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

车选得非常应景，Saab的品牌特质和男主非常契合——理性，内敛，进取，外加些许直男。

这部Saab 900 Turbo曾经作为詹姆斯·邦德的坐骑出现在80年代早期的三部《007》小说——License Renewed（1981），For Special Services（1982）和Icebreaker（1983）中，也侧面暗示了男主曾经事业的辉煌。

此车技术非常超前，以至于油管上有人将其称为“那个时代的特斯拉”：1. Turbo，即涡轮增压技术。

现在已经普及的涡轮增压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排气气流驱动一个压缩机，将空气压缩送入气缸，使得小型发动机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

Saab不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也不是第一个把涡轮增压应用于汽车的制造商，但却是第一个将这项技术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制造商。

涡轮增压技术的普及最大的问题在于耐久性，为了向公众证明自身技术的可靠性，Saab于1986年在美国Talladega环形跑道进行了一项世界纪录挑战，使用原装市售车辆，只换人不换车，连续高速行驶16天，累计里程80000公里， 平均时速213.691公里/小时，这个将近40年前的纪录放在今天来看都多少有些魔幻。

但这代表了Saab的品牌特质——技术与进取。

2. 迥异的动力系统的布置形式。

笔者第一次看到Saab 900的设计差点惊掉了下巴。

先简单进行一下科普，对于传动内燃机汽车来说，发动机/变速箱经典的摆放形式基本有两种：横置——发动机/变速箱轴线与车轴平行，纵置——发动机/变速箱轴线与车轴呈90度角。

产生这样区别的原因在于驱动轴的位置，如果使用前轮驱动，发动机横置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反之如果采用后轮驱动，那么纵置便更有利于布置中央传动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轮驱动结构不能使用纵置发动机布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奥迪，因为奥迪兼有前轮驱动和四轮驱动两种驱动形式，因此奥迪有理由使用前置发动机纵置结构，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变速箱结构会更加复杂。

Saab 900 Turbo的设计非常有趣，首先和传统发动机/变速箱串联式设计不同，发动机和变速箱为上下布置，即发动机被变速箱顶起直接装配在变速箱上方，这样变速箱上端盖可以直接作为发动机的油底壳，同时可以压缩纵向空间，非常聪明，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整个动力总成的重心太高，以及整机高度过高塞不进机舱，对此Saab的解决方案是，将直列4缸引擎倾斜摆放，解决高度和重心问题；其次是离合器的位置，用作动力接合/切断的离合器通常位于发动机变速箱之间，这也导致维修更换异常困难——需要将整个发动机/变速箱拆下，Saab的设计实际是将发动机沿纵轴线调转了180度，再通过链条连接发动机曲轴和变速箱输入轴，也就是通常向后的离合器被转到了车头的位置，非常易于维修。

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过第二台这种设计的前轮驱动汽车。

3. 发动机盖开启方式。

浑身都是戏的这车连发动机盖的开启方式都和正常车不一样，正常车是向前，而这车是向后的——和很多跑车一样。

开启方式异常复杂，解锁后需要先将整个机盖整体向前拉，然后向上翻转，但姿态非常艺术。

4. 独特的钥匙孔位置。

保时捷和Saab应该是世界上唯二两家钥匙孔不在转向柱上的汽车制造商。

保时捷的钥匙孔在转向柱左边的中控台上，Saab则改到了手刹前面。

造飞机的瑞典工程师认为，这样的设计在碰撞中可以提升安全性。

5. 手刹。

是的你没看错，现在世界上99%的汽车，手刹都是作用在两个后轮上的，而Saab 900的前期款相反，作用在两个前轮上。

Saab的工程师就是这么与众不同，美国人很喜欢在自家门口的斜坡上把一个车轴支起来自己修车，一些比较倒霉的车主因此经历了特技时刻。

6. 左舵。

细心的人会观察到电影里的车是左舵的，而日本是个左侧行驶的国家，也就是说正常应该是右舵。

这里有一个梗，日本虽然名义上为右舵但并不排斥左舵车上牌，于是路上出现很多诸如奔驰S之类的左舵的进口车。

另一个点是，Saab 900这部车实际上存在符合日本法规的右舵版本供应英国市场，但电影中呈现的依旧是原汁原味的左舵版，而且选择了一台大红色，在日本的雪中非常漂亮，要知道在欧洲市场红色并不是主流，Saab 900保有量大的颜色是黑白银。

最后插句题外话，在右舵国家里开左舵车始终什么体验？

首先，会很不方便，比如停车场入口机器是在反方向的副驾驶一侧；其次会有安全隐患，无论左侧还是右侧通行，不变的是主驾驶永远靠近路中央，片中这种开法相当于坐在副驾驶开车，视野是严重受限的，也许主角的车祸于此也有关。

同理，副驾会被移动到路中央，本来是看路边风景的结果看到的确实对象车冲过来，笔者曾经在德国搭乘一台右舵英国牌照的车，说实话作为一个老司机坐在副驾差点被吓尿。

7. 片中渣男小白脸开的是沃尔沃V40，沃尔沃整个产品线里最低端的产品，也是一部瑞典车，符合他的人设。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台湾女坐在外侧，因此这部沃尔沃是符合日本道路规范的右舵车，和主角的Saab也算是遥相呼应。

从两车并行的镜头看，小白脸的沃尔沃在慢车道，主角的Saab在超车道，在被超车时突然加大油门非常不礼貌，多少可以反映出渣男的心绪，最后不出意外的在下一个弯道撞了。

Drive My Car，你能開好自己的車嗎？

廖偉棠金球獎出爐，濱口龍介的Drive My Car（台譯：《在車上》）果然奪得最佳外語片，同時它也在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獎成為大贏家，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編劇。

去年它的成績也昭然，康城影展最佳劇本等三個獎，亞太電影大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以及許多獨立影展的獎項。

看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幾乎是囊中之物了。

Drive My Car的編劇尤其見功力，也許你會覺得，有村上春樹的原著在，改編劇本有什麼難的？

但村上原著一來是短篇，二來他一貫雲淡風輕地把戲劇性藏得很深，這都是電影長篇不可能遵從的。

於是濱口龍介（也是編劇之一）必須在原文本上開創更多重世界，同時又不失去原文本的主旨與韻味。

原著裡的故事並不複雜：一個失去妻子的男人，和妻子的舊情人相遇，並向自己的女司機傾訴。

但這三者之間的「緣分」，足以讓濱口龍介窺見人世間無所不在的傷痕，然後他嘗試紀錄和修補。

濱口首先找到的，是和Drive My Car處於同一本村上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裡的短篇<木野>，裡面木野目睹妻子出軌的情景——還有經過漫長的逃避之後才被承認的傷：「對，我受傷了，而且非常深。

木野對自己這樣說。

然後流淚。

在那黑暗的安靜房間裡。

在那之間，雨仍不間斷地，冷冷地濡濕著世界。

」。

這兩點都嫁接到Drive My Car裡的家福身上，精確到妻子出軌時的體位。

接著，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在原著裡只是一筆帶過的兩段台詞的引述，作為家福演員生涯的佐證或者男人生涯的反諷，但被濱口龍介大做文章，衍生成始終伴隨整個故事的「平行文本」。

《凡尼亞舅舅》內裡的種種矛盾與昇華，直接對應了家福經歷的矛盾與昇華，兩者拉出飽滿的張力，在聾啞演員用手語和靜默演出的時候達到高潮。

而這部戲要在廣島國際戲劇節排練和演出，順理成章地讓廣島：這個飽含「傷痛與治癒」象徵的地點，成為小說裡缺少的舞台，讓幾個角色在此相遇，重啟各自的生命，實在精妙。

然後，濱口從村上春樹另一篇短篇<雪哈拉莎德>挪用來第三層文本：家福妻子「音」在每次高潮時向他和情人講述的劇本/夢境，包括「我的前世是八目鰻」這神來之筆。

濱口似乎覺得<木野>裡經歷魔幻的男人的自我覺悟不夠有說服力，因此補充了妻子角度的這一伏線。

最後濱口還加上了女主角、司機渡里美咲的少年往事，和音的情人高槻的後續故事，前者主要是她與母親的痛苦，甚至還有母親的分裂人格；後者的突發犯罪與覺悟，為他開口規勸家福補充了心理動因。

這兩者的展開充滿現代戲劇的套路，和作為近代戲劇的《凡尼亞舅舅》恰成對比。

這時候你才發現，不但渡里是家福的司機，高槻、音、甚至凡尼亞舅舅的外甥女索尼婭，都是家福的「司機」，因為家福並不懂如何「駕駛」自己的心。

「『不過無論是彼此應該多麼了解的對象、多麼相愛的對象，要完全窺見別人的內心，終究是不可能的事。

去追求這種事，唯有自己難過而已。

不過那如果是自己的內心的話，只要努力，應該就能確實窺見努力多少的份。

因此，結果我們不能不做的，大概是和自己的心巧妙地誠實相處吧。

如果希望眞正看清別人，只能深深地筆直凝視自己的內心。

我這樣想。

』這些話似乎是從高槻這個人內心的某個很深的特別場所，浮上來的。

」這是村上春樹原著裡的話，幾乎一字不差地在電影裡讓高槻這個貌似輕浮的小白臉，對貌似成熟穩重的家福說出來，未免有點諷刺。

然後家福恍然大悟，須知這也是音想要對他說的——回到故事的開始，家福面對不了幼女的夭折，麻木地活著，然後他面對不了妻子的出軌，繼續假裝沒事發生，最後間接導致了悲劇，其間的警號，恰是音所講的「闖空門」故事。

夢境一般的故事裡，音是一個偷進暗戀對象的家的中學女生，她一再地留下「物證」希望被發現，但即使到最後她留下的是一具被她殺死的屍體，對方還是無動於衷；她只好對著新增的監控攝像頭大喊「是我殺的！

是我殺的！

是我殺的！

」故事的後半部分，是高槻轉述的，因為作為丈夫的家福拒絕了音最後的溝通。

諷刺的是，高槻也通過這樣向家福坦白了自己的殺人。

而家福卻永遠沒有機會向音坦白。

高槻被捕，渡利接力來救渡家福和自己，她的姓氏和職業（司機）已經暗示了她的擺渡人身份。

面對內心深淵和接受女性的救贖，這是村上春樹一以貫之的主題，從《發條鳥年代記》到《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等小說莫不如是，濱口龍介忠實地加深了它的細節和輪廓而已。

渡利首先被救渡，來自於家福善意安排她觀看了《凡尼亞舅舅》的彩排，又執意讓她和韓國演員夫婦成為朋友，啞演員飾演的索尼婭角色更啟示了渡利。

既然家福/凡尼亞舅舅無力開好這趟命運快車，那就由渡利/索尼婭我來吧，我幾乎能聽到她的內心獨白。

所以渡利與家福是互相救贖的，正是成為他人的拯救者，我們自己才能擺脫受害人與施害人這痛苦的雙重身份。

家福在最後痛苦抉擇中（他要不要再度飾演凡尼亞舅舅）時本能地讓渡利帶他去她的北海道家鄉，其實就是潛意識承擔了救渡者的職責。

音去世之後依然參與著家福的心靈之旅，電影的最大創舉就是讓她生前替家福讀劇的錄音《凡尼亞舅舅》一再在車上重播，啟示了對契訶夫一竅不通的渡利，也啟示了自以為很懂契訶夫的家福，他終於發現自己一直念叨著的「我一直在扮演自己不是的人」不只是句台詞，而是警鐘。

