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这真的是一部让我特别感动的电影。

美丽的民族，美丽的土地，台词也都非常的优美有诗意。

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从刚开始并不完美的相遇，到后来的相知相依，导演用平和细腻的电影手法讲述了一个纯洁的爱情故事，或许这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

“哪怕是一只麻雀，它的希望也是全美的”，电影画面真实舒缓，让我一下子从快节奏多信息的紧张状态中放松下来，有了对真实生活的静思，也还原生活真实的样子。

电影最后的结尾处理我也非常喜欢，让大家去猜想，当古柏给阿西燕坦白，他的病可能会遗传给孩子，导演没有揭露阿西燕的反应。

而是留给观众去猜想，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所以我说这个影片让我非常感动，它让我平静了下来。

让我用心在品味，我们生活中确实是很多我们不太去细想的事情，但那些真诚与美好的东西又必须沉下心来才能感受得到。

我也看出了这部戏里苗苗导演对生活的对电影的激情。

她客串演了阿西燕前男友的母亲，真情实感，催人泪下。

感谢方才说组织的观影团。

有幸看到刘苗苗刘导拍的一部好作品。

真实，感动，是第一印象，给片子打满分。

这部影片应该算是暑期档我个人感觉观看后感触最深也是值得给最高分的影片。

故事很简单，一个不定时会犯病的男主古柏，一个曾订过婚的女主阿西燕，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两人都没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家庭和爱情，双方父母瞒住两个孩子的事情包办了这场一开始就缺少爱情的婚姻。

两人没有勇气的原因是因为两人都有残缺，古柏的残缺在身体，不定期的犯病昏倒让他丧失了勇气，所以孤僻不娶。

女主的残缺在心里，阿西燕订过婚，在即将结婚前未婚夫死于意外事故，所以执拗不嫁。

正是由于两人的残缺，所以反而成了一种平衡。

古柏喜欢阿西燕，特别小心翼翼，结婚当天挡住所有闹洞房的人不让他们进屋，新婚当晚提出一切按照阿西燕的意见来，两人开始同一张炕上的分睡生活，结婚后，当古柏妈发现两人关系不好时，媒婆提出拿掉一床被子，只留一床被子。

古柏一直裹着被单睡在窗子下，最终阿西燕的恻隐使得两个人终于同睡一起。

感情进一步升华。

当古柏随阿西燕回娘家后知道阿西燕曾经已经订婚，那一刻古柏心碎了，但是这一刻碎的却是古柏一直以来的自卑，在古柏质问阿西燕为什么不告诉她的过去，阿西燕也反驳对方没有告知领低保之事，随后古柏犯病昏倒后，从这以后双方的心终于在一个平面上了，曾经的自卑互相开始化解。

这里面感动的第一个画面是，阿西燕生气回娘家后，古柏忍不住对阿西燕的思念，一个人去了阿西燕的娘家，可是看到正在堆麦秆的阿西燕，他却只是远远的望着，但是这一刻的古柏，我相信他心里是满的，满的要溢出了。

可惜的是古柏还是没有走到阿西燕的面前亲自告诉她，远远看完后又一个人返回去，然后一个人走到荒凉的戈壁滩上大声的一遍遍喊着阿西燕！

阿西燕！

阿西燕！

第二个感动的画面是阿西燕从娘家回来，正在犁地的古柏远远看见阿西燕，古柏那种高兴的表情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了，那是小跑着想去迎接一个人的感动，所以古柏跑了过去，但是古柏跑的目的地不是阿西燕而是小卖部，不管什么好吃的，都想一股脑的买下给阿西燕。

第三个感动的画面是，怀了孩子的阿西燕大晚上想吃生的葵花籽，古柏放下正在洗的衣服去地里偷了一个向日葵，等两人睡下以后阿西燕还没吃够，古柏又穿上衣服去摘向日葵，时间太久还没回来的古柏让阿西燕等的有点担心，害怕古柏出事的阿西燕正要下炕去找古柏时，古柏回来了，阿西燕摸着古柏脸上的伤。

