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安东是一位往返于丹麦和非洲难民营之间的医生，两个国家的对比，通过对比映射出电影的主题什么是“更好的世界。

”在非洲，安东整天都面临着战争，死亡，贫困，一个又一个的伤者。

然而在影片的开头，导演却用大量色彩鲜艳的镜头来描述非洲广袤的土地，天真的孩子，淳朴的百姓。

善良和暴力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度，不免让人唏嘘。

安东秉持着医生应有的职业操守，尽力救活每一个伤者。

当有一天他要面临暴徒的首领，一个被千夫所指的恶徒，他顶着民众的责难，医治他。

当他的腿伤逐渐恢复，他看见一个被自己凌虐而救治无效的女尸，毫无同情心的他说出了一系列污秽的言语。

医生面对这个极恶之徒，将他驱逐出医务站，任凭他被愤怒的民众殴打，也会暴徒的生命将会终结在这些民众的手里。

面对如此邪恶，没有人性的生命，那些理性而善良的人该怎么做？

当人性中的善和恶发生碰撞时，上帝手中的天平会倒向哪一方？

回到丹麦，安东要面临即将崩溃的婚姻以及在学校被欺凌的儿子埃利亚斯，一直行善的他，却无法终止发生在儿子身上的暴行。

一位刚丧母的男孩克里斯转到了埃利亚斯所在的学校，并且和埃利亚斯在一个班级。

因为母亲的去世，克里斯一直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父子之间的关系很冷漠。

懦弱的埃利亚斯和孤僻冷静刚毅的克里斯成为了朋友，并且以暴力的方式回应了被别人欺凌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他目睹了埃利亚斯的父亲被欺负时，一个非正常的报复计划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

无论是在战乱的非洲还是在平静的校园，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歧视，矛盾，都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着的。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美好的，走到哪儿都要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人性与道德之间的挣扎。

暴力的恶性循环是世界性的问题，以暴真能治暴吗？

以治暴为由的暴力是一种善良吗？

同情心的缺乏是暴力存在的原因之一。

天使与恶魔总是同时出现，更好的世界只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乌托邦。

《更好的世界》是导演苏珊娜比尔的新作，这位丹麦著名的女导演一向以细腻温婉著称，她擅长将女性最敏感的触角伸向一个男人的情感世界中。

她的《婚礼之后》就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在她的电影里，男主角往往是最饱满也最让人难以忘怀的。

她并不像某些作者导演一样，强势的在每一帧的影像中印上独属于个人的记号，而是利用令人赞叹的对细节的控制能力，让每一个观影者深深记住这个了不起的情绪挖掘者。

《更好的世界》获得了第8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看完影片之后你会发现，它确实是标准的最佳外语片配置。

宏大又能够细微的深入人心的主题，导演出色的控制能力，演员集体的出色表演，了不起的剧本以及完美的摄影和配乐。

通过极具质感的影像表达出导演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和人文情怀，这正是奥斯卡外语片评委最喜爱的。

由于评委必须看过五部提名影片才有资格投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所以在评委会内部知名度最高的《美错》其实并没有捞到多少的好处。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常常出乎大家的意料。

影片具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医生为主的成人世界的主线，另一条是以两个孩子的世界为主线。

而这两条主线不断反复分离交叉，最终的重叠让每一个在生命中彷徨疲惫的人寻找到了一种心灵的慰藉。

可以说导演在这部影片中探讨了很多的主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文明与暴力的冲突以及生命中爱的失去与获得。

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人文关怀的医生前往非洲大地治疗那些遭受暴力虐待的人们。

无论是对于他的孩子来说还是对于非洲贫苦的人民而言，他都是文明社会的代表。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操守。

然而，每一天他都必须面对受到疾病折磨以及暴力摧残的贫苦非洲百姓，生与死就像是一层薄纱一般，仿佛一阵风便可以将一个人鲜活的生命带离这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界。

他坚守的文明在这片生命转瞬即使的疯狂大地上被暴力放肆的践踏。

与此同时，他和妻子的婚姻岌岌可危，生命让他必须接受爱的遗失，这是生命的赠与或者说考验。

影片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当非洲某暴力分子的头领向医生求助时，此时职业道德和个人良心之间出现了矛盾，连文明与文明之间都存在着的冲突，心中完美的世界我们何处去寻找。

然而当头领出言不逊，侮辱生命时，医生愤怒的将他赶出营地任其被人砍杀，他再一次陷入了迷惑，我们心里完美的准则一次一次被摧毁，这个世界我们究竟要以怎样的面目去面对？

因为自身是学医的，对这一段的冲突以及男主人公的困惑和挣扎很有感触。

在滂沱大雨聲中看完榮獲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丹麥電影『更好的世界』，感覺隨電影一路出現的複雜情緒，那些抑鬱，憤慨，無奈，皆被雨水沖刷殆盡，僅留下雨後稍試平靜的片刻，與翻騰過後逐漸平和的心。

