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

好人只有会站队才会被称作好人，而女主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教师，她夹杂在学生和教师群体之间，左右为难，她不会因为任何一方的压力会想到讨好或倒戈。

影片时时刻刻和观众一起在思考：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制度让理想主义寸步难行？

结尾最有才华的学生被警察抬出学校，仿佛是未来的国王一般。

看上去是个不错而又富有理想主义的结局，但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意淫的封建复辟。

学生和老师最后是怎么缓和的了？

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等大的字眼，也没有所谓的说出来就好了这种“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交流解决”的论调，沉默中，学生拿出老师给他的魔方，交出作业。

这不就是常见的中国式沟通嘛。

整体上，影片达到了没有惊喜但很干练的程度，结尾削弱了主题，不过这种主题仍在西方电影长久停滞不前的牢笼之内，在没有任何突破和独到见解之前，我们大可不必在意，把重心留在观影过程便可，这也是这类电影的创作重心。

另外，我有个不错的提议，把片中女教师看到很多人都穿那件衣服的画面放在结尾，会很惊艳。

举个相似的例子，《狩猎》结尾的那声枪响。

世界不是清晰明了的，不是轻松的，不是可以完全预测的，生存于其中要应对各种事情，这会造成疲乏感，于是规则建立起来了，凡事都有了可以依此进行的路线，行事的效率提高了很多。

然而同样的规则对每个人所形成的束缚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同样的规则的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据此可以说规则是为整体的利益而制定的，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制定的。

不过同样也可以说成是为可以轻松适应规则的人而制定的，用来约束或者说对抗那些对此规则有较强束缚感的那部分人。

还可以说不同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违反同一规则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不过规则的执行者是没有精力或许也没有能力顾及这些的，他们最多只能是完全按照规则处理违反规则的事件。

规则一旦制定后，再次依据环境而做出修改是件颇费心思的事，或者说对规则的修改往往都是来得过晚些。

那么规则的执行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或许应该遵照边沁在论及制定惩罚规则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即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害处而做出妥善地应对，而不仅仅只是急迫地要把规则执行到位，否则效率或许会有所提高，不过所施加的伤害也会更多。

一个小学偷窃事件几乎映射出了现今社会大大小小绝大多数人际政治生态，我服。

学校校长和绝大多数老师算是权力机构吧，政策制定者执行者。

老师诺瓦克算理想主义民主实践者，作为个体她的移民身份让她本能得优先站在边缘人群这边质疑权力实施者。

这群小学生就是群众，这真的很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群众智商只有三岁。

校报显而易见指代媒体舆论。

事件发生后，学校作为权利机构在其所谓的民主框架内解决问题（偷窃）而未必是找到真相，这个民主发生在高层圈内（老师们），群众有代表（班干部）。

老师诺瓦克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保护群众（受到怀疑的学生）去寻找真相，过程中伤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可能的盗窃者），某些人从头到尾不谈偷窃本身，却挑唆群众（不明真相的小学生们）和媒体（校报）以单方面的叙述（他们理解的所谓真相）挑起舆论批判，控诉揭发人诺法克老师和权利机构（学校）侵犯人权等等恶行（欺负那个被控偷窃的人 ），不得不说这群被人利用还自以为是的小大人白左政治正确面孔真的忒生动了。

事情发生到这里，权利机构只能一刀切，挑事的关起来（可能盗窃者的儿子禁止来校，被当事人推出来对抗学校，自认可委屈了，代表着自由·），媒体被禁了（校报不能发了），理想主义诺瓦克老师无奈。

电影在这里结束，厉害，没有真相，没有结果，亦如这个世界，所以大家觉得自己在这里世界里处在什么位置上呢。

这部电影是那种欧洲发达国家才能拍出来的故事，孩子和家长们都随时把权利啊真相啊民主挂在嘴边，有种第一世界国家人民的天真。

《教师休息室》里的学校是一个微观世界，自成宇宙。

全片没有任何学校环境之外的镜头，观众对角色的认识和判断完全依靠ta们在学校的表现。

除了主角卡拉，大多数人物的形象略显单薄，但这影响不大，毕竟这部片子着力并不在人物塑造，而在于角色之间的博弈和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在于一个以自治、民主、言论自由为傲的生态系统如何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失衡和混乱。