他和音未能在現世演下去的戲，在車子這個最狹小的舞台上繼續對答，直至覺悟。

因此，最終的救贖者，是已死的音，是契訶夫。

電影的最後鏡頭，家福不再出現，時間線和我們的現實相交，他的車被渡利開到了韓國，左舵的SAAB車離開右舵的日本終於走上了合拍的路，渡利還載上了一條跟她在韓國人夫婦家中所見相似的犬。

接下來的故事，該是戴上了口罩的渡利、和我們如何面對新世界的考驗了。

（原刊2月）

——“永恒男性”、虐恋以及2022年的奥斯卡三年前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尚未把新冠问题摆上台面的美国，还不知道雨中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即将开始的这场宴席，将在回忆中被定格为人类美好时代的回忆终曲之一。

那一年，韩国导演奉俊昊和他原汁原味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冲出亚洲走向美洲；紧接着，2021年的奥斯卡，中国导演赵婷带着她原汁原味的美国电影《无主之地》在别人家的赛场上玩儿别人的运动玩成了赢家；然后，2022年的奥斯卡，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等等，如此按部就班，确定不是东亚三国均摊大饼的操作吗？

如此看来，是不是说2023年的奥斯卡黑马桂冠，将顺势移交某泰国导演之手？

当然，这种阴谋论只是个玩笑。

主要原因在于，今年的这部东亚黑马《驾驶我的车》，令人“一言难尽”。

故事是这样的【剧透警告】：中年戏剧导演家福，与身为编剧的妻子音，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床上，本是一对般配和谐的佳偶，谁想，家福却突然意外窥见了妻子与某当红小鲜肉男演员的床战。

他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继续着举案齐眉、如胶似漆的“和谐”生活。

我们得知，二人四岁的女儿多年前因病早夭，家福也患上了先兆白内障，进入失明倒计时。

女儿忌日后不久，妻子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

两年后，家福应邀去广岛执导契诃夫的经典话剧《万尼亚舅舅》，貌不惊人的年轻女司机被他每天路上播放的剧本录音触动，向他讲述了自己与母亲之间爱恨交织的回忆，这份忘年友谊，最终打开了家福的悲伤心结，让他成功执导并主演了《万尼亚舅舅》……从梗概听上去，是个无争议的好故事，并让人联想起几年前的电影《第一人》对伟大的登月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人生故事的主题提炼：一个男人大老远跑了趟月球，就是为了找个没人的地方、为自己夭折的小女儿哭一场。

每个男人从小到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不同版本的“永恒男性”教育，可大体概括为两点：男人不该有感情、男人必须买单。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哥哥、老牌资深渣男奥勃朗斯基，认为婚后过分“老实”的列文状态令人堪忧：“（你的生活）作为一首田园诗，这一切都很好，可是要一辈子这么生活，这就不够了。

一个男人应该是独立的，他应该有男人的兴趣。

男人应当像个男人。

”当新冠疫情夺走了全世界多数女性的工作机会时，很少有人提到，它同样夺走的，还有多数男性的家庭生活。

男权社会要求男性必须工作，赚钱，为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男人们年纪轻轻开始吸烟，喝酒，把身体搞坏，把感情深藏，像一只只困兽，最终变成一个个“老死头子”。

2020年7月，威尔·史密斯和妻子在一次采访中，公开了他们之间是“开放型夫妻关系”。

上个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他因为嘉宾开妻子的玩笑，上台打人，虽然仍得了影帝，还是被处罚未来十年禁止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

一个成功的、对世界具备影响力的男人，内心经历着怎样的喜乐哀愁，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迅速把他出丑的样子做成了表情包。

男人也被男权社会搞得很难。

在《驾驶我的车》中，男主为保全（两人）颜面，维系夫妻关系，几乎煞费苦心地伪装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让老婆绝无可能怀疑他对她出轨的知情；老婆死后，面对她愈发嚣张的情夫，他不但以礼相待，还选他做了自己新戏的男主角，并与其成了推心置腹的酒友。

最后，对方在车里对他大讲自己跟他老婆的鱼水之欢，男主非但全不动怒，还为因此而终于听到了老婆跟自己做爱时不曾对他道出的玄幻故事的结局，而感动落泪；而且（是的，还有而且），原来对老婆偷人这事儿，他早有所知，眼前这位小鲜肉，也并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

此刻，我近乎期待《老男孩》中那血肉横飞的车内爆头戏码，压抑了半部片子时长的悲伤与愤怒，在情夫近乎炫耀地叙述自己跟男主妻子的床第之事时，怎么也该爆发了。

然而，没有，男主不但没有爆他脑浆四射，而且感动了，不但他感动了，开车的女司机也感动了，被小鲜肉的这份“诚实”感动了……（妻子所创造的）艺术，超越了一切凡夫俗子的常规情感的边界，让他朝着那个“永恒人性”（即“永恒男性”）的概念奔去，他试图让自己的爱超越凡夫俗子的一切情感边界，在那里，再大的创伤和恐惧也撼动不了他的平静，再明确的背叛也别想瓦解他的婚姻，他在对妻子情人的饶恕甚至大爱中，彻底摆脱了艺术的反面：庸俗。

至此，艺术家（导演）同样抛弃的，是他作为凡夫俗子的观众，以及他们心中蠢蠢欲动的道德条款，让我们对人物选择的一切质疑，都成了一种狭隘。

每个电影故事中，都藏着一个救世主。

而这个故事中的救世主，其实正是“艺术”本身——契诃夫用自己的作品，打开了所有片中被悲痛幽闭紧锁的心灵，他老人家从岁月深处伸出的手，让一个个活在人生创伤废墟中的行尸走肉再次喘气，把他们集结在一起，甚至让睡别人老婆、打死偷拍粉丝的小鲜肉，在被警察抓走的一刻，都因终于在舞台上重获新生而显出一种英勇就义、死而无憾的豪迈。

作为凡夫俗子的我却一直在惦记，如此大规模、结构性地引用契诃夫，到影片结尾、重要主题呈现都是由《万尼亚舅舅》的戏剧结尾充当的地步，虽是公共版权，也真的没有一点问题吗？

契诃夫早已作古，但您的电影票钱及奖金，就真好意思全部揣进自己的兜儿？

还是说，这其实是导演在用拍一部电影的方式，写了一篇《万尼亚舅舅》的赏析文章？

忘了是哪位智者说过，相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老百姓是比较难骗的——你跟知识分子甩些大小道理、讲些天花乱坠的玄学，他们连地球是方的都能相信。

你跟老百姓说地球是方的，他们只会说：你脑子有病。

用艺术家的眼光去欣赏这部电影，你也许会在“信艺术、得永生”的禅意中与人物及他们的创造者心有戚戚，在故事世界中，享受那些仿佛在故意打破情感定义的粗暴抉择；但如果你内心的凡夫俗子还是闭不上嘴的话，他一定会一边翻着白眼一边说：这些人脑子都有病！

这其实是一部关于虐恋的故事。

当爱遇上人性里颠扑不破的幽暗，虐恋便产生了。

古今中外，这类故事长盛不衰，从《呼啸山庄》到《巴黎最后的探戈》，爱与暴力的模糊边缘，是文学、艺术、电影都热衷涉足的探索领域。

爱、背叛和死亡，是虐恋故事的三个要素，而恋情的双方，包括但不仅限于男女之间，虐恋的关系，也包括但不仅限于爱情。

在2017年的黑马影片《伯德小姐》中，有这样一番经典的母女对话——“妈妈，你喜欢我吗？

”“我当然爱你。

”“不，我是说，你喜欢我吗？

”“……我愿你做最好的自己。

”“爱”和“喜欢”无法同步，便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虐恋。

而现实生活，往往正是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和喜欢无休止的挑战，让它们几乎永远无法同时发生或齐头并进，这正是人类情感关系的痛点。

当这种矛盾处理不当、走向极端时，暴力便会发生。

《驾驶我的车》的男主角反抗的，正是内心暴力的发生——如《圣经》中描述的那样，“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包容，相信，盼望，忍耐，永不止息”，如果爱是这样，那它就是对自私彻底的违背。

但自私，却是人性最显著的特征。

一个完全不自私的人，便脱离了人的范畴，一个成功摆脱自私的角色，便失去了观众的信任，丢掉了电影最在意的东西——人情味。

同是讲述家破人亡的男人的故事，《海边的曼彻斯特》道出了悲怆对人的摧毁，在与回忆短兵相接的较量中认输，这种诚实让它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驾驶我的车》却在临近认输的每个节点，都突然杀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骄傲——在他的回避、保全甚至宽恕背后，归根到底，都仍是作为一个“永恒男性”的骄傲：你绿了我，我不但不戳穿，还跟你的情夫成了哥们儿，我为你留在他床上却没有留在我床上的艺术创作而感动，我甚至到你死后，还觉得咱俩之间错的人是我，我内心被愧疚（而不是委屈）折磨，因为我恨自己没能给你个机会向我坦白，没能更主动地原谅你……越说越离谱，越听越糊涂，用艺术家的话讲，就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其实是个受虐狂，你从艺术中学会了享受痛苦，咬紧牙关说出的每一句“我不疼”，听着都仍缺乏直面惨淡的勇气。

正如《松子被嫌弃的一生》，人物任由别人欺负到某个点上，再不热血奋起，观众就会出戏，认为这人有毛病，感动变成嫌弃，眼泪变成嘲讽。

在虐恋的叙事中有个微妙的度，那就是，被虐的一方绝不能像个圣人，因为一切的“恋”都仅存在于两个“人”之间，虐恋是他们幽暗而破碎的部分彼此撞击，所形成的爱与暴力之间难分难解的纠缠，而不是圣人自我陶醉的独角戏。

被嫌弃、被虐，以及伟大的艺术本身，都无法构成让一个成圣的力量。

人就是人，人被绿了就该下头，被妻子的情夫挑衅，理当愤怒。

虽然如此美国的奥斯卡高度肯定了如此不美国的《驾驶我的车》，并见证了威尔·史密斯突然爆发的愤怒，我还是想说，如果你的老婆给你带了绿帽子，最正常的反应恐怕还是寻求婚姻辅导、并考虑离婚。

你不必逞强做个圣人或艺术家，痛苦与荣耀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同理，若有人将你的幸福定义为不务正业，你也不该觉得羞耻，而应该告诉他们：别来教我怎么做个男人，别来驾驶我的车。

要像列文在听完奥勃朗斯基的“男人讲座”后那样，把身子转过去，说：“明天要早起，可是我谁也不叫醒，天一亮就走。

”最初发表于《时尚先生》2022年4月刊 “王安安&Justin Saucedo 电影专栏”

《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涉及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编形式。

日本新锐导演滨口龙介在这部近三小时的长片中，综合了安东·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1898）和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驾驶我的车》（2014），在两部时隔一百多年、且文体形式不同的作品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事。

从现代性的尾声回到现代性的发生时刻，我们也因此可以从中了解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错位”。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导演家福的妻子音是一名剧作家，两年前意外去世，丈夫沉浸在自责和悲痛中。

当他被邀请在广岛的一个电影节上执导一部戏剧时，导演发现之前与她妻子偷情的男演员也来面试这部戏，最后那位青年男演员和其他人一起入选，导演家福别有用心地让他饰演万尼亚舅舅这个角色。