我想这一刻两人终于化解了所有的芥蒂，互相关心，互相陪伴，眷属终成有情人。

第四个感触很深的画面是阿西燕问古柏，自己叫他古柏会不会生气，因为古柏的父母互相称呼都是哎哎哎，从来不叫名字，古柏有些纳闷说他们是他们，不用理会。

看到这一段真的是触动到我了，我的爷爷奶奶两人互相称呼都是叫对方“女孩”（我们那边的方言，不是普通话发音）（“女孩”也是我大姑姑的小名），当我问我奶奶为什么他们两人要互叫“女孩”，我奶奶也说不清楚了。

我想这就是两人陪伴到最后心融合在一起最终变成一个人了吧。。。

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真的可能有点忍不住，鼻子开始犯酸。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片子拍的好，因为实在是太真实了，真实的荒漠，真实的生活，略带方言的剧情，让我一个西北人听到某些方言时会心一笑，因为某些方言可能只有西北人才能理解它的深层含义。

最后，为片子的摄影打call，拍的实在太美了。

为刘导打call，为暑期档有这么一部好片打call。

ps：喜欢刘导在映后回答问题是说的，为什么拍这么一部作者电影片子，还有她的坚持。

看完了西方的各类的大片，将视角切回国内，电影的主题讲述的是一个回族爱情故事，这样的视角还是比较少见。

不知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无论是电影的海报，还是画面的色调都充满着浓郁朴实特色的乡情美，像彩色版的故事会、像童年时的窗花、又像八九十年代的连衣裙。

导演用滤镜过滤掉了干旱少雨的西北寂寥，突出了黄土地上的朴实与善良，一反西部片的粗犷，每一个镜头都营造出西北地区自然与人文的独特魅力，美不胜收。

红花绿叶之于干旱的西北预示着什么，是坚韧、难得与稀少还是自然、随机与普遍。

导演用如此的镜头语言，十分决绝的表达了自身的观点主张。

苍茫辽阔的土地与红花绿叶的相映，再一次强调了无论多贫瘠的土地也能孕育无限的美好与希望。

1 石舒清原著《表弟》改编影视创作对于文学文本的还原：?叙述视角为什么是男性？

2 第一到六代导演的作品整合了解分析（中国电影史扎实过一下，补片子【尤其是第五代】新时代电影的发展与探索反思3 结婚的片段：慢速摄影后现代的戏谑感4 阿西燕不知道古柏有病5 古柏要低保失败

近几年的国产独立电影，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男性形象：他们寡言而敏感，沉闷而多情，木讷、不善交际，但有自己的生命意志。

无论是生在长江流域还是黔东南，他们总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出诗意，或者说，日子诗意而不自知。

第五代导演刘苗苗的新片《红花绿叶》男主古柏就是这样一个生在大西北的男青年，黑瘦、二十二岁、患有癫痫、家境贫困。

突然有一天，命运许他一位貌美攒劲却有“隐秘往事”的女子做妻，他会如何抉择呢？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

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相较其它一、二线城市，地处以银川、兰州、西安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的西海固，景致和生活都出奇的慢，仿佛被遗忘一般，风光永远是记忆中的样子，情感还能天长地久的保鲜。

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令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

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

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

西海固的老人们常说，“想得越少，活得越好”。

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

如何表现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一直是所有编导面临的难题，刘苗苗选择了最笨拙也是最稳妥的方式（就跟这片土地一样）——旁白。

出乎意料的是，这几段由素人演员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

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令我想起贾木许《帕特森》中男主诗句的念白。

它们就像菜肴里的生抽，既不会令影片着色过重，又能为它提味添香：“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阿西燕回来了！

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如此，这样一个热烈而稚拙的男主形象，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网上找来石舒清的日记看罢，才知旁白是后期制作时导演临时起意，让他依照电影，算好时间，一句一句加的。

非得这样不可。

加得好。

只有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

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

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历史因缘决定宗教的传播路径，而能令宗教在一处生根落脚的，只有当地的人、习俗、风土和意识形态。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因水土不服而迁移、消亡的宗教比比皆是。

