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1990年出生的阮凤仪，以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拿了很多奖，被诸多影评人视为年度最佳。

影片备受瞩目，除了这位海归学院派女导演所带来的细腻影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切合的社会议题。

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与今日的疫情环境实现了某种时间和记忆的交织；另一方面，片中主角从美国返回台湾的过程呈现了人们熟悉的文化冲突。

除此之外，围绕“乳腺癌”这一疾病隐喻（甚至不仅是隐喻）所展开的潜在话题或许更具普遍性。

按理说，以海归学院派的背景、女导演自身的细腻程度、林嘉欣的加盟、林书宇的监制，再加上三重议题的叠合，《美国女孩》本应是个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立足不败之地的项目。

但影片给观众的实际感受，却是聚焦凌乱、完全摸不到主旨，除了跟着导演的情感线路前行，别无他法。

将一手好牌打坏的原因，或许是阮凤仪忽略了一个核心的机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具体来说，影片的几重议题皆是“背景”，而中间的人物则是“图形”，电影的核心应该是以图形（人物）为媒介不断深入并显现更深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此甚至需要将人物“隐没”。

图形/背景原则适合过往的任何移民题材（无论《喜宴》《面子》或《别告诉她》），并且都是这类题材的成败关键；同样，这也适用于任何疾病、社会事件的议题。

除此之外，图形/背景还是世纪之交台湾电影最宝贵的遗产，这在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中呈现的格外明显，这几位导演关注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身后的更深度的背景。

《美国女孩》中的争执中可以隐约觉察到一丝背景的印记，但通常是台词说出来的，比如说庄凯勋扮演的爸爸说“这个景气留在这边是等死”，指向的无疑就是朱天文所说的“世纪末华丽”之后全台湾的普遍精神绝望，对此《一一》《千禧曼波》《不散》都能轻松以影像还原。

但《美国女孩》志不在此，2003年的台湾对阮凤仪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时空标记，书店与网咖背景中的蔡依林和周杰伦的背景歌曲对挖掘背景本身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阮凤仪的策略是只重“图形”而不在意“背景”，这直接导致失去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的有效支撑。

和之前的短片《姐妹》不同，《姐妹》中的妈妈带一对姐妹移居洛杉矶，陌生的城市和华人教会自然构成了一个“背景”，因此能够产生最现实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但《美国女孩》表述的是“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这两种冲击虽然都是主观的，但区别在于前者自带显性的背景，后者则需要人为建构背景。

梁芳仪这位姐姐的角色自然是以导演本人为原型，她身上的逆向文化冲击若要体现出来，需要一整套背景建构，除了学校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亲戚关系、邻里社群等诸众，以及无言的地域景观。

比如说，爸爸的那位隐匿的“大姐”就很有可能成为盘活背景的存在，楼顶的那位喂鸟的邻居也没有得到挖掘，如此，影片得到的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图形”——文化冲突不见了，或者不显灵了，它纯粹沦为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意识建构，并且进一步展现为纯粹的家庭矛盾。

整个家庭景观由此显得过于自我封闭，呈现为父亲去大陆做生意、母亲患癌受洗、女儿盼望回归美国的纯生活/心理争斗，将一切问题还原为琐碎的争吵：妻子埋怨丈夫只知道飞来飞去，买不起房子；女儿埋怨母亲，这个生病导致全家鸡飞狗跳，并且断送了自己的美国梦；丈夫埋怨生活，自己任劳任怨牺牲自己，但也成不了理想的提款机。

似乎唯有学校，构成了仅有的背景因素，但这种背景过于直白，近乎于对那时台湾古板的教育和校规的痛斥，胖教师的体罚和那篇控诉母亲的演讲稿，构成了全片精神之浓缩，似乎就落了下乘。

这自然而然会通向影片最后有点不负责任的解决方式：女儿趴在妈妈腿上，妈妈摸着女儿的头说：“妈妈也很爱你”——这是爱能解决一切的庸俗解围之神的回归。

正因如此，影片中的非典背景和故事没有擦生出如何实际关系，而那位妈妈的乳腺癌问题也仅仅是驱动因子，影片既没有揭示出疫情对人造成了何种影响，也未能面对疾病之于人的绝对影响。

关于后一点，造就了《瀑布》中贾静雯融入度极高的表演，但却让演技明显更高一筹的林嘉欣手足无措，这一差别来自于导演对剧作母题的理解，和演员无关。

林嘉欣的劲，显然不知道该往哪使，这一状况让她在影片后半段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她与女儿的争吵、打骂似乎是为了制造矛盾升温而制造的矛盾，就如结尾是为了和解而制造的和解。

当然，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铺垫，但因为导演固着地将图形视为第一要义，背景就无从倚靠也无法发挥作用。

看重图形，一方面体现在技法层面，阮凤仪给人物过多的近景和特写，造成了角色的精神封闭，自然也就隔绝了画面意义上的背景；另一方面，导演将力道过度聚焦在人物尤其是梁方仪身上，以至于背景就在意识中隐没了，在单纯的“图形游戏”中，一切只能展现为“争执”——她与母亲的争执、与父亲的争执、与妹妹的争执，这些都无疑是吵架的重复形式。

就我个人来看，影片当中似乎只有两个段落镜头值得称道：一处是梁方仪出门倒垃圾，小区楼下一群人横向排列，各自双手提着垃圾袋等着垃圾车到来；另一处是母亲和妹妹在阳台上给外公外婆烧纸钱，当妈妈说受洗之后不能烧的时候，小女儿说了一句“那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

”。

这两处，都属于“无意义的镜头”，但从深度上构成了图形/背景的可能或潜在冲突，如果影片能够在剧作主题上深度加工，将类似的情境与相关议题，那么《美国女孩》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种以“剧情或人物动作的无意义”呈现的段落，恰恰在于让人物隐没并让潜在的背景呈现出来，林嘉欣在晒床单时候突然哭了，也可以视为这一类——这场戏似乎对应着德西卡《风烛泪》中女仆洗着盘子哭泣的一幕。