他的女司机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唯一的职业技能是驾驶，但是她的驾驶技艺精湛，让导演产生了敬意和好奇。

随着事件的发展，尤其是导演和男演员在车内的一次长谈，女司机渐渐明白，看似高高在上的导演的实际生活，和自己遭遇的悲剧竟然有些相似。

在恰当的契机，她也向导演讲述了自己如何“杀死”母亲的故事，并带他看了自己的家乡。

影片中作为“导演”、也是主人公的家福，正在执导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

滨囗以一种现代的科学语言来推进情节，同时兼有俳句和歌式的抒情，尤其是对剧中人物任何细微的情感、动作，有精妙的把握。

在这部戏的排练过程中，家福使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演员们围拢在一起读剧本——种种相似，造成了和契诃夫原作神似的效果。

此外，内在于《万尼亚舅舅》中关于绝望、虚无主义、人与人之间爱与信任限度的探讨，也成为话剧演员们自身的困境。

在《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中，契诃夫曾捕捉了俄罗斯式的世纪末情结，呈现出平庸文人和新中产者贫乏无趣的生活。

而村上春树则对六十年代以来青年的生存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

这看似无关的两个时代、两个文本，就统一在滨口龙介这位“日本电影新浪潮”导演的新作中。

《万尼亚舅舅》成为整个影片的戏中戏，这听上去很老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设计精彩的戏中戏。

但和传统的戏中戏相比，《驾驶我的车》这部作品聚焦于戏里戏外、角色和演员之间的多层对位，以至于契诃夫及其作品不仅成为剧中的一个参照性元素，而且成为人物活动的支撑，也成为影片的重要结构单元。

甚至可以说，剧中人成为影片不可或缺的“角色”。

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解释，“那些总要企图去表演或表现契诃夫的剧本的人是错误的。

必须存在于，即生活、生存于他的剧本中。

”我们看到，《驾驶我的车》中的人物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契诃夫的戏剧语境中，如同导演所期待的，“契诃夫的文本有一种力量，当你说出那些台词，它能拖拽出真实的你”，之后他们按各自的秉性被其吸附、引导、转化、吞噬，最终在话剧的搬演过程中发生奇妙的“顿悟”，这个过程和原作中万尼亚舅舅、索尼娅的“顿悟”是相匹配的。

影片精巧地在主人公家福、他的妻子音、与他一起进行话剧演出的同事以及他的司机美咲之间，建立了一种话剧式的人物关系。

故事在整体上是从家福的第一人称视点展开的，但是几个主要角色在剧中占据的叙事比重基本是等分的，这使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讲述自己，演绎各自平行的叙事轨迹，从而使影片成为一个戏剧式的、多声部叠奏的空间，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种巴赫金式的对话感，不断拆解、缓和、修复着家福身上的矛盾冲突。

影片致力于使家福与周围的人发生一种契诃夫戏剧才会有的化学反应，它取决于人物在看似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抒情性场景和生活细节的展开中，渐渐产生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的顿悟。

家福身上这种顿悟和转变的发生，主导性的契机在于他在妻子音去世之后和自己的女司机美咲、话剧演员高月及饰演索尼娅的手语演员之间的多重交流。

在这个过程之中，家福作为话剧导演的身份，潜在地暗含了一种契诃夫式的作家个性：作为俄罗斯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被他伴随着抒情的手术刀式的精确所标记，因此，对人物进行冷漠的医学观察，成为世界范围内某种典型的作家癖好。

这种艺术家做派使丈夫家福最初对妻子的外遇对象高月采取居高临下的“观察家”的态度，但回过头来，在跟他的演员和司机的多个回合的交流过程中，他意识到了这种观察并非在道德上天然中立。

高月说：“我很喜欢音的剧本，尽管你们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发现你们都有一些特别的互相呼应的细节，你们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完成同样的追求。

”他实际上也在观察家福的反应。

作为话剧导演，家福想要用冷静的作家目光审视自己周围的人，尤其是高月。

作为惩罚，他让后者饰演万尼亚舅舅，并提醒他，“尝试专注于你的文本，你需要的不是表演”；他也如此对待自己有外遇的妻子。

从《神曲》中的保罗与弗兰西斯卡，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家们已经意识到，现实中的很多困境，来自过着平凡生活的人们对于文学形象的摹仿性欲望。

在《驾驶我的车》中同样如此，不过洞察这个现象的导演有一个邪恶的企图。

但通过七鳃鳗故事的不同结局，他发现，正是自己对妻子不闻不问的观察，使妻子坠入深渊。

就像七鳃鳗故事之中的那个男孩，明知自己家里出现一个闯入者，甚至发生了凶杀案，却装作若无其事。

音看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行为的无所作为，正是这一“不作为的作为”，向她揭示了生活无法忍受的深渊。

就像女司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把人想得过于复杂，当我们想要直视他人身上的深渊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冷静地剖析他人，而是直面我们自己深处那些无法言说的部分。

家福终于意识到“戏剧性摹仿”不得不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否则《万尼亚舅舅》这出戏只能前功尽弃地中止。

在高月因为犯罪被抓走后，他不得已替补了高月的角色。

当然，滨口龙介无意于仅仅制造一个关于出轨、背叛与信任的家庭情节剧，尽管在表层和主线上，这是不可或缺的。

在情节的倒转中，艺术家的手术刀式的冷静观察首先被解构，在道德上这种“观察”变得暧昧不清，甚至造成了亲密关系上无法挽回的恶果。

“最终我们能做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并按照想要的方式实践自己。

如果您真的想观察一个人，那么恰当的方式，就是先对自己的内心做好充分的观察。

”这给对契诃夫戏剧的搬演提供了附加的含义，影片成为对契诃夫式作家人格的指责。

在话剧的意义上，影片呈现了不同人物之间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每个人“各司其职”，司机做司机的事，演员做演员的事，猎艳高手做猎艳高手的事，都做到了本真和挚爱。

最初，家福把高月作为自己妻子不忠行为的恶劣参与者，默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但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个可怕的对位——妻子和高月实际上也注意到家福的“看”，彼此的凝视构成了一个镜像叠加的“看中看”。

影片中有一个闲笔，我想只有在“看中看”的框架中才显出编剧的用心，即家福和高月谈话时，两次被陌生人所偷拍，甚至第二次偷拍发生时，家福还打了那个家伙，这也导致其最后被拘捕。

我们始终不知道拍照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样的事在生活中经常发生，即使不问为什么，我们也觉得可信。

但我们可以假定，他知道二人与音关系，想要看他们的热闹；或者，他是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拍摄陌生人的人——导演借此控诉了影像的暴力；或者，他是知道高月狎亵的私生活的看客；再或者，他只是对导演感兴趣的某个剧谜……在家福和女司机之间，是另外一重对位。

如果女儿活着，已经23岁了，和女司机美呋年龄相当。

这在家福和美呋之间建构了一种隐约的父女关系。

二人也都是负罪的人，高富“杀了”的妻子，女司机“杀了”的母亲，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对亲人的死亡负责。

二人相遇的地方，是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地名：广岛，一个日本民族主体被杀的地方，一座被二战摧毁的城市，和平纪念公园的所在地。

爱女的夭折，母亲在雪地中的葬身，都带有集体创伤的痕迹。

危机不单单是由于婚姻的困境，这个“夭折”的婴儿，在大江健三郎、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曾出现，毫无疑问指向战后日本文化的“重生”。

故事中不断漂浮的自我、他者，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宽恕”的限度何在，我们应该如何“赎罪”，很显然也是一个“民族寓言”文本，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如何承担战争责任，日本作为主战国如何又成为受战国，普通人如何既是刽子手又是被害者。

在美呋和家福身上，也累积了阶层、出身、教育等方面的差异，而在差异中显现的命运的可比性，更把这种个体的“赎罪”变成一种广泛的选择。

在美呋的自白中，我们知道她已经跟自己的母亲“和解”，而这正是家福被启悟的地方。

他知道，是时候放下对妻子的冷漠凝视，放下在镜像迷宫中凝视他人的艺术家冲动，仅仅单纯地体验“爱”，不管对方是否双重人格或发生了背叛。

美呋在某种意义上是影片中的“普通人”，也像是影片的一个“隐含观众”，她话不多，表情漠然，内心生活就像一个黑匣子，很少向人敞开，她总是在事务性的场景中才会开口，说的也都是朴素的话，她在影片中作为司机，也是“摆渡者”，也是普通人性的代表，衔接起不同场景中的情节链条，还是家福“独白”的天然受众。

这就像肉身化的观众，通过她，观众代入自己。

她的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通过她自己的讲述才能知道，即使在最后，她跟导演一起回到自己的故乡，看到的也不过是被白雪覆盖的坍塌的房屋旧址，什么也无法说明。

影片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求证，只有司机的故事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证实。

在探访她的家乡的路程中，出现了一个消音的片段，其奢华程度不亚于戈达尔《法外之徒》中沉默的一分钟。

汽车从都市进入荒郊，穿过隧道、经过轮船，经过黑夜与白天，从嘈杂的市井驶过白茫茫的大地，就像一次深入潜意识的旅行，也意味着这个“抵达”就像梦一样不真实。

在写实的层面上，这种处理也说得通，正如在汽车中驶入冰天雪地，我们经常进入万籁俱寂的状态。

然后是第三重对位，索尼娅的扮演者（手语演员）和她的丈夫之间甜美的爱情，与家福和音之间破裂的爱情构成对比。

看似不相关的几个人物，其实围绕家福的困境构成了复调的生命轨迹，通过这些人物身上的陌异性，影片展现了外在于家福的生活逻辑和世界观，也显示了在它们敞开的过程中，家福身上产生的精神呼应。

滨口龙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巧妙地把话剧和电影两种不同媒介的特异性放到前台，在展示契诃夫剧作搬演过程的同时，从来没有想要忠实于原作的结构，而只是采撷了其中个别人物富有象征意义的对话。

“念独白”这种特殊的排练方式，看似还原了戏剧搬演的场景，实际上也展现了搬演行为的虚构性和非话剧性。

影片重点突出了索尼娅、万尼亚舅舅这两个角色对话的张力，穿插了“万尼亚舅舅”饰演者高月与台湾女演员的暧昧关系，但其中特别被强调的段落，都和电影中的角色有着强烈的互文关系。

比如契诃夫原作中沃伊尼茨基（万尼亚舅舅）的台词：“我把自己的生活糟蹋了！

我有才能，我有知识，我大胆……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就能成为一个叔本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咳，我怎么谈到题外去了！

我快要疯了……母亲哪，我真没了希望了！

”关于万尼亚舅舅的台词，充满虚荣、无病呻吟和迟到的悔悟，和现实中高月的生活构成呼应。

影片使用了包括韩语、日语、中文、英语、手语在内的不同的语言，从而提喻了全球化时代人们交流的困难，这种对人与人之间交流对话的不可能性的呈现，实际上是反戏剧的。

戏剧往往假定通过单一介质的台词来传达主要情节，否则人物之间是无法进行有效对话的。

但家福导演的整部剧就像一部“无声的戏剧”，角色只有通过翻译、台本提示、字幕才能够实现对话。

但在电影中，这种怪异的搬演方式凸显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可能，翻译对话的不可能，这种相互理解的深渊，正是影片的主题。

媒介上的失效成为影片精心设计的表意内容。

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被批评家视为通过抒情性的沉默展现了现代人的绝望和交流的困难，而滨口龙介则巧妙地把这种沉默表面化、电影化。