教师休息室虽然写实，但更像一个寓言。

学校不是象牙塔，也不是纯真少年在进入社会前的预备场所。

学校就是社会。

社会的恶和病，学校通通无法免疫——无论是种族歧视（学校对土耳其裔学生ali及其家长的盘问），阶级偏见（Oscar作为工薪阶层孩子所受到的冷嘲热讽），还是排外情绪（卡拉想要淡化自己波兰移民后代的身份），或是多数人的暴政（由师生组成的council就是否对Oscar进行suspension处理进行民主投票），甚至威权和极权的隐患。

孩子们可以是希望的花朵。

孩子们也可以是自以为正义实则以偏概全、行使暴力的刺头。

老师们可以是园丁，是舵手，是散发着理想光辉的启蒙者。

老师们也可以是灌输纪律、维护威权的帮凶。

大部分学生和老师们在这两级之间，位置不定。

也许令人困惑的是整个坐标。

比起《死亡诗社》 、《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最近看的《Holdovers》那种对师生关系和校园浪漫化、审美化的描绘，还是更喜欢《教师休息室》、《浪潮》和《狩猎》这样的电影中瘆人的张力。

未成年世界和校园里充满“隐秘的角落”。

希望看到更多电影探索那些是非不明的灰色地带，那些价值理想（正义，团结，平等，真相）被口号化、被滥用的时刻，那些事实被扭曲、被简化、被两极化的过程。

任何人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

当某些学生或老师成为矛盾的焦点，ta们的处境往往指向社会性的问题。

风雨欲来时，谁的善良，谁的原则，谁的无辜，谁的反抗，都免不了互为假想敌的戾气。

我并不是说权力没有上下位之分，或正义永远是相对的。

而是觉得，不论多么确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或道德的高点，也不要高估自己永远在正确一方的能力。

这里带入了一些自己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感受，还没完全想清楚，暂时不展开了。

————————————————————以下是一场导演对谈的选段（感谢chatgpt友情翻译）。

原文在此：https://www.hammertonail.com/interviews/ilker-catak/ 其中导演介绍怎么选素人学生演员、怎么跟ta们在片场相处的过程，非常有趣。

Hammer to Nail: 我听过你在另一次采访中描述过，你把学校的世界视作整个社会的缩影。

你认为这在这部电影中是如何体现的？

特别是作为我们当前时代的隐喻？

你在那次采访中提到，这在2016年之后尤为明显。

Ilker Çatak: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政治，即使在德国也是如此。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有些学校非常自由开放，而另一些则是法纪严明，零容忍。

我们去过的每所学校都感觉像是不同的国家：你有一个系主任，有人负责管理，他们会支持系主任（或者不支持）。

还有校报，就像我们的媒体一样。

你提到了2016年，那是特朗普时代开始，整个替代事实的概念开始盛行。

当我们写这个剧本时，我们想，“挖掘这一点会不会很有意思？

什么是真相？

”我们想提出这个问题，探讨每个人都试图创造自己的真相。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消息源，每个人都在参考不同的消息来源：“我们需要戴口罩吗？

我们需要接种疫苗加强剂吗？

”因此，每个人都在参考某个不同的消息源，当真相变成一种信仰时，我们就有了问题。

HtN：说到孩子们，我了解在德国你只能让孩子们在片场待……每天3小时？

IÇ：是的。

HtN：这似乎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那么，你是如何应对这些时间限制的？

另外，你是如何选角孩子演员的？

IÇ：我想如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不能催促他们，因为他们会感到压力而无法发挥。

我所承受的压力不能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必须保护他们免受此类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早上花很多时间问他们问题，比如“你晚上过得怎么样？

你睡得怎么样？

你梦见了什么？

你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你觉得在生活中道歉难吗？

”我们有时也会在早上进行哲学讨论。

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不仅仅是在拍电影，还涉及了了解这些孩子、了解他们的世界和对生活的看法的过程。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经历之一，与这些孩子们一起工作。

至于演员的选角，这很简单。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将孩子们分组成4到6人，我站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即兴表演参加环境示威活动。