从细微技法上而言，阮凤仪或许能理解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动情细节”，但她没搞懂新现实主义的精髓也是图形/背景的隐现游戏，如果德西卡不够明显，那么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游览意大利》则再明确不过了。

阮凤仪在访谈中谈到她的美学来源是达内兄弟、法哈蒂、小津、是枝裕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安德里亚·阿诺德等等，但问题在于她学到的可能是上述人的形式精简风格，但没有领会本质上的图形/背景之整体建构。

当然，这一切或许也和影片本身的素材有关——《美国女孩》讲述的是阮凤仪自己13-14岁时候的故事，她呈现了对自己的大胆解剖乃至是忏悔（且看起来并无保留），这赋予了影片明确的“真诚感”，这种真诚除了能在部分时刻抓住观众外，也成全了女主角方郁婷的精彩表演，她的光彩实际上盖过了林嘉欣，出演影片时未满16岁的她甚至可以算是近五年来台湾影坛的最大发现。

但换个角度来说，方郁婷光彩的代价是其他人的黯淡，连林嘉欣都无从幸免，因为图形游戏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便有亏。

这种单一倾注也指向了导演的“自我”，因为方郁婷扮演的正是她本人，《美国女孩》便是一种主观记忆中的生活事件，缺乏客观视角，自然也缺乏背景。

无论是因为源于记忆重现还是着力于忏悔，这部影片都成为一种封闭自我的产物，丧失了背景生产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是过多的自我感觉——部分是自恋、部分是自怨自艾、部分是自我忏悔——的综合造物。

除了阮凤仪之外，本片监制林书宇也有这个毛病，从《九降风》以来，他的影片陷入一种过度自我感的牢笼，以至于走不出图形游戏的世界，质量每况愈下，甚至连最初的真诚感都沦丧了。

我不希望阮凤仪成为第二个林书宇（当然《美国女孩》似乎也没有达到《九降风》的水准），唯一的忠告是，若不能理解从新现实主义到台湾新电影的“图形/背景”这一剧作整体原则，那么《美国女孩》之后的道路着实堪忧，因为自我的真诚感无法维系一切，更打不过时间。

【虹膜】

感恩讨论里的豆油，让我能在第一天就看到正片TT 回家计划和妈妈妹妹一起重看！

（有部分剧透喔^^）

导演自编自导，改编自己的成长历程。

真实最动人。

阮凤仪导演和演员们都很棒！

看到了大家的用心！

美中不足就是ending太仓促了，总觉得哪里没交代好（仅代表个人看法）。

也许是导演特别的设置，戛然而止也不一定，理解理解～落泪三次... 其实妈妈很温柔，就是有点情绪化，但不知为何我感觉，这是生病给她带来的。

小妹妹芳安好可爱，说英语也可爱，还会反击嘴欠鹦鹉学舌的无聊小男生！

芳仪可能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性格比较直，不遮不掩。

自私，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再因为青春期，就更是可以理解了。

我和她的生活有某些片段类似（吵架、怄气不理人、一度家庭关系紧张、一样有一个小妹妹、去西餐厅、吃冰淇淋，还有体检结果让人担心，那时脆弱爱哭的妈妈，以及彼时无助的我），看到就特别有感触，会哭。

另，爸爸做番茄酱蛋炒饭的情节太好笑了，妹妹的形容也好玩：“看起来像蛋死了，把血喷在饭上”（后面妈妈才揭晓，原来妹妹最讨厌番茄酱，委屈她了，哈哈）。

机智厨神

可爱妹妹SARS已经是我出生年代的故事了。

前些年问过妈妈，她说那个时候自己觉得没那么严重，天天上班。

和当下的视觉结合起来看，不禁感叹：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p.s.实话说，是因为绮贞的歌（《尽在不言中》）才来看的这部电影，也期待了很久。

从上学期末到现在一直都只能通过mv后台播放听歌，第一次听是在中午没人的教室。

当时天气有点凉了，穿的衣服也不是很够。

把窗门紧闭，外面是呼呼风声，每听一遍都被感动到无声落泪。

那一天是去年的12月17。

cheerego.com的邮件啊，写到这突然明白为什么歌名是《尽在不言中》了！

剧情里，芳仪虽然写出了老师赞许的演讲稿，但因为还没看清自己的内心，也有点怄气的关系，不希望妈妈来。

只能在全家因为妹妹隔离的事情慌乱时，不赶巧地旁敲侧击一句“妈妈，你不来吗”。

术后恢复期心累体虚的妈妈每次被芳仪激到，都完全抛掉温柔关心的形象，和女儿陷入争吵。

和“一根筋”的爸爸也是一样，虽然彼此依赖、心怀对方，还是免不了嘴硬、误解的僵局。

这样一看，好像就剩下妹妹最坦诚了。

还好，最后大家都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坦白了心底的话。

And，幸运的是在不幸的疫情下一家团圆！

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一举斩获多枚奖牌，成为了本次冬奥会最耀眼新星。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即使是说惯了英语，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努力的坚持着用着自己略带北京口音的中文回答。

即使身在异乡，仍不忘赤子之魂，令她吸粉无数。

今天要讲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从小跟随妈妈去到美国长大的——

此片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在本周口碑榜位列第一，讲述了一个动人细腻的家庭故事。

03年，莉莉罹患乳腺癌，已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五年的她，带着女儿芳仪与芳安回到台湾，接受治疗。

两姐妹刚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相互之间还用着流利的英语交流，一旁的莉莉提醒她们一会儿见到爸爸记得说中文。

显然，芳仪、芳安对突如其来的返乡有些束手无措，同样，面对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与丈夫宗辉多年的分离，回国的莉莉经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情绪极端消极。

阴霾不止笼罩了莉莉一个人，这个墙上爬满了壁癌的小家一时间都变得风雨飘摇。

丈夫宗辉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常常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工作繁忙的他在上班间隙还在看抗癌的书。

