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一直期待这部电影，毕竟黎巴嫩、难民问题这两点就为电影赚足了噱头，然而看完后真的很失望，甚至非常生气。

这部“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片子对我们了解黎巴嫩境内的难民生活毫无帮助，反而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对难民的刻板印象。

精心设计的催泪弹式的情节，脸谱化的人物（没有人性的父母，非法务工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妇女），导演却说《迦百农》不是演出来的？

谁能相信这竟是在战火中成长的黎巴嫩导演实地调研了3年后的作品呢？

对难民问题的认识如此肤浅，对苦难可谓没有任何反思，反而刻意消费利用，有意引导观众把锅甩到父母身上。

父母成了罪魁祸首，而更讽刺、更可笑的是，不仅导演自己成了救赎难民之人，救世主最后竟是政府和媒体，what the fuck？？

《迦百农》其实是三部电影组合一起的产物，这三部电影代表着三类叙事模式。

选择任何一种叙事模式都能作为整部电影的驱动器，但结果恐怕很难出色。

因为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叙事的套路，落入俗套终归无法脱颖而出。

第一类电影是法庭戏，通过闪回向观众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

这是整部电影在叙事上的真正驱动器，在Zain喊出那句“我要转告父母”，主题得到升华。

可以看另一部黎巴嫩电影《羞辱》，便使用了这一模式。

其二是家庭戏，包括对电影中贫苦家庭的刻画，其生存境况与母子矛盾。

然后借由妹妹的出嫁引出Zain的离家出走，从而带出了另一类叙述模式。

最后这类叙事便是近年来极为火热的难民题材。

Zain在出走后遇到一位从非洲流亡来的难民，从而组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临时家庭。

最后这部分为整部电影浓郁的悲剧底色涂抹上一丝亮丽的喜剧色调，无论是Zain将巨型雕塑的乳房露出来（博得清洁女工一笑，从而为共同生活埋下铺垫），那位自称蟑螂侠的老人，还是两位耄耋老人机智又可笑的扮演。

这种违背常理，将血缘家庭与非血缘家庭在甜蜜与悲伤色调上颠倒的创作思路，无疑让我们想到是枝裕和的创作。

《迦百农》看起来像是一部黎巴嫩版的《无人知晓》：孩子在无父母关照的条件下被迫成长，里面还掺进一丝《小偷家族》的元素（兄妹两人一起合作在杂货店偷东西）。

血缘关系的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不是爱与喜乐，却是无可逃避的痛苦，而临时组成的非血缘家庭却有着不寻常的欢乐。

前者正是《无人知晓》里父母缺席后自立生活下去的孩子们，而后者则是《小偷家族》里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临时家庭。

这同样是《迦百农》里前后两段叙事碰撞出的不凡之处。

如果说要找寻娜丁·拉巴基的创作姿态与是枝裕和的不同之处，也不是不可寻得。

娜丁·拉巴基想呈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生活境况，用的更多是纪录片式的手法，比如找了底层生活的人来演；但对是枝裕和而言，现实可以通过情节剧的方式搬演，可以借助戏剧点的设计来表现深刻的东西。

是枝裕和为影像赋予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娜丁·拉巴基的《迦百农》没有的，我们可以拿配乐来做分析。

《迦百农》的配乐具有真正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引发的更多是悲悯，是从上而下目光灵视时流露出的情感，不能说没有宗教的作用。

而是枝裕和的目光是平易的，温情脉脉，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甚至在表现现实之悲时他也做了柔化处理，不让其过于触目惊心。

唯有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悲剧悲悯的色调会被转换为一种彻底的悲惨。

“惨”是中国式悲剧唯一的底色。

可以想象一下娜丁·拉巴基的《迦百农》或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倘使放置在了中文的语境中，情况会怎样？

甚至不必动用我们灵动的想象，情况也只能如此：无与伦比的惨，观众硬生生憋出泪水。

最初看到某张海报封面上写着“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时，还以为是个关于亲子的电影。

正如人们最常说的：做什么都要考试，但为人父母却不需要。

但看完电影之后觉得最令人压抑和无奈的不仅是儿童问题，亲子问题，而是贫困与战争的问题。

每一个陷在贫困中的人都在与贫困作斗争，以此谋求一条生路，而这无烟的战争却似乎是一场只能等待生命耗尽的持久战，特别是在影片中，一家叙利亚难民躲藏在黎巴嫩贫民窟中的背景下。

上一个问题在这里有了解答：这些父母没经过考试就为人父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接受过教育。

这差劲的家长们，原本就是经历过悲剧的儿童。

在看电影前半段时，赞恩带着弟弟妹妹在干活，几个孩子挤在一张算不上床的地方。

我想起标题《何以为家》，的确，这还算个家吗？

甚至连和拉希尔（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非法移民/单身母亲）一起住时都更像个家，至少还有剩下的蛋糕可以吃，有蜡烛可以吹。

但看到最后，感觉这种故事背后不仅是什么是家，更多的是什么是希望，或者是有个家和活得像个人的希望。

影片不仅是关于儿童，同样残酷的是关于成年人。

在短短的片段中，赞恩的父母曾经经历的正是和赞恩这一辈同样的生活：背井离乡、早年嫁人......因为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又是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只能靠做赚不到几个钱的工作和生孩子度日。

不然呢？

旁观者都心知肚明，赞恩如果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后也是一个样。

为什么不避孕呢？

为什么不努力呢？

为什么不努努力就读个哈佛耶鲁，为什么不努努力就赚它一个亿呢。

都是同样无解和何不食肉糜/不食蔬菜水果的问题。

“孩子是希望”似乎是属于繁殖癌最好的借口，也是最遭人诟病的生育理由。

但这也是事实，对于挣扎在贫民窟里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是希望呢？

是挑一个孩子上学、外出的周末偶尔吃一顿像样的晚餐甚至是路边摊快餐，还是买几件凑合也很便宜的衣服开心一下？

更别说搞什么事业发展、理财投资、兴趣爱好之类的有趣梦想和远大前程了。

于是只剩下抽烟、生孩子这点消遣和希望。

连卫生巾都要靠偷的家庭，谈什么避孕就是脱贫似乎都是天方夜谭了，她们在结婚时甚至都不明白婚姻或异性意味着什么，妹妹说，我觉得他（商贩）看起来挺好的，他还拿给我面条吃。

贫穷就像一团揉乱的线团，让人甚至不知该从哪里先开解。

如果不消遣就会精神崩溃，如果消遣完就会物质崩溃，似乎只有死路一条。

在《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中曾有这样的例子：领着救济金的人有时会花几百块吃一顿大龙虾，然后剩下的日子过着什么也吃不起的生活。

因为房租已经压到他们透不过气，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似乎没什么其它东西可以使他们喘一口气再过接下来的生活了。