沿海城市天灾频发，佛、道、基督、妈祖众神才可能常驻；青藏高原本土的“古象雄文明”与印度佛教本源一致，才可能相似相融，转世为藏传佛教；基督教在东北和中原吃香，占尽地理与政治优势；而干旱植疏的黄土高原，依仗与阿拉伯相似的地貌，冥冥中仿佛与真主亲近……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引人舒适的纹理是真主不语自明的昭示——“天地万物都是它的，一切都是服从它的”（《古兰经》）——规律、秩序，在这片土地上无处遁形；真主的启示，也在百姓心中四处流淌——“虫虫子鸟鸟子真主都给配个对儿呢，何况人？

”（男主母亲语）

许多电影常常在还有一口气时结束，意在给观众留下反刍的时间，仿佛文学作品里的留白。

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人们更习惯通过文字描述来延续想象，这本是文字的使命。

而影像是引人懒惰的媒介，它只会把早已想象完备的场景煮熟喂给你，导致一旦它生分地留白（黑场），观众便不知所措，戛然而止的想象，意犹未尽而尽，电影的难处就在于此。

《红花绿叶》便有这种看似突兀的结尾，会心的观众知道这意味着结局的开放性。

但刘导似乎还是不放心，于是拿海报动了手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

电影的手绘海报正是对这一场景的再现。

不同的是，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这抹茫茫大雪里的亮色，是有过与片中男主相似命运、曾经罹患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导演本人期许的仁慈。

它似乎也暗含里影片背后真正的底色——真主安拉的公正和怜悯。

男主自小得病，当地没有姑娘愿意嫁，没办法娶了个刚死掉丈夫的小寡妇。

竟然两个人最终甜蜜的生活在一起，电影似乎在告诉大家，我们找不到对象听媒婆的话也很好，我们要结婚，要生孩子。

美化了乡村。

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还是林林总总电影里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是农村人。

家里比酒店还干净，脸上的粉涂得比墙上的漆还厚，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哪像干农活与土地打交道。

希望能看一部真实的回片。

单说故事:女性谈过恋爱就被“贬值”配一个患病男。

男方没有强迫，愿意坦诚仿佛已经就是道德高光了。

可事实是男的啥都没做，整个一个不拒绝不负责的态度，女的走两回，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都整个一放弃，就在相亲时为自己的心动大出血了一次，和女的第二次回来买了一桌零食而已。

妈呀凭什么呀，男的可真容易。

最后知道可能遗传，以去大医院为开放性结局算是聪明的，不然写实的话，八成怀的男的还会管遗不遗传？

大雪天骑车驮孕妇也是可笑至极！

强行用苦难来假装真情，因为穷所以骑车，下雪危险就推着，真是感动死了呢！

买衣服花两千的“阔绰”哪去了？

所以舍得花不是为了女方，而是为自己的心动买单！！

而真正关乎女方冷暖甚至安危的事，根本不在乎，男性始终是自私自利的。

姐妹们一定要清醒啊！！

不要扶贫！

不要感动为爱！

这样一个女性悲剧被标榜为爱情实在可悲！

刘苗苗导演告别大银幕电影多年，曾经罹患双向情感障碍症——抑郁症+躁郁症，近二十年来她多次因病发入住精神病医院，现在也还必须定时服药。

可是当你看过她的《红花绿叶》，就会明白，男主人公为什么会是一个癫痫病患者，为什么他总是那么自卑，那么慢半拍，在这个人物身上，她看见了自己。

而她现在可以坦然的与自己的疾病相处，用如此温柔平静的语气给我们呈现这样一部美好的电影，对我来说，不是奇迹，而是勇气。

一个16岁就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班的天才少女，30岁就在威尼斯电影节凭借《杂嘴子》获奖的的女导演，经历了生命的痛苦之后，她正在进入最好的创作阶段。

今年六月份，法国影评人杜阿梅在法国《电影手册》上特别提到刘苗苗是中国女性导演非常重要的一位。

八月五号，中国情人节七夕档，我们去看《红花绿叶》，一部明亮而又纯粹的影片，刘苗苗导演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胡玫、夏钢、李少红，以及上个月去世的彭小莲，他们都给予了当年78班的小妹妹刘苗苗最真诚的祝福和支持，田壮壮导演更是称《红花绿叶》有大师风范。