心系生病妻子的他面对不断地出差也显得心烦意乱。

和许多粗神经线条但心系家人的丈夫形象一样，与妻女分离多年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女儿们已经过了喜欢去动物园的年纪，也不知道芳安最讨厌番茄酱。

他会在面对女儿要东要西的时候勃然大怒，也会悄悄的把脚踏车买回来；会抱怨妻子信仰基督无用，但在朋友送他观音时，他却会因为莉莉的信仰而拒绝。

面对成年人如山的压力与挑战，女儿们的烦恼显得稚嫩又无奈。

芳仪回到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面对没有发达互联网的老式电脑，除了互联网，芳仪其实时时都记挂着美国，记挂着邻居家的朋友杰西和她的小马水花，时刻想要回去。

因为在美国成绩优异才可以转学进当地中学的芳仪，还没入学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上学需要穿统一的制服，甚至是一样的发型，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同样面对身份认同困惑的还有更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妹妹芳安，被路边的小孩讥讽“英文好了不起啊，不还是要补习”。

妹妹更多的难题是源于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为在家中话语权最小的“旁观者”，她试图揣测着这个家的一切风吹草动，叛逆的姐姐试图激化父母的矛盾，使他们离婚后，自己得以回到美国。

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一切的一切，家中的各位无一不是精神敏感，在爱与恨之间游离徘徊。

爱与恨是矛盾，也是共生。

莉莉会无端地向女儿抱怨，甚至将自己生病的原因都推卸到女儿身上；但是面对家长会上，其他家长对芳仪的指责，莉莉也会跳出来当众据理力争。

03年，一个与当今时代背景烙印相同的年代，SARS的蔓延也侵入了这个小家，但他却成为了这场家庭矛盾的粘合剂。

妹妹芳安因为一次发热，在医院里被要求集中隔离治疗。

宗辉取消了大陆的工作，芳仪也失去了自己努力了很久的演讲机会。

在脆弱到极点，只有爱才可以将家庭凝聚在一起。

面对在阳台束手无策的莉莉，躲在一旁的芳仪第一次直面妈妈的脆弱，她也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妈妈的担忧，自己的脆弱展露给妈妈。

从以《妈妈我恨你》为题，却不愿说与妈妈听的演讲稿，到主动让妈妈帮忙掏耳朵的促膝长谈，家人永远是最特别的存在，血缘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纽带，而沟通才是加固这一纽带的唯一方式。

《饮食男女》中朱老曾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

《美国女孩》选择了最能代表台湾电影的家庭片风格。

说到台式家庭片，我们最先回想到的应该就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

他们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家庭的年轻人身上，尖锐地观察台湾青少年由现实所导致的心态上的变化。

在对于家庭的表达上，他们采用冷静沉闷的镜头书写家庭叙事主体的变化，对于台湾“在地性”的表达也由政治、经济、社会转移过渡到文化领域。

《一一》杨德昌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等作品以两代人的视角探寻“大陆的意义”以及“根”究竟在何方，以“我”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对“大陆”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边缘人物的挣扎，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

《风柜来的人》侯孝贤时间来到90 年代，以蔡明亮、李安为首的“新生代导演”延续对台湾家庭中青年一代的“注视”，并加入了一种“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冲突描写，对传统社会与中国父权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对于“在地性”的情感表达也趋于平静、温和。

《喜宴》李安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所塑造的三个“父亲”都由郎雄饰演，实则为同一形象，从《推手》中父亲老朱对传统伦理的坚持，到“跨地域”《喜宴》中的高父内敛沉默、妥协退让，再到最后回归台湾的《饮食男女》中朱老爸彻底无力放弃父权。

原先电影中展示的绝对性的“父权社会”的形式被打破了。

《推手》李安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到近几年新生代导演张艾嘉、钟孟宏、林雅喆等台湾影人，均以不同的身份体和个人情感倾向，直击东亚社会的内核。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人类生命进程的起点，情感建构的基础。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家庭片的“复兴”好像悄然来临，《孤味》横空出世，一举冲上了豆瓣21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的榜单；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也长居口碑榜；更不必提，《你好，李焕英》以54亿人民币春节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三。

《瀑布》 钟孟宏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的生命的感悟，成为了家庭片复兴的助燃剂。

与此同时，令我们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生命，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本文作者：浅浅

《美國女孩》這部戲未上映前在亞洲影展（金馬影展、東京國際電影節）早已獲得注視，在金馬影展奪三獎，觀眾票選大獎。

阮鳳儀從素人一躍成名，在拍長片前短片《姐姐》在HBO的短片比賽先聲奪人，帶著台大畢業的作品《抹片檢查》到美國電影學院拍出《姐姐》，再擔任了其它短片的制片人，一步一步成為金馬的最佳新導演。

《姐姐》(Jie Jie)的大綱與《美國女孩》成對照，兩者是姊妹篇的作品，前者是導演在1997年移民到美國，摸住石頭過河的寫照，後者是回流台灣形成中外的文化衝擊。

阮鳳儀的背景是特別的，對美國生活進進出出，成為亞裔美國人，但她不認為自己是美國女孩還是台灣女孩，兩者都局限了身份認同，電影成為了她的救贖與治癒的東西，由《抹片檢查》由自身的體驗關心女性健康，到《姐姐》是親身經歷，《美國女孩》關注的亦有延續過往的母體，移民、女性健康、家庭、母女。

阮鳳儀：由文青到導演 另一邊廂，林書宇以《百日告別》（2015）描寫喪妻之痛，在戲中林嘉欣飾演的婦人的故事與他的原形萍水相逢，林書宇用創作跟愛人告別並帶出陪伴的必要，今心，念。

思念是一直都存在，這次林書宇監製《美國女孩》與阮鳳儀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二人小時候也是有兄弟姐妹，曾經在美國留學再回到台灣，一樣有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最終二人考上大學再出國修電影，也可謂是前輩幫後輩。