所以，调研Greta Thunberg是谁，然后形成一个与我辩论的论点。

这样我就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

然后我会把这些孩子放在一个教室里，让摄像机拍摄。

然后我会把这些镜头和摄像机测试带到一个放映室，和我的部门负责人一起观看。

之后，我会挑选我喜欢的孩子进行面试。

在这些面试中，我会告诉他们三件事。

首先，我不是你们的老板，我们是同事，我希望你们有职业道德，早睡早起，饮食健康，并且知道我们当天要做什么。

其次，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如果其中一个人感觉不舒服，我们都会照顾好他。

第三，没有群众演员。

因为一些父母来找我，说“我的孩子没有台词。

”（笑）然后我说，“我不能在剧本里写入23个孩子。

”基本上一直都是同样的8或9个孩子。

但我告诉他们没有群众演员这一说。

我也告诉制片方，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赚到同样的钱。

扮演Oscar的孩子和从未说过一句台词的孩子赚的钱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来源于这个理念，那就是没有VIP。

教育作为价值引导的工作，存在于立足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

教育这一特质，要求教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假如一个教师过于讲求实际，而缺乏理想主义的光辉，她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心灵的感召力和人格的魅力。

卡拉是一位有魅力的理想主义老师，而作为理想主义教师与现实是难以调和的。

在看电影的前半部份时，我疑惑于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随意的刊登报道，甚至不尊重。

会不理解卡拉为何那么软弱，要是在现实中，我的老师已经破口大骂了。

在卡拉认为，纪律不是外在约束的强制性，而是自我意识进而自我反省改正，她希望学生认识到打人是错误的，影响他人学习是不对的，她希望是依靠自律而非他律。

对学生的“零容忍”是与卡拉相冲突的。

这是一种他律纪律，通过纪律引出期待的行为，伴随着惩罚对人的身心进行塑造，是一种高效的管理手段，但不是最好的教育手段。

这些满足大人的高效，方便了大人的生活，但抹杀了孩子的天性，打压孩子自信。

故事简介： 柏林电影节参赛电影。

故事讲述年轻教师Carla Nowak在德国某中学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却时逢校园盗窃频发。

她不满同事逼问学生的做法，在自行调查过程中意外与学校秘书Kuhn产生摩擦，由此更引发了愤慨的家长、有主见的同事和愤怒的学生之间的互相指责与不信任。。

观者吐槽中： 影片的主题深刻而多元，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道德困境，还延伸到了社会层面的种族与国籍偏见等问题。

学校中唯一的少数族裔学生被无端怀疑，Carla因波兰血统而遭受不公正对待，这些情节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它们如同隐藏在平静海面下的暗礁，随时可能对个体造成伤害，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偏见的普遍性和危害性。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使影片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和价值。

本片画面采用的是4:3画幅，这一设计将角色们紧紧地束缚在一个狭小而压抑的空间里。

观者仿佛与角色一同被困在了教师休息室这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场所，感受到了那份无法逃脱的压抑与焦虑。

特写镜头下，人物的表情和细微动作被无限放大，跟踪镜头则像是一双无形的眼睛，紧紧地跟随着Carla的脚步，让观者深刻体会到她的孤立无援。

女主扮演者Leonie Benesch也将Carla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生动地展现了Carla从最初的满怀理想，到遭遇挫折后的迷茫与挣扎，再到最后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刻反思。

她的表演让观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Carla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应该承认，本片以校园为舞台，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盗窃事件，揭示了人性、道德、权力等多方面的问题。

影片的视觉效果、演员表演和主题深度都令人印象深刻。

《教师休息室》意外地好看，悬念贯彻始终，主角从一个困境掉到另一个困境直到变成不可解的旋涡。

“教师”最适合放在道德法庭上接受评价和审判。

卡拉·诺瓦克（莉奥妮·贝尼希 饰），波兰裔移民，在德国某中学当老师。

电影一开始校园的气氛就有些微妙，一系列的盗窃案引起很多讨论，校方的“零容忍”政策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平息事件。

诺瓦克对学校的很多做法并不认同。

同事与班长密谈引导他们指认“嫌疑人”，之后又突袭诺瓦克的班级，搜查了所有男生的钱包，并声称不是强迫，“都是自愿行为”。

因为钱包里有不少钱，土耳其裔的男孩阿里成为怀疑对象，但家长做出了澄清，那是给他买游戏的零花钱。

调查中止，但同事们对阿里和阿里父母的不信任依然持续。

诺瓦克偶然发现了有同事会偷拿咖啡机旁公共储蓄罐的钱，这也许启发了她把怀疑目标放到了休息室中的人。

她故意把钱包放在衣服口袋，用电脑摄像头对准衣服，然后借故离开，果然拍到了偷钱的人，但只露出白色波点衣服的一角，而当天穿着同款衣服的居然是老员工、学校秘书库恩老师。