保持一顆平和的心，是這個公理正義難以伸張的浮躁時代裡，極重要的人格特質，不但能幫助我們思考面臨選擇之際該如何抉擇？

更能在關鍵時刻避免憾事發生。

然而，大部分的人在事到臨頭時，總難跨越橫在眼前的不公對待。

於是，以平和之心維持和平理性的世界，遂成為理想主義的口號。

因為我們是人，不同的是，好一點或壞一點的人，極好與極惡畢竟是少數，在符合人性前提之下，我們所看到的真實世界，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更好的世界』與同樣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告白』，不約而同將「校園霸凌」置入電影中。

兩者同樣出現 “以暴制暴”情節，而『更好的世界』更進一步將“以暴制暴”的方式延展至校園以外無所不在的社會霸凌中。

　重點不在於“以暴制暴”方式的對錯，而是造成非得如此，或是除此之外沒有更好選擇的原因。

我想，所有問題的答案依舊出現在“人”身上。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出現強欺弱，大欺小的情況，這與國家文明與否無關，而與人天生的劣根性有關。

因此，無論是文明先進的丹麥，或是野蠻落後的非洲難民營，隨處可見人與人之間恃強凌弱的粗暴對待。

電影中，生性平和的十歲男孩Elias，莫名其妙被班上大塊頭男生暴力相向，天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唯一挺身而出的轉學生Christian遭到連座，個頭矮小但性格強悍的Christian不甘被欺負，他的邏輯是只有立刻狠狠還擊，才沒人敢再欺負他。

事實證明，Christian是對的。

我不主張暴力，但有些人的惡毫無緣由，不反擊，在他們看來就是“不敢”反擊，默默忍耐，不會結束暴力，只會讓他們食髓知味，更變本加厲。

小孩的世界如此，大人的世界亦然。

Elias在非洲難民營當醫生的父親，平和理智，修養極佳，儘管在非洲天天目睹種族間互相殘殺，他仍不主張以暴制暴，他認為暴力相向只會招來更嚴重的報復，與更多無辜人們的傷亡。

醫生理性的想法沒有錯，也是維持和平的長久之道。

然而，會挑起仇恨爭端的人，往往並非常人，說是瘋子也許更恰當，如果能和瘋子講理，早就天下和平，世界大同了。

有一次，醫生帶孩子們上街，小兒子和另一個小孩為搶鞦韆發生拉扯，他上前勸架，小孩父親出來，不分青紅皂白就賞了醫生一耳光。

醫生沒有還手，不是因為害怕，而是不想與粗暴之人一般見識，然而，這一巴掌卻不偏不倚在孩子們心中烙下陰影。

醫生為了教育孩子不使用暴力並非出於恐懼，再度登門面對小孩父親，沒想到小孩父親不但不認錯，暴怒之下，竟又連刷了他兩耳光，儘管醫生認為錯的是對方，卻完全無法讓十歲的孩子信服。

Christian不以為然道：『你說他錯，但那個人並不覺得是他錯。

』醫生啞口無言。

這是我們在生活中偶爾與人磨擦會遭遇的狀況。

有一次，我父親按了前面一台車喇叭，準備超車，沒想到超前之後，那台車突然加速開到我父親車前面，硬逼父親下車，凶神惡煞般的車主怒氣沖沖拿了大鎖下來，質問我父親沒事按他喇叭什麼意思？

還好我父親年紀漸長之後不再像年輕時那般氣盛，直說自己年紀大看不清楚，怕撞了他車，那人才做罷。

可見，“文明”在粗暴之人身上完全起不了作用，這就是為什麼犯錯必須付出代價，不受到懲罰，原本就不可理喻的人只會更自以為是，一個慣性對人暴力相向的人，不受控制的舉止彷彿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炸傷觸怒他的人。

文明世界都充斥著粗暴之人，非洲原始野蠻的部落更是可想而知。

丹麥醫生不顧眾人反對，本著救人天職，治了殺害無數孕婦的壞蛋的腿，卻在那人一句泯滅人性殘害女性的話語中瞬間失控。

他終於明白：“惡性重大”這件事並沒有休止符，就像人的欲望宛如無底洞，不阻止，洞只會越來越深，人只會越來越壞，世界只會越來越糟。

更壞的事隨時在發生。

我們除了明哲保身之外，訴諸法律當然還是維持理性世界最好的途徑。

然而，法律畢竟有太多漏洞可鑽，我已經不相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

那些被法網漏掉的人，繼續以惡劣的方式傷害別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告白』與『更好的世界』這樣的電影，提醒我們在這不美好的世界我們需要的已不再是單純的相信明天會更好，而是面對明天也許不會更好的事實，更要因此學會保護自己，才能悍衛我們愛的人。