以女性筆觸寫家庭的崗位，戲裡兩姐妹方郁婷與林品彤一位理性與感性的對比，而現實中導演與妹妹的關係互補，妹妹鼓勵姐姐拍電影資助她，在修改劇本時提意的元素構成這部電影的原形，體現到家庭的溫暖。

藝術源於真實，源於交出真心，縱然是戲劇但真誠沒法子騙人，表面上電影的設置很簡約，四個角色，但他們要面對各自的生活、互相抽離又互相捆綁，內裡有不少衝突，同一時間發生很多事情，但選擇不以煽情的手法都逼出眼淚，是在於同理心與自省而來，值得借鏡。

令人流淚的電影不一定是好電影，令人產生想法、消化而吸收氧氛的才是好電影。

以新導演來說，阮鳳儀的編導作品選角與鏡頭的帶動是相當高水平，在華語世界只有台灣能夠有本錢與心思創造這種家庭片，這是台灣電影的海歸派在中西文化間創造的文化語境，一種真摯而慢慢的紀錄、在傳統價值與現代之間的撞出來的。

由李安的家庭片演變與吸收，由台灣到美國，到現在要由美國回到台灣，建構出兩地混合的身份。

目光與成長有別一般導演，而兩者是溫柔，體現到承傳。

而阮導個人也看不少家庭片取經，如《伊朗式離婚》、是枝裕和、達內兄弟的電影，第一部電影以自身家庭為出發點，各人在媽媽患癌的事情上泛起生活中的小波折，但都靠著愛而成長、包容與接納大家的不同。

家人的確是麻煩的東西，又愛又恨，但卻是骨肉相連，在看完這部戲後鬆了一口氣，阮媽媽捱過了癌症存活下來，一家人可以看這部電影見證女兒的成就。

如何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好導演，感受電影的誠意就知，阮鳳儀有機會成為大器，成為台灣女導演/作家的標誌人物，成為亞洲女導演的明日之星。

阮導與阮媽 電影未上映就很期待，也許是導演關心的東西與價值觀觸及到個人層面，在映後談聽到導演說喜歡文學，在準備這部電影前看過西西的《哀悼乳房》，對她的愛、對電影的愛就更加昇華。

阮鳳儀提到她喜歡閱讀，看女性主義的著作，而戲中的芳儀是她的影子，在美國回流到台灣的芳儀，國文成績不好到進入台大中文系，然後受到啟蒙拍片、學習電影，在美國電影學院漸露頭角。

電影背景設定在2003年，不約而同有幾部港片也提到2003年的沙士，台灣亦有影響，爸爸的生意要來往兩岸，台灣也擔心病毒傳入。

而現在全世界面對疫症，困在家裡的家庭有他們的困擾，影響力比沙士浩大。

而在這個時候芳儀的成長與我們也相當接近，電影裡大量周杰倫的音樂，《安靜》、《開不了口》、F4《流星花園》、SHE《美麗新世界》在香港爆紅。

在那些年的台灣陳綺貞的小清新形象的興起，在《美國女孩》片尾出現她的新作《盡在不言中》，都是回憶與情愫，在網絡時代用MSN，用無名小站都是八九十後的回憶與時代產物。

因應疫情，電影僅用了28天拍攝，期間林嘉欣要隔離，一切都是巧合。

以2003為背景回看歷史，描寫青春期的躁動，也回顧了導演一家人的故事，導演認為她在創作過程是治癒與賦予了一重新的意義，在崩離的情緒中重組與轉念。

不諱然地說，對《美國女孩》有一定的偏心，就是在選角上，轉眼間林嘉欣在電影圈打滾20年，由第一部《男人四十》演的清純學生妹到醜化的《怪物》，拍港產片的她與拍台片是兩個世界，在香港她永遠也找不到一個拿影后的角色，而台灣可以給她這片空間。

靜靜拍電影，《百日告別》獲得金馬影后實至名歸，在《美國女孩》自身有當媽的經驗，當起兩個小孩的媽媽相當勝任。

《美國女孩》四位演員，兩位大人帶著素人小孩入戲，四位的喊戲、感情戲、爭執位的排戲與鋪排十足一家人的日常，投入感相當高。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有時電影要表達的東西很簡單，是生活化與普世價值。

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瑣碎的事也可以轉化為劇本，成為大家共鳴的事情，一家人吵吵架，小時候被父母體罰、摔門、騎自行車、吃爸爸不知所謂的料理，各種埋怨、大約在戲裡芳儀的年紀媽媽曾經要入院做手術，每一樣也似曾相識，當時是如何渡過的？

明知爸爸工作辛苦為何不懂事怨他煮的東西難吃，現在明白少不更事，到長大後家裡出現問題，就更明白長輩默默撐起這頭家，肩負起責任。

有很多東西要長大才會明白自己多幸福，看《美國女孩》難免有情感投射，不再單純是一部電影，而是說生命的無常與入世，亦是很多家庭的寫照，一家人埋怨過去仍然會生埋怨，討厭誰誰誰，然而當事情發生後大家會有轉變，患難生忍耐。

與導演是同代人，即使在不同語境下也會有共鳴，成長的苦楚，不同年代的會觸碰到。

《美國女孩》的優點是攝影師捕捉到氣氛與神髓，這個家的關係是複雜的，媽媽與女兒回台灣重新適應生活，久未生活的夫妻要習慣同床異夢，為了女兒而在一起。

婚姻在破裂的邊緣，但同時為了兩個女兒又不能離婚，被責任綑綁，關係淡了，到底是愛還是責任？

同一時間在電影裡發生很多事情，芳儀、芳安在學校的適應、爸爸公司的問題、媽媽面對乳癌的堅強與她也有軟弱的一面，很多事情都沒有答案。

芳儀表面上不解媽媽，但在她這年紀要她生性、完完全全當一個YES GIRL而失去這個年紀應有的生活與對未來的憧憬，是沒可能的。

亦不可以一口咬定女孩的自私、自我、她也有理解家人的一面，但她亦有排解不了的心事。

家庭裡一個人生病，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不習慣做的事、家務、通通都要有第一次。