诺瓦克与库恩老师当面对质，但库恩老师矢口否认，诺瓦克转而求助贝蒂娜·伯姆校长，库恩老师当场痛哭流涕，掏出身上所有财物自证清白，但校长坚持交给警方处理，库恩老师被停职。

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儿子奥斯卡，他是诺瓦克班上的学生，平时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但现在他成了“罪犯的儿子”，校园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母亲和老师却都不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库恩拒绝与校方沟通，却在家长会上发难，指责诺瓦克偷拍隐私、诽谤侮辱。

奥斯卡先是威胁诺瓦克道歉，进而散播假消息，煽动罢课，与不配合罢课的同学打架，袭击诺瓦克并偷走她的电脑扔到河里，最后被停课并取消即将进行的英国修学旅行。

学生主办的校刊按原计划采访了诺瓦克，但话题都有明显的指向性，然后未经诺瓦克同意发布了一篇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采访，指责学校存在种族主义并且秘密监控侵犯隐私。

激烈言论引起老师们巨大争论，一部分老师认为诺瓦克是在故意讨好学生，校长决定禁止校刊发行。

诺瓦克最终深陷两难之地，学生和家长不信任，领导和同事不认同，她努力维持秩序，但往往事与愿违，做的越多似乎错的越多。

善良并不等于明智。

她一直“对事不对人”。

阿里被质疑，她坚决反对莫须有的猜疑；库恩认为不能凭偷拍到的衣服一角就认定自己偷窃，她也对自己的判断产生动摇，尤其库恩被停职后的狼狈状态让她于心不忍；奥斯卡袭击她的事实也被隐瞒，她理解奥斯卡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校刊的学生们虽然有不妥，但是不应该限制他们表达的权利。

电影中有一场戏，学生考试作弊被诺瓦克没收卷子，事后她严肃地教育学生，这样做是在破坏公平，破坏规则。

“公平”和“规则”就是诺瓦克的原则，所以她不愿意与波兰同事使用他们的共同语言进行交流，也会在敏感时刻接受校刊的采访，当所有人都以“知情权”质问她的时候她会选择沉默。

她是大公无私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

她唯一冲动的是一气之下让校长看了视频，引起连锁反应，当事件交给警方处理后，她便努力保持沉默，不想再扩大未知的影响。

当学生、家长、同事都希望她讲明事情原委或者交出视频的时候，她都果断拒绝，即使这可以帮她在学生和家长面前解围，可以紧密和同事们的关系。

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违规偷拍是自救还是害人？

诺瓦克的视频触动了大部分人的敏感神经，人们对盗窃案的注意力很大一部分转移到对监控和偷拍的反对上，诺瓦克的“不谨慎”也让她百口莫辩。

就像她对奥斯卡的袒护一样，是不是只要目的正确，错误的方法就可以原谅？

更大的对抗发生在个人与体系之间，学生与老师，家长与学校，教师与学校，前者在后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以自己为代价把水搅浑，于事无补。

学生想知道真相，家长要保护孩子，教师们想查出真凶，校长想尽快息事宁人，诺瓦克希望不伤害任何无辜的人，面对盗窃案，看似应该结成联盟的不同群体却因为各种微妙的偏见、隔膜和权衡利弊，变得彼此对立，互相伤害。

学生报刊的理念是“真相超过一切界限”，是否“真相”就是最高价值？

“真相”“知情权”“规则”“程序”“民主”“公平”这些不断出现的口号并不如想象的坚硬纯粹，它们互相干扰、抵触甚至排斥，一厢情愿很容易一无所获。

权力以民主的名义执行，真相以杜撰的方式求索，正义以暴力的方式维护，诺瓦克不认同，所以成为众人口中的“理想主义者”。

奥斯卡夹在母亲和老师之间，被迫成为双方斗争的工具。

当他被停课后，母亲又安排他继续上学，且拒绝接回。

校长和老师们沟通无果，诺瓦克选择避免冲突。

教室清空后，她坐在奥斯卡旁边，默默批改学生作业，奥斯卡始终沉默。

奥斯卡久久地注视着诺瓦克，然后，拿出她送他的魔方，他已经学会了复原魔方，可以还给她了。

这个孩子，从头到尾经历了全部事件，从局外人变成当事人，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是这部电影隐藏的主角.他的模糊和清晰都是世界投射在他身上的影子，他的凝视像是对世界的审视。