一些人因为租金问题将被扫地出门，工作时无法专心；在被扫地出门后又因为住得离公司更远而上班迟到，而被公司开除；因为没有工作而更无法支付租金而完全陷入贫困。

贫困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不仅是一块砸中穷人后脑勺的石头，而更像一滩看不清边缘与尽头的沼泽。

赞恩只是千万个中为数不多被解救的如奴隶童工一般生活着的儿童，然而背后是无数被遗忘在贫民窟的儿童，和已经长大成人的赞恩父母们，以及赞恩妹妹那样因为早早嫁人怀孕而死亡的女孩们。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的作者迈克·戴维斯说：“大多数城市被污染和腐烂包围，蜷伏在泥泞之中。

” 书中散落在全球各地的贫民窟中，一群人挤在一个小屋子里是常事，他们住在城市最模糊的边缘，肮脏、不便及其它地理劣势才是可以保证他们不被驱赶的主要因素，因为没人会想要那样不怎么样的破地，他们也就被这样遗忘在城市的边缘了。

一间贫民窟，风雨中或许摇摇欲坠，或缺乏任何安保措施，但价格却可能占贫民日常支出的最大比重。

在这里，生存是艰难的。

在讨论生育权、抚养权时，这些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甚至自出生起，就没有拥有过任何权利。

赞恩全家没有身份，几个孩子挤在一个床板上，连生存权都是苟且来的。

生育权似乎是这些人仅有的“权利”了，所以在赞恩问法官：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时，法官沉默了，因为这是无法控制的，无法被驱逐或关押的。

贫穷的生活不仅是关乎居住环境，更关乎能否得到教育，更关乎还能有什么希望。

因此大部分贫困的生活就像人蜷伏在泥泞中，贫民窟里的孩子越长大就陷得越深。

这些人的一生似乎只有两个阶段：从童工/奴隶到耕牛。

他们是儿童时先是怀疑人生先是呐喊或哭泣，接着就是沉默。

《我不是药神》里有一句“贫穷就是种病”，那么繁殖癌大概也是一种穷病。

孩子们长大之后很快就会对还有什么能抱怨或还有什么不能抱怨习以为常，他们或是成为耕牛一样得了疯牛病（繁殖癌）的人，或是违法犯罪与社会为敌，以监狱为家。

奴隶因为奴隶运动，千百年间也曾引发过关注，而没有人会关注每天劳动却也还是只能随便吃点草住个臭牛棚的牛。

所以当孩子问父母：“你凭什么生下我的时候？

” 得到的只是牛挨打时一样的叫声或是疯牛暴走的回应。

战争打斗出难民，贫穷长成贫民窟。

于是破棚子成了家，一大板成了孩子们的床，糖和水就成了孩子们的饭，结婚生孩子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有个“家”的希望，就连被迫早年嫁人都成了免得孩子被饿死的上策。

最后，赞恩终于生活在了和平的国家，也可以接受教育，他父母的生活也因此有了改变。

只是国际援助和剧组帮助救不了所有家庭，贫民窟里的孩子最终为人父母，最终变成沉默的牛。

或许对这些孩子们最残酷的是，他们终会重走父母的人生，并且不再能得到世界任何人的关注和同情。

这些人一生走过两个阶段，从童工一样到变成牛一样有意识却无能为力、待命运宰杀的成人，完成了沉默的沉没。

五月中旬的时候，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已经迈过40亿元票房大关而余威未减，在中国历史票房榜单上位居《战狼2》与《流浪地球》之后。

在诸多超级英雄的合围之下，只有一部似乎名不见经传的黎巴嫩电影、一部由女性导演拍摄的现实主义“惨片”突出重围——正是《何以为家》。

票房超2亿之后，它已然创造奇迹。

黎巴嫩电影乃至黎巴嫩，对中国观众来说都是陌生的。

在经历了上世纪末长达15年的内战后，新世纪的黎巴嫩罕见地在叙利亚、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土地上独善其身，但和平的局面依旧无法帮助黎巴嫩电影在世界电影的版图中确立位置。

似乎只有《羞辱》（The Insult）的导演、一度在国外拍片的黎巴嫩人齐德·多尔里（Ziad Doueiri）在近年来获得声誉，他在2017年的这部作品帮助主演卡梅尔·巴沙（Kamel El Basha）斩获威尼斯影帝。

如今，美丽的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同样在戛纳等各大电影节上收获了世人对黎巴嫩电影工业的注目。

与多尔里不同的是，娜丁·拉巴基的创作从未脱离黎巴嫩的现实，更从女性的视点出发，温柔地关照着这个国家底层社会的女性与儿童。

与关注女性命运的前作《焦糖》《吾等何处去》相比，新作《何以为家》更具尖锐的现实批判力度，以小主人公赞恩的视点串联起难民问题、未成年人包办婚姻、青少年犯罪及人口买卖等严峻的黎巴嫩社会现实。

在这样一部意旨明显的电影中，我们得以窥见由真实出发的若干面向。

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创作倾向必须是批判现实的吗？

如此议题先行的电影会伤害电影的真实性吗？

在“惨”与“真实”之间，电影真正的面貌何以分辨？

一、“黎巴嫩儿童不是职业”——从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创作倾向说起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曾说过：“巴勒斯坦人并非一项职业或是一个口号，他首先是一个人类存在。

”从他的抵抗之诗里，我们惊讶于他意图去除的世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所有偏见以及本民族的所有孱弱与定势，因为他们同样“热爱生活，摘折杏花，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战”，“回应身体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别的指令去爱……”。

那么相似地，娜丁·拉巴基的创作仿佛也在向我们宣告：黎巴嫩儿童同样不是职业。

他们不是天生地就要生活在破烂的房屋里，生活在父母的强迫劳动与殴打以及无教育、无保障和无身份的局面之中，他们拥有像世上其他所有儿童那样幸福生活的权利。

这几乎就成了拉巴基通过赞恩之口所完成的核心控诉：我根本不该被生下来！

导演本人在片中扮演律师一角于是，《何以为家》借由倒叙形式及法庭戏份所完成的导演对全片真实影像的态度——从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的批判性。

由此再反观电影所反映的黎巴嫩社会现实，即便导演堆砌了种种惨状，我们也无法苛责于此——这本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之前一条赢得经验、资源与国际注目的必由之境，中国在1930年代的左派电影如此，柬埔寨导演潘礼德的作品亦是如此。

对悲惨现实的银幕再现，既是导演的道义所在，更是作为媒介的电影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所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作为媒介对美国一点也不重要，可对于柬埔寨、对于伊朗、对于黎巴嫩，几乎就是其国人反思本民族，以及世界投来好奇之一瞥的全部意义与动力。

即便如此，中国或欧美的影评人仍或许永远都不会走上贝鲁特的街头，因此大可以不负责任地视本片为贫穷与混乱的第三世界奇观。

但实际上，真实在该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学规则。

我们可以直白地说，对现实的批判性影像就是他们首选的创作倾向，电影就是他们的武器！

这是娜丁·拉巴基可贵的创作态度，她与身为本片配乐师的丈夫抵押房子获得资金，并用3年的考察、6个月的拍摄和2年的剪辑完成了这部作品，几乎像独立纪录片制作者那样跳脱在电影工业流程之外；并且，那么幸运地，《何以为家》通过了审查，最终安然地面世了。

