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的事迹太传奇了、太耀眼了，电影、书籍等等一般都突出那些传奇故事，以至于我虽然看了不少相关的东西，却一直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打赢的呢？

看了这部电影终于清楚了，其实游击队的武力非常薄弱，没有完整的战线，每个方向上人数也不多，也没有预备队，武器也不行。

政府军有飞机、有坦克，人数也多，但所谓将熊熊一窝，指挥官没有亲临前线的勇气，一看情况不对就想溜；士兵也有少数勇猛的，尤其在自觉有优势的初期“剿匪”时，但当游击队立住脚步，开始主动进攻时，部队就开始动摇了，起义嘛是没有胆量的，但也没有积极进攻的精神，只有少数人参与防守，多数人坐观成败，挤在一起不知道干啥。

这时候，如果政府军敢打敢冲，游击队马上就完了，但政府军任由游击队一个个的拔钉子，最终上层领导先胆怯逃跑了，下面自然一溃千里。

所以，古巴的革命迅速成功，有点瞎猫碰上死老鼠的偶然性。

切格瓦拉就是个傻大胆，本来任务是骚扰辅助性质的，真正的手下没多少，都是整合的一些杂牌军，竟然就敢向九倍的敌人进攻，而敌人也真被吓住了，于是原来的扰袭就成了进军哈瓦那。

人会被过去的成功所困，切格瓦拉也是如此，古巴革命的传奇成功，让他想在其他地方复制同一模式，却最终走上绝路，但就像被钉上十字架一样，这也成就了切格瓦拉的封圣之路。

切·格瓦拉：阿根廷》看电影名就可以猜测到这是一部人物传记了。

下载时看它的介绍感觉是一部好的电影，拍摄的时间经历了四年之久，可以看出导演对这部电影倾注了不少心血。

很明显它不是一部商业化的电影——花四年时间完成一部并非大制作的电影怎么可能适应这个快节能的商业社会？

所以我想它应该不怎么买座——象我昨晚那样不用心看不明白，没有相关方面知识面的也看不明白，现在这个时代最卖座的是“爆米花”电影。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无论你倾注了多少心血来完成它并不代表人们都看好，只有懂得的人才明白，可惜懂得的人地却很少。

未能坚持看完这部电影，虽然它不了各处剪接手法来避免看都呆滞。

看到一半困了，第二晚再续看时也觉无味。

放下了再拿起已没有当时的感觉，吃饭这是样感觉，恋爱有时也有这种感觉。

个人推介程度：没看完，无意见。

———————————个人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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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我主要就是看切在1964年的联合国演讲的。

潇洒，自信，精彩绝伦的演讲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在B站能够找到现场的视频。

）切格瓦拉的霸气凌厉的工装当时他身着深色工装服，硬派霸气风格，与西装笔挺的世界格格不入。

这不仅凸显出鲜明的个性，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气场顿时就增加了。

切格瓦拉的硬派工装切的抬头挺胸的走路姿势在走上讲台的路上，昂首挺胸的姿势，轻快有力的步伐能够增加一个人的自信，也会给听演讲的人留下好印象。

要有藐视敌人的态度，自己千万不能怂。

一怂整个人都不好了。

（常运动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联合国演讲的现场视频 播音员朗读的技巧1，因为现在都有话筒，所以声音不用太大。

2，《国王的演讲中》提到可以有语气的的停顿，长时间的停顿显得十分庄重。

3，控制好呼吸，让气息均匀稳定，承载着我们的声音。

4，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积极向上，热情饱满。

5，用更多的气说更少的话，让声音增加虚声的成分。

（就是用自己的假声。

最好听的气声歌手是邓丽君。

）

他的演讲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资料来自：1，百度百科切·格瓦拉2，喜马拉雅《美文朗读的速成技巧》3，气声唱法 邓丽君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

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

”女生答曰不知。

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

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

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

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

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

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

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

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

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

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

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

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

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

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

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

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

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

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

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

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

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

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

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

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

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

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

就完了。

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

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

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有点疯狂是好事。

”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

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

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

很明显的避重就轻。

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

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

幸而后来切及时地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

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

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

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

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

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

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

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

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

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

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

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

反而有些“形式主义”。

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

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

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

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

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

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

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

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

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

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

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

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

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

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

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上周周四和周五两个晚上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完了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切.格瓦拉》，因为时长的关系，电影被分为两部分放映，前一部分从切与卡斯特罗一行人偷渡到古巴直到古巴革命成功后切率古巴代表团到联合国参会；后一部分从切离开古巴到在玻利维亚被捕被枪决。