它引入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手语演员索尼娅，使“沉默”人格化，在聒噪的日语、英语、韩语、华语之间，人为地留下了空隙。

正是通过影片的特写和近景镜头，我们才能看清索尼娅的手指、面部表情如何精准地传递出通过台词所无法传递的内容。

这样就把契诃夫标志性的无声、无形的“静默”和抒情性台词进行了可见化的处理，体现出滨口龙介对电影媒介的关注。

话剧中原本存在的长久、无声的“对话”，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沉默和静场来完成，然而这种处理在电影中是不经济的。

作为替代性方案，滨口龙介提供了直观的关于面部表情的颅相学观察，化不可见为可见，使契诃夫的“话剧”电影化。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录音”之中，《万尼亚舅舅》的录音把话剧的文字“念”出来，而且是经由亡灵之口。

在这个意义上，“音”这个名字有双重的含义，她在后半段确实只以声音的形式存在；她也是契诃夫剧中一个未登场的演员。

围绕着高月、美呋和索尼娅，也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地形学，三个人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影片在结构上把重点转向戏剧人物和现实中扮演者之间的互动与碰撞。

这种精神分析向度上的解释空间，想必不是导演和编剧有意为之，但是确实使影片围绕家福构成三元互动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三重人格如何从最初的不匹配，随着故事渐渐铺垫发展，到结束的时候，完美地在家福身上达到平衡，也意味着他生命中最重要危机的缓解。

这当然也契合于《万尼亚舅舅》的题旨，就像索尼娅最后念的：“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也成为影片结尾的台词。

之后，就是恢复正常生活的美呋，如何到韩国生活，带着那对韩国夫妇的狗，度过平凡的一天。

影片实际上把希望寄托在现实中的弱者身上，无论是美呋还是手语演员，现实中很少有人关心她们在想什么。

但她们被赋予救赎的希望，她们来自“非语言”的世界，最终以其沉默与坚韧的价值，战胜了艺术家世界的虚无。

通过这些巧妙的设置，我们发现契诃夫原作的电影对等物并不是塔可夫斯基或安哲洛普洛斯，相反是一个以台词和对话见长的导演滨口龙介。

《偶然与想象》《欢乐时光》等片中舞台剧式的的对称场景、直面第四堵墙的走位、乐队指挥机位的设计，以及充满话剧腔、强调精确性和叙事引导的台词，在这部影片中得以保持。

正是因为他的角色对表情、肢体语言、台词和对话的专注，才对契诃夫原著中不可还原的抒情性场景进行了巧妙的转码。

改编者的意图并不是忠实于原作的结构，相反，是在戏剧人物和现实的演员实际生活之间进行类比，从而呈现出一个关于“艺术再现”的问题，即契诃夫的文本如何把从事搬演的工作人员吸附到自己原作的语境之中，从而吞噬他们，这和《纽约提喻法》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最终，影片中人物的牢骚、追问都引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如何审视他人身上的深渊。

根据美呋的解答，我们在审视他人之前，首先应该做的是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先确认“爱”的存在；同时，我们应该先审视和剖析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把手术刀对向别人。

在艺术问题上，滨口龙介没有偷懒，他从电影形式的角度对契诃夫的“素材”进行了处理。

这体现了改编问题上的一种方法：就艺术文本作为“素材”而言，它和现实作为原始的素材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优先性。

这份见解或许能帮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换到电影如何对话剧的原文进行有说服力的转化。

这是一个相对抽象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从《万尼亚舅舅》到《驾驶我的车》给电影改编话题的一个启示。

本文刊于《289艺术风尚》2022/02

这部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2014年的短篇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同时作为“元电影”嵌入了一个异质媒介——戏剧。

滨囗龙介的电影语言本来就有极高的戏剧媒介属性，不仅是《偶然与想象》《欢乐时光》等片中舞台剧式的的对称场景、直面第四堵墙的舞台剧式走位、乐队指挥机位的设计，以及充满话剧腔、强调精确性和叙事引导的台词，还是在这部影片中直接向契诃夫致敬。

契诃夫是俄罗斯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被他伴随着抒情的手术刀式的精确所标记。

滨口龙介在时隔一个世纪后，从现代性的尾声回到了现代性的发生时刻，实际上是从种种相似中理解了不同时代中人类生活的“错位”。

故事的主要情节：导演的妻子是一名剧作家，两年前意外去世，丈夫沉浸在自责和悲痛中。

当他被邀请在广岛的一个电影节上执导一部戏剧时，导演发现之前与她妻子偷情的男演员也来面试这部戏，最后那位青年男演员和其他人一起入选，导演家福别有用心地让他饰演万尼亚舅舅这个角色。

他的女司机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唯一的职业技能是驾驶，但是她的工作技艺精湛，让导演产生了敬意和好奇。

随着事件的发展，尤其是导演和万尼亚舅舅饰演者在车内的一次长谈，女司机渐渐明白看似高高在上的导演实际的生活，在恰当的契机，也向导演讲述了自己如何“杀死”母亲的故事。

滨囗龙介电影中作为“导演”、也是主人公的家福，正在执导契诃夫的名戏《万尼亚舅舅》，这是他的代表作。

在整部影片中，滨囗以一种现代的科学语言来推进情节，同时兼有俳句和歌式的抒情，尤其是对剧中人物任何细微的情感、动作，有精妙的把握，在这部戏的排练过程中，家福甚至使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演员们围拢在一起读剧本——种种相似，造成了和契诃夫原作神似的效果。

此外，内在于《万尼亚舅舅》中关于绝望、虚无主义、人与人之间爱与信任可能性的探讨，也成为现实中戏剧工作者们自身的困境。

影片致力于呈现一—至少是按照戏剧导演家福的理解和意图一一那些扮演契诃夫剧中人物的演员是如何在代入剧中情节时，渐渐被契诃夫语言中的世界所吸附、引导、吞噬或改变。

从《神曲》中的保罗与弗兰西斯卡，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家们已经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困境，来自过着平凡生活的人们对于文学形象的摹仿性欲望。

在《驾驶我的车》中同样如此，不过洞察这个现象的导演有一个邪恶的企图。

家福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在影片中被赋予和万尼亚舅舅一样的软弱性，他无法直视自己内心的黑暗、爱妻的背叛与死亡，但是这个视而不见反而被妻子用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讲述出来。

通过冈田将生讲述的同一个故事（加上另一个版本的结尾），家福确认了后者和自己妻子的关系，同时也明白，自己为了“爱”而作出的掩饰，其实亦被妻子发现。

在冈田因为犯罪被抓走后，家福终于意识到“戏剧性摹仿”不得不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否则《万尼亚舅舅》这出戏只能前功尽弃地中止。

在这个角色身上，家福最初体验到了对冈田进行惩罚的“快乐”，但是剧本对饰演者的“吞噬”最终也不得不在他身上复现。

当然，滨口龙介无意于制造一个关于出轨、背叛与信任之可能性的家庭情节剧，尽管在表层和主线上，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条阐释路径。

故事设定了家福和妻子婚后几年最初的幸福生活，以及随着爱女的离世而带来的家庭危机。

这个危机不单单是关于婚姻的困境，这个“夭折”的婴儿在大江健三郎、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曾出现，毫无疑问指向战后日本文化的“重生”。

戏剧的搬演地是在广岛，一座被二战摧毁的城市。

故事中不断漂浮的自我、他者，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对他人的责任，“爱”的限度在何处，我们应该如何“赎罪”，很显然地也是一个“民族寓言”文本，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如何承担战争责任，日本作为战胜国如何又称为战败国，日本普通人如何既是刽子手又是被害者。

类似的设计，也存在于别的地方，比如影片中不同的“语言”：日语、英语、韩语、手语，契诃夫戏剧的“沉默”语言，构成了世界性的“语言”对话——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对话，如此多的语言，需要通过翻译、字幕或表情被理解，被误读。

文本的多重性容纳了多种解读，使这部影片尽管长度达三小时，但是绝非简单的情节剧。

故事也涉及了一条与主人公家福平行的线索——尽管相对较弱——女司机这个唯一的“讲述者”和见证人，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

她的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通过她自己的讲述才能知道，即使在最后，她跟导演一起回到自己的故乡，看到的也不过是被白雪覆盖的坍塌的房屋旧址，什么也无法说明，同时，路程中出现了消音的一刻，意味着这个“抵达”就像梦一样不真实。

而家福的故事，则有足够多的旁观者和证人。

把女司机和家福平行起来，也有另一层深意，通过女司机的坚韧和言说所带来的和解，是故事走向“救赎”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构成了普通人生活的“共通性”。

它传达了朴素的道理：我们要有希望，要在“窥探”别人的内心之前，先用这同样锐利的目光来检视自己。

换言之，受害者也要意识到，自己同时是成为“加害”的发出者和承担者。

女司机本身又是劳工阶层的代表，她像说哑语的索菲亚一样，被赋予救赎的希望，来自“非语言”世界——故事中她们都是沉默的倾听者。

影片中存在着多重的窥探：第一层，家福对妻子私人生活和偷情的窥探。

第二层，妻子对家福明知道自己偷情但是却装作毫无反应的过程的窥探；第三层，冈田将生（万尼亚舅舅饰演者）对家福的窥探——他来参与演出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了解家福和音；第四层，在家福和冈田将生在就把聊天时的不知名的拍摄者。

尽管我们始终不知道偷偷拍照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我们可以假定：他是知道二人与音关系的旁观者；他是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拍摄陌生人生活的人——导演借此控诉了影像的暴力；他是知道冈田将生作为偷情者的看客；或者说，他是对明星导演感兴趣的某个戏谜……

（欢迎在我的B站频道，观看《驾驶我的车》视频版影评）

你好，如果你也看了《驾驶我的车》，让我们来聊聊这部被法国《电影手册》列入 2021 年度十佳的电影。

我认为导演滨口龙介的这部影片之所以获得全球文学爱好者，戏剧好爱者，以及电影爱好者的共鸣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 影片将影像可以展现的人物、时间和空间，都浓缩在了一辆红色的萨博 900 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和影像载体。

整部电影几处令人难忘的场景，都发生在这个小小的私密空间中。

2. 影片通过使用来自多个国家的演员和多种语言，甚至包括手语，传递了影像表达的无国界性，以及人类沟通方式的无边界性。

3. 影片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经历，直击了人类脆弱的内心和痛苦的生命经验，并且邀请观众一起，直面漫长人生道路上的虚无与苦痛。

通过语言、戏剧和影像等叙事手段，来拆解和重构我们面对和共享人生经历的方式，从而把影片提升到艺术电影的高度。

下面让我们略微剧透地聊聊导演是如何在影片中呈现了，以上这三种令人难以忘怀的观影体验。

建议看完影片，再回来看下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红色的萨博 900与村上春树的原版同名小说中「黄色的萨博 900 敞篷轿车」不同。

