被艺术禁锢。

王彩玲人生悲剧的感人处在于她还有人性的挣扎。

影片有两处情节极为重要。

一处是王彩玲初见黄四宝，她一边听着周瑜的废话，一边溜号向室外看——黄四宝正在玩一个在春风中滚动的纸圈。

“风真的就不一样了”，王彩玲的爱意就在这一瞬间萌发了。

另一重要处自然是影片的情感高潮点：王彩玲和黄四宝的那一夜之后，教室里的王彩玲满面春色地一边弹琴，一边讲解和咏唱《慕春》。

镜头中，王彩玲沐浴在阳光下，眼神温暖怡然，唯有这一刻才是王彩玲对歌剧、对艺术的真正感悟，因为她把生活的美好、把人性的体验带进了咏唱。

由此情节回溯到王彩玲为黄四宝做模特的那晚，我感到王彩玲没有正面全裸只是源于女性的羞怯，感到羞耻的反倒是端着画板的黄四宝，镜头中黄四宝画出来的王彩玲干巴巴的，没有丝毫女性味道，显然他把画人体当成了必修课，当成了硬着头皮完成的任务。

黄四宝对艺术的理解扭曲到了可怜的程度。

有些评论将《立春》中的主人公统统定位为“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才”，“有才”真的那么重要吗？

艺术为何而存在？

在我看来评论者对艺术的理解跟影片中的黄四宝胡金泉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临近不惑之年回首自己中学时代、大学时代和小城工作时代那长达十几年的做为“文艺青年”的时光，“为艺术为爱情”的时光，感到无愧于青春的同时，更深深感到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是多么幼稚可笑。

《立春》塑造了一群像我一样陷入艺术牢笼的小城市“艺术青年”，让我充满敬意。

但看完《立春》后心情是复杂的。

很多创作问题无法避开不谈。

三、《立春》难看的原因解析《立春》难看完全不是因为王彩玲难看。

作者塑造的这位腰有赘肉、脸有痘痘的王彩玲恰恰非常好看。

就像《秋菊打官司》里那个眼神呆滞、大腹便便的秋菊一样好看。

王彩玲和秋菊的人物塑造都是成功的。

从这个角度讲，《孔雀》中张静初扮演的姐姐过于好看反而是失败的。

《立春》的难看首先是作者对结构全盘失去了控制。

像《城南旧事》、《小武》和《孔雀》一样，《立春》采取了明显的分段式结构。

《城南旧事》用小英子的视点将几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串起来，在时光的流逝里小英子感受着人间冷暖。

《小武》的结构技巧最为精致，几个段落相互嵌套又层层递进。

《孔雀》的分段式结构尽管也有问题（比如视点），但因为三个段落分别围绕某个主人公展开讲述，三个主人公的故事是相互交叉的，下一段的某些情节信息总是对上一段进行补充，有一点点类似《罗生门》，这一巧妙的叙事技巧使得三个段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同时新信息带来的新鲜感弥补了分段带来的观众移情效应的减退。

《立春》的分段式结构却使得影片变成了一盘散沙。

第一段讲的是王彩玲和黄四宝、周瑜的故事；第二段讲的是王彩玲和胡金泉的故事；之后是一个短短的过场：王彩玲回家过年；第四段讲的是王彩玲和高贝贝的故事；第五段，女邻居的故事冒了出来；然后收尾，王彩玲收养弃婴。

在后两段，作者让黄四宝和周瑜相继与王彩玲重逢。

将六大段落串起来的是主人公王彩玲，但前四段的王彩玲尽管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并屡遭打击，性格和命运却没有任何实质变化，换句话说，是重复。

饺子再好吃不能顿顿吃，重复是剧作的大忌，除非重复本身产生意义。

而重复本身产生意义这是艺术片的范畴，是没办法取悦大众的。

影片后两段王彩玲去征婚、收养弃婴、街头卖肉、带女儿到天安门，看上去命运有了明显的变化，节奏却乱掉了。

让黄四宝和周瑜在收尾时再次出场无可厚非，这是经典封闭式剧作结构的常规技巧。

关键是封闭式剧作结构很讲究匀称，也就是每个人的命运都得给个说法，因此不让胡金泉在收尾时出场就非常说不过去了。

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始于王彩玲和周瑜、黄四宝的相识，终于黄四宝远走、周瑜求爱被王彩玲拒绝、王彩玲孤独地借酒浇愁。

按说情节展开得比较充分，但依然不好看。

仔细分析发现，几个重场戏没有做好，情绪起伏失去了控制。

王彩玲与黄四宝的戏依次有以下几个重场：相识（王彩玲注视着在风中玩纸圈的黄四宝产生爱意）、送书、人体夜（夜里画人体遭遇查夜）、出走（火车上王彩玲的爱意被黄四宝拒绝）、败走北京、酒醉夜、校园丑闻（次日王彩玲教课、黄四宝愤怒）。