同是描写艰苦卓绝的游击队生涯，电影风格和中国的《长征》等差别很大，我反而喜欢这种克制。

克制，对一个人而言是成熟的标志，对艺术又何尝不是？

越是克制的情感反而越有力量，越发人深省。

有的观者或许会觉得平淡，而我却感受到那波澜不惊的海面下不断激荡的暗涌一次又一次撞击我的内心。

切给农民义诊，身旁的小女孩说，他是个庸医，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简单一句话就刺痛我的心，言外之意，落后的条件让农民们营养不良、缺乏保健药物，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切训练新兵，一段时间后给新兵机会自己选择离开还是留下，那简简单的几句话；切整顿游击队纪律，督促没有文化的队员学习，……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在欢呼革命胜利了，切说“我们只赢得了战争，革命才刚刚开始”记者问切，革命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切的答案让她很意外，“是爱，对人民、正义和真相的爱”。

古巴：茂密的丛林，恶劣的天气，匮乏的物质，队员有的离开了，有的牺牲了，没有眼泪，更多的是静默；胜利了，欢呼的场面一带而过。

玻利维亚：当地的农民不理解切，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来到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会为了让自己能够读书写字、看得起病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为农民的告密，切和队友们被捕了，然而他的眼里丝毫没有对农民的怨恨，“为什么农民还要反抗你”“或许他们相信你们的谎言”——切和捕获他的军官的对话。

看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一直很难过，因为明知道切正一步步走向死亡。

其实切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就是战死？

还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天地间驰骋纵横的浩然正气电影做到了注：根据记忆复述的台词或有错漏。

一直以来，小资和愤青在审美情趣上几乎是水火不容，其趣味始终朝向分岔的方向，但在他们开列自己的偶像排行榜时，常常会难能可贵的出现一个交叉点：切•格瓦拉。

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总结：为人不知格瓦拉，识尽名流也白搭。

在死去三十多年间，切•格瓦拉演变为世界最知名的肖像，那幅带有红星贝雷帽、坚毅眼睛和长头发的肖像，在世界内在的影响力，远远比雷锋和梦露头像更为知名。

以至于肖像成为一种具有神祉意义的符号，使切•格瓦拉的革命史本身被有意无意的忽视、遗忘。

这样看来，电影《切•格瓦拉》在纪念切•格瓦拉的同时，也起到了“钩沉”古巴革命往事，普及切•格瓦拉英雄事迹的作用。

在切•格瓦拉偶像崇拜的累积过程中，传记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自己在前些年就读过两三种版本切•格瓦拉传记，其中有美国人写的，法国人写的，也有古巴人自己写的，还包括切自己所写的日记。

当然，这种热闹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了中国人，陶竦在写格瓦拉传记时，为之冠以“完美的人”的称号，《凤凰周刊》的师永刚做了一系列的画传， 图文并茂地将切•格瓦拉加入了流行明星之列：邓丽君、雷锋、梁朝伟、蒋介石……流行性与话题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

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中国导演张广天也曾拍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该话剧的台词时而像温柔如抒情散文，时而又激昂如战斗檄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张广天并没有把世人对切•格瓦拉的两种普通误解消化掉，并调兑好。

史蒂文•索德伯格在26岁那年，凭借《性•谎言•录像带》一举成名，并被誉为电影金童之后，拍了一些诸如《毒品网络》、《卡夫卡》、“罗汉”系列之类的二流电影，从独立到主流的路途中，他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因此筹备五年，选取了切•格瓦拉的题材，可谓是一次精明的选择，占尽了先天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切•格瓦拉身上所代言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几乎可以隔代相传地，成为物质时代文艺青年的迷幻药和镇定剂。

《切•格瓦拉》也顺应了近几年来多集电影的趋势，上下两集分别被命名为“阿根延”和“游击队”，分别对应格瓦拉的与卡斯特罗一起推翻古巴独裁统治和他离开古巴在拉美地区推行游击战争最终死于玻利维亚的两段历程。

电影开始于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开始，也就是说，电影的重心着力表现切•格瓦拉“革命家”的一面。

而他的成长过程，或许是为了规避巴西导演沙利斯所拍的《摩托日记》，完全没有展示。

或许是为了配合切•格瓦拉的革命性，电影中，索德伯格的叙事方式也充满“革命性”，他并不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尤其是上半卷，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只是切•格瓦拉在出席联合国大会后接受西方记者时回答的闪回。

电影的某些镜头，可谓是切•格瓦拉知名肖像的投射与放大：雪茄烟、高腰皮靴、浓密胡须、坚毅眼神、贝雷帽……除此之外，对切•格瓦拉的命运的讲述，总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情节的跳跃之下，留下很多空白，需要影迷引用自己对切•格瓦拉的了解来填空。