滨口龙介在电影中选择了「红色全景天窗版的萨博 900」也让这辆左舵车在日本城市的道路上更加出挑。

这辆红色萨博 900 也是影片重要的角色之一。

与原版小说相同，男主角家福（Kafuku）是一个爱车之人，他喜欢并且享受驾驶的感觉，不会轻易让别人驾驶他的车。

更重要的是，他不允许别人夺走他驾驶这辆车的时间和体验。

影片还为家福与这辆萨博 900 的亲密关系，加入了一个小说中没有的因素。

那就是在车里排练他主演戏剧的台词——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

以及车里无数次循环播放的台词卡带，来自于家福的妻子 Oto。

无论是家福在知道妻子出轨后，还是在妻子突然去世后，他的车里都会一直播放 Oto 录制的台词卡带。

在影片中，即便 Oto 去世了，她仍以声音的方式在场，存在在家福的萨博 900 里。

妻子 Oto 也正是以声音的方式，出现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中。

而她出轨的阴影，也成为了家福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

就像影片第一个镜头中妻子 Oto 不断晃动的剪影。

与小说不同的是，每次在做爱后，妻子 Oto 都会陷入迷离的状态，向家福讲述一段浮现在她脑海中的，关于一个女高中生不断潜入同班男生的房间，并留下自己印记的病态初恋故事。

与小说相同的是，影片故事的基础也建立在男主公家福与妻子的出轨对象 Takatsuki，因为都与 Oto 发生过性关系，从而被联系起来，甚至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朋友」。

他们并没有因为 Oto 而撕逼，无论是在她去世前还是去世后。

两个人都因为 Oto 的突然离世，久久不能释怀，从而一起分享伤痛。

并且最终，在代表着妻子依然在场的萨博 900 中，共享了 Oto 在床事之后的故事片段。

相互补全了对方生命中缺失的部分。

这段发生在萨博 900 里的夜戏，是影片铺垫了一个多小时的高潮。

家福在车里谈起自己与去世的妻子 Oto 的性生活，而 Takatsuki 则讲述了 Oto 留下的，最后一段家福没有听过的故事。

与此同时，这辆萨博 900 正在被司机渡利驾驶，一个出生在北海道，车技一流，年龄正好与家福和妻子不幸早夭的女儿同岁的女孩。

这段单纯靠着台词撑起来的高潮戏之所以会成立，全靠导演滨口龙介在电影前半段的精心铺陈。

此时的观众与家福和 Takatsuki 一样，都被神秘的妻子 Oto 和她的午夜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甚至在听到故事时，与角色们有着同样的想象。

影片的一切人物关系，都暗藏在这辆车里Takatsuki 作为 Oto 的出轨对象，是家福婚姻和生活的闯入者，但他始终是这辆车上的过客。

而 Oto 就像幽灵一样，一直存在在这辆萨博 900 中。

家福一直开着同样的车，听着同样的卡带，就像妻子没有过世的时候一样，一直活在过去。

而即将改变家福人生方向的，就是从他手中接过了方向盘，代替他驾驶萨博 900 的，广岛国际戏剧节的司机渡利。

第二部分：驾驶我的车看过影片的同学肯定记得，这辆红色的萨博 900 最后和渡利一起去了韩国。

也预示着家福最终放下了与 Oto 的过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道路。

至于 Oto 为什么会在女儿去世后，突然开始在床上讲述自己第二天早上会完全不记得的故事，并且不断出轨电视台深夜剧里的年轻男演员，家福和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可能连 Oto 自己都无法解释。

她只是找到了应对孩子离世的痛苦，与家福共同背负伤痛并且活下去的方式。

在这部电影中每个人都有着一段，在心灵上备受折磨的经历，这部电影也是拍摄给那些经历过伤痛的人的。

在《驾驶我的车》中，唯二令人难忘的桥段，除了第一部分提到的小高潮，还有一段就是家福与渡利打开天窗，破例在萨博 900 中抽烟的桥段。

那种急需在人生的道路中找到一个出口，从而打开心扉，破除芥蒂，一起坦然面对的感觉，就像是在漫长夜路里点上一根烟，是两个人内心逐渐靠近的过程，也是共享生命经验的时刻。

影片中不断地强调，在驾驶或者乘车的过程中，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的距离和时间，可能比想象中更具意义。

无论是重复地背诵台词这种功能上的意义，还是给予自己一段时间去消解一个心结，又或者为下一段旅程做好心理准备。

就像我们经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目的地或者目标上一样，我们常常忽略甚至希望快进漫长的过程，而《驾驶我的车》让我重新开始思考旅途的意义。

第三部分：契诃夫的舞台剧影片中还有一个关于男主公家福的设定与小说相似，那就是演员这个身份。

小说中提到了关于演员这个职业的特殊性，那就是每次扮演一个角色后。

你都只能回到你的肉身——也就是生活中的自己这个角色。

因为你除此之外，无处可归。

虽然看起来是回到原点，然而每当你扮演一个角色之后，哪怕是重复扮演同一个角色，你都会与之前的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在《驾驶我的车》中，导演滨口龙介在家福与 Takatsuki 的一段对话里，强调了戏剧中台词对角色扮演者的微妙影响，如果你将自己全心身的投入戏剧，对白将会与你产生回应。

而这种内心与对白之间产生的充满生命力的互动体验，是独属于当事人的内心感受。

我认为这个体验也同样适用于观看者，即我们每个人身上。

每当我们看完一部电影，哪怕是重看同一部电影，当我们将自己投射到角色身上，想象自己体验了他人的一段经历后，也都会与观看电影前的自己，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同！

通过他者的讲述与自己的内心产生对话的体验，正是电影和戏剧得以传递情感的核心所在。

当我们看着影片里上演的契诃夫的《万尼亚的舅舅》，看着《驾驶我的车》里他者的故事，但是我们却可以同时移情到自己的身上，感觉到剧中人就像是在和自己对话。

同时，这样的对话并不局限于某一种语言，《驾驶我的车》用一部多国演员组成的戏剧，证明了不需要声音的手语，也可以传递深刻的情感，超越语言的表达

在《驾驶我的车》中，影片通过家福的职业、妻子的变化、渡利母亲的人格分裂，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地扮演他者，才能够生存下去或者面对他人的事实。

这种通过角色扮演与他人相处方式，也正是人物悲剧性的所在。

而家福最终的释然，是卸下了那个总是压抑着自己真实的感受，扮演好丈夫的自己。

在不是女儿却胜似女儿的渡利的安慰下，直面了自己的痛苦和悔恨。

影片后半部的故事都发生在广岛，家福与渡利在核爆纪念广场附近的垃圾场散步并不是偶然。

影片格局之大，导演汇聚了东南亚各国的演员，同时还涵盖了小到个体，大到历史的伤痛。

导演通过这部电影讨论了人的复杂，生的痛苦。

从《等待戈多》，到《万尼亚舅舅》。

从人生的虚无，到人生的苦难。

通过车这个特殊的载体，承载了男主人公的过去以及现在。

通过家福一段段连续的人生切片，以及他出演的戏中戏，为我们呈现了人物放下过去，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过程。

相信看完这部电影的你，也会和之前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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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每一个关注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和《燃烧》几乎是同质同构的。

为了类型和坚实的表层叙事，《燃烧》逐渐藏起了钟秀的小说，而这里则是具象化的车。

《驾》的第一层次中，戏中戏直接暴露且易于吸收，整体构成了影片的表层叙事，不妨先将之视为一套简单类型故事。

仅从这一层面出发，《燃烧》拙劣的犯罪情节，或是《驾》主角的交锋、自白都显得脱线。

在此基础上，需要小说和车将之下沉。

司机之为车、司机之为作者，或者车本身之为作者、之为写作，从结构理解上都无区别，无论如何，车的行驶都是另一层写作动作的凝聚。

影片的序幕，写作者在车中沟通创作；戏剧排演开始后，原作者下沉，新的作者浮现。

通过车建立层次化的结构，合理化了主角交锋、回顾和自白，也为主角和司机语气的分野找到了结构性基础。

男主和冈田交锋前，和观众一同维持观察者的身份，即是人物大纲的建立，对核心的情感要素有所规避。

同质的交锋和性交，都借助强大的惯性推进了写作，引导性的言语随回顾开始出现，诱出最后的北海道之旅——对角色最需要袒露情感的补完。

在雪堆上，角色完成了对自身的建设，因而拥抱，因而回到了戏剧中，从此再无其之为第二层次人物的场景。

在短评中提到《托尼·厄德曼》的拥抱，不是指向父女情，事实上这一场景并不应该带来太大的情感力量，它带来了前述语气分野的和解，如果换个例子，应是《草叶集》中的人物们突然向金敏喜发起了邀约，在基础叙事稍显薄弱的情感力量中，语气和结构的分野、隔膜都随爱消融。

数月前刚刚凭借《偶然与想象》在柏林电影节荣获评委会大奖的滨口龙介，时隔三年再次来到戛纳电影节。

而如今，这位日本导演早已不再是《夜以继日》空降戛纳时的新面孔，在世界影坛风头无两。

滨口龙介《偶然与想象》荣获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三年前，滨口龙介凭《夜以继日》首次入围戛纳主竞赛新作《驾驶我的车》从演员阵容到制作发行都肉眼可见地华丽起来，三个小时的任性片长也被戛纳官方照单全收。

截至7月14日，《驾驶我的车》依然稳坐戛纳媒体场刊最高分。

滨口龙介《驾驶我的车》改编自村上春树影片《驾驶我的车》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同名短篇小说：舞台剧演员家福发现了妻子音与年轻演员高槻的秘密情事，但直到音去世，两人都从来没有谈及这段婚外情。

音去世后，家福在舞台剧工作中和高槻合作，两人有了更多接触；同时，剧场要求家福配备司机，因此结识了司机渡利。

随后，家福开始向司机渡利敞开心扉，讲述和妻子的过去，也从高槻那里听说了他所不知道的亡妻的故事。

就像当年改编《夜以继日》那样，《驾驶我的车》除了保留原著大致的剧情骨架，场景、对白甚至是部分人物的个性与行为细节都有巨大改动。

最明显的改动莫过于对人物的完善。

在原著中被一带而过的配角们的过去，在电影中都得以扩增，并用相当的篇幅来讲述。

（下文有部分剧透，请谨慎阅读）因此，最终呈现出来的电影，还是有着滨口龙介强烈的个人风格。

村上春树在原著中将家福作为叙事的中心人物，而电影中增加了其他人的戏份，让故事不再以家福个人视角为重。

热衷于将舞台剧场景带入电影的滨口，在《驾驶我的车》中同样设置了大量戏剧表演。

家福主演的契诃夫的戏剧被滨口所借用，编排了一出多语种的《万尼亚舅舅》。

来自菲律宾、台湾、韩国等不同地区的演员，在《万尼亚舅舅》中说着各自的母语，甚至还有手语。

多语言台词互接，完成了数段表面上看似语言不通、但实际上达成交流的表演。

为撑起戏剧场景，《驾驶我的车》的卡司阵容豪华又丰富。

既有西岛秀俊和冈田将生这样的日籍明星，还有为了多语种舞台剧而特意安排的外语演员。

比如来自台湾的袁子芸，除了饰演台湾演员Janice，也在《万尼亚舅舅》中饰演索尼娅。

冈田将生

此外，滨口龙介根据他所理解的人物的个性，同样改动了不少场景。

比如，小说中的家福确认妻子的出轨，始终都是一种感应上的确认，从未撞见或找到明确的证据。

而滨口龙介则在电影中加入了一段家福撞见妻子出轨的戏。

当时的音沉浸在情欲中，并不知道自己被发现，家福得以在妻子面前装作不知情。

这个剧情很好地利用了西岛秀俊的“面瘫”演技，表情寡淡的脸庞下深藏着秘密。

再比如家福在音去世后，一直对她不能忘怀，并深陷对于出轨的猜想。

为了呈现这一抽象的心理活动，影片设置了音的台词录音带，家福在开车时反复聆听并接台词。

跨越媒介的对话将音留住，如同幽灵一般徘徊，处在车中这一狭小的环境里，制造出了非同寻常的亲密。

可以看出，滨口对村上春树小说的解读是非常到位的。

包括他将高槻设置成脾气暴躁且有道德污点的明星，其实是分析出高槻的自毁倾向。

这都是滨口改编剧本发挥精彩的部分。

但是，小说改编剧本并不能完全是阅读理解，同样也不能因为小说剧情的延展性不够，就大肆加戏。

在我看来，《驾驶我的车》远低于预期的部分同样来自于滨口做的加法。

滨口龙介导演在小说中，家福对渡利袒露心事，是随着这段雇佣关系的时间逐渐变长，对渡利逐步产生信任后才开始的。

然而，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在交代亡妻，中间部分在讲戏剧表演，对家福与渡利的关系并没有足够的展示。