在戲中林嘉欣飾演的莉莉是個堅強的人，在做完手術後很快回到家裡重掌家事，打掃、煮飯，盡母親的責任。

她的美國夢碎了，難道她又安樂嗎？

對爸爸來說，久未見面的女兒回到家也有疏離感，孩子長高了也不知道，媽媽一直強調女兒要在家裡跟爸爸說中文的隔膜。

芳儀成為了「太空人」，以前香港出現移民潮居於兩地的家庭就叫「太空人」，芳儀、芳安一下子回到地球了，要面對文化衝擊，首當其衝是身份標籤，就連老師也有排外心態，美國女孩在學校被老師強調自己的身份，妹妹在街頭被補習班的同學嘲笑，在文化背景上格格不入。

同學在聽流行曲，芳儀說英文、看外國雜誌，在食物與習慣上由吃雪糕、漢堡到後來吃八寶粥的演變。

在學校裡由資優生到低分的問題學生，從外國自由的校風到保守校園，在學校本來有思婷為好朋友，但成績原因被家長阻止交友。

個人最喜歡的一場戲是家長會上莉莉為女兒說的一番話，家長挺身保護女兒；然而女兒卻在文章中寫到討厭她，叫媽媽快點去死的氣話。

芳儀心裡很想媽媽留意她，但家裡太多瑣事又要照顧妹妹的感受，兩姊妹間亦有衝突要化解。

媽媽一個人去做化療獨自面對，不忍與女兒分享當中的痛苦，為母則剛，嘗試維持家的秩序。

在這個家已變成Dysfunction的家庭，問題少女離家出走、患病的媽媽、面對生活壓力無從抒發的爸爸。

電影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大片留白的地方，苦樂參半的混剪，一時與媽媽吵架，一時去吃新地雪糕，展現愛恨之間的混集，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只有面對現實，哭過恨過就要前進。

對莉莉來說回去台灣是對是錯，無從稽考，但一場疾病讓一家人重新聚在一起。

在戲中爸爸的角色是主外的，在外面賺錢養家，盡量滿足女兒的慾望、買單車、買梳妝枱，是女兒心愛的慈父。

爸爸在戲中受的壓力也太大，要到內地出差，在公司有工作壓力，回家還要看太太與女兒的面色。

在結尾一場哭的戲份大解放了，雖然最主要寫的是母女關係，但爸爸的支線看到忍辱負重，爸爸媽媽縱有不一樣的價值觀，但也和平共處。

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事物也會有盲點，只看到自己，莉莉對死亡感到恐懼，但她有這個想法時第一時間也想到女兒。

她知道女兒的想法與心事，但當下是無能為力。

幾場吵架的戲、掌摑也是出至於愛，正所謂打者愛也，情急之下也是人之常情，相當精彩與釋放了壓抑的感受。

於是展開了反叛女兒的逃家，喜歡這部電影的不慍不火，父母對於女兒逃家的擔心與體諒，沒有責備。

戲中的留白使到電影不流於電視劇廉價的狗血劇情，沒分是非對錯，女兒認為媽媽不夠努力是她在家裡聽得太多氣話，但她是明白、對媽媽愧疚。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學校的部份。

班主任鼓勵芳儀寫文章表達自己心裡的感受，並參加演講會，最後有沒有演講已經不重要，最重要是打開了芳儀的心，電影以兩母女相擁作結也是以愛封緘。

電影是導演私密的家庭電影，將自己家事搬上大銀幕不是新鮮事，加拿大導演Sarah Polley的紀錄片《Stories We Tell》（2013）角逐奧斯卡紀錄片提名就拍攝自己的身世，父母另有其人。

將家事化名，轉換角色作文本創作，有助抽離，再加上另一位編劇李冰的合作，才有姊妹間的火花與電影需要的元素，增加戲劇元素，將戲劇效果結合。

《美國女孩》的穩打穩紮來至長鏡頭的運用，特別是母女爭執的場口，在美式餐廳一段的長鏡頭帶著孩子入座，由遠處的客人透視餐廳的格調，實現了兩位女兒的願望。

電影鏡頭與演員保持距離，不煽情、不需特寫、不去誇大窺探別人的內心，是令人舒服的電影。

宗教、傳統與動物 在戲中宗教與傳統也是中西方交匯的元素，家裡的觀音像換成十架，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

在莉莉初到美國接觸到基督教，在戲中她打算受浸前最後一次燒了些紙錢給父母，芳安問到那公公婆婆日後會很窮嗎？

一句童言無忌的大智慧。

這一切就是宿命論，沙士在世界肆虐，而這段時間女兒發燒，要在醫院隔離，左右為難，亦是天注定的考驗。

回到台灣不只要面對文化的適應，在傳統觀念與新思維上存在矛盾，禮教與框框是人設的。

在這部電影的優點是一家人的價值觀不盡相同，宗教的不同、父母對待女兒管教的方式不同，爸爸對女兒千依百順，媽媽是倔強有原則的，做到和而不同去維繫家裡，與一般華人家庭的嚴父慈母，要很傳統的不同。

戲裡面喜歡爸爸的角色，也許男人不擅長說自己的心事，盡量不將壓抑的情緒在家人前爆發，抽煙是他獨處放空的私人時間。

當他要面對莉莉的負面情緒，規劃死後的計劃與心願時，他就會逃避與不願面對，堅信一家人仍有將來。

一家人墮進情感的進逼，家人是麻煩的東西，氣話裡滿是對家人的愛，麻甩的愛、憤怒也可以是愛，愛是一體多面的。

戲裡的動物，馬的出現與芳儀的自我救贖是神來之筆。

阮導在訪問提到寫到第四稿時，她問親妹妹的意見，妹妹提議她加入馬的元素，因為她喜歡馬與屬馬，於是有了Splash的出現。

Splash是芳儀響往是寄託的東西，代表美國夢，但在台灣沒機會再遇，於是她出走去尋找失落的東西，遇到一匹外形像Splash的馬，她撫摸牠，嘗試控制牠，但事與願違要覺醒起來。