之所以出现这样纠结的局面，或许是因为索德伯格过于自信世人对切•格瓦拉的熟悉程度，但是他弄错了，即使每个人都对切•格瓦拉在生命史了如指掌，想在看电影的同时重温对切•格瓦拉的崇拜，但谁都想一帆风顺、舒舒服服地看完一部，而不是磕磕碰碰。

对比之下，几乎让人怀念起《摩托日记》里那种叙事的简洁和清新。

——即使像我这样，拥有几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人也不例外。

看到的现在的好莱坞片都是主旋律的。

连酷似布拉克皮特的人主演的《切瓦拉》也是这样。

导演尽量要往艺术片靠，靠来靠去，还是靠成了主旋律：梦想、自由、为大多数人服务。

丛林绿和城市黑的色彩处理也没整出什么新鲜来。

人斯皮尔伯格早用过了。

在我看来，和这个侠那个侠的电影比较，除了节奏缓慢，故事拖沓外，本质上没一丁点区别。

好莱坞什么时候能不拍主旋律呢？

恐怕永远不可能。

谁让好莱坞代表先进的世界文化发展方向呢。

不过，弗洛伊德，又是弗洛伊德，其实也很主旋律：当人们解决了内心冲突，就不再将心理能量耗费在无意识上捣乱造成的混乱上，就能to love and to work。

我很喜欢这样的结论，但不知道他老先生到底说过没有，反正美国佬的教科书上说他说过。

看了那么多好莱坞电影，留在记忆中的场景并没有几个，大概我已经被主旋律化了。

《英国病人》，为了私情出卖国家，第一次挑战了我的价值观国家观，从此我开始想国家到底是个啥东西；《宾虚》，被迫害的人压抑愤怒也能在上帝的指引下得到拯救，第一次挑战了我的历史阶级观，因为我一直期望宾虚反抗残酷的统治阶级，电影却在4分之3处告诉我坏人会自取灭亡，宽恕能拯救灵魂和身体。

还有《纯真年代》，我曾经以为喜欢的是那压抑而火热的爱情，现在知道自己所敬佩的是承担。

这三个都是我用自己挣的钱在师大的图书馆花5块钱看的投影。

首因效应，如同我第一次吃怡口莲，第一次喝椰树牌椰汁，第一次读奥尼尔的剧本，第一次看《死无葬身之地》，第一次看到北京的新绿。

此文原发于公众号甲10号，转载于此，作为对影片背景的补充……1967年4月的一天，在弗吉尼亚州兰利那幢著名的神秘大楼里，一份密码电报刚刚译出：“一名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确认：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

”这份情报，揭开了后来故事的序幕。

对电报进行研究后，中情局分析专家选择不相信情报的内容。

『他在哪里』自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就深切感受到了他这位阿根廷籍亲密战友的莫大威胁。

格瓦拉的影响，远远超越拉丁美洲，越过加勒比海，越过墨西哥湾，降临美利坚大地。

美国大学校园里，充满叛逆精神的年轻学生争相传阅格瓦拉的名著《游击战》，振振有辞吟诵着书本里激荡人心的句子：“游击战是群众斗争，它是人民的斗争。

”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格瓦拉是“民主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美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对这个最危险敌人进行追捕。

但是，这个危险敌人两年前离开古巴后，就不知所终。

成为一个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中情局搜集掌握了格瓦拉几乎所有的资料，就是不知道他眼下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

综合多方面情报，中情局占上风的看法是格瓦拉已经死亡，掩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不料，年初从南美洲传来消息，玻利维亚政府军在东南部热带丛林中遭到不明武装袭击，里面有外国人。

玻利维亚总统请求美国提供紧急军事援助。

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派出一支13人小分队前往玻利维亚，训练政府军突击队，掌握对付游击队的战术。

这份电报就是受训后的政府军突击队与游击队交锋取得的一个成果。

格瓦拉还活着？

就在玻利维亚？

中情局分析师无法相信这一点。

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他怎么会冒着危险跑到玻利维亚这个落后国家的穷乡僻壤里。

他出身富裕，教育良好，职业体面，英俊潇洒，本可以拥有世间的一切，华服，金钱，跑车，豪宅，美女。

但是，他却选择四处流亡，战斗，革命，吃苦，流血。

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说他是为了穷苦人民的解放，十年前抛弃在阿根廷的优裕生活，放弃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和81名志同道合的青年登上几乎快要散架的“格拉玛”号旧游艇，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奔向古巴。