雖然“以暴制暴”解決不了不好世界的根本問題，但仍有助於受害者心理的平衡。

此外，電影同時點出“以暴制暴”可能製造出更大的傷害，甚至留下更多遺憾。

所以，該怎麼做？

始終沒有最好的答案，只有相對自己而言更好的答案。

更好的世界，是所有良善之人對世界的期許。

看電影時，我想到的題目是“沒有更好的人，怎會有更好的世界？

”現在我把它改成“有更好的人，才會有更好的世界”。

因為，我們雖然改變不了世界，但至少我們可以讓自己變成更好的人，當每個人都變得更好，無形中就會變成讓世界更好的一股推力。

而黑暗中的一線之光，往往就來自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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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女导演苏珊-毕尔所执导的电影《更好的世界》，勇夺今年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

凭心而论，这部电影是非常典型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手法和议题上没有太多争议性，一张四平八稳的安全牌。

长久以来，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遴选方式受到许多诟病，首先是一个国家只能选取一部作品参加比赛，在这部分，许多手法创新、批判性强的作品往往就被剔除（这也是中国作品能获得欧洲奖项，却很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主因）。

其次是片中英语发音部分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审团由大约三百人组成，他们必须看多达二十部电影，然后从中选出最好的。

而这些评审成员主要是一些年纪较大、已经退休的人，因此对影片的偏好自然是中规中矩。

今年奥斯卡奖的评审过程虽然做了细部调整，将评审团分成几个小组，减少看片的数量，但结果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

《更好的世界》的拍摄手法和议题内容都在一般的水平之上，只是它是否是2010年间最好的作品，很多人都抱有疑问。

《更好的世界》的丹麦片名是“复仇”，但参赛国外奖项时，导演将英文名称改为“更好的世界”，颇有讨好观众和评审的意味。

《更好的世界》的主要议题是“暴力”与“报复”，影片中运用了许多二元元素来突显人性中的挣扎与困境。

影片主角安东是一个从瑞典移民至丹麦的男子，平日在非洲的难民营行医，妻子和两个儿子则居住在丹麦一个平静的小镇。

由于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战乱不平的世界，安东必须面对大量的血腥伤害，极尽全力救助暴力的受害者。

然而在家乡，安东十二岁的大儿子艾利亚斯却因为“瑞典佬”的身份，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安东尽管知道儿子所面对的困境，但由于工作的性质和与妻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他被迫成为儿子生命中缺位的父亲。

安东生命中的矛盾，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到来而激化。

克里斯提也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母亲病逝后，他和父亲一起搬到安东所住的小镇，并成为艾利亚斯的同班同学。

克里斯提性格强硬，由于母亲的病逝，内心里对父亲抱有强烈的愤怒。

然而父亲却因为自己内心的悲伤而不知如何处理儿子的心理问题。

在认识艾利亚斯后，克里斯提很快就和他结为好朋友，并对欺负他的男孩出手，用棍棒和小刀狠狠地教训了对方。

当大人们质疑克里斯提以暴制暴的行径，认为只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报复时，克里斯提回答：如果出手够重就不会了。

安东回家休假时，带着二个儿子和克里斯提一起外出，却卷入一场纷争当中。

小儿子和另一个小孩为了秋千起了争执并动手推拉，安东出面将两人分开，却引来另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不满，这位父亲是一个汽车维修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儿子而动手推打了安东。

尽管场面极为难堪，但安东认为不应该降低身份和对方动手，于是带着孩子们转身离开。

但这件事在艾利亚斯和克里斯提看来，却非常不能接受，催促着安东找对方“算账”。

无奈下，安东找到了这个维修工，以言词指责对方使用暴力的错误性，结果对方辱骂安东是个瑞典佬，并动手打了他几个耳光。

至此，安东还是坚持暴力的错误性，毅然地带着孩子们转头离去。

安东坚持不肯以暴力回报暴力，这与他的工作环境息息相关。

安东工作的难民营中，每天都有大量受伤的百姓被送来，他们全是暴力的受害者，主要的加害者就是一个被称为“大人物”游击队份子。

这位“大人物”整日带着武装士兵四处作威作福，甚至以孕妇腹中孩子的性别作为赌注，硬生生将孕妇的肚子破开。

讽刺的是，这位大人物却因为腿伤不得不向安东求助。

尽管旁边的伤患、家属及护士都要求安东不要救治这个杀人狂魔，但安东还是基于医生的道德出手为大人物治病。

对安东的道德试炼并未止于此处，就在大人物的脚伤即将痊愈时，一个被开肠破肚的孕妇却死在了病床上，正当此时，一旁走来的大人物出言奚落和嘲笑了死去的孕妇。

安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硬生生将大人物推出他的医疗帐篷，冷眼看着大人物被外头的百姓包围并攻击致死。