到了影片的后三分之一，此时家福向渡利袒露心事，两人就必须亲密起来。

于是，滨口根据小说中的只言片语，编撰出了渡利的母亲过世的这一段过去。

为了加强这段过去给渡利带来的影响，滨口更是大胆地加入家福与渡利二人去北海道的段落，探访渡利曾经住过、如今已是废墟的房子，并让渡利念了一段很长的独白，一股脑地讲所有自己的过去吐露出来。

在这场戏中，渡利和家福同病相怜，但情感和表达着实有点刻意而突兀。

渡利对过去的口述非常个人化，缺乏有实感的画面和情景，压抑又克制。

在渡利面前，家福和观众一样同为聆听者，然而如果观众没有被渡利的描述打动，家福也不应该被打动，否则就会造成观众对电影缺乏共鸣，人物的惺惺相惜只是勉强。

相比之下，电影前40分钟对于音的展现就更为完整，生活、出轨和纪念亡女都有实际情节。

可以看出，滨口龙介是想在自己擅长的戏剧性较高的风格基础上，做一些有突破性的实验。

在滨口过去的电影作品中，角色们时常被一些突如其来的念头和征兆鼓励，做出一些背离日常感的决定，情节的进展总是非常戏剧化。

在《驾驶我的车》中，主角家福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小说里主动接近高槻的家福，其实更为符合滨口电影中人物的个性。

电影中的高槻，或巧妙或坚持地，一次又一次找到家福，和他聊起音的往事。

被动的家福被其他角色推着走，唯有在面对渡利，一个比他更被动的人时，才会多主动那么一点点。

在映后发布会上，滨口表示，从文本角度来讲，剧情的主线需要一个次文本来做支撑，所以才需要将人物的前世今生都交代完整。

尤其是渡利，作为家福在妻子去世之后的真正精神上的伙伴，需要和家福有足够的相互影响，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要达到这一点，不讲述渡利的故事是很难成立的。

滨口龙介导演在我看来，这个剧本的改编虽没有失败，但也不算成功。

无论滨口龙介是想将它拍成自己对村上春树小说的阅读理解；还是尽情释放对舞台剧的热爱，做出一个又一个契诃夫戏剧式的段落，都做得有些不克制，也有不太自然的地方。

尽管这远非滨口的最好发挥，但熟悉他的观众还是能感受到他强烈的个人风格。

车内是一个产生亲密关系的地方，适合交换秘密。

于是，音的影子留在了车内的录音带里；而高槻对家福的最关键的吐露也发生在车里，掌握这个空间的家福，将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另一掌握这个空间的渡利。

家福留恋于车内这个微缩的舞台，紧握着那些亲密、欲念与爱的呼唤——这些元素，不正是滨口龙介最擅长的吗？

最好晒一下滨口龙介的签名，哈哈第74届戛纳电影节《银幕》场刊评分

场刊评分排名前三：滨口龙介《驾驶我的车》3.5，莱奥·卡拉克斯《安妮特》3.0，保罗·范霍文《圣母》2.7。

场刊评分排名垫底：南尼·莫莱蒂《三层楼上》1.5，卡特琳·科西尼《破裂》1.4，西恩·潘《国旗日》1.1。

作者| 蓝詹；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驾驶我的车》采用了传统的套层结构叙事，即我们日常所讲的“戏中戏”——众人排练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作为“第十届广岛国际演剧节”的参演剧目。

影片并没有像一般的“戏中戏”电影那样，采用单一的层次处理，将冲突局限于剧场内外；而是开辟出“车”这一事件场景，借助其本身即有的窄小内景和显著意象，将部分重要剧情迁移至此，更好的讲述了一场有关救赎和延续的故事。

一、录音带： 妻子已然死去，其出轨的事因、去世当天意图与男主沟通的事情、前世是七鳃鳗的少女的故事，都成了尚未解答的隐谜。

为了让这些悬念和“妻子”本身即具有的意义延续下去，滨口龙介巧妙设置了这盘由妻子录制的、纪录有《万尼亚舅舅》文本的磁带。

它贯穿剧情始终，在车内循环播放。

男主与妻子的声音排戏、揣摩台词的同时，也是与亡妻的幽灵、经历相似的万尼亚之间一场“另类”的对话。

此时的车子，已经成为了剧场之外的另一个舞台，它联结着现实和原著，阳世和阴间。

更重要的是，它是男主意识与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无意识）唯一相接的通道。

在车子之外，男主是逃避自我的，家庭中的寡言，剧场内的强势，都是对其已经破碎的人格的掩饰。

他不愿让妻子和渡利驾驶，是因为车子是唯一属于自己的领地。

只有在契诃夫现实主义情结的呼唤下，他才能直面内心的不解、憎恨、歉疚和眷顾，将万尼亚作为自我的外在映射，使现实的悲剧同剧中人物的悲剧对照在一起，放下芥蒂，谋求出路。

这样的动机是便于理解的。

它使得《万尼亚舅舅》内重要场景、重要台词虽然多次复现，但观众并不会觉得刻意。

不同于传统套层结构中剧场“内-外”单调的对比，滨口龙介通过男主和录音带，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缓冲区域，对单线叙事下的单一冲突进行了分割，随着车子驶向不同地方，随着录音带的不断播放，契诃夫的剧本作为一种再现、互补和暗示，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最终完全重合，即《万尼亚舅舅》的上映。

二、七鳃鳗和幸存者 男主和女主关系的破裂，应该是自爱女死去之后开始的。

她是不可替代的，女主不愿再次生育的想法肯定了这一点。

女儿血管内的激潮虽然淹息了，但更加汹涌的追忆令她并没有消解，而是硬化成海底的一块化石。

他们依附于此，直至成为两条水草般单薄的七鳃鳗。

“幸福时光”已经宣告终结，但他们毕竟“要继续活下去”。

于是，“那个东西”出现了。

它到底是什么，影片中并没有交代。

它可能是对重新开始的希冀，可能是爱的表层化示像，也可能仅仅是“继续活下去”这个执念本身。

无论如何，生活有了新的动力，他们继续做爱，分享着女主性高潮前梦一样的灵感，依旧保持着“紧密”和“充实”的关系。

然而，女主是清醒的。

大概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发现“那个东西”，并没有赋予两人真实的生机，反而放大了他们作为七鳃鳗的寄生特性。

他迷复于自欺的深垒中，依托旧情的余烬去拉扯渐远的关系；而她则沦陷在欲望的沉渊里，曲附血肉的交汇来麻痹阵痛的母性。

有些事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就像少女无法选择忽视杀人的事实那样，再虚假的激情也无法填补那段有关逝者的空白。

他们该做的是沟通，是共同面对真像前的那枚摄像头，同过往进行痛苦的诀别，让时间继续流动下去。

女主给男主讲了七鳃鳗的故事，可后者即便知晓其中的隐喻，还是“假装它没有发生”那样，合上了电脑。

他再一次选择了逃避，女主只得在等待后，选择了更直接的告别。

男主成了幸存者，但他并没有解脱，而是“一直思考着死亡”。

挚爱的离去让所有的未知化作米诺陶洛斯巨兽，一日不停的追逐着男主，任其逋逃于歉疚和依存的迷宫内。

三、½+½=1 男主家福，仅知道“七鳃鳗”故事的前半段，是后半程的万尼亚； 情夫高槻，知道“七鳃鳗”故事的后半段，也是前半程的万尼亚。

两人通过妻子音而相遇，并在音“声音”的牵引下，逐渐放下戒备，最终在车中吐露真情。

家福获知了真相；而高槻则因袭了万尼亚的宿命，他“内心空空如也”，捧着玫瑰，却发现阿斯特洛夫（这是他本来试演的角色）正拥吻着叶莲娜：家福与音的戏剧是共通的，这是他们彼此爱着对方的证明。

他只是音肉体情欲的某个对象，爱而不得的他选择追随音，成为了另一条七鳃鳗，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完成了殉情。

完全对称的侧光和剪辑 男主家福，拥有½的妻子；司机渡利，拥有½的母亲。

两人是同样的幸存者，被至亲的死亡所负累。

依然是通过“音”，渡利看起了契诃夫的剧本；而从她开车的那一天，家福就让渡利进入了他的世界。

妻子或母亲的形象对于两人都是不完整的，但他们最终发现，那与爱并不矛盾。

高槻，1989年出生，比村上春树的原著晚了将近二十年；渡利，23岁，如果家福和音的女儿还活着，恰恰是同样的年纪。

高槻、渡利，作为冥冥之中音的延续，代表着“年青”的意象。

在两人的影响下，家福终于拼凑出生活的原貌。

前者代替音向家福道出未曾出口的珍重，而后者则完成了两年前就该进行的救赎。

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在同样的布景、光线、服装和动作中，家福依旧低着头喘息，只不过这次让他艰难的台词不再是第一幕的“那个女人的忠诚，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是“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影片结尾，渡利开着家福的爱车向远方驶去。

家福去了哪里？

如果将时间拉长至“我们死后一百年或者两百年”，这个问题连同这个线性叙事下有着“½+½=1”复调内核的优秀故事，都将变得不再重要。

生活会一如既往的继续下去，不管是“在天赋的事物以外再创造新的”，还是一味的“毁灭”，人们总会“继续活下去”。

渡利不仅仅兼具了家福和音的影子，更蕴含着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她是女儿庄严的重生，是并非来自血缘关系的传承，也是契诃夫在苦难的现实里依旧坚定的寄托。

（原文发布于公众号“半斤八两抡电影”，作者展世邦）《驾驶我的车》，是滨口龙介带给观众的文本游戏。

经由电影内外、舞台上下、角色关系、人物立场组成的交错小径，我们甘愿流连在作者构筑的精巧的叙事迷宫之中，沉溺进电影——也只有电影——能够带来的迷人错觉。

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同名短篇小说《DRIVE MY CAR》，并且加入了另一篇小说中角色所叙述的部分故事；电影之中，主角家福在舞台上主演过《等待戈多》和《万尼亚舅舅》两部经典戏剧；舞台之外，家福沉浸在《万尼亚舅舅》的剧本里，会在开车时播放录制了对白的录音带；亲密关系之中，家福是音所创作的“故事”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亲密关系之外，曾经被家福中断了的音所创作的“故事”竟被另一个男人续完；筹备舞台剧过程中，家福的临时司机渡利成为这部戏剧排演时的观众，并和家福共同面对各自人生中的幽暗过往，最终重新完成了《万尼亚舅舅》的公演。