两年后，他和卡斯特罗率领的游击队在古巴建立了新政权。

胜利果实到手，该纵情享受了，他却出人意料地辞去在古巴党和政府担任的所有要职，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离开古巴，去更贫穷的国家进行新的革命。

一个罕见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取得浴血奋战的成功后，又义无反顾地去更贫困的地方进行艰苦斗争，掌握了巨大权力却不屑于在政治圈子里争权夺利。

自此他从公众视野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份来自玻利维亚的最新情报，中情局不愿相信，也不敢轻易否定。

两名古巴裔中情局特工被选中，派往南美中部这个贫穷国家寻找格瓦拉。

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和古斯塔沃·维洛多精神振奋地接受了任务。

两人对格瓦拉都有切身之仇。

他们的家庭本来都是古巴富裕的统治阶层，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革命使他们失去了财产和权力，失去了家园，成为难民逃到美国。

维洛多对格瓦拉的仇恨更加直接深刻。

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包围了他们家，格瓦拉亲自审讯他的父亲，给这位富有的工厂主兼农场主两个选择：要么把家族财产交给国家，自己安度晚年；要么把两个儿子交给行刑队处死。

这个资本家无法理解这个事实：把自己辛苦赚来的资产，拿走分给那些社会的寄生虫。

第二天早上，维洛多发现父亲死在床上，身边一个空的安眠药瓶。

维洛多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

格瓦拉的激进使他多了一些敌人，少了一些朋友。

罗德里格斯以古巴难民身份加入中情局，很快成为情报专家。

他善于讯问，善于从不愿配合者口中挖出重要情报。

到达玻利维亚后，他下功夫研究了德布雷的档案和审讯记录。

电报说的“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就是这位法国共产党党员：朱尔斯·雷吉斯·德布雷。

他是法国一位有些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过一本《革命中的革命》，讲述游击战策略。

多年书斋研究中陶冶出的革命情怀，以及对革命偶像格瓦拉的敬仰，促动他来到玻利维亚的丛林深处，投身游击战。

虽然见到仰慕已久的偶像，但是革命的真实景象还是让他震惊。

太恐怖了！

几个月来，他生活在污秽的营地里，蚊虫叮咬，燥热不堪，臭气熏天。

加上战斗，流血，甚至死亡。

他感到从文明世界一下子跌入了原始社会的野蛮深渊。

德布雷在营地还有一个共鸣者，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

这位阿根廷画家对革命和游击战怀着浪漫的幻想，喜欢夸夸其谈马克思和斯大林，用离经叛道的言辞吸引聚会上的女性。

这个浅薄的革命者投身游击战后，发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需要扛枪，行军，要忍受肮脏、野蛮和各种不适。

他根本没有为革命动真格的打算，他对革命没有丝毫的真正兴趣。

这两位凑到一起，牢骚不断，整天筹划着如何离开营地，重返文明世界。

1967年4月，一位找到游击队营地采访的英国记者要离开时，他俩打算随行。

格瓦拉的态度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

”格瓦拉的浪漫气质并不适应残酷斗争的生存法则。

他没有料到，这两位的离开，撞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经过“绿色贝雷帽”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突击队，学到了对付游击战的经验。

两位知识分子革命者离开游击队营地不久，就落到了政府军突击队手里。

两人坐在牢房里，不知道哪天会死去。

他们屈服了，向美国人和玻利维亚军人说出了知道的一切。

『他在这里』德布雷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格瓦拉就在玻利维亚，在格兰德河谷的丛林里。

”罗德里格斯在精心研究德布雷的审讯记录时，注意到了一个人。

德布雷说，游击队里有一个化名“帕高”的年轻人，总是抱怨他被玻利维亚共产党骗了。

因为介绍他加入游击队的那个人，说是通过这个途径可以得到去哈瓦那和莫斯科受教育的机会。

到达游击队后，没有人再跟他提起什么出国学习的事，只是发给他一把毛瑟枪，120发子弹，还有一个沉重的背包，然后是没完没了地翻山越岭，行军打仗。

罗德里格斯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帕高是一个极佳的情报来源。

布斯托斯充分施展他的美术才华，给审讯者绘制了一张精确的游击队营地地图，并加上详细注释。

根据这张地图，玻利维亚军队找到了游击队藏匿武器的几个据点，发现了医疗用品、护照、电报、密码本，还有一些照片，一个雪茄烟头。

中情局专家对一份护照上的照片格外感兴趣。

这个男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眼镜，发际线后退。

他们很激动，他们知道这可能是谁，但是，出于慎重，还需要再研究确认。

他们又对那个雪茄烟头进行了各种分析，再与格瓦拉的档案进行对照，答案基本出来了。

格瓦拉此时还不知道，两位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卖了他们仰慕的英雄。

罗德里格斯仔细梳理了从游击队缴获的每一片纸，为每个已知的游击队员建立了档案。

姓名，昵称，代号，军衔，年龄，国籍，是否抽烟，携带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说话和行为习惯，有什么怪癖。