当安东因为难民营的暴力事件而沮丧时，另一起暴力事件正在他的家乡上演着。

克里斯提不能忍受安东所受到羞辱，坚持制作炸药炸毁那名修车工的汽车。

这件事本来有机会停下来的，但是却在三个环节上出了错误。

首先是艾利亚斯的母亲发现了克里斯提送给他的一把小刀，进而登门向克里斯提的父亲问罪，这件事造成艾利亚斯内心对克里斯提的歉疚，因此不忍让克里斯提自己去炸车。

其次是克里斯提在行动执行前的晚上，向父亲提到自己可能会死去，他父亲没有追究细节，反而是愤怒地痛斥了他一番。

最后是艾利亚斯透过视频向父亲求助时，安东却因为当天的悲惨事件而无心与儿子对话。

结果两个孩子便在隔天清晨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

《更好的世界》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是人性不完美所造成的困境，面对暴力时究竟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

如果忍气吞声，暴力不仅不会自动停止，还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

就像艾利亚斯在学校所受到的霸凌，尽管师长和父母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有一个成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艾利亚斯培养出强硬的性格，才能让他彻底摆脱受害者的身份。

克里斯提就是一个性格强硬的男孩，但结果是“以暴制暴”，是另一个困境。

成人在面对暴力问题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彻底终止暴力，还要思考对孩子的示范作用。

例如安东，他认为正是因为孩子在场，所以更不能“以暴制暴”，然而这种软弱以对的方式，却在孩子心中激起更大的反抗意识，如果安东在面对维修工时还手，也许两个孩子根本不会自行采取报复行动。

报复与否，没有标准答案。

片中克里斯提说的那句话：如果要出手，下手就必须重。

这话听来虽很冷酷可怕，但却有这么几分道理。

总体来说，《更好的世界》是一部很流畅的作品，但缺点是过于戏剧性，影片中安排的矛盾困境与现实之间有些许隔阂，而影片最后那个没有酿成悲剧、相互理解的完美大结局，也多少降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与冲突性。

我喜欢这部片子的议题，但不喜欢这部片子的手法，可能是因为导演是女性，所以里头有女性的感性，但也有女性对冲突的厌恶与回避，结果全片形成一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势。

这部片子的内容无疑是很复杂而丰富的。

暴力的起因往往是愤怒，安东将那个万恶的大人物推出帐篷，是因为愤怒；克里斯提相信以暴制暴，背后的原因也是愤怒；艾利亚斯的母亲在目睹儿子身受重伤时，之所以对克里提斯暴力相向，同样是因为愤怒。

无论我们长到多大的年纪、拥有多少知识、对世事有多少理解，都不可能免除突如其来的愤怒情绪，这是人性，也正因为如此，暴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在这个基础上，承受暴力的人，不免以暴力还诸暴力，结果便是暴力的往复循环和放大。

只要有人，就有摩擦，就有愤怒，于是就有暴力。

当今社会常常强调父母师长对孩子的教育，认为从这点上可以根除暴力，然而作为父母与师长的人，他们终究是人，他们或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在孩子生命中缺位，或是本身就纠结在内心的问题中，而无法察觉孩子的心理问题，社会从来不是完美的，成人非但无法解决儿童的暴力问题，甚至经常是儿童暴力的根源，就像安东的瑞典移民身份，就像克里斯提父亲的内心创伤。

落后如非洲小国，先进如被誉为幸福指数最高的丹麦，都不能从暴力这个问题上解脱出来，因为暴力是人性问题，与道德、财富、教育无关。

看完，走不出的悲伤情绪，两个破碎的家庭仿佛这个斑驳离痕的世界，关爱是磨合剂，让世界更美好；摄影真心喜欢，美丽的画面与苏丹的残破乃至这个世界的不美好行程鲜明的反衬；克里斯蒂安的扮演者很帅，瑞典医生安东对3个小孩的亲身说教很给力。

主题很深刻。

从猿类进化成人类，对待暴力，抑或以暴制暴的态度，一直都是埋藏在心里的原始情感，但求安稳。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了丹麦女导演苏珊娜·比尔的影片《更好的世界》。

这部影片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

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却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

两个人为一点琐事吵架，结果却闹出人命。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

影片有一个国际化的生活背景，安东是一名外科医生，身为瑞典人在丹麦定居，工作却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难民营。

他穿梭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与如景如画的丹麦海滨城市之间，一再令观众陷入时空倒错。

他的手术台上，不时地躺着被切开肚子的孕妇，这只是因为当地一个叫做“大个儿”的人，与其他人打赌，看看年轻孕妇肚子里怀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

作为医生，安东的工作限于将这些女性开膛的肚子再次缝上。

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恶，情节恶劣却没有根基：作恶者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去做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

他像是一个盲者，完全缺乏某种能力及某些器官，来想象他人的遭罪，体验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他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逞一时之兴，想要怎样便怎样。