从《何以为家》出发，非工业的散点式创作将蕴含着黎巴嫩电影的无限未来。

在戛纳获奖以及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时，这部电影的中文名还是直译而来的“迦百农”。

那是《圣经》里耶稣曾经传道的地方，后来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混乱与失序的象征——这就是拉巴基对母国的“一锤定音”，是早在剧本写作之前就定下来的片名，几乎就奠定了全片的所有基调。

二、真实的悖论——神性角色与电影的间离在经过上述的论断后，再来审视《何以为家》中真实的维度。

拉巴基在长时间的考察与准备中了解黎巴嫩底层社会的难民与街头流浪者，由此在他们中起用了了全片的所有非职业演员，并让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亲身经历决定了电影的细节——这是一次让电影去了解它的主角的创作。

非职业演员真正地获得了在表演时的天然优势，因为他们以个人经验应对着手持摄影前、自然光效下以及熟悉的破败环境里的所有几乎无确定剧本的情境，好比在镜头前重新过一次人生，以致于他们甚至不惧怕特写，不像侯孝贤电影里的素人一样站在镜头的远方。

最重要的人物是男主角赞恩，小演员的真名就是赞恩，是一位没有身份的真实的叙利亚难民。

他熟悉电影的所有情节，几乎就与电影融为一体了；他那在苦难中历炼出的冷漠与早熟，在所有戏份中都不曾露出笑意的忧郁的琥珀色双眼，帮助赞恩的角色成为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在他瘦弱的身躯后，闪烁着无数的难民儿童的身影。

这是全片最为失真又是最为关键的设置。

拉巴基曾谈及她可能的创作缘起：一个在土耳其海边死去的小孩，她的照片在全世界流转，但如果这个小孩能够讲话，他会说什么？

这就是赞恩形象的意义，一个复活了的、替所有遭罪之儿童发声的神的孩子。

因此，赞恩代替所有孩子，以质疑生命起源的方式在法庭上起诉自己的父母生下了他；以及，如先知一般让妹妹隐藏来月经的事实，因为她会被父母以已经长大、可以结婚了的理由卖掉。

让人困惑的是，现实中的赞恩实则在身边遇上过不少这样不幸的女孩，那么拥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的赞恩一角，又以拼凑起他的神性的那些现实的碎片为根基。

这是《何以为家》中的真实的悖论。

我们来审视赞恩在全片的所作所为：阻止妹妹被卖而失败、逃离原生家庭而依附于一位埃塞俄比亚单身母亲、独自照料她的孩子约纳斯却最终因移民欧洲的诱惑而将其卖给人口贩子、因妹妹的去世而向其丈夫持刀行凶、被关进少年监狱并最终起诉自己的父母。

在如此大体量的影片情节中，赞恩一角一直超负荷地承担着全片意图呈现的所有黎巴嫩社会议题，这在其他议题先行的电影中往往会把角色压扁，并伤害电影的写实调性。

《何以为家》却成为了例外，即使赞恩的形象才开头成熟到了结尾，未经任何逐步塑造的过程，但我们依旧被沉重与肃穆的现实感充盈，因为这些事件就是黎巴嫩底层难民生活本身。

面对移民诱惑时卖掉约纳斯的挣扎、面对约纳斯母亲时的躲闪、面对妹妹身死时的愤慨与爆发，以及面对再次怀孕的母亲后毅然决然地做出起诉父母的决定……太剧烈的戏剧性，却又是那么具有可信度的底层写照。

我们不曾坠入电影堆叠惨状而达成的悲剧里，反倒因为太过密集的情节点与具有神性的形象而天然地感知到电影所完成的间离，乃至思索现实本身——这是《何以为家》与一众“卖惨”的电影的本质区别。

于是，电影中两处借由航拍镜头完成的对贝鲁特废墟般地景的描绘得到了一个妥帖的安置：这是电影在分明地阐释它的上帝立场与现代“贫穷”神话的塑造。

这一切无碍于真实，甚至让我们更加反思真实。

电影的自反性更加惊艳地体现于全片最后一个镜头：摄影机化身成为赞恩拍摄护照的相机，照相师的画外音指导着赞恩，然后他终于极为罕见地对着镜头露出一丝颇为复杂的微笑。

这是朝向观众的笑容，是朝向中产阶级精英子女乃至所有正常地度过了幸福童年的孩子们的瘆人的笑容。

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在一个猝然的闪光灯快门中才缓了过来。

于是你理解了这个特写的意义，它的意义不亚于德尼罗在《美国往事》结尾处的那个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微笑。

（发于《文艺报》2019年6月12日第8版）

《何以为家》的逆袭，让我想起了前年这个时候上映的《摔跤吧！

爸爸》。

同样是小成本电影，同样是豆瓣评分9分左右，同样是关于家庭、儿童、父母的电影。

相同的主题，内容却是截然相反。

《摔跤吧！

爸爸》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社会，有一个爸爸为了不让女儿和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女性一样长大后嫁给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然后庸庸碌碌过完此生，于是决定帮助女儿成为世界冠军。

《何以为家》则是一对父母明明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不断地生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这些孩子中，其中就有12岁赞恩和11岁的妹妹萨哈。

父母不管他们，赞恩只好承担起原本属于父母的责任。

在超市打工、卖自制的果汁、用羸弱的身体给人们送煤气罐，甚至还要帮母亲制毒。

不是父母在养他，而是他在养父母，以及一群弟弟妹妹。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只记得暴力、侮辱和殴打，链子，管子和皮带。

他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

妹妹萨哈的遭遇更惨，父母把她生下来不是为了把她当成公主、当成他们爱情的结晶，恰恰相反，他们可以为了一点点房租就把自己年仅11岁的亲生女儿卖了。

贩卖自己的女儿，还美其名曰是为了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

父亲塞利姆说：“这是为了让她摆脱痛苦，和我在一起她没有希望，她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吃的喝的都不够，也不能洗澡，电视也看不上。

嫁出去，起码能有大床睡，真正的床，有毯子的床，还有东西吃。

”“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

”

母亲说：“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还敢批评我？

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你有我这种处境吗？

我经历的你经历过吗？

”“为了让孩子活，我愿意犯下千罪。

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的亲生骨肉。

没有人有权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

塞利姆夫妇口口声声说赞恩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却不顾赞恩的身体让他干苦力。

他早就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却不让他去上学。

母亲同意让他去上学，原因不是他需要接受教育，而是学校会发床垫、衣服、饭菜。

“你看看邻居的儿子从学校里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回来。

好好利用呗，干嘛这么固执？

”她从来不在乎赞恩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甚至同龄人已经小学毕业了，她唯一惦记的是学校会发什么东西。