他还研究游击队员如何拉帮结派，他们之间的隔阂，谁喜欢谁，他们喜欢格瓦拉吗？

他希望再能捕获一名游击队员，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格瓦拉的情报。

最好能抓到帕高。

机会来了。

机会是一名农民提供的。

格瓦拉不远万里，来到玻利维亚，要帮助这里的贫苦农民摆脱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剥削。

但是，这里的农民却不大领情，他们对外来的陌生人抱有天然的警惕，他们只关心如何赚钱养活家人。

这天，在瓦耶格朗德一带行军的游击队打算徒步越过格兰德河，队员找到一位农民问路。

这个农民答应到河边为游击队寻找安全的渡河地点。

但是，这位名叫奥诺拉托·罗哈斯的农民没有去探路，却悄悄地跑到了政府军突击队的驻地。

结果，游击队遭到伏击，9名身亡，1名被捕。

被捕的年轻队员交代说，他在营地名字叫“帕高”。

罗德里格斯此前已经为帕高建立了数厘米厚的档案，一页一页认真研究过。

罗德里格斯作为讯问行家，善于突破不同对象的心理防线。

他察觉到帕高不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虽然向往革命，却又抱怨被人欺骗。

他的信仰和遭遇之间有个缝隙，罗德里格斯决定在此插进一个楔子，撬开他的嘴。

罗德里格斯成功了。

帕高交代的内容丰富而详细。

他说，名为雷蒙的游击队领导人，就是切·格瓦拉。

他说格瓦拉把总共50多人的队伍分成三部分：先头部队，中央部队，后卫部队。

三支队伍之间保持数百米距离。

先头部队6-8人，中央部队是主力和格瓦拉。

罗德里格斯提取了所有阵亡游击队员的指纹，与档案一一比对后，确认其中一名是米格尔。

帕高交待，米格尔在不久前被格瓦拉任命为先头部队指挥。

格瓦拉的行踪不再是谜。

他就在附近。

罗德里格斯对玻利维亚政府军森特诺上校说：突击队可以出发了。

目标：瓦耶格朗德。

格瓦拉在那里。

在玻利维亚南部这个地区，格瓦拉的革命有些水土不服。

他们想发动群众，但是很不成功。

他们要扩充兵源，但无人响应。

游击队在占领地区向村民发表征兵宣讲：你们叫我们土匪，但我们是在为你们而战，为工人阶级而战，为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人农民而战。

此时，玻利维亚军方领取极高的薪水。

你们为他们工作，但是，告诉我，他们为你们做过什么？

你们这里没有水，没有电。

你们被遗弃了。

这就是我们要战斗的原因。

村民们一片沉默。

格瓦拉认为：农民的无知落后使他们无法理解美洲大陆正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解放尚需时日。

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或许。

村民们也有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对官方在无线电广播里发布的一条消息，听得十分仔细。

玻利维亚政府悬赏抓获一名外国人，名叫切·格瓦拉，这个人就在瓦耶格朗德一带。

政府为他的首级开出的价格是50000玻利维亚诺，合4200美元。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数字。

许多农民开始寻找这个外国人。

1967年10月8日上午6：30分左右，一个当地农民兴奋地来到政府军突击队驻地。

他说，黎明前，他在一条小溪边上灌溉土豆田时，看见十多个陌生男人沿着河岸行走，里面有外国人。

政府军突击队立即出发。

天时，地利，人和，他们都有了。

游击队被打垮了。

被捕的游击队员中，有一名无疑是外国人。

胡须浓密，眼睛清澈，凝视的目光令人印象深刻。

他独特的胡须和面容，见过他照片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是谁？

”突击队指挥官心脏狂跳，努力保持冷静。

“我是切·格瓦拉。

”即使衣衫褴褛，腿部负伤，流着鲜血，这个男人仍然散发出超凡的魅力。

指挥官请他伸出左手。

一道长长的疤痕，与情报描述相同。

失败成为定局。

格瓦拉如果选择另一个地区发动革命，在一个靠近工矿和城市网络的地方，还可能有获胜的机会。

那里的民众对统治者深怀不满，反感军人政权。

可能成为革命的土壤。

但是，他却选择了玻利维亚东南部这个人烟稀少的丛林地带，这里的农民封闭保守，对外来人心存防备。

格瓦拉没有能够动员当地农民成为对抗统治者的力量，反而被他们出卖。

还有游击队内部的裂痕，加速了格瓦拉的失败。

罗德里格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怀着家仇国恨，来到关押格瓦拉的乡村小学校。

“切·格瓦拉，我想和你谈谈。

”“没有人能够质问我。

”绳索紧捆，伤口流血，都掩盖不了格瓦拉的尊严。

“司令官，我来不是审问你。

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很佩服你。

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你曾是古巴的一名部长，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成了这样，是因为你自己的理想。