这部电影涉及了如此多的文本，文本中的角色处境与电影故事里的角色处境互为对照，令人眼花缭乱。

同一文本在故事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

文本被拆解后，又重新缝合进了新的叙事里，构成更为迷人的故事结构。

在电影文本中，有一条刺眼的缝隙，让人难以自抑地窥探——作为开场标识的片头字幕为什么要在影片开始40分钟后才出现？

以字幕“两年后”作为时间上的分野，家福似乎只是打了个盹儿，从方向盘上醒来，他开着他的红色SAAB 900T 重新启程。

墨菲斯——吗啡家福在车里睡着之前的剪辑顺序依次为：舞台公演多语种版的《万尼亚舅舅》、家福在后台压抑地抽泣、家福驾驶着他的车行驶在夜路上、听着音（亡妻）为他录制的《万尼亚舅舅》的对白磁带、出现字幕“两年后”、未知视点——音独自在桌前录制《万尼亚舅舅》对白时的背影、音不带情感地诵读对白的嘴型特写、黑场。

再次渐显的画面，是家福趴在方向盘上醒来，他将驾驶着他的车长途奔波到另一个地方筹备他的舞台剧——《万尼亚舅舅》。

从舞台到舞台，家福始终没走出《万尼亚舅舅》，他把自己封印进一百年前的经典戏剧文本。

在音的声音里，家福主动沉沦，亡妻的声音附着在亡者的文本中，令他不能自拔。

广岛戏剧祭上即将公演的《万尼亚舅舅》，家福的身份是被邀请来的“导演”，握有选择演员、分配角色、诠释文本、调度场面等所有权力，他是他自己的Morpheus（墨菲斯），与死魂灵们共舞了两年多，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对这一文本的话语权，他心甘情愿甚至是自觉地继续活在这一戏剧文本的morphine（吗啡）中，作为一个活死人。

强行违背高槻的意愿、专断地安排他出演万尼亚，是家福来到广岛之后做出的第一个叙事意义上的行为。

高槻报名的角色是《万尼亚舅舅》里的医生，阿斯特罗夫，一个引诱了教授夫人并且夺走了她的心的男人；高槻被家福强行安排的角色是万尼亚，恋慕着教授续弦的年轻妻子、嫉恨着教授——他死去妹妹的丈夫、甘愿自我牺牲并被教授剥削着生命和金钱。

这样一个自我抑制的、扭曲的受害者，之前一直由家福自己饰演。

透过广岛的剧院负责人的态度可知，家福先生是万尼亚这一角色的唯一理想演员、无可取代。

在高槻出事后，这位剧院负责人几乎是胁迫着家福“顶替”出演万尼亚。

家福，一个自我放逐在《万尼亚舅舅》文本里的活死人，借导演的权力向高槻复仇，他曾目击自己的妻子——音——《万尼亚舅舅》对白的声音磁带的录制者，在自己的家里与高槻偷情。

在那之后，万尼亚这一角色就成了一个诅咒，家福把自己缝进了这一游走在舞台上的亡魂躯体之中。

“互文”带给创作者和观众的快感，始于对应关系：面试的表演场景，刚好是阿斯特罗夫情难自抑地引诱了叶列娜（教授年轻的妻子），而沉湎于情欲中的二人刚好被曾经的万尼亚——家福再次目击，高槻——阿斯特罗夫、音——叶列娜、家福——万尼亚，构成残酷的对仗关系。

家福失态地摔了椅子、当即叫停高槻的吻戏。

“互文”带来的快感不止于此，真正产生对话并且超越元文本意义的，是错置或者重置对仗关系。

家福下意识地行使了他作为梦之神墨菲斯的神力，他要摆布并且亲眼看到高槻（万尼亚）目击到他所爱的叶列娜、他的青春和他的理想所系的女神把脸埋进另一个男人（阿斯特罗夫）的怀里。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冠冕堂皇地摆布情敌更能享受复仇快感？

《万尼亚舅舅》里最有魅力的角色是阿斯特罗夫，他是个真正“活着”的人，他强壮、充满动力、为生命奔忙，治病救人的同时也会因治死了人沮丧酗酒，拼命挽救被砍伐的原始林地、以科学的精神和方式绘制着森林消亡的地图……索尼娅和叶列娜都爱他，他的声音、他的气息和他的步伐，是她们——本能拥抱生命却眼看着自己陷落进脚下生活的年轻女性对生命力——的追求。

在契诃夫的剧本里，阿斯特罗夫只是过客，他的步伐不能停驻在生活里，他注定要追逐生命本身。

曾经身为医生的契诃夫，以剧作家的悲悯，留给世人的是索尼娅和万尼亚。

被封印的聆听者、被复活的叙事者家福第一次听磁带，是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为了筹备舞台剧并能够始终沉浸在文本中，他请音为他录制了《万尼亚舅舅》的对白。

听磁带的过程是单向对话的过程，音在诵读角色对白的时候，会专门为万尼亚的台词留下间隙，家福在开车时可以在这些间隙中诵出万尼亚的台词，严丝合缝。

家福与音之间的默契超越了夫妻关系，也不同于亲密朋友间的关系，二人在磁带里融为一体。

家福引以为傲地在其后的“叙事”里把音和他绑成一个主体，他在和高槻的对话里饱含着优越感地铺设潜台词：他和音之间的关系早超越了夫妻，并不是高槻这样的人能插得进来的。

这是家福由衷的骄傲，同时也是他抵抗妻子出轨真相的护心镜。

此外，家福和音曾经共同蒙受丧女的悲恸，并永远共同被包裹在失去未来生命的阴霾里。

其实，这一苦难对家福的分量，远非悲恸，而是另一意义的“二人一体”。

就在家福目睹了音的出轨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了女儿的忌辰，这一举动似乎在说明着关系维持下去的理由。

音去世两年后，家福和高槻在SAAB 900T 后座上的对话，家福平淡地讲述了他与音共同熬过炼狱的事实，并且暗示了这一羁绊远高于亲密关系包含的情欲和爱欲。

就像《万尼亚舅舅》的对白录音带，爱女的早夭，固置了家福与音之间的联结。

这种基于“死亡”的联结，更恰当的概括应是：束缚。

在音猝死当天的早晨，她曾经嘱咐过家福，晚上有事要认真谈一谈。

家福回到家，发现了妻子的遗体，他“侥幸”躲过了一次直面惨烈真相的契机——如果不是蛛网膜出血，音很可能对家福坦陈她的出轨。

也正因为这次意外，家福才得以封印真相，并且在意识里强行避开了妻子和他“并非一体”的事实，他以录音带里的声音和万尼亚的文本麻醉着自己，带着对“完美”亡妻的哀悼、带着对自己的可怜，继续活下去。

视觉上，这一“自欺”的时刻，呈现为家福看到的镜像。

当时他因为航班问题推迟了出国，回家进门，家福经由镜子看到音正在和高槻共同陶醉着肉欲。

那一刻的家福的视点里，妻子和她的情人始终在镜子里，直到家福悄声离去她们都不知情。

其间，出现过一个反打的镜头，是镜中错愕的家福，那一视点既非某个角色的主观视点、也不是第三人称视点。

角度和位置，更接近于音的视点看到镜中的家福，但是，在客观事实上，音全程都紧闭双眼享受着肉体之欢，她并未察觉家福的存在。

这一“吊诡”的“反打”，缝合的对象究竟是观众还是家福？

家福被置于镜子里，他成了自己的“他者”，自此他把发现了真相的自己封印进了镜像之中、也同时封印了出轨的妻子的镜像。

除了《DRIVE MY CAR》，在村上春树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里有另一篇故事——《雪哈拉沙德》（译名参考自赖明珠译本，即另一译本的《山鲁佐德》）也被滨口龙介拿来植入到“音”的角色里。

电影《驾驶我的车》，开场的情境就是音以一贯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讲述着一个故事：暗恋着高中同学的女生经常翘课潜入到对方的家里，呆上一阵子，留下不易被发觉的某种“痕迹”再离开。

这一故事的开头，是音在与家福做爱之后讲给他听的。

聆听着故事的家福就把故事的细节一一记下来，事后再复述给音，音再继续整理成剧本。

凭借这些文本，音参加剧本比赛成为了编剧，并继续创作。

家福目击了音的出轨之后，两人上床的时候，音随着身体的高潮也把这个故事推到了高潮段落，然而次日早晨她问家福故事的细节时，却被告之“没记住”。

极富意味的镜头是，家福用前臂遮住自己的双眼与妻子做爱，他拒绝了和音的真正联结。

家福以这样的方式，打破了他和音之间的默契，报复了出轨的音。

次日晚上，音猝死，这一故事也“死”在家福的记忆中。

两年后，家福和高槻在车上对话，故事有了另一个方向的突转。

原本，家福是想故意压高槻一头，想告诉他：家福和音之间除了共同走过炼狱之外，还有一重超越了性欲的亲密关系，那就是：作为叙事者的音通过肉体之欢即兴讲述故事，作为聆听者的家福记录故事——二人一体，共同创作了音的剧本，音以此成为出色的剧作家。

这毫无疑问又是家福的自欺之梦。

家福没想到的是，高槻作为另一个聆听者，续上了音创作的故事，并且使之完整成篇。

毫无疑问，这一故事也是村上春树大多数故事指向的：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曾经发生过至暗的反人类的行为，但那个地方的人们从未真正反思、至今仍在和平繁荣的表象下若无其事地生活，黑暗的历史成为禁语，那黑洞一般的真相被每个人共谋着掩盖。

作为如此震撼人心的故事的叙述者，音已经不在人世，是高槻重新讲述并“复活”了她的故事，让她的作品生命得以延续——毕竟车上还有渡利也听到了——只要有倾听者，故事就能活下去。

司机渡利在其后对家福说的话，刚好印证了：经由高槻的讲述，渡利倾听并且开始思考这个故事，进而对音、高槻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被他者听到、甚至启发了他者，这也正是音的作品生命延续的意义。

至此，家福的封印——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杀死”音的行为——也就被破除了。

鉴于音只在做爱时创作故事，高槻之所以能复述完整，当然是以肉体为媒介，记录并补完了她的作品。

音受到肉体——生命刺激而生发的创作，得以由肉体——生命的结合而存续。

高槻的存在，祛魅了家福自怜的说法，并且以最原始的方式——性交中的身体状态记录下的故事——还原出了一个更为完整但是并不完美的音。

在家福的车里，音的故事终于战胜了家福控制下的音的声音，音也被“复活”成为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

渡利后来温柔质问家福：“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一个既爱着你也和其他男人上床的音小姐的存在呢？

”这句话刺破了家福的梦之铠甲，让他哭了出来，并且承认“自己被深深地伤害了”这一事实。

被凝视的舞台、被侵入的后台《万尼亚舅舅》这一经典文本，在滨口龙介的电影文本里被激发出更出人意料的力量，远远超越了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文本所能承载的限度。

滨口龙介充分调动了契诃夫原作的各个层次，解构了其中的空间、语言、时代性，甚至打破了戏剧的媒介——舞台本身的属性，并将之重构为某种对话或理解的可能性，试探着敲开当下人的——由于主体与他者不可调和的对立所造成的——孤独而自恋的茧房。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家福把自己困在他的SAAB 900T 里，困在磁带播放出的音的声音文本里。

在第一个“他者”被塞进他的空间之前，他都以视而不见的姿态照例播放着音留下的声音文本。

在初到广岛的几日里，临时司机渡利对家福而言是如同空气一般的存在。

渡利出于职业操守，以及对家福爱车态度的尊重，从不擅自进入那辆红色的古董车。

家福对《万尼亚舅舅》的“筹备”，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进行，他的车就是排练场。