他们嘴上说着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做，却为了一己私利卖掉年仅11岁的亲生女儿，间接导致远远没到性行为年龄的女儿因大出血而死亡，最后他们还要说一句“我是为她好”。

一直都知道“我是为你好”是世界上最可笑的谎言，却没想到这句谎言除了可笑之外，还可以这么坏。

哪有什么“为了让她摆脱痛苦”？

真正让她摆脱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初不要把她生下来。

哪有什么“和我在一起她没有希望”？

既然养不起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多孩子？

他们过得那么惨，你好意思说他们是你的亲生骨肉？

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又怀上了孩子。

如果不是赞恩将他们告上法庭，还会有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孩子跟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男孩像赞恩一样做苦力，女孩像萨哈一样沦为生孩子和发泄欲望的工具。

赞恩和弟弟妹妹没有单独的房间，也没有单独的床，只能挤在小小的空间。

而他们的父母就在旁边，不顾孩子的感受就开始造人。

只为身体的愉悦，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全然抛之脑后，让孩子们听着他们的喘息声入睡。

塞利姆夫妇和赞恩的身份产生了对调，仿佛赞恩成为了一家之主、家里的顶梁柱，肩负起养活全家人的重任；而塞利姆夫妇丝毫不能给予孩子们任何物质和精神生活，只能给这个家拖后腿。

只生不养，比谋杀更加可怕。

我们常常说“熊孩子”“熊孩子”，其实像赞恩这样的孩子一点都不“熊”，正是有他的存在，这个家才不至于变得更惨。

他不是“熊孩子”，塞利姆夫妇却是“熊家长”。

在他们眼中，女孩是一种商品，可以换钱；男孩是一种工具，负责养家糊口、照顾更小的小孩。

他们只管生，不管养，将孩子当做摇钱树和免费劳动力。

他们不但不能给孩子带来快乐，只会给他们带来苦难和折磨。

现在做什么都要考证，做父母却不需要考证。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配当父母，也并不是生了孩子就自动成为妈妈。

他们只图一时的快活，让孩子跟着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一起受苦，他们根本不配做父母。

如果不能给予孩子幸福，当初就不应该把他们生下来。

他们是你的孩子，但他们更是他们自己，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不应该被虐待，更不应该被贩卖。

父母有管教孩子的义务，孩子也有权利将父母告上法庭。

当法官问道赞恩：你希望父母怎样？

赞恩不要道歉，不要赔偿，他什么都不要，他只是希望父母别再生了。

他和弟弟妹妹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改变了，但至少他还可以保证不会再有新的弟弟妹妹来到这个世界受苦了。

法官同意了，塞利姆夫妇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因为一个人在还没有学会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父母之前，Ta不配拥有孩子，更不配当爸爸（妈妈）。

电影的最后，赞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是整部电影中他第一次笑，因为绝大多数时候迎接他的都是痛苦和磨难。

我一直告诉你，“你儿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死了”，他并不存在，即使是番茄酱也有名字，有生产日期和到期日期。

当一个地区连宗教都无法维护秩序时，它就真正地进入了一种最为原始的混乱。

黎巴嫩女导演Nadine Nabaki第三部剧情长片《迦百农》继续探讨黎巴嫩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

迦百农是《圣经》中耶稣发迹之地，在这里诞生了许多神迹，却也是被耶稣所诅咒的一个地方，而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也指代混乱和灾难。

126分钟的《迦百农》囊括的社会话题太多，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可以延伸出无数讨论。

儿童买卖、未成年人婚姻、童工、毒品交易、无户口居民、叙利亚非法移民、非法居留等，这些因贫穷而生的社会百态密集地穿插在电影当中。

这一次，Nadine将她的镜头聚焦在儿童问题。

儿童问题是黎巴嫩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在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里，你都可以看到、感受得到这种苦难。

正如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各种无人看管、奔于生计、极有可能是未注册出生的儿童，卖水果汁的、卖口香糖的、卖日用品的、在车流中走动敲打车窗售卖鲜花的、搬运着体积和重量远远大于自己的煤气瓶……扎恩有多穷，七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哥哥在监狱里）被逼睡在一间卧室的地板，在布挂起来作为隔离的另一边，是正在做爱的父母。

在贫穷面前，每个人的人生都像那个被扎因拉开上衣露出双乳的玛丽莲梦露一样，毫无尊严可言。

性有多裸露，生活就有多贫穷。

《迦百农》里面所描绘的那个世界是如此贫困和混乱，有些影评人质疑是导演故意为之的噱头。

Nadine也直接怼回去说，这些人应该挪动一下他们稳坐在咖啡室里（码字）的肥屁股，离开自己的小角落，出去多走走。

批评说《迦百农》刻意煽情，只能说金钱和舒适的生活限制了这些人的想象力。

电影开头所展示的那种毒品贩卖是这个社区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截面，利用儿童去药房骗取处方药（比如镇定药曲马多），研碎泡水，用衣服浸泡并晾干，带进监狱重新用水提取制成可以饮用的带镇痛药的饮品进行售卖。

有很多更为暴力的行为和现象，比如强奸、恋童癖等等导演都没有放进电影里，因为，光是电影所展露的这些，已经足够令人心痛了。

那些坐在空调房里批评导演哗众取宠的影评人，永远都无法想像那种用尽全力都无法逃脱的绝望。

突破阶层、逃离原生家庭，不是用努力两字就可以做到的一种命运。

有些时候，你越努力，就会越绝望。

你所能想象的一个人为了突破阶层束缚的努力，扎因都已经做了，起码在他那个年龄所能做的，都已经尽力去做了。

电影开头是扎因奔走在那个他无法选择的出生地之间，去药房骗处方药、换媒气、搬水、送货、送菜、摆地摊卖水果汁，所有能够挣钱帮补家计的事情，12岁的扎因都毫无怨言地去做了。

在所有人都在忙着生存的时候，扎因在默默地抵抗这种恶性循环，丢掉阿萨德向萨哈示好的甘草和拉面、向父母提出上学的需求、隐瞒萨哈来月经的事实。

奔走在各种体力劳动之间，那辆接送学生的校车成为扎恩与理想生活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他不离开这个原生家庭，自力更生。

扎因也真的这样做了，在11岁的妹妹萨哈被强制嫁给房东的成人儿子阿萨德后，他就搭着长途巴士离开了这个混乱的地方，但也只是从一个绝望跳到另外一个绝望而已。

他跟着一个穿着“蟑螂服”的老人、在一个破旧的、寒酸的游乐场前下了车，手里只剩下250黎巴嫩磅LBP（折合1元RMB），他努力在找工作，但都没有人愿意请一个12岁的瘦弱小男孩，最终和埃塞俄比亚非法居留的泰格斯相依为命。