他表达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以此为乐。

在那个时刻任何人不要阻拦他，否则就是“不识时务”。

这种恶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丹麦同样存在。

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孩子之间也经常发生。

安东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伊莱亚斯12岁，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

他自行车的气门芯经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会被人无端拦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哄笑。

人们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长相，他的牙齿。

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帮他出了气，两人陷入被警察调查的麻烦之中。

学校孩童们之间的这种恃强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国影片《浪潮》（2008）。

其中那个绰号叫做“软脚虾”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学们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极权主义试验中找到了归宿。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苏联影片《丑八怪》（又译《稻草人》，1986），也将孩子之间的勃险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瑕。

成年人力图加以掩饰的恶行恶习，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安东的小儿子大约两三岁，在儿童游乐场与一起玩的孩子发生争执，这本来是常事。

但是那孩子壮硕的家长走过来，不由分说在安东的脸上连扇几次：“不要碰我的孩子。

”这之后他也没有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将气撒到自己的小家伙头上。

他暴躁的身体中埋藏着太多的戾气，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当做他的出气筒。

这就是我所说的“琐碎之恶”。

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

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

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

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沉入水中。

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

”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

”在这样一种攻击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

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

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

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不知不觉地在生长，直到将自己长为一根尖锐的刺。

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

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不停地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

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

非洲的那位“大个”其实也是如此。

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

”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

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

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

也许因为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不落俗套”。

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

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

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

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

他赢了。

”儿子问：“你怕他吗？

”答曰“这不是问题所在”。

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

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

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

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

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

”“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

”“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

”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位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败。

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

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

”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

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

”让一个白痴占据甚至为此付出自身生命，这真是一个划不来的主意。

也许，一个人不仅要选择好他的朋友，也要选择好他的敌人。

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

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

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的两条命。

安东让他明白，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

“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

比较起来，同样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日本电影《告白》（2010）其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

两名少年杀死了女老师年幼的女儿爱美，残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样的轻率无知。

其中A（受害老师这么称呼他）与上部影片里的克里斯蒂安有点相似，因为失去母爱有些心理失衡。

不同于克里斯蒂安母亲患病去世，A认为自己要强的母亲抛弃了他。

他因而要做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母亲瞧瞧。

这中间还有一些琐琐碎碎的因素。

最终将无辜女孩置于死地的是B，这个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过度溺爱，也因此他有强烈的失败感，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残破品”。

A同学在接受老师盘问时，竟掉头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说了声“开玩笑的”，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下什么。

B同学的母亲在听整个事情过程时，不停为自己的儿子叹息，完全忽视了被害小女孩。

老师本身也认为，“A有杀意，可是没有杀人；B没有杀意，却害死爱美。

”两少年在一种几乎懵懂无知的状态中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

显然，学校与家庭对于生命教育的缺席，在其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影片中的女教师怨恨法律不能具体地惩戒这些少年罪犯，他们实际上与成年人一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骤的复仇计划，并付诸实施。

她声称已经让这两个学生喝下了含有艾滋病毒的牛奶，从而在精神上折磨他们，让他们接受苦果。

B同学因此发疯而不能上学。

受困的A则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母亲。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变态的故事。

你可以说，痛失爱女的女教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影片最大的缺点是少了一种价值观的透视，对女教师的行为缺少一种评价。

与少年们一样，这位女性后来只有从伤害他人的报复行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疯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获得一点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恶—恶”循环当中。

尤其是我们如果将这两部影片对比起来看更显出《告白》之缺憾，也更加能够体会到《更好的世界》中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对于价值观的关心及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而不只是如《告白》那样制造人性的奇观。

（《财经》杂志 2011年第08期 作者：崔卫平）

《更好的世界》这部电影中包含着两层对立关系，即父亲角色位置的对立与暴力形态的对立，这两层对立性共同阐述了影片中的核心议题——关于暴力正义性的指涉。

“父亲”的在位与缺位 片中呈现的两组家庭，都有各自的家庭矛盾。

伊莱亚斯的父母关系濒临破裂，父亲长期工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难民营。

而克里斯蒂安的母亲因癌症去世，而他与父亲之间又有着不小隔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安东和克劳斯都有各自的问题，在教育孩子方面他们都算不上成功的父亲。

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父亲”身份的在位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倾向。

伊莱亚斯的父亲安东长期工作与非洲，而他父亲形象的长期缺位是伊莱亚斯“懦弱”的根本原因。

男孩对于“暴力”与“权力”的原初认知往往来自于父亲——这源自于一种恋母情结。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在男孩成长过程中会出现恋母妒父的情绪，潜意识中想取代父亲独占母亲的爱，但因父亲比自己更强大有力，故心理上常以父亲自居，极力模仿父亲的行为和态度。