Splash永遠不會回來了，美國夢要完了。

導演提到最初希望是可以騎馬的，但最後危險與要練習而放棄。

除了馬外戲裡出現鳥，芳安餵鳥吃東西，有些片段很瑣碎，兩姊妹之間亦會吵架，一家人在愛與痛的邊緣來回，節奏控制喜樂參半，到推到後段的高潮。

一家人遇到事情愈戰愈強，再聚在一起與釋放了大家的壓力與負重。

芳儀的日記感恩的心 《美國女孩》是一部好電影，影評人誇獎為超越很多人的首作，在戲裡看到幾樣東西，為母則剛，為父的平衡家庭亦令人心痛、擔憂的角色。

芳安的早慧與洞悉世情，在電影選角上故意找年紀與芳儀有差距的，帶出妹妹的理性與姊姊的任性。

思婷跟芳儀說了一句話也是有道理，「也許媽媽真的很努力了？

」對的，大家都很努力，世界不只是你有煩惱，至少在這部電影看到家事一點也不無聊，有普世性，少些埋怨，在家人角度易地而處，體諒，化解怨恨，享受生活才是王道，景隨心轉，心存感恩。

倒是感謝阮導拍了部有溫度，感性的作品，沒有過去，沒有現在與未來，迎難而上。

影评讲述了移民海外的母女三人因母亲患癌返回家乡。

母亲的患病、女儿的叛逆、父亲的工作，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得家庭的矛盾慢慢加剧。

影片的表达清晰，并且剧情可以支撑其表达。

但可惜的是，影片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得“过”，另一方面在深度上显得“不及”。

家人的争吵是影片表现角色矛盾点的主要形式，但每一场争吵，角色都像是准备好的演员一样，入场、爆发、出场，整个过程过于流畅，争吵的台词表达的也过于娴熟，削弱了真实感，进而使观众无法沉浸其中，感同身受。

影片无论剧情亦或人物都过于平铺直叙，缺少层次。

女儿在影片开场就显得叛逆，这可以理解是人设，但是与母亲之间的矛盾爆发、在学校被边缘化以及最终与母亲和解这整个过程中，始终看不到女儿这一角色的变化。

这样的表达可能很贴近真实生活。

确实，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一个现实中的人物不可能有非常大的改变。

但对一个角色来说，其整个生命的全部就是影片中这90分钟，如果其行为没有分层次分阶段的变化，那么观众会觉得这是一个“碌碌无为”的角色。

这样的角色不精彩，影片自然也难有深度。

《美国女孩》讲述了一个台湾创作者感同身受的身份焦虑的故事，但这样的水准无法将这种焦虑的深层次原因剖析清楚，只能是表达了创作者自己的焦虑罢了。

当我在芳仪的房间看到那么多马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马一般都是和男人连在一起的意象，怎么会安在女生身上？

不会是女导演吧？

一看主创信息，果然！

劳伦斯笔下的马象征着生猛的男性气质，马奔腾的形象总是与自由逃离密不可分，它当然不该只圈定在某一性别里。

芳仪妈妈第一次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我内心下意识地也在埋怨，怎么可以和孩子说这些？

可再想想:妈妈首先是自己，她的情绪也会有无法自控的时刻，旁人真的不该去指责她。

刚回国的芳仪被叫到办公室，老师叫她双手接过递给她的册子，突然觉得这种礼仪真的好没用，尊重是心里的，不是做这种表面功夫。

看到梁芳仪偷偷模仿妈妈签名，班上老师发卷子的时候叫名字念分数，以及打手心唤醒我的童年回忆啊啊啊太恐怖了，这种害怕和羞耻真的好多年都忘不了，直接创飞我。

吵架的时候芳仪出口的第一句总是英语，语种的变换太值得研究了，好像人被分裂成两半，出口伤人的总是冲动的自己，使用英语而非母语的自己，或者说下意识里她选择了美国人的身份。

她在学校格格不入，依旧喜欢看美国杂志，也反映出她对于身份认同的迷茫。

看到很多去了美国的中国人，很少看回到中国的美国人。

splash，姐姐妹妹坐在水滩前，姐姐一个人坐在水滩前。

溺水。

困在水里。

splash从水里挣脱出。

台词: Better is different.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会想要当美国人的？

如果你是在逃避的话，到哪里都一样。

「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芳儀的同學思婷問她：「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

」芳儀回答：「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思婷則反問：「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

」

这部电影又是看了一半就弃了，因为又遇到了那些对我而言是“绝对禁忌”的情节。

…有点自惭形秽，同样观影，有的观众能深入思考理性表达，而像我这种创伤后应激选手只会在目睹戒尺打在女孩掌心时崩溃痛哭忍无可忍合上电脑，直接弃了这电影并悲哀地得出诸如“以后坚决不走入婚姻”“更不生小孩，做人苦，让孩子投胎到这再经历一遍我经历过的变态体罚等于造孽”等很偏激的结论。

可能是在生长期受过的伤害太具毁灭性，也可能是十来岁时背着父母偷买抗抑郁药物乱吃把脑神经刺激了，还有可能是我这人天生就比多数人敏感脆弱小心眼承受能力差，以至于22岁了还在与神经递质层面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这战争还打得节节败退，越大越退化，ptsd症状严重到哪怕看影视作品里演家暴/体罚/校暴这种情节，都会在目睹到它们的一刹那，大脑一片空白冷汗唰唰落下全身发麻动弹不得，如果周围没人，大概率狂哭，如果周围有人，可能残存的理智会小小发挥一下作用，让我压抑住喉咙里的声音尽量挤出平静的表情，然后出于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的本能反应，毫不犹豫关电脑弃影半途而废。