而泰格斯的突然消失，留下一岁不到的尤纳斯，又让扎因面临着新一轮的困境。

绝望困境中的生存与选择，是导演极力想要在扎因身上表现的矛盾力量。

一方面他拥有最为原始的、强烈的生存欲望，这样一种天性让他无所不用其极继续生存下去，无论是在旧社区还是离家出走之后；另一方面他又有着这个社会、尤其是贫穷社区所最为缺乏的恻隐隐之心——我不能将其称之道德感，因为道德感是后天社会环境的产品，若我们说生他育他的那个混沌世界给予了他这种闪着光的善良，实在是不合理——或者这种侧隐之心来源于他和妹妹萨哈的紧密联系，又或许真的是这个破败社区的异类。

但在这种环境，恻隐之心，常常是致命的。

扎恩的生存能力无疑是非常强的。

电影里展现了很多扎因想要独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关尊严，只是希望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获得生存资格。

比如正儿八经地在快餐店、甜品店等各式商店里询问是否需要劳工，不接受免费的食物（一直没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情节里导演留了个白），在泰格斯失踪之后独立照顾尤纳斯……他可以选择再次出走，但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一旦他选择将尤纳斯抛弃在杂乱的街头，他就与强行送走妹妹的父母无异。

然而令人讽刺的是，在泰格斯意外被拘留之后，走投无路的扎因最后还是靠卖曲马多（镇静药）水赚了钱；而被房东锁在门外，最终成为了压倒他全部希望的一根稻草。

《迦百农》不是童话故事，即使他不愿意，即使他再坚强，最后扎因还是将尤纳斯交到了人贩子阿普洛手里，不然他们两个都得饿死，这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选择，而是生存选择，一如扎因父母当初所做的那样。

这不是生存与人性的两难决断，是社会碾压人性的绝对无奈。

在这里，扎因和从前的父母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但要中断这种诅咒，个人之间的和解又看似毫无意义。

而妹妹萨哈的死，又再一次将这种和解打破，逼使扎因不顾一切地想要玉石俱焚，将自己的父母推上法庭。

扎根于末日世界的《迦百农》难得的地方在于，它给予这个贫穷社会毫无偏见的、不加修饰的、甚至略带粗暴的一刀， 把一个囊括黎巴嫩众生相的社会横切面，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

较之好莱坞式的煽情套路，《迦百农》力求在那些本可以大肆渲染情绪的镜头中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催化个体之间的情感因素，用一种更为客观和全面的态度去展现贝鲁特这个被轮胎紧紧压下的混乱社区。

愤怒、悲伤、痛苦、无奈这些生命负能量，在自出生之日就带有、无法缓解的永恒诅咒之下，情绪宣泄本身变得毫无意义。

无疑，我们的小主角扎因是我们窥探这个我们从前在温暖的咖啡室无法知悉的世界的一个主要窗口，一个极易吸引注意力和煽动情绪的入口，但《迦百农》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扎因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那些和扎因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想要在他身上获得利益的人、甚至带给他巨大痛苦的人，同样在导演的镜头里获得了一个向观众讲述自己苦难和无奈的机会，正如他们在法庭上自我抗辩的那样。

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悲剧的受害者。

看第一遍的时候，观众的全部注意力都落在了扎因身上，他对妹妹的保护、对父母的抗争、自我生存的挣扎、对尤纳斯的照顾，扎因小演员的表演实在太抓人眼球了，让人无法从他身上离开。

生于长于难民区的小演员Zain al-afeea，给予扎因这个角色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多时候他瘦小的身躯让他看起来比剧中的年龄要小得多，但同时又散发出一种、甚至比成人更为成熟的气场，可以震慑住比他年龄大得多的暴力邻居。

在已知悉所有剧情之后，二刷中才会慢慢发现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其他人物的情绪，比如阿萨德父亲提亲拜访时，舒雅德（扎因母亲）强忍悲伤的无奈，塞利姆（扎因父亲）精疲力尽的沮丧。

正如塞利姆在法庭中所说的：这是为了让她摆脱痛苦，和我在一起，她没有希望，她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吃的喝的都不够，也不能洗澡，电视也看不上。

我对自己说，嫁了她，起码能有大床睡，真正的床，有毯子的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我们的错。

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比你们所有人都好。

这不是我想要的。

有人告诉我，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你的孩子将会是你的脊梁。

但他们打断了我的脊梁，伤了我的心，我诅咒结婚的那一天，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悲惨？

而同样地，大家可能会希望导致萨哈怀孕致死的阿萨德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但其实只是个无知之人，从众地做着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而已。

我不知道她会因此而死，周围很多女孩这个年龄已经结婚，我继母也是年纪轻轻结婚的，她就在这里，活得好好的。

舒雅德：我这一生都奴隶，你还敢批评我？

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你有我这种处境吗？

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活不下去，你连做噩梦都活不下去，换成你是我，你早就已经上吊自杀了。

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我愿意犯下千种罪，他们是我的孩子，没人有权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相比起精致的《罗马》（个人也是很喜欢的），《迦百农》略显粗糙，叙事结构轻微失调，中间与叙利亚小姐姐梅苏姆的支线又显得和主线稍有分离。

剪辑上亦不算高明，甚至有那么一丝的凌乱，比如泰格斯的被捕（前一秒还在和家人打电话，后一秒就已经切入扎因和小尤纳斯的场景）、扎因离家出走时在面包店和陌生男子的互动……但无处不在的轻幽默和素人演员的精彩演出，都给了《迦百农》一种原生态野蛮生长的活力和震撼感。

这种根植于残酷现实的幽默感，不旨在逗人发笑，也不在于自己的一笑而过，而是对无法抗争的命运的一种无奈，是无法突破阶层的绝望，当哭都没有用的时候，那就只能笑了。

你要问扎因，他为什么要扯下回旋马车顶篷上玛丽莲梦露的上衣露出她丰满的（假）乳房，他可能也答不上来。

《迦百农》的结局来得轻巧且随意，似乎前面的那些苦难轻易有了明朗的结局，可能在导演的心里，是存在着这个社会能够走向更好的美好的一种愿景，她给电影这样轻巧、开放的结局，或许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扎因站出来，但同时也让作品对政府的影响力反而减弱了。

这两年，黎巴嫩电影正在以光速获得电影世界的聚集，连续两年入围奥斯卡最佳最外语片提名，较之《羞辱》，今年的《迦百农》获得的声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Nadine在采访中所说的（大意），在这样的一个贫穷和混乱的国度，每一个能够成功被制造出来、走出国度获得关注的电影作品，都是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寻找外力帮助的呐喊。

这样的一种作品被创造出来，背后已经不仅仅是电影制作本身，更多的是电影人的血与汗、无数的与环境、政府和地方周旋的结果。

而令人唏嘘和讽刺的是，这些力求冲破困难、创造好作品、发出声音的创作者，最终他们所希冀的，是让这个不断在阻挠他们发声的地方，能够变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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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看这类“边缘底层视角”的影片之后究竟应该明白什么？