然而安东父亲身份的缺位，使得伊莱亚斯在身体与心理两个层面上都失去了理想人格的依傍。

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

伊莱亚斯在学校被欺负后回到家时，母亲看到儿子心情不佳，便和他开玩笑般地扭打起来。

不得不说苏珊娜·比尔拥有女性导演一贯的敏感与细腻。

这种场景其实通常发生在父子之间，而安东父亲身份的缺位使得玛丽安不得不承担起“父亲--母亲”的双重身份。

而克里斯蒂安的情况相对复杂，克劳斯并不像安东一样，他的父亲身份是没有缺席的，但他一直对克里斯蒂安疏于管教，他和克里斯蒂安之间始终有一层疏离感。

所以克劳斯父亲身份是“在位”却”不作为“的，这种”在位“而“不作为”的情况使得克劳斯的父亲形象对克里斯蒂安形成不了男性强权的“阉割式”威胁，这没有了这层威胁，克里斯蒂安则拥有了反叛父权的下意识。

而当克里斯蒂安的母亲患癌症父亲却选择放弃治疗时，他内心深处反叛父权的潜意识顺理成章地释放了出来，他理所当然地把对母亲离去的不舍与思念转化为对父亲的仇恨与敌意。

这就是克里斯蒂安性格暴躁易怒的根本原因，他父亲身份的“在位”使得他从小就拥有可以依傍的形象与理想人格，而父亲身份的“不作为”使得他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轻易推翻男性强权（父亲）的威胁。

所以在克里斯蒂安面对学校混混和拉尔斯这些比自己更强大、更威猛的男性形象时，他不会感到畏惧，而是本能地想要会去推翻和战胜他们。

暴力形态的差异 而全片的汇聚点，就在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两个人物身上，这两个小孩串起了两组家庭和两片大陆。

伊莱亚斯原本是懦弱而文明的，他不会使用暴力，这既是安东一直以来对他的言传身教，也是他父亲身份的缺位所导致的。

而克里斯蒂安用暴力解决了一直以来欺负自己的混混们，使他尝到了暴力的甜头。

此时他的价值观开始在父亲与朋友、”文明“与”暴力“之间来回摆荡。

在这里，苏珊娜·比尔又一次体现出她的蕙心纨质，她安排了一场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用自己制作的火药炸毁”城堡”的戏码。

这个桥段极具象征性，它不仅寓意着克里斯蒂安与伊莱亚斯内心中暴力的火苗升起，更影射着在文明社会下野蛮的、原始的暴力无处发泄的现实。

两个小孩用“火药”炸毁“城堡”的行为与远在千里之外武装与动乱并存的非洲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呼应与回响。

以“火药”炸“城堡”事件为戏剧转折点，影片后半段花了大量时间来描绘两片大陆之间不同的“暴力形态”。

非洲是充斥着暴乱与动荡的大地，那些身处这无法地带的黑帮势力可以将孕妇开膛破肚用她们肚中孩子的性别供他们赌博。

在伦敦的文明社会下，修车工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扇人耳光。

苏珊娜·比尔用平行剪辑呈现出了不同社会性质下暴力形态的差异。

暴力正义性 同时，苏珊娜又表现出一种“以暴制暴”的正义性——非洲难民最终合力打死黑帮老大，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最终炸毁汽车，都是“以暴制暴”的体现。

这种对于暴力正义性的自我指涉，集中体现在安东这个人物上。

他曾幻想着用理性、文明的力量去规训那些无端使用”暴力“的人，但都收效甚微。

而在最后，他本着自己人人平等、医者救人的原则替黑帮老大医治好腿伤，而黑帮老大见到自己亲手杀害的孕妇时，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与扼腕，还唆使自己手下去强奸孕妇尸体。

直到这时，安东内心坚守的信仰与准则全面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以暴制暴”的强权世界。

这就是苏珊娜·比尔要探讨的话题——处于永恒对抗社会关系中的人面对无端的、无目的的暴力时，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姿态？

其实在电影前半段，苏珊娜·比尔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指向性，克里斯蒂安用刀教训了欺负伊莱亚斯的小混混后，他与父亲在车上进行了这么一段对话： 克里斯蒂安：我不还手，他们就觉得我好欺负 克劳斯：你打过来、他打过去，这事儿就没完了，你还不明白吗？

战争就是这么来的。

克里斯蒂安：除非你第一次就往死里打，不懂的是你。

我相信导演认同“以暴制暴”具有暴力正义性这一说法，但“以暴制暴”的结局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如果苏珊娜·比尔真的认同所谓的暴力正义性，那她就有责任和义务将“以暴制暴”这一做法最可能面临的后果呈现出来，而不是轻巧地用大团圆结局把“以暴制暴”背后的结局与宿命轻轻略去。