快十年了，还是这样。

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从“受害者”的身份中挣脱出来，什么时候可以像个真正的观众一样好好看电影好好写影评，什么时候可以给伤口仔细消消毒，而不是畏惧疼痛一直用创可贴敷着任由细菌肆虐伤口越感染越深……真抱歉，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来。

希望我早一点把自己治好，希望我早一点和往事握手言和。

希望几年后的我，长大一点的我，可以给这部半途而废电影补上一份精彩的影评。

直视生活是《美国女孩》的浅层意图，虽然它发生在“非典”时期，近二十年后的我们却仍然能在这个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总是难以或者说是不愿意看清——家庭，而在影片中，突降的病痛压缩了逃避的空间，家庭中每一对关系无所遁形、逐渐清晰，母亲王莉莉和大女儿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便是其中最细腻的一段关系。

显然，美国女孩是梁芳仪，但美国女孩又何尝不是王莉莉？

2022年，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人类疫病的阴霾，仍未能对西方完全祛魅，仍在尝试走出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男性中心）社会。

这也恰恰是《美国女孩》构建的叙事背景。

母亲的癌症和无形的传染病是深植入文本的，它们埋下导火索。

要是简单粗暴地说，那就是一切病都是穷病，不过，不幸福的源头终究来自欲望和现实的不平衡。

虽然王莉莉的家庭可以称得上富足，但只要两个字——癌症，便能让十年甚至更多的奋斗化为泡影，美国极高的手术费用让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也让她的期望值从美国梦的云端跌入“活着”的谷底。

在绿植包围着的玻璃房中，她笑了：“当我摸到硬块时，我知道一切都要回到原点了。

”这场生理的痛也会让她发现，哪怕在健康的从前，她的梦想也不与现实匹配。

因为无论她的梦想是什么，都绝不是成为家庭的附庸，不是无私地履行母职。

但最终她默默无声地成为了，和大部分步入结婚生子阶段的女人一样，陷入家庭的魔咒。

她总是把“死”挂在嘴边，是否母亲总是这样？

而我们就像梁芳仪，做不出安慰的姿态，而是讨厌这种自怨自艾，没来由地满腔怒火。

丈夫则以看似再合乎情理的不过的“你不会死的，不要总是想这些……”来应答，分别多年他却连她的手都不愿再触碰。

当他推掉工作陪妻子看病时，我们竟会下意识地认可他，至于对失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家庭的女人，没有人觉得惊奇，随着时代“进步”，公众主流态度从习以为常到鄙夷轻视，没有人会去共情家庭妇女做出一个决定时内心巨大的挣扎。

当一个女人距离死亡如此近，生理上承受如此大的痛苦，家庭里的人却都选择了逃避，没有一个家人主动伸出双手抱抱她，没有一个家人想倾听她。

因为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角色，她只要负责唠叨、担心，她只要活在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可因为她难以割舍从对男人到对孩子的爱，又被日复一日的生活所麻木，所以她甘愿被困在角色里。

或许用文字书写家庭中的女人时像一种解剖，或许会让人觉得小题大做，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往往更习惯看到生活的表面，尽管那是由妥协和逃避织就的表面。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是家庭关系的放大镜，而从母女两代人贯穿影像时间前后的动机之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这段母女关系。

王莉莉作为一个逐渐被抹杀自我的母亲、妻子，她无法倾诉的的痛是埋得最深的焦点，而梁芳仪作为一个几近成熟的女孩，却以横冲直撞的姿态去宣泄。

看似一攻一守，她们却是一样的，她们只是活在不同的时间里，时间的交汇点是去美国。

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影片中，它的象征性大于其本身所指。

父女俩挑选书桌时还不忘挖苦母亲，我们从父亲的话语得到信息——母亲原来对美国的向往不输女儿。

《我的天才女友》中，埃莱娜选择离开那不勒斯，而在这里王莉莉选择去美国，她们的选择是相通的，处境也是相似的。

她们过上了家乡人眼里“上等”的生活，所以当她们发现自己本质上和所有的困在家庭里的女人别无二致时，她们更加无法言说。

王莉莉的梦想藏在影片时空之前，像被埋葬了，我们却能比照着现实去挖掘——王莉莉的美国意味着逃离家乡、机会、眼界、自我价值的实现……梁芳仪的美国意味着自由、家乡、朋友、做优等生的资格,而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则是被奇观化的，这也是影片在另一层面对文化冲突讨论的氛围。

其实去美国无法改变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只能由自我掌握，正视生存环境或许才是永恒的出路。

影片最后，在经历了一段父母和女儿三人关系的爆发后，梁芳仪和母亲走向和解，她躺在母亲的大腿上，让妈妈帮忙掏耳朵——这是十分亲昵信赖的舒展状态，她们再次谈到下辈子，梁芳仪说下辈子想当马，她也记得母亲说过——下辈子想当男生。

可王莉莉避开了这个话头，事实上，她在整部片子中的挣扎也只有蛛丝马迹，她早就慢慢习惯了失去自我的事实。

也许梁芳仪察觉到了，她在演讲稿中书写“我最不想要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正如朱殊所指出的“在母女间的窥视和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中，女儿试图逃避母亲，也就是拒绝母亲所担负的社会角色。

”，但逃避真的是最佳选择吗？

因为年龄，我们自然无法苛责一个正被两种文化挤压的小女孩，但当我们看向自己时，是否又有反思的勇气？

最终影片在清风拂过的阳台空镜处结束，一扫之前沉闷的影像气质。

妹妹的回归看似让这个家庭得到了喘息，可是不自由的每一个家庭角色真的能被“爱”所紧密连结吗？

《美国女孩》有着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的多维度主题呈现，但它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是最值得被看见的。