2 身不由己的作恶者（影片中卖掉女儿的父母）应该受到惩罚吗？

3 人该如何面对阶级和个人命运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影片本身。

主角赞恩的故事其实很有层次感。

影片一开始直接的制造差异和矛盾，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部写实的印度电影的开端。

近年来看的如《神秘巨星》式的影片，所采用的故事模式一般是“遭遇挫折—反抗—更深层次的挫折—成长后反抗成功”，假如将其模糊化，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当成是英雄之旅理论的模板。

然而这部影片是有区别的，针对主人公赞恩，故事的发展模式是“反抗矛盾—出走—回归—再次反抗”，他们的不同点在哪？

赞恩从一开始就是个成熟的孩子，影片的开端我们看到他四处工作、照顾小孩、处理家事，甚至帮助妹妹面对突如其来的生理期。

从他懂事开始他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孩子应有的宠爱和权益，他早已深知体制和现实如同大山一样横亘在自己面前。

许多其他影片也采用边缘孩子的视角，这些孩子在成长中从幼稚到成熟，逐渐理解这个世界的差异。

而比起他们，本片则更为残忍，因为在影片的开端，这个孩子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反抗者了。

以前听过一句话：“孩子就应该是孩子本身，而不应该当成是‘成为大人’的预备时期”，片中的赞恩显然从来没有成为过孩子。

在现实的压迫下，无论是被迫工作的赞恩，还是被卖掉换取好处的妹妹，都成为了一种目的或是工具。

孩童关于“人”的那部分被抹去了，这第一幕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边缘世界中孩子的异化问题。

妹妹看向赞恩的表情最让人心疼的两个点，一个是自顾自把坏男人送的东西扔进了垃圾桶，这是一个十二岁孩子的独立判断，无论多困难也在执着的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反抗，这照应了后来入狱后扔掉母亲送的东西。

第二个是回到家与坐在那个坏男人旁边的妹妹交错的眼神，妹妹是如此依赖他而他却无能为力，只能挥舞自己娇小的拳头，但改变不了什么。

第二幕“出走”的核心则是孩童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相继唤醒。

在家的时候，他是一个承担家庭责任且要保护妹妹的“大人”，而出走后才发现，他还处在会被蜘蛛侠老人吸引的年纪。

在游乐园里他脱去了设施中女性模型的外衣，使其露出乳房，没有身份证明的女人哈瑞看到了这一幕。

这么做并非是这个男孩恶作剧，别忘了这发生在与残忍的母亲发生冲突之后。

赞恩没有真正被“哺乳”过，他在潜意识里寻找“真正的母亲”，从来没有体会过人性与爱的他想在外面的世界寻找一种庇护，这是孩童的原始本能。

哈瑞也明白这一点，就把他带回了家，他首次获得了庇护。

潜意识中寻找哺乳哈瑞被捕后，赞恩带着她的孩子尤纳斯开始了流浪，他开始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庇护只能是暂时的，自己必须长大。

在家的时候，赞恩是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对抗他认为不正确的事情，他是这个体制和恶劣环境的第二级受害者，他的反抗对象更多的是对他的父母。

而在出走后，他却真正需要承担起责任，从此刻起他的角色转换成为了“父母”，成为了这个环境的第一级受害者，他这次不是要面对家庭中的妹妹被送走，而是要在残酷的现实中活下去，面对的是血淋淋的存亡问题。

在获得母亲、获得庇护后，沉重的责任让他真正社会意义上的长大了。

第三幕“回归”有我认为影片最出彩的点，他成为了尤纳斯的“父母”后终于发现了自己面对社会时也是如此无能为力，他被逼无奈把尤纳斯交给了男人，如同他自己的父母将妹妹送走一样，到头来还是保护不了谁。

送走尤纳斯后在理发时哭泣，就和哈瑞一模一样，因为理发台上的镜子能完整的照出自己，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为力。

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他不仅被父母抛弃了，还被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抛弃了。

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是失去至亲的人，是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是在哪里都没法活下去的人，而这一切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的，这就是命运的残忍，这不过是上帝的一场游戏，而自己却毫无理由的吞下所有苦果。

倒叙手法，影片的最后和开头连在一起，“我要起诉自己的父母”，他起诉的真的是父母吗？

是有的，但不止这些。

因为父母的愚蠢和无力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妹妹的死亡也是结构性的死亡，是社会的压迫和命运的侵袭将他们变成这样的。

比起起诉，更像是一种质问，质问他们的愚昧，质问体制的残忍，质问这个巨大而又荒诞的世界。

所以在我眼中，这部电影是通过“孩童的异化—孩子的依赖和责任意识的相继唤醒—接触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现实—对本源的控诉”这样的一个故事发展，以赞恩的视角展示了他社会意义上的成长。

在没有选择权的时候救不了妹妹，而有了选择却依然救不了尤纳斯，“罪犯父母”比自己更加无助，救世主始终没有出现，即使抗争了也没能成为英雄。

在环境的底端人到底能改变什么，能依靠什么，能拯救什么。

既然终究会失去，不如赌上自己来控诉自己的源头。

社会是罪人，父母是罪人，假如我也会变成罪人，那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

影片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核心表达都很成熟，我认为这是因为并没有像之前同样题材的电影做的那样，设置一个完全清晰的二元对立，因为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只有“嫌疑人—受害人”的世界，由于社会的复杂性，每个人都被迫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

边缘的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除了挣扎和犯错以外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体制摆在那里，社会需求没有改变。

社会经济连带教育问题，教育问题使得“新的愚蠢父母”源源不断的产生，悲剧重演。

那么结构性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呢？

我想在我们不知道且不可说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讨论。

以赞恩视角回顾影片后，我们再来看上面的三个问题。

第一问：我们看这类“边缘底层视角”的影片究竟应该明白什么？

对于普通的个人来说，除了“献上绵薄之力”，最标准的回答是同情，是对真正边缘的人产生共情。

但是同情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东西。

《南方公园》里有一集我印象特别深刻，kyle在冒犯了黑人token后觉得很抱歉，就去了解各种黑人文化，遭受到了一些黑人会受到的痛苦。

Kyle在向token道歉后说，现在我可以理解你作为黑人的痛苦了，对不起。

然而token不买账，迟迟不接受道歉。

最后kyle明白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共情的，你可以换位思考，但如果你觉得换位思考后就能真正理解他人就是傲慢。

最后kyle对token说，对不起，我不能理解黑人的痛苦，token就原谅了他。

虽然很难以接受，但是同情对自己来说是值得感动的，而对“受害者”来说作用几乎可以忽略。

同情只是一种情绪，即使在短时间里可以给予支持，在长期依旧阻止不了社会结构对“受害者”的侵害。

一些年前社会频道总会播出对偏远地区人民的生活采访和慰问，但是在展示真实生活和发表同情后，无疾而终的情况偏多。

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不能产生长期实质性的帮助，这些包裹着同情的生活考察反而会是对他们生活的扰乱，人们更多的带去的是惊吓和差异感，我就不提世界上最邪恶的节目《变形记》了，这档节目就是撒旦路过地球的产物。