又见西海固。

阿西叶赌气回娘家后，古白偷偷去看她，在阿西叶搭麦垛时导演给了为数不多的慢镜头，我们随着镜头和古白一起又一次爱上阿西叶，而后是在绵延的沟壑间一遍遍喊着她的名字，群山没有回应，回应只在古白心里。

整个影片缓缓展开，平淡如未经翻炒的葵花籽，也像阿西叶和妹妹在炕上打毛衣时直白的清唱，歌中求学的满拉（阿语，学者的意思）已逝，阿西叶想起的是尓里吧，但正如她所说“我不能这样对你（指古白）”，善良与忍耐是她的底色，逝去的人已逝去，活着的人说“我要好好个活一哈里”。

古白意识到自己不能像堂哥那样有钱，经济的窘迫让他在深夜里恸哭，这是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哭，那种无力感被弟弟突然打断，这里没有劝慰，只有抱怨说大半夜嚎（哭）什么嚎（哭）。

温情的一面也有，在蔬菜大棚里是现代医学和宗教的冲突，妈妈说“人家说的个大夫话”，是啊，立场不同，观念不同，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托靠真主。

这里展现了宗教式的神性的爱，“我从没觉得你哥是累赘”，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那是神的造化，我接受你残缺的样子并将毫不怀疑的爱你，这里的确让我感动，我也想爱每一个不完美的人，也想被爱。

另一处宗教式的爱来自影片后半部分，古白和阿西叶历经无言的磨合，暂且让我们认为他们相爱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古白这样一个宗教徒最虔诚的祈祷：真主慈悯，你把你的考验放在我身上，你把你的疼顾给阿西叶。

穆斯林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献身意识和牺牲精神，我愿把我献身给苦难，只希望把同等量值的祝福给对方，如果神应允的话。

影片失语的部分也很多，对古白隐瞒病情一事导演只给了阿西叶离去这一动作语言，而没有更为直白的语言争吵之类的实质话语，质疑与解答也是由医生和婆婆完成的，这势必让阿西叶这一女性人物失去了主体性，也在被总结中变得单薄，那么，她该失去吗？

接着是古白的独白，不断强化着一个西北男人自卑、淳朴、真诚的形象。

古白独白用的的确有点多，故事情节推进都用独白代替，导演在偷懒。

好几处的钢琴声缓缓流淌，正给人宁静之余大提琴的声音进来了，大提琴太像人声了，像一个人在悲咽。

最后的雪景很假，跳戏。

我们不仅仅只满足于导演给我们的，例如一个西北男人的心路历程，一段婚后爱情故事，一次不同立场的争辩，我们也应该对那些略过的部分产生好奇，阿西叶为什么回来了？

迫于压力吗？

那又是什么压力？

生活惯性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惯性？

她呢，作为女性的阿西叶怎么想？

而她又为什么这么想？

妹妹开头那句充满敌意的话“妈妈已经把嫂子打算顶在头上了，就看你的了哥。

”不瞒你说，我从这里面看到了一种女性对女性的敌意，争夺注意力也好，争夺生存资源也好，厌女也好，问题真实存在，希望对这方面有所表现。

其实妹妹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了，前面她有敌意，后面虽是为了故事推进才有了打毛衣 挑花样 唱花儿的场景，但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有了，虽然远远不及生活的复杂程度，但起码有说表现。

民族题材，尤其是回族题材太少了，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五星，其中一星是空镜头时清真寺喇叭里似有似无的诵经声，我好久没有听过这种环境音了，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但生命有痕。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

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

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

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类型: 剧情 / 爱情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语言: 汉语普通话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

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

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

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

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

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

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

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专访 导 筒：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苗苗：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

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

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

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

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

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

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

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

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

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

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

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

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

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

刘苗苗：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

刘苗苗：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

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

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

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

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

《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

《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

“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

刘苗苗：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

导 筒：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

刘苗苗：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

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

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

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

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

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

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刘苗苗：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

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

刘苗苗：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

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

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

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

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

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

刘苗苗：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

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

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

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

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刘苗苗：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

这个片名叫《12乘4》。

导 筒：现在已经立项了么？

刘苗苗：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

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

刘苗苗：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

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

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

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