尽管我认为它是错的，不过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罗德里格斯让看守为格瓦拉解开绳索。

先找了一个不太尖锐的话题；“你，一个医生，做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医生懂经济学吗？

”“你知道我如何成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吗？

” 格瓦拉笑了起来，“有一天，我们开会，卡斯特罗进来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经济学家（economist）。

我听错了，以为他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所以我举起了手。

卡斯特罗就选择我做了古巴经济的领军人。

”难怪，这位革命银行家上任之后，就提出废除货币的主张，要建立 “不用钱的文明”。

罗德里格斯话锋一转：“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入侵了玻利维亚的主权领土。

”格瓦拉十分轻蔑：“你不可能理解革命的原因。

”“我在为玻利维亚流血。

”格瓦拉指着身边的一具尸体，那是他的战友奥卡：“看看这个人，他在古巴，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然而，他来到这里，就这样死了。

甘愿牺牲，因为他相信他的理想。

”信仰激烈对抗，讯问无法深入。

如何处置世界上这位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革命家？

玻利维亚总统府会议争论不休。

审判格瓦拉，必将引起国际风暴，成为一场灾难。

“而且，玻利维亚没有死刑，最多只能判处30年徒刑。

”总司令奥万多提醒总统巴里恩托斯，“我们在哪里关押他30年呢？

”玻利维亚没有一个监狱足够安全，革命者会冲击监狱，古巴可能派兵来救他。

别无选择，只能杀掉他。

1967年10月9日上午10点左右，一名突击队士兵来到罗德里格斯身边：“电话！

司令部要跟这里级别最高的军官讲话。

”罗德里格斯佩有玻利维亚上尉军衔，此时此地是级别最高的军官。

“我是拉莫斯上尉。

”他使用自己的化名。

“拉莫斯，你被上司授权执行行动500和行动600。

”500是格瓦拉的代号，600是死刑的代码。

如果要他活着，指令是700。

“请重复一遍。

”美国政府给罗德里格斯的指令是，要让他活着。

美国政府想把格瓦拉偷渡到巴拿马审讯。

仍是500和600。

罗德里格斯无可奈何。

他只是一名派到玻利维亚的美国中情局顾问。

这是别人的国家，有他们的规矩。

他想起格瓦拉的足智多谋。

卡斯特罗也被囚禁过，最后却脱身颠覆了古巴。

只要格瓦拉活着，就非常危险。

罗德里格斯再次走进囚禁格瓦拉的教室：“司令官，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这样更好。

我本不应该让自己被活捉。

”格瓦拉十分镇定。

他知道，死神站到了门口。

“有什么转告你家人的吗?”“告诉我妻子让她再婚，过得幸福。

”格瓦拉走近罗德里格斯，与他握手，然后拥抱了一下。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尊严依然。

罗德里格斯已经没有了仇恨。

他走到门外，给持枪的士兵下达指令：“这个人应该死于战伤，不要朝脸上开枪。

”持枪士兵走进教室。

格瓦拉毫无惧色。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

懦夫，开枪呀！

你只是在杀死一个男人！

”即使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也钦佩他面对死亡的风度——毫不辩解，反抗到底。

几声短促的枪声传来，罗德里格斯看了看表，下午1点10分。

任务结束了。

罗德里格斯在天黑返回住地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

他突然感到胸膛内发出一种奇怪的绞痛，肺部紧缩，喘息不止。

后来医生告诉他，这是哮喘。

但是，他以前从未有过哮喘。

他恐惧地想起了格瓦拉档案里的记载：切·格瓦拉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哮喘。

之后的岁月里，罗德里格斯每一次哮喘发作，都会想起结束格瓦拉生命那个夜晚的恐惧时刻。

三天后的午夜，那位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的古巴裔中情局特工维洛多，带着两个玻利维亚士兵，驾驶一辆卡车从当地医院驶出，开往正在扩建的瓦耶格朗德机场工地。