我要声明，不是说看完影片后的同情是不好的，同情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但你最好不要傲慢的觉得真正理解到了他们的痛苦，我们更多的是要“知道”他们的存在，并真正理解差异的存在，对他们保持最低限度的尊重。

豆瓣上经常有人因为过于“小布尔乔亚”而受到攻击，的确是有一部分人总会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和自己一样。

总沉浸在自己所谓的“精神乐园”里，却喜欢指点严肃的社会问题，喜欢把爱和同情挂在嘴上，觉得任何事物本质上都是美好的。

有人辩护说，他们也没有主动伤害什么，而且出发点都是好的，凭什么指责呢？

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如果要用你的狭隘去指点公共端的现实问题，这是傲慢的，也是对其他人是极其不尊重的，福柯说“语言即权力”，你的语言会伤害到他人且造成很大的压力。

就像是一知半解就去模仿黑人文化一样，无知又傲慢。

我举上面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们必须知道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有能力就出手帮助，没法帮助不要拿同情当自我感动的资本，不要扩大同情的作用，要认真的了解边缘生活和其他人的生存方式，尊重他们，并在日后碰到的时候认出他们，保持敬畏，无法帮助就不要打扰，不要多说。

第二问：身不由己的作恶者（影片中卖掉女儿的父母）应该受到惩罚吗？

答案是显然应该的，但是惩罚并不代表事件的结束。

如果总是遵循“犯错—受惩罚”这种简单的逻辑的话，很可能会造成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

看待一个问题，应该用更加系统的视角。

犯错者受到惩罚，这是司法的程序，但如果你不去了解犯错者为什么会犯错的话，这是很不负责的表现。

之前有个新闻，一个长期遭受母亲虐待的男人最后去幼儿园杀害了几名儿童，在报道这个男人童年事迹的时候，底下的评论都是“杀人就是杀人，就得审判，他的童年根本不需要了解，没有人原意知道。

”但是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想说：“加大力度严惩犯罪者”，和“承认犯罪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

的确，他没有任何理由去犯罪，这是说什么都无法辩解的。

但是你要知道，假如你生活在他的成长环境中，很可能也会因为精神失常而做出极端的事情。

这样的事件产生后，网民的关注重心应该在如何减少这些精神失常情况的发生，最低程度应该好好对待自己的子女，尽力减少极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减轻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不是传播一知半解的愤怒。

转到影片中，我觉得片中父母的选择，和《唐山大地震》中，母亲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在两个孩子中只救了其中一个而舍弃了另一个，这两件事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更加触动道德。

也就是明确一点:真正的敌人不是片中的父母。

如果你坚持认为他们就是恶的源头，可能有一天恶会降临到你身边而你却不自知。

所以这个问题的理想答案之一是：我们应该严厉惩罚犯罪者，同时要了解犯罪背景，努力从自己做起减少该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并更加关注体制问题和社会结构固化问题。

第三问：人该如何面对阶级和个人命运问题？

有这么一种说法，“美国梦”才是稳固社会阶层的最佳手段，因为美国梦宣称人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人们陶醉在泡沫般的理想中，就不会对阶级固化产生怨恨，从而威胁统治。

你还记得《猜火车》里“选择生活，选择一个大电视机”吗，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说，包括人人向往的大电视机，所有接触到的东西都有麻醉功能，当然这么说有些阴谋论，不必当真。

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有的时候人与生活贴的过于紧密，其实并没有完美的普便适用的方法论。

你必须了解“改变命运”是一个可能事件，但不是努力就一定可以达到的，而关键在于在付出努力的同时，你要明白究竟想要什么，究竟什么东西能让你真正感受到自己正在活着。

假如你是影片中的赞恩，你会怎么选择。

命运如同高墙摆在面前，假如他没有离家出走，而是留下来上学读书，给家里减轻压力，或者等待其他时机去救出妹妹，也许能够改变些什么，过上相对更好的生活。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想要的并不是凑活着活在那堆烂泥地里，父母送走妹妹夺去了他的爱和尊严，他选择赌上自己的人生。

即使入狱，赔上了自己的一切，他还是要控诉。

他赢了吗？

他的抗争战胜命运了吗？

我认为对他自己来说并没有战胜命运，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现实过于残酷，并且没有遇到好的机会。

但是我想他不会后悔，至少在命运面前，他做了自己，做出了跟随自己的选择。

也许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控诉，为了告诉更多的人这个世界的不公，他尝试了，他面对了命运，他留下了自己最想留下的痕迹。

这个问题很不成熟，如果让你来回答，你会怎么说？

欢迎关注我的新微博：https://weibo.com/7173184732以后有些话会在上面说

假如你只是为了这一张截图而走进电影院，那你会失望的。

影评称述式的在讲述一个少年犯动手前的一小段人生，但是，这不仅仅是父母的问题，当然我也说不清到底指责了多少问题，因为影片里和现实里的问题真的太多了，我指责不过来了。

我们当然可以把问题很浅薄的归结到父母身上，非常简单的说出父母皆祸害，或者穷人就不应该拥有孩子，生殖癌繁殖癖和地球请罪吧，之类的流行词汇总结。

但是至少在这部影片里，父母不过是这一场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游戏里，站在孩子前面的倒数第二块。

当父母本身无法成为顶住家庭的脊梁，那父母就会成为最后被压下来的那一块多米诺骨牌，重重的压在孩子的身上。

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多米诺骨牌，战乱，动荡，穷困，宗教，愚昧，医疗，教育，当所有的有序都已经失去秩序，全部支撑社会状态的多米诺骨牌都已经倒下，穷人的疯狂繁衍，父母的无责任感，是否是这个电影最想要谴责的内容？

你可以阻止蟑螂的繁衍，你可以指责老鼠的无序，你可以像看到蟑螂和老鼠一样对穷人们吐口水，但是你无法阻止铜的生锈，肉的腐烂，穷的诞生。

当孩子作为这个社会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候，当孩子直接面对全部的社会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只指责父母么？

不是的，是我们在此情此景之下，能够指责的，只有父母而已。

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和我一样，真的是对父母和社会最好的预言和诅咒啊。

一、主题第一是绝望人生下对真主、“神的盲目”。

因为真主说过“孩子就是希望”所以他们不断生育，为自己开脱，用“生育癌”来找寻生活的寄托，可自己并非养的起。

赞恩入狱萨哈去世，母亲还在以自己又怀孕了而作为生活的希望。

在狱中教会的人到达鼓舞，狱中叙利亚人还在求神，仿佛作为他们生存的寄托。

第二是以儿童形象展现种族歧视的问题。

“男孩父亲说我们这种人究竟是死是活又有谁会在乎呢”“男孩在救助站获得奶粉的时候，直接把奶粉塞进约纳斯嘴里他甚至不知道奶粉需要泡水”“男孩甚至不知道饮料怎么打开”“萨哈因为没有身份证所以无法得到治疗”“为了让萨哈活下去他们把萨哈嫁人 阿萨德发出 我不知道11岁不可以结婚的疑问 为了生存父母让赞恩去学校 为了给家里带点东西回来 却不知道去学校需要学费” 那么多想出去的人，莫非就是不想再被问“你是哪里人”而也是因为这些人，才会有卖假证的犯罪团伙。