这些重场戏中，转折点、高潮点和落点是酒醉夜和校园丑闻。

但酒醉夜在镜头中一闪而过，略去不表，使得次日王彩玲课堂上的神采焕发让观众有点接不上情绪。

黄四宝“我感觉像被你强奸了一样”的嘶喊，甚至会让观众哄笑。

没有前边的情绪积累，后边王彩玲的自杀，也就无法震撼观众了。

电影剧作中情节进展是很讲究因果逻辑性的，酒醉夜没有处理好，使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断裂。

可能也是不断修剪的缘故吧，影片中的断裂点很多，造成观众情绪很难有效积累。

另外，开端王彩玲和黄四宝相识之前交代性质的场面有点淤，入戏慢，也使观影快感打了不小的折扣。

“凤头、猪肚、豹尾”是中国传统戏曲剧作理论常讲的，所谓豹尾是结尾要有力响亮迅速，而王彩玲自杀之后还有大段王彩玲和周瑜的戏，显得累赘，从情节结构上考虑，不如把这些戏放在败走北京之后、酒醉夜之前。

四、《立春》构思立意解析作者的上一部影片《孔雀》，时代背景被有意虚化，没有根，人物有点飘。

好在生活质感很强，浪漫气息浓厚，尤其姐姐的段落，还是挺好看的。

看得出来，跟《孔雀》相比，《立春》有意淡化诗意的成分，想突出现实感，刻意塑造了一位相貌平平的女主人公，步子迈得很大或者说风险很大。

可惜别的步子没跟上。

其一，如果写实，时代背景就必得融到主人公的情节里、生活细节里、性格里。

不仅仅是贴几个时代标签能解决的。

观众从影院的电影海报、汉显呼机、春节晚会等标签中能够推断影片的时代背景，但不能被这些标签移情。

这就问题大了。

贾樟柯的《站台》也不是一部好看的作品，但有些场面非常有力，特别能勾起过来人的记忆，比如开场的《火车向着韶山跑》、主人公的家人看不惯喇叭裤把它剪掉、卡车坏了以后一伙人在等待中去追看路过的火车，等等。

好的影片，时代背景不是交代出来的，是靠剧情展开透出来的。

这样才让观众移情过瘾。

其二，主人公的家庭关系被省略和虚化了。

王彩玲的父母出场了，可父亲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母亲的戏好像只有两段：一段是除夕包饺子时，王彩玲意外地回家，三口人坐在炕上看春节晚会，第二天早上母亲放鞭炮把王彩玲惊醒了。

再次出场是王彩玲和母亲谈收养个孩子。

王彩玲做为影片的核心人物，冲突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家庭关系势必要展开并深入。

可惜父女戏被人为的设定彻底虚化，母女戏只有点没有线。

即便少有的几个情节点也没有有效利用，王彩玲难得地除夕回家吃饺子，一家人坐在炕上看电视，除旧迎新，提供给母女关系拓展的空间真的很大。

现在这场母亲放鞭炮的戏不错，只不过没有铺垫显得突兀。

起到的更多的是情绪作用不是情节作用。

另外几个人物的家庭戏铺排得比王彩玲的还要弱。

黄四宝家人中只有母亲出场，一场是母亲闯进黄四宝房间摔画，一场是周瑜找到她骗钱。

周瑜和胡金泉的家人基本没有出场。

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影片在整体立意布局上陷入了两难：着重写王彩玲呢？

还是群像？

如果真把王彩玲当核心人物写，干脆就把人物删繁就简，人物关系和情节紧凑起来，把家庭、邻居的戏多写点儿成为情节线，把高贝贝的戏全部去掉，把胡金泉的戏做为背景或者做为平行的副线。

这样王彩玲的塑造空间就大了，剧情就过瘾了，主题也会得到深度揭示。

如果打定主意写群像，现在用王彩玲串众多人物的结构方式就不对。

上文之所以穷究主人公的家庭关系，意在挖掘人物前史，在更深一点的层面上探究现象后面的原因。

《立春》中的人物的确十分真实可信，但遗憾的是没有给出任何一位主人公爱上艺术的缘起。

没人知道王彩玲怎么就喜欢上歌剧了，没人知道黄四宝从哪一刻起立志要考美院，没人知道胡金泉什么时候迷上了芭蕾舞。

再进一步讲，为什么北京成为所有“外省人”争先恐后挤进来的神圣之都？

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有这么多的“文艺青年”涌现？

为什么“艺术”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儿？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艺术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摸摸乐器、提起画笔就得怀抱“我想成为谁谁谁”的远大理想么？

……仅靠一部影片揭示这么多问题当然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如果创作一部立足于历史和人性的严肃电影，创作者要做很多直觉之外的功课，有了问题思考意识，问题就会自然地带进影片里，引发观众的思考，这个观影效应以感动观众为前提，但比感动观众更重要。

【原创，纸媒《电影艺术》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