电影最后，奥斯卡坐在椅子上，被警察抬着带离教室，慢镜头，配乐是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欢畅明快。

成年人要留给孩子们什么样的世界？

电影里有句台词：“学生很清楚1+1等于几，老师才是困惑的人。

”此时的奥斯卡就是一个洞察一切的老灵魂。

在今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伊尔克·恰塔克（Ilker Çatak）执导的《教师休息室》（The Teachers' Lounge）是最令人满意的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以一所德国学校为镜子，反映了一个道德标准与社会底层价值观、偏见和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冲突的社会。

这部电影将代表德国参加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角逐，它既具有隐喻性，又引人入胜，层次丰富，深刻地揭示了整个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电影的框架设计非常巧妙，采用了一种类似法哈迪（Farhadi）式的手法，通过一个小事件（起初看似微不足道），引发了一系列后果，揭示了一个总是以正义自居的学校乃至社会体系的缺陷。

这所学校实行“零容忍”政策，虽然在理论上崇高、雄心勃勃且用心良苦，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目标实际上几乎无法实现。

随着偷窃案引发的一系列事故爆发，除运行机制外，决策者的内在问题得以被揭露。

电影以一所学校为隐喻，反映了德国社会中许多相互冲突的力量。

影片没有浪费每一分钟，大量的细节的呈现让观众拼凑事情的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这是一部部分侦探、部分充满活力的社会戏剧，伊尔克·恰塔克显然对创作仅仅让观众感动或印象深刻的作品不感兴趣。

他邀请我们在看到多米诺骨牌逐渐倒下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反思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个看似政治正确、民主自豪的体系在一开始似乎效率很高，但最终却变成了混乱局面，观众感在观影过程中愤怒也油然而生。

故事的一切始于卡拉（Carla，由出色的莱昂妮·贝内施（Leonie Benesch）扮演，这是一个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角色，需要一个非常熟练的演员来展示一个坚定的教育者和一个内心深处非常脆弱的人之间的矛盾）。

她是德国一所初中新来的老师。

电影初始，学校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盗窃案，但都没有找到罪犯。

校长多次向教职员工提到，这是一所零容忍的学校，任何不遵守规定的行为都需要严格审查。

不久后，学校提出了一项审讯计划，这是一系列繁琐程序的开端，很快展示了一个建立在平等、尊重和无罪推定价值观之上的正义体系的真面目。

然而，当审讯结果迫使学生交出钱包，导致一名土耳其学生成为主要嫌疑人时，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

卡拉和学校一样正义和政治正确，反对学校寻找罪犯的方式，并最终帮助洗清土耳其学生的罪名，指责种族主义和偏见。

她自己并非纯粹的德国人，出生在波兰父母家庭，后来搬到德国开始新生活。

然而，尽管卡拉的意图高尚，但她自己的价值观——来自一个自称民主、文明和人权顶峰的社会——受到了考验并受到严重动摇。

她的本能反应表明，当个人利益与理想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个人会击败理想主义。

这种失败迫使卡拉和观众质疑学校体系中潜在的缺陷，因为我们目睹了它的瓦解。

剧本由约翰内斯·敦克尔（Johannes Dunker）精彩撰写，探讨了双重标准和政治正确是如何致命地结合在一起的。

它揭示了当我们的极度敏感只是一种掩盖我们自身弱点并将它们投射到外部而不是真正能够审视自己内心的方式时，进步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这是一个迷人的观点，在我们目睹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从道德高地上跌落下来时的脆弱性以及学生们狡猾的韧性时，这一观点完美地发挥作用。

学生们将他们的老师逼到了极限，考验了他们被迫接受的那些价值观。

《教师休息室》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作品，迫使我们质疑和重新审视我们准备应用我们所引以为豪的价值观。

随着这部电影很可能进入今年12月的奥斯卡提名名单，它将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

文：Erik Anderson 译：Oberdorf

首先值得一座国际影片的小金人，这是一部令人沮丧窒息的惊悚片。

德国社会对于强调思想、阶级分类更加敏感，强调民主真相的同时，又拥有道德至上的优越感， 或者说这种所谓的高素质更好理解为刺儿刺儿地，生活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夸张的表情和蔑视的眼神。