在这个日益商品化的时代，王莉莉和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从代际传递无效所导致的疏离，到回归庸常而温馨的生活中的和谐与认同，虽然此处的转折比之《瀑布》显得生硬，但这样的母女关系却有更普遍的意义。

《瀑布》中的母女最终携手站立，《美国女孩》中的母女最终相依偎着取暖。

苏西认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被阐述的，必须通过作品去感觉，在《美国女孩》中，林嘉欣和方郁婷出色的诠释，让我们得到了深思母女关系的机会，它正现了女性在男性社会复杂的生存状态，让对菲勒斯中心社会的质疑和解构更加有力。

剧情延伸热点很好，本是一部可塑性很强的影片，可挖掘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发效反应，但是，影片所呈现的表演张力却太差强人意，剧情面面俱到，都没有深层次去剖析人物内心，很好的故事，却没有让人产生过多的共鸣！

可能换一个人演女主角妈妈的角色，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殊荣吧！

本片讲述妈妈早年领着两个女儿去美国定居留学，留下爸爸一人在国内打拼承担她们娘仨的费用开支。

而因生了乳腺癌的母亲，为了治疗只好领着两个女儿回国生活，氛围环境下的落差与不适，让女儿们倍感失望，心心念着要回到美国生活。

在妈妈做手术时与化疗期间里，大女儿依然像个斗士一样顶撞咒骂着母亲，丝毫没有体谅家里任何人。

依然我形我速着，故事由此展开……本片做为患上重病的母亲，没有演出真正患癌时遭受折磨及内心复杂情感，只用了两三个镜头交待而过，而却无法让人産生共鸣与理解，这一段是很大的败笔。

蛮可惜的！

短评不小心写长了……有宝岛特色，有一些很真诚的呈现与表达，但总体上我不喜欢，没有被打动。

我觉得是剧本的锅。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失败的，最大的失败在于方向错、重点错。

小阮导演把自己这段由美返台的亲身经历的冲突核心指向“母女关系”，这个认识肤浅了、狭隘了……我不禁大摇其头。

事实上，这里根本是整个华人/东亚家庭观的问题。

◆首先，只有华人/东亚人能把夫妻长期分居视作家庭常态、甚至甘之如饴。

为了什么？

——“为了孩子！

”准确地说，为了孩子能在美国更便利地当资优生、更容易地上好大学。

那么夫妻关系怎么办呢？

从家庭事务到思想交流、到情感沟通、到生理需求，统统不值一提，统统忽略为零。

那么另一半的亲子关系怎么办呢？

也不重要，上大学比较重要。

这种以生存繁衍为唯一目标的前现代家庭观堪称可悲，这种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石上的跨洋分工合作的家庭模式可谓病态，但小阮导演对此毫无反思、毫无批评。

◆由此延伸到第二点，健康的夫妻关系是健康的母女（亲子）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对不安心不快乐的父母很难养育出安心快乐的子女。

伪单亲家庭比单亲家庭恐怕是更容易滋生情绪障碍、更容易激发心理问题的。

小阮导演对此仍然毫无反思、毫无批评。

◆第三，片中父亲这个角色温暖得可疑。

女儿的愤怒尽数指向母亲，而对她的理解与宽慰又全部来自父亲。

这好像确是事实，不可否认，但同时让人感到很不公平，很困惑。

小阮导演有在文章中坦言她比较“偏心”爸爸：但這個偏心來自於，爸爸跟我有距離，所以有審美空間。

媽媽太貼近了，沒有審美空間。

當彼此太靠近了，愛恨糾葛就會變得很混濁。

而我认为，上述理由只是部分真相，小阮根本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部，更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

这并不是单纯只是“审美空间”的问题！

——父亲因为缺席、因为不需要承担更多具体育儿事务，所以避开了无数琐碎冲突，少做少错。

——因为人性慕强，孩子对“一家之主”bread earner更容易产生敬畏与赞美。

——父亲因为男性享有更宽广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也更容易在亲子关系上表现出豁达和理性。

——父亲因为疏离造成一定程度的歉疚感，更容易对子女付出柔软时刻（其实机会很少，但子女偏就总会铭记于心）。

所以你看，小阮导演对父亲的“传统性”的缺席不但没有批评，还多加美化和宽容，她说：爸爸在我們的文化裡，總是做得很多、但說得太少。

◆我想说，其实小阮导演在美国不过生长了短短5年（从7岁到12岁，她大学毕业后赴美读电影学院就不算了），实在也称不上什么“美国女孩”——她并没有真正受到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洗礼。

相反，她自己根本是被华人/东亚家庭观的精髓“你永远不够好”洗脑洗到骨子了。

片中这段台词无疑是对《伯德小姐》（Lady Bird）的映射。

但她对母亲的责难究竟是真情流露，还是领悟后的释怀与和解呢？

我看只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罢了。

片中母女温情和解，但有篇报道里提到，现实中小阮导演与母亲这么多年来仍然“纠葛如昔”。

其实，更现代的思考难道不该是——为什么要执着于那种亲密无间的大团圆/大联欢式和解呢？

母女（亲子）之间，由于天性差异、由于个体差异、由于历史伤痕，也许就是没有必要强行粘合在一起，也没有必要强行“成为朋友”。

为什么不彼此退后一步，承认差异，拉远距离，保持边界，更从容、更舒适地相处呢？

◆最后一点延伸思考可能有点跑远了，但我还想指出，台大毕业的小阮导演及其她台大毕业的父母（从片中父亲的台词“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推测）始终散发出我们这岸同样熟悉的功利主义“精致”气息。

在抒发个体的层面上，不乏真诚，不乏动人，但这种表达很难向外辐射深远，我感受不到太多的更普世的“关怀”。

基本上，我不看好小阮导演这样的创作者，他们过于依赖自身个体经验，过于局限于自我表达，又缺乏坚实的现代价值观基础，缺乏深度思考，缺乏宽广视野，因而注定缺乏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