后面的车厢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

帆布下面，是格瓦拉。

卡车停在新建跑道附近一块洼地边缘。

右侧10多米处有一个新挖的大坑，9米宽，5.5米深。

他们把格瓦拉遗体扔进坑里，推土机将坑填平。

天空开始飘雨。

维洛多庆幸自己穿着毛衣，其他人冻得瑟瑟发抖。

格瓦拉消失在了潮湿的黑暗之中。

坟墓没有任何标记。

他们认为格瓦拉已经是个句号。

一切都结束了。

『他无处不在』但是，一切都没有消失，一切都没有结束。

“我们打垮了格瓦拉，杀了他。

即使是死，他还是得到了所有的荣耀，我们没能得到任何称赞。

”许多年以后，一个参加追捕的政府军突击队员感慨万端。

光阴荏苒，凶手早已无人知晓，死者却成了超级名星。

格瓦拉成了一个超级大IP。

在他被出卖被杀害的玻利维亚，在他深切同情的贫穷国家，在他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乡野，嗅觉机敏的商人们纷纷投入营销格瓦拉神话的热潮中。

消费他的人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覆盖各个阶层。

年轻消费者即使不知道格瓦拉到底是谁，也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追捧。

那个头戴贝雷帽、长发披肩、神情坚毅、目光深遂的著名头像风靡全球，印在T恤、海报、咖啡杯和钥匙圈上。

卖给不知道他是谁的潮男潮女们。

被称为“全球最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那张头像，出自摄影师Alberto Kord之手。

“仿佛有一股无以言表的力量寄宿在他的神情里，在经历了那么多死亡后，这股力量化作愤怒呈现在他的视线之中。

” Alberto Kord念念不忘镜头前格瓦拉留给他的强烈印象。

不了解这些也没有关系。

格瓦拉的逆天颜值、不羁风采，再加上艺术家Jim Fitzpatrick使用红、白、黑三色对照片的再创作，使这个形象的视觉冲击力爆棚，炫酷异常，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符号，成为席卷全球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标志。

酷，仅此足以！

什么理想、信仰，管它那些！

一个德国籍委内瑞拉富翁不以为然：“他就是长得好看而已，西方那些把他的头像做衣服的人完全不了解他的思想，就因为他长得好，所以才这么受欢迎。

”当然有了解他的人。

有些人喜欢他，不仅仅是头像。

许多讲情怀的人，深深地着迷于格瓦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他的革命热情是那样激荡人心。

富家出身却放弃安逸生活，革命胜利却远赴异国他乡，大权在手却转身投入艰苦的游击战争，非洲失败后仍不屈不挠再度进入玻利维亚继续战斗，直至牺牲。

他振臂一呼，多少人心甘情愿放弃高官厚禄跟随他奔赴刚果，转战玻利维亚。

这般跌宕起伏的传奇，是多少人幻想的壮阔人生。

他的个人魅力是那么奇异迷人。

《时代周刊》写道：“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

”他异常勇敢，对于危险有着神秘的痴迷。

他在家信里写道：“战争的枪声从来不让我恐惧，反而让我兴奋。

”古巴战争期间，卡斯特罗甚至下令他不许冲到前线直接参战。

无所畏惧都不能形容他，他几乎是热爱危险，热衷于挑战危险，战胜危险。

他代表古巴参加联合国大会，军装皮靴雪茄，会场舌战群儒，惊艳国际舞台。

没有多少国家领导人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放荡不羁。

甚至他的失败也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格瓦拉的失败确立了他的偶像地位。

他的故事讲述了失败和孤立，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诱人。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格瓦拉的传奇早就被遗忘了。

”他面对死亡的尊严，更是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

他的空想气质使得他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他的敌人因此有些喜欢他。

一个缺乏现实危险的对手，是一种很实惠的政治装饰品。

认可他政治理念的人，像朝圣者一样重温格瓦拉的战斗足迹，走过玻利维亚南部的山路、丛林、小镇。

瓦耶格朗德这个格瓦拉被杀害的地方，镇广场最醒目的位置矗立起格瓦拉博物馆。

当年那些不欢迎他、出卖他的村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发现这个死去的外国人已经成为赚钱的商品后，彻底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格瓦拉现在成了这里最受热爱的人。

他给当地带来众多的旅游者，消费者，他成了一个财源滚滚的畅销品牌。

枪杀格瓦拉的校舍前，竖起了一座格瓦拉半身塑像。

镇上那家医院的洗衣房是当年格瓦拉遗体被陈列的地方，现在也成了旅游胜地。

墙壁成了革命崇拜者的涂鸦板。

“格瓦拉万岁”涂在玻利维亚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墙壁上。

格瓦拉被杀害不到一年，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年轻人举着他的肖像，呼喊他的名字，走向街头，向统治者说“不”！