泰格斯特请求预支工资的时候无人搭理。

他们害怕回到战争中的叙利亚，却又忍受着种族歧视，艰难的活下去，连有了孩子都只能像老鼠一样养着。

二、表演本色出演，眼神下看，嘴角下扬，用手擦眼泪。

这些是男孩表演的标准表情，他一直在用手擦眼睛，怕眼泪落下。

即使再艰难他也始终相信有希望，不让自己哭。

在母亲对他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只是抬头给了母亲一个极其淡漠的眼神，这个眼神足以说明一切。

他听父亲拿“所谓证件”的时候，他异常冷静的看着父亲，只字不提，像是在看戏。

三、拍摄手法1.手持摄影 没有固定机位始终是一段跟拍镜头 魔幻摇拽 跟拍的不仅是人物动作 更是人物内心 扭曲无奈和痛苦 极其有代入感 2.人物调度 楼梯间 散布不同的小孩 他们之前静静恐惧的看着 一开始爸爸并没有出现 赞恩和妈妈纠缠许久之后 爸爸才出现直接将萨哈扛走 有抗争 但是失败了 这也是他们的人生 不断抗争不断失败

新年伊始在 Film Forum 看了《迦百农》，继去年《羞辱》之后又一部口碑极佳的黎巴嫩电影。

和去年此时一样，这部作品入选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五强，也是奖项的有力竞逐者。

两部电影的取景地都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和《羞辱》多为室内戏不同，《迦百农》大量外景和实景镜头的运用，拉近了我们与这个国度的距离，也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地去抚摩她真实的棱角。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迦百农》中对影像质地的把控让人印象深刻。

《羞辱》里更多是“戏剧性”的“一气呵成”，而《迦百农》则侧重通过画面本身去表达“情感的细节”——这一点和《罗马》的思路倒也有几分相像。

大量的手持跟拍和半纪录片手法的实景拍摄，以及俯拍镜头最大程度还原小男孩 Zain 的视角，其实和卡隆不厌其烦地摇动长镜用意一样，更多是导演艺术态度表达的影像呈现。

《迦百农》的每一帧画面里，想必我们都能读到拉巴基对这片土地上创伤的动情关怀。

电影在一连串航拍空镜头中开始，看似“隔靴搔痒”，但在此后的一百多分钟时间里，拉巴基彻底放下了这般暧昧身段，直接而单刀直入地去贴近人物和他身上的细枝末节。

局促的楼道，零乱的房间，尘土飞扬的街道，和男主角 Zain 桀骜的眼神。

非职业演员的使用给影片增加了极强的代入感。

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看的不是“一出戏”或者“一个带着某种寓意的故事”，而就是现状和生活本身。

《迦百农》的剧情架构体现了拉巴基的表达欲望和创作野心。

第一部分 Zain 的家庭内部生活和后来的出走完全是独立的章节，而从情节的角度上，前一部分也完全可以更简略。

但是回头来看，尤其是体会到拉巴基意图用“拼贴式”的方法呈现一幅当代黎巴嫩全景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与其注重情节和戏剧本身结构上的平衡，对这个“追踪”和“观察”底层群体的过程给予足够的时长和关注，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小男孩 Zain 刚出场的时候并不是个十分讨喜的形象，在他身上有着一副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反叛。

这里的成熟是打着引号的。

作为家里实际意义上的长兄，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无人知晓》里的柳乐优弥饰演的长子明，但二人气质却截然不同。

Zain 身上对妹妹的关心通过火爆的脾气和反叛的处事方式体现，在影片进入到第二段黑人婴儿 Yonas 出现之前，我们甚至很难感受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温度。

但随着这一部分的展开，在 Zain 走出自己家与更广阔也更复杂的现实世界发生碰撞之后，我们才一点一点触摸到了他身上的人性光辉。

也是在这第二部分，《迦百农》进入到了它最精彩的地方，电影对话题的延展和对角色的深挖都在这一部分实现。

和第一部分里稍显混乱家庭素描相比，这一章有着更加稳定的人物结构。

不谙世事的婴儿，和入世很深，知道如何在泥潭里挣扎的母亲。

而架在他们中间的男主，承担了反叛者和关怀者的双重身份。

他们三人两两之间的互动无疑让影片更加生动也更加富有层次。

对于 Zain 来说，他既要在新环境中面对他再熟悉不过的种种世道艰辛与不公，并去体会“离开了家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双重真相”，又要在与此同时肩负起新的责任，和一份与血缘关系毫无关联的情感付出。

影片至此从家庭视野里的“以小见大”升华到更广阔的社会维度——这和《羞辱》中始终围绕在法庭场景和“个人历史”周围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与同样聚焦在孩童和弱势群体的其他作品（比如近期的《佛罗里达乐园》）相比，《迦百农》的描画更加厚重立体，情感也自然更加深刻。

Zain 用滑板车和饭锅拖着 Yonas 走在贝鲁特的街巷中，我们在镜头这一边看着这两个孩子的弱小的身躯背影，无疑是《迦百农》里最憾人心魄的几个瞬间之一。

巧合的是，这也是这部记录苍白现实的作品里为数不多地幽默段落。

四两拨千斤般定格在这个画面里的含笑的悲伤，是我们走出影院很久之后都不会忘怀的。

《迦百农》的叙事在本质上也暗暗遵循着某种回环结构，影片的结尾和开头通过法庭场景联结在一起，而整部电影则以倒叙的方式去为开头摆出的悬念做出注解。

从结构的角度上讲是相当工整的。

更加让人感到完整的则是这结构背后的节奏和情绪铺垫：第一部分的不温不火，男主出走和女主出场之后的渐入佳境，再到母亲失踪之后进入高潮，最后收于两个家庭各自的重逢和起诉这一“动作”，每一部分都有其明确的作用，并一点一点拓展着主题的边界。

而说到起诉这个“动作”本身，我个人觉得它更像一个标签，而不是整部电影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Zain 在电话里慷慨激昂的陈词，和《羞辱》里最后的判决一样，只是从情节的角度不得不去圆的一个环节，而并不是这部电影最终的“落脚点”。

法官的判决如何，Zain 说的具体又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娜丁·拉巴基在前面已经用足足两个小时为我们展现了她眼中的黎巴嫩，并以实际的篇幅和拍摄的视角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我想这就是纪录影像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