苏珊娜·比尔完全可以再狠心一点，将“暴力正义性”与“死亡之代价”联系起来，去探讨“以死亡为代价的正义究竟值不值得践行”的议题，这无疑是更加深刻和具有力量的。

苏珊娜没敢走出这一步来，甚是可惜。

讨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就是说如果碰到混蛋了应该怎么办。

孩子给出的答案往往是最直接的，就是去反击，去让混蛋知道自己不是好惹了。

但是如果沉溺在这样反击的快感里，一方面像片中父亲所说的，你打我，我还你，你还我，这样下去没完没了，就像战争一样了，另一方面就像片中的爆炸一样，会搞大了。

孩子这条线，最后妈妈的和解，我更多觉得还是被胁迫的，因为那个男孩儿肯定是感激的，他父亲也是知道前因后果的，他妈妈的和解也是意料之中的。

相对来讲，我觉得非洲这条线讲的更好一点，可能是因为在那条线没有法律这根理智之绳的缘故，可能也是因为对立更鲜明的原因。

一面是无恶不作的混蛋，一面是医者治病救人的职责，这样的对撞把父亲心中扰得是一团乱麻，最后他治了他。

但最后赶走他的时候又让他直面那么多仇人，他被围殴，结局也很显然，这边的对混蛋的处理更原始但也更遵循人心，因为法律是缺位的，也只是这种人心的抉择让父亲心中一团乱麻。

2022-6-3看

在丹麦上学的瑞典小男孩Elias并无过失却几乎成为众矢之的，被敌意包围屡被欺负；经历感情纠葛，处在离婚边缘的Anton夫妇，相爱却无奈彼此漠然；不堪母亲罹患癌症去世的打击，Christen心灰意冷，埋怨父亲没有尽力挽救；非洲大地饱受战乱与疾病的侵扰，人民生活困苦……现实总是不易而残酷的，影片中的人物时常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艰难的抉择，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有时并不是琐碎细微的，而是意义重大的，甚至关系到别人或自己的生命危险。

Anton是一位常驻非洲的无国界医生，当他面对着利用凶残手段杀害无辜人民的恶势力的求救，他该怎么做呢？

出自人道主义，他不顾受害者家属的阻拦与误解同意进行治疗，但他提出了要求——必须从此撤离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再伤害当地人民。

从他治愈恶霸之后“无情”驱赶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治疗的过程中内心压抑的愤恨与职业的道德作了一场何其激烈的争斗。

与宽容仁慈博爱的作为一个成人的Anton不同，Christen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简单偏执的男孩，加上母亲去世的打击他变得更加偏激暴戾，在他看来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是最好的面对欺压与威胁的方式。

所以他才会联合Elias策划出一个个复仇的计谋，他认为只有表现得更强势才不会有人敢欺负自己。

试想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如何应对？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Anton因为制止别人的小孩与自己的小孩争执而被另一个小孩的父亲掌掴，Anton打算以理和解却并未服人。

孩子们对Anton没有痛快地动手还击表示不解。

但Anton觉得无所谓，告诉孩子们自己并非害怕那个野蛮无知的人，只是不想斤斤计较冤冤相报何时了罢了。

显然孩子并不满意这个回答，于是他们费心找到了那个人的工作地址劝服父亲与其做个了断。

Anton为了证明给孩子们看报复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决定前往，向对方说明了来意并指出了其行为的不对却不料再次遭掌掴，但他毫无惧色，没有还手也没有退缩，在周围人的劝阻下对方才停止动粗。

孩子们大为震惊为何父亲依旧没有还击，Anton则平静地说“你们看那个家伙就只会打人而已”。

但孩子们心里其实并未被说服，认为在野蛮粗暴面前文明讲礼是行不通的，尤其是Christen他依然觉得那个人该受到点惨重的教训才不会再胡来。

究竟报复与宽恕，哪个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我想起了以前总有男同学打架被老师训斥的时候会理直气壮地说是他先打我的，这时老师就会对他说别人先动手是他的不对，如果你也跟着动手你也就不对了，反正动手打人就是不对的。

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认识中，我们清楚世界要平稳地发展下去的确需要一种秩序，虽然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秩序有的时候会“牺牲”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为了大多数人及未来，这种“牺牲”是必要的。

但人们心中的愤懑仍难以平息，质问道：那凭什么自己就必须是被“牺牲”掉的那一部分呢？

这并不公平啊。

其实这种秩序的维护需要的是全部人的努力，总有人会“牺牲”不得不妥协折衷，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也是轮流的，人人会有需要“牺牲”的那天。

因为人性的弱点，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与矛盾，而且事情总是无法两全其美的，所以如果从来没有人肯妥协放弃自己哪怕应得的利益而咄咄逼人有仇必报，那这个世界就一定无法保持一定的平衡而继续发展下去，人类的文明恐怕也早就泯灭了。