对于我们的集体主义主导社会意识来说，他们不怕做枪打出头鸟，这是社会背景不同的人性伸展，没有完美的人类逻辑，对比我们这种“互害型社会”的道德理论，我们更多选择压抑和服从的思想，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有学生代表参与学校决议的制度。

谁偷了钱并不重要，孩子们表现出自由意识强悍，捍卫权利坚定，而不是我们全社会的从众心态，这是个人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体社会的区别。

西方青睐“木秀于林”，我们却还有一句“风必摧之”，追求和阉割个性造就了影视主题上的明显差异。

偷钱的这件事情会无限被放大成最后的不可调和，太多的冷漠和缺少同情心的教员，故而理想主义在任何一个体制下都是艰难和不切实际的。

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民主是冰冷的，所以人类行为必须自律，才会被尊重。

1、教師休息室（Das Lehrerzimmer，2023）是風波的根源地，而故事的主角，這名處在風暴中心的女老師，秉持了教育的職志，完成了一次百年樹人的工作。

2、女教師以助產士方式教學，開放的課堂中從未直接下過任何定論。

課堂教學中，他先提出「0.9的循環是不是1」的問題，即便是肯定的，仍然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陳述看法和論證主張，未給答案，而鼓勵繼續思考；隨後天文學的報告中，又向學生說明，即使證據的取得很困難，甚至是遙不可及的，人類也能透過邏輯思維，也就是數學的計算，來預測日蝕，導出準確的結論。

這也呼應了故事縱然不明指竊盜者誰，卻又以嚴密的劇情讓觀眾推導出無疑的結論——辦公室總務工作的職員。

3、奧斯卡知道母親在辦公室犯下竊盜，他先試著拿出零用金來折抵，接著散布謠言中傷指控者，最後毀壞電腦來破壞自己口口聲聲想要親眼驗明的影片證據，因為他清楚他母親回家隻字未提意謂什麼，飽受折磨的奧斯卡像考試答題一樣用盡所有的方法試圖求解（以考試比喻，則包括作弊這種非正道）。

然而，在這名老師耐心教誨之下，他從打破玻璃、傷害老師、慫恿同學的魯莽匹夫，成長為真正的勇者——知恥近乎勇，他不僅是成績好罷了，而是真的成為了一個優秀的人。

直面真相，接納真相，超越真相，奧斯卡獲得釋放，最後他像是國王一樣被仰視的鏡頭所凝望，他高尚的靈魂獲得升華。

奧斯卡也讓他的母親，那名在教師休息室中犯下竊盜罪行的人，重獲了自由——對這名犯罪者的懲罰是褫奪教職，對這名犯罪者的憐憫是讓其靈魂斬獲新生，這名總務工作的教職員在兒子執拗回到校園面對問題的舉止中，在兒子逃離天然血緣的維護中，在兒子拒絕接聽母親的電話與懇求中，跨越了自己的羞恥感，承認了錯誤，在滂沱大雨中淚流滿面的懺悔。

4、當無計可施而放棄掙扎的奧斯卡回到了教室，面對他的另一個母親，精神的母親，這名女老師時，他拿出老師交給他的魔術方塊，以此告訴老師，他虛心接受了老師的教導——這時候诺瓦克老師有點動容——孺子可教也。

在課堂中，諾瓦克老師說「現代科學的基礎，就是透過驗證去尋找真理，而非盲目的相信權威，包括上帝」，現在這個挑戰過權威的孩子貫徹了這一點，而諾瓦克知道，作為一名老師，他成功的完成「傳道受業解惑」了。

[A]對奧斯卡而言，此時他所跨越的權威是母親。

[B]這裡要注意，權威有兩種，在人本心理學家佛洛姆的著作中，表示不合理的權威來自於外部，合理的權威來自內部，也就是良心。

而奧斯卡跨越的是外部的權威，而遵循的是自己的理性。

5、台灣翻譯作失控教室，以學生在教室中對抗老師，以及透過學生報媒體方式來掌握話語權的過程來說，讓我想起了斯洛維尼亞的電影課堂敵人（Razredni sovražnik，2013），比起這一部教師休息室中的小學生來說，小學生讓人難以指責。

課堂敵人中的學生是高中生，在青春期意識的萌發中，介於幼稚孩童與成熟的大人之間，急躁的以片面的訊息，和膨脹的想像與恐懼，集體抗爭，發表了老師霸凌學生的指控，表現青春的冒險主義，說漂亮話，敢於表達，但缺乏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