两年间，他每日都在和那些被妻子赋予声音的魂灵们对话。

在选定演员之后，家福顺理成章地继续以文本为指归，在他的命令下，所有的演员都要不停地围读经典文本，去除带感情色彩和表演痕迹——正如音在录音带里的状态。

有演员背地里抱怨围读“像诵经一样”！

围读会的布局，刚好框死了视觉空间，家福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主创全部封印到不带丝毫感情的文本之中，时间被模糊，个性被抹杀。

家福尤其盯紧高槻，多次粗暴纠正他的表演意识，令他“只能和文本对话”，并且无视演员们的抗议（詹尼丝曾用英语说“我们不是机器人”）。

李允儿（索尼娅），第一个攻破了家福的壁垒。

滨口龙介特地铺排了一场“道歉”的家宴，家福被拉进一个幸福的家庭，同去的还有将会成为家福亡女镜像的渡利。

在家宴里，李允儿——索尼娅以身体的而非声音的交流方式破除了家福的语言习惯，让向来以“聆听者”自诩的家福捉襟见肘。

一番“对话”下来，家福被李允儿夺走了话语权。

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语言隔阂的突破：先是由李允儿——索尼娅以手语（身体的）表达，经由她的丈夫——导演助理尹秀翻译为日语，再转述到家福——导演这里。

对话间，家福得知李允儿曾怀孕流产，她也不再是一名舞者。

为了走出阴霾，李允儿随尹秀赴日，鼓起勇气报名了《万尼亚舅舅》。

在家福面前，他俩是一对更为完美的患难夫妻，他们的家里养狗、种菜、享受烹饪，一切都是家福和音所缺失的。

家的影调在视觉上暖到极致，是前四十分钟里家福和音所处的所有空间的反面。

李允儿和尹秀共同经营的完美家庭，是家福和音永远无法企及的乌托邦。

此后，李允儿调皮地要求家福尽量多夸夸演员们，家福罕见地大笑不止。

回驻地的路上，家福与渡利谈起了各自的羁绊，家福活在对妻子的美化叙事里，渡利则感恩母亲教会她驾驶。

尽管交流的是各自的自欺幻觉，他们之间还是发生了能被称之为“交流”的对话，而这刚好是在感叹了李允儿和尹秀“是多么好的一对儿”之后。

次日，家福居然真的破格，暂时抛开剧本围读，让演员们代入角色去排演几个段落。

这一排演行为，止于高槻和詹尼丝迟到后糟糕的表演。

面对高槻，家福还有坎儿没迈过去，他让大伙儿再次回归到剧本围读，桌子被重新围起来，所有人又再度被困。

第二个让家福破例的是司机渡利。

在和渡利“参观”过广岛的垃圾处理厂之后的一天，家福把整组演员带到了户外、带到了渡利眼前，让渡利看到了排演。

索尼娅和叶列娜在温暖的大自然里，在接近古典戏剧剧场的空间中，找到了文本之外的某些东西。

此后，高槻受困于自己迟迟无法进入万尼亚这一角色，再次邀家福喝酒。

回程中，家福的车里破天荒坐下了三个人（此前要么是自己、要么是家福和音、要么是家福和渡利——关系也就只限于驾驶员和乘客）。

高槻补完了音的故事，彻底颠覆了家福精心钩织的文本之茧。

次日，演员们开始带妆彩排，高槻的表演得到了家福的称赞，却被警察带走。

高槻——以身体直感为行动本能的青年演员、音的情人、音的故事的另一“聆听者”——出于愤怒本能误杀了偷拍他的路人。

一个很可能是过激的但却是全新的“万尼亚”就此不见，家福只能重新面对他逃避许久的角色。

家福与高槻，这两个万尼亚，第一次见面是在《等待戈多》的后台化妆室，音领着高槻拜见家福，在不容他人踏足的空间，家福把音和高槻都隔绝在了门外。

两个万尼亚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舞台，家福作为凝视者，看着高槻成功地甚至是超越地诠释了本该是家福的角色——万尼亚，发出了由衷的赞赏。

这一对仗与错置，再次把万尼亚和家福缝在一起，家福利用《万尼亚舅舅》的文本催眠了自己，又必然通过这一文本对他和音的关系祛魅、对他把自己缝合进万尼亚的这一自怜的心态祛魅。

经由北海道之行，《万尼亚舅舅》公演，这次公演是对《万尼亚舅舅》（音去世后）的首演的一次颠覆：首演的万尼亚独自在后台泣不成声，第二次的万尼亚在后台被教授拍肩鼓励；第一次的万尼亚没有观众、台下一片漆黑，第二次的万尼亚出现了多次、多角度的不同的凝视者——从后台的詹尼丝看着闭路电视、到观众席上的渡利和尹秀等人的凝视。

在和渡利共同直面他们各自的曾经的创痛之后，家福的舞台空间得以开放，形成真正意义的纵深空间。

在李允儿——索尼娅的手语引导下，家福——万尼亚被催眠般地“聆听”着手语台词——在音的录音里从未出现过的台词——“我们要继续活下去”——正是此前家福对渡利所说的话。

此刻的镜头，前景是索尼娅安抚万尼亚、后景纵深处是渡利的凝望。

家福从舞台回到舞台，重新诠释了《万尼亚舅舅》的文本。

“活下去”的台词段落，通过李允儿——索尼娅的手语，传递给家福和渡利，被他们真正“聆听”到。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与依赖身体本能的高槻不同，家福依赖语言、信奉理智，自律到冷漠的程度。

两人之间曾有一段充满了戏谑的对白：高槻因为迟到向家福道歉，说自己去“听”詹尼丝倾诉烦恼，家福当即质疑他“明明连语言都不通”，高槻的回答则是“所以上了床”（大意）。

看似戏谑的回答，揭示了高槻的聆听才是真正的“聆听”。

到后来，在车上的对话，高槻道出了对音的仰慕，而这份爱的前提并非纯粹的肉欲，高槻对音有着他自己的观察和体认，他的结论被局外人——渡利所认同。

倾听了高槻对家福的剖白，渡利告诉家福：她能感觉到高槻说的话是发自心底的。

语言不通，是否就妨碍沟通？

家福一直沉迷的《万尼亚舅舅》，其对白表现方式是来自各地的演员以各自的母语沟通。

家福一直强制演员们反复“围读”剧本，在各自语言存在先天隔阂的前提下，每一位演员就只能自说自话，独自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自呓般的“对话”，而不是与他者进行交流。

家福从李允儿和尹秀的家里回到驻地后，开始研究其他演员的语言，对叶列娜——詹尼丝的对白部分进行标注，这一举动在视觉上正是家福开始跨越鸿沟的尝试。

影片中，家福出演过《等待戈多》，是一种实验性的戏剧，艾斯特拉贡和弗拉基米尔语言不通、自说自话。

当时，家福以日语和另一角色以印尼语“对话”，引发台下观众的笑声。

尽管这出戏否认了沟通的意义，却没有否认“沟通”的事实。

最后的《万尼亚舅舅》，角色之间同样是各说各话，最极端的是索尼娅用手语，但也正是索尼娅的手语引导着万尼亚走出幻灭和自弃情绪。

滨口龙介借此给出了沟通的可能——以身体而非语言沟通，打破自我建构的镜像，让自说自话的人能透过身体的冲突和借由身体去“聆听”、去发现并走近他者。

在影片中，舞台犹如“巴别塔”的废墟，发生于其上的交流可能超越语言的沟壑，达成真正的理解。

在《那些欢乐时光》里，滨口龙介回顾电影《欢乐时光》的创作历程多次谈到“聆听”、“身体”、“围读”、“通往肺腑”……他的“表演工作坊”花了很长时间让演员们彼此“聆听”——并不是简单地听对方说话。

滨口龙介在书里说：“在一种被人倾听的实感之中，人们发出‘美好的声音’——让原本真假难辨的‘叙述（欺骗）’有了可信度，让人觉得那些叙述表现着叙述者自身的真实。

我试着把这种‘美好的声音’移植到我自己一直以来从事的领域——剧情电影的时空。

”这一说法的语境，是滨口龙介曾经到东北地区拍摄地震灾后专题纪录片时，发现叙述者之间超越了历史时间空间的彼此倾听。

进而，滨口龙介悟到了他的表演方法。

可以说，影片中对《万尼亚舅舅》的排演，以及家福和渡利相携着重新直面过去的段落，都贯彻了滨口龙介的这一理念。

家福缺席的尾声部分，渡利独自走在充斥着异域语言符号的迷宫般的超市里，她自如地以韩语购物、结账，开着曾经只属于家福的红色SAAB 900T ，车里还有一只属于她自己的狗。

渡利不再是孤身一人，行驶在异域的公路上。

如家福所言：要是女儿活到今天，刚好与渡利同岁。

渡利美纱纪在电影文本里是家福永远缺失的女儿的镜像，她唤醒了家福对“他者”的关注，先是侵入了家福的车（作为保护壳的移动茧房），继而又成为音的语音文本的另一个聆听者。

作为局外人的渡利还听到了家福对过去的自叙、家福对高槻的报复性的叙述、高槻对音的叙述。

不止于此，渡利在家福认可了她能做司机之后，还允许她进一步侵入（车内吸烟），她还对音的声音和行事风格甚至为人印象做出了独到的虽未谋面却冷静客观的同为女性立场的读解。

渡利之所以能让家福心甘情愿地“驾驶我的车”，成为真正意义上侵入了家福的他者，绝非只是因为年龄上的巧合，而是因为她和家福各自被亲密关系严重伤害过，并且都建构了另一套叙事，她俩都封印着被伤害的真相，甚至，也都保存着通往幽暗处的入口。

对家福而言，创痛的口子是音诵读的《万尼亚舅舅》的语音文本，他带着它随时收听，像任何人都会抠破结痂的伤口——上瘾地屡次抠出血——再等待结痂——再次抠破，家福就是要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音”，催眠的同时享受着被伤害的痛感。

渡利始终保留着她左颊上的一道显眼的疤痕，那是她“杀死”妈妈留下的印痕，她故意不做祛疤手术，让自己随时能惩罚自己，也沉迷于这样的自己。

尽管家福和渡利都曾自欺地编织了另一套叙事——在他们的叙述中，音是默契的伴侣、妈妈是渡利的驾驶老师和唯一的依靠——家福和渡利却也同时留住了这一创口，他们随时都能打开通往过去幽暗世界的门。

正如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的“井”、《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胖女郎守候的入口、《舞！

舞！

舞！

》里海豚宾馆漆黑的第16层……黑暗世界的入口一直都在，有些人选择视而不见，有些人结伙拼命掩盖，有些人则会一直带着它、直到那个自我唤醒的契机出现。

回到北海道的上十二泷村，面对被泥石流掩埋住的“家”的废墟，家福和渡利直视自己的深渊，他和她都被各自的挚爱——妻子和妈妈——深深伤害，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杀死”了她们——音和“佐知”（妈妈分裂出的另一人格、渡利唯一的朋友）。

家福说：“活着的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死去的人，无论是以哪种形式。

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和你，也会一直这样活下去。

”家福和渡利接纳了那个不可原谅的自己，呓语着脱胎于《万尼亚舅舅》里的台词——“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相互紧紧拥抱住对方，各自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