人天性中的野蛮因子如果非要释放出来而不是靠认知与理性克制，这个世界就会陷入完全的黑暗与混乱，毫无希望可言。

人也就失去了所谓人的高贵，靠着弱肉强食的机械模式生存，丧失了人在生活中传承沿袭的相互谦让宽容的珍贵品质，迷失不知何为生命的意义价值。

世界上没有尽如人意的事，当我们的利益与现实情况产生分歧时，只有通过改变自己去寻获更好的和谐解决的方式而非硬碰硬地暴力对抗最终只会两败俱伤，虽然改变自己很不容易仅凭一己之力效果也微乎其微，可是如果我们都不去尝试，就不会有进步，又何来更好的世界呢？

人若是能在不公平中冷静分析改变自己而不是蛮横地泄愤伤害别人，在理解中找到更有意义的自我实现而不是埋怨报复，人的快乐和幸福也就来得更容易。

就像影片最后，Christen被Anton的以身作则示范宽容的力量远大于报复以及Elias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因复仇计划而差点送命的一对母女的行为深深感动，放下了心中积压的怨气，认识到人性的多元化和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找到了平和面对无奈的现实的更好方式—宽恕，相信更好的世界绝不止仅仅存在于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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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人文电影，通过电影对人性更加深入探索。

电影里的两个故事发人深省：第一个故事。

瑞典医生安东在非洲苏丹的难民营，每天直面武装暴力造成的伤痛与死亡，有一天，他接受了一个“大佬”。

这个大佬，是武装暴力组织的头目，爱好是路上解剖怀孕的妇女，打赌猜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正因如此，他杀害了太多的怀孕妇女，那些可怜的妇女，每每送到安东的面前时，已是奄奄一息，他总是尽力去救治，但往往力不从心。

“大佬”受了脚伤，在这个靠力量称王的地方，他必须治好脚伤，重新站起来，为此，他来求助安东。

作为一个医生，职业感占了第一位，他愿意帮助大佬治疗。

周围的医生和病人都表示不解，并不愿意帮助“大佬”，毕竟，大多数的亲人，都或多或少死于大佬手中。

但安东坚持救治，因为他是一个医生，生命无贵贱，无好坏，治疗是医生的职责。

直到有一天，安东治疗了一个小姑娘，但因病情太严重而去世，安东无比痛苦难过之时，“大佬”对已去世的小姑娘进行了语言上无比恶毒的侮辱，甚至有侵犯尸体的意向。

安东忍无可忍，将“大佬”赶出了难民营，而再没有“保护”的大佬，被怀恨在心的众人，群殴致死。

这个故事里，安东是善，“大佬”是恶，职业道德让安东选择救治“大佬”，但也因为“大佬”触及到了安东深处的弦，而将“大佬”彻底放弃，丢给了众人。

安东的善，让“大佬”致死，“大佬”的恶，导致了他最终的结局。

那众人呢？

因为愤恨，把怒火全部集中到了大佬身上，他也终得恶果。

第二个故事。

安东的儿子伊莱亚斯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因为性格比较内向且是瑞典身份而受到同学的欺负，但也因为此，他认识了好朋友克里斯蒂安。

克里斯蒂安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有些心神不宁，他和父亲开始疏远，并且仇视所谓的“强者”欺负“弱者”。

他在伊莱亚斯受到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帮助他，也带着他走向了可怕的一条路。

有一回，克里斯蒂安在和伊莱亚斯在路上和陌生小孩产生了矛盾，安东跑去调解，但却被陌生孩子的父亲给狠狠揍了一顿。

克里斯蒂安在和伊莱亚斯觉得安东不能白白受欺负，就根据网上的制作方法，手工制作了“炸弹”，打算放在揍人的坏人车下，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清晨的早上，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两个男孩还以为万无一失，等着炸弹一爆炸就逃得远远的。

可就在这时，一对母女在清晨早锻炼经过此地，伊莱亚斯急急忙忙冲了出去，大喊着让母女散开，而自己却被炸弹炸伤，倒地昏迷。

克里斯蒂安被吓傻，他以为的万无一失，他以为能给坏人以惩罚的做法，反而连累了好朋友躺进了医院，危在旦夕。

这个故事里，善和恶被虚化，甚至你不能完全分辨善与恶的存在。

克里斯蒂安的做法是“恶”？

但他的出发点却是“善”的，只是一切都超过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显得极端。

揍人的坏人是恶？

用拳头“说话”的人，内心该有多虚，他不能用高姿态来面对人，本身的行为就是“低下”的。

这两个故事真的相当令人思考，尤其对人性的挖掘上，善与恶到底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将问题一刀切，只是要想明显地分辨，也是困难。

残酷的世界在非洲，而现实生活只是一把倒影，将一切像棱镜一样照射在两个孩子身上。

而真正美好的世界，大概在未来，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那里有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