玻利维亚共产党人纪念格瓦拉的方式直接而简洁。

他们在1969年7月处死了奥诺拉托·罗哈斯，就是这个农民，两年前向政府军出卖游击队，点燃了格瓦拉被捕的导火索。

1997年7月，格瓦拉埋葬地点的秘密泄露，古巴地质学家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家组成团队来到玻利维亚，在瓦耶格朗德机场边的乱葬岗中找到了他的遗骨。

古巴在圣克拉拉市建起陵墓，格瓦拉和六名战友被隆重安葬。

哈瓦那革命广场内政部前面，5层楼高的格瓦拉塑像巍然矗立。

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也不耽误对格瓦拉的深厚兴趣。

每年的10月9日的格瓦拉逝世纪念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瓦耶格朗德，举办五花八门的纪念活动，音乐、舞蹈、讲座、演讲、艺术展览，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销路极好。

消费者用狂欢来追捧他们的偶像。

有人说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男人。

他的浪漫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梦想。

明星大腕、摇滚歌手、政要名流都把他当做个性自由的象征。

这位伟大的革命英雄，现在扮演着极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角色。

这是格瓦拉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为之奋斗流血的阶级兄弟出卖了他，伙同敌人杀害了他。

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又把他供上神坛，消费他，娱乐他，用他赚钱，享受他所憎恶所要推翻的那种腐朽的生活方式。

一早就知道切格瓦拉还是在艺术区，在大街上的T印着格瓦拉的头像。

后来是在电影课的讲述中。

记者问他，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Che : 一种大爱，一种对于人性，对正义和真相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爱，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关于格瓦拉的传奇性的故事和事实数不胜数，也许索德伯格在电影中片段的描述都不足以展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Che，在电影开始人们怒喊着，杀人狂，是的，他的确杀了人，那些本有罪的人，那些伪装的警察。

他在革命中，作为医生救死扶伤，作为首领为民族独立而战。

也许这段历史，只有少数人记起，因为大家对于历史的记忆有断层，也有刻意回避，因为有一种声音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提那些惨痛历史有什么用？

但正因为如此，过去的真实才应该再次被看到不是吗？

Che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比存粹和有着远大理想的人。

可以一辈子为自己的信仰理想而战。

美好时代的我们还记得哪怕是为了自己生活的目标而战吗？

这部影片，包括（下）我也会继续看完，因为，我觉得有某些对于生活熄灭的火焰又重新燃起了。

我们需要时时自省。

记得任何时候社会都需要独立思考并用一生去实践的人是多么重要。

无祖国，毋宁死。

影片结尾，记者问他：被人当作标志的感觉如何？

Che：什么标志？

记者：革命的标志。

切格瓦拉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清楚的意识到，我们代表的是：底层拉美人民的希望。

那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一双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索德伯格的非线性叙事我们都见识过，不过这次感觉玩脱了，碎片化过于严重。

如果你对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不了解的话很可能看得云里雾里。

好像格瓦拉一拍脑袋就上格拉玛号了，几十人的游击队莫名其妙就发展壮大了，有美帝撑腰的巴蒂斯塔政权谈笑间就灰飞烟灭了，网红格瓦拉转眼又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舌战群儒了。

下集更狠，格瓦拉从1959年七二六运动胜利到1965年刚果游击战失败的诸多经历都直接无视，改名换姓再婚生子的他突然就空降玻利维亚的山区丛林中了。

虽然时间线没有再跳来跳去（代价是让上下集感觉像是不同人拍的，缺乏艺术上的连贯性），但导演仍然拒绝做任何背景介绍，宁愿花大篇幅表现游击队日常生活的艰辛也不愿交代前因后果。

诚然，以格瓦拉的丰富履历4个半小时的片长是远远不够说清楚的，可是这样剥离上下文的人生片段图景实在很难让观众走进人物内心。

格瓦拉被（萨特）称为完人，被与玻利瓦尔并论（在南美乃至世界各处闹革命），被比作耶稣基督（放弃高官厚禄去“拯救”黎民苍生），甚至被很多玻利维亚人供为神明（尤其是其死亡地附近居民）；但他也有暴力冷血的一面（古巴建国后主持清算），被指医术不精战术拙劣（除了跟卡米洛等一起攻占圣克拉拉外，其实鲜有胜仗，所以本片的选材就有问题），周恩来评价说格瓦拉主义实为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

我不期望一部影片能让我们认识真正的格瓦拉，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还是另有隐情，是坚定地共产战士还是热衷战争，但好歹能给出可供思考的线索和依据。

可惜就像本片纪实风格的镜头一样，我看完只感觉头晕眼花，捉摸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