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守护者

我们曾经一起看一只小狗追自己的尾巴。

她说，这才是人生，我下辈子要做小狗。

我笑着说，你会轮回转世成一只猫。

猫独来独往，不需要别人。

我需要你，她回答。

好吧！

我说，那我就转世成猫薄荷。

可以说安娜的出现是因为凯特 若不是作为姐姐的凯特需要一个能够长期提供给她骨髓白血球干细胞等资源的百宝箱 或许也就不会有妹妹这个小生命 资源有限也会枯竭 所以在供应了很多需要给姐姐的情况下 这一次她勇敢的说了不 她也知道自己生来的作用但这一次她想守护自己的身体 即使是和最亲的家人对簿公堂 挺能理解这种无法喘息的感觉 同样都是孩子 有对比就会有伤害但剧情是那么巧妙婉转 真相是姐姐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想通过法律来阻止肾的转移一边是伦理道德的拷问一边是法律如果你的父母为了一个理由孕育你 那么 那个理由最好一直存在 因为那个理由要是不存在了你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所幸结局是温暖的 一家人冰释前嫌和和睦睦 妹妹胜诉了但与这一切相比结果显得不再重要

泪点向来不高的我，毫不掩饰在这部片子里我是从头到尾从没让自己视线清晰过。

影片的主题很简单，“守护”，一个罹患癌症的女孩，在母亲，父亲，妹妹和命运相通的男友的所有守护下走过自己的生命。

面对亿万偶然而生成的生命个体，每个与她产生交集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她，守着她，尽管守护的方式各异，可引导这种守护的他们心中沉沉的爱。

沉重的母爱，心疼的父爱，理解的手足爱，相惜的爱情。

如果说她短短的十多年里充满了疼痛、药品、病魔，那么，人生的各种疼爱也是生活的主旋律了吧。

这部影片，给我震撼的除了托着我们每天向上乐观生活的感情，还有对生命的尊重，对死亡的态度。

死亡就是死亡，可我么仍然活着。

这应该是小妹之后的独白吧。

曾经，我们都以为当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人离开时，我们会选择离开，可是真的到了这时，我们却没有选择在过去停留，生活还在继续，而我们还在向前走，并且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

死亡，对于死者而言，因为是我不害怕死亡吧，或者是在我内心我从不把生活着死看得太重，我不想让我们个体太高于自然，与其坚信我们是万物之灵，我更愿意相信，我们是自然一部分，没有太多骄傲或者优越可以让我们炫耀，标榜我们的与众不同。

所以，死亡，对我来说，从不是一种痛苦的结局，那不是生命的结束，我更愿意相信你又要在无穷的自然界换副模样重新来过。

也许来世，你仍然一无所知，不记得前世那些跟你缘分深浅的人，不过那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不必太过计较，一个没有不负累记忆的生命体才可以在重复的生生死死中不厌其烦的周而复始大同小异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生死，我觉得会很坦然。

影片中到处弥散着浓浓的关心和爱，我们也总是以我们认为的方式来爱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在心底，首先我们把自己的动机善良化，一个从善的角度出发的关心怎会对他人造成不适，可是真正的现实有时候却恰恰是这样。

亲人的关心有时真的会是一种负担。

我想影片中的姐姐是有这种体验的。

所以，如果你真爱他，就从他的角度来施与你的爱心，而非从我的角度。

一个只从“我”的角度出发的爱是自私的，你安抚了自己的良心，却有可能将对方置于痛苦中。

影片中最后的基调很好，她离开我们了，原以为我们不会活下去，可是最后我们活得很好，而她也从未离开过，她一直在，曾经在，就一辈子都在。

是的，如果你的生活此时遭遇了不幸，是你想要摆脱的，请不要拧巴的挣扎，亲爱的，请等一等，生命真的一种需要你隔断时间来重新审视的，暂时的不能忍受，时间会为你平复，并且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它会告诉你，嘿！

曾经的原来也不算糟糕。

亲爱的，只要我们在经历，不要总是试图摆脱它，让我们适时地抽离这个主体，站在第三方，隔段距离来看，你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体悟。

不信，请等一等。

不必着急，路还很长，只要经历，在岁月不定时会成为你的慰藉。

好啦，与其说是影评，更像是一种观后感吧。

出生已经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了。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在感叹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什么都需要考试跟考核，上学需要，工作需要。

而唯独结婚跟做父母不需要。

在父母抱怨我为你失去了多少，为你付出了多少的时候，孩子们心想是我让你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吗？

更可怕的是这部影片还向我们展示了连死亡都不能选择。

如果我发现最开始我的出生只是父母用来拯救另外一个孩子。

我当然会难过。

但会不会选择接受很难说。

或者说父母可能也不太会给我考虑的机会。

那么小的孩子，父母就是他的监护人。

所以女孩最后选择了用法律作为自己的武器。

这里面还隐藏着更深的逻辑那个被拯救的孩子，他一直饱受重症疾病的折磨。

他愿意这样吗？

一直给家里人带来负担。

自己也没有办法像正常的人那样生活。

果然最后答案揭晓。

真正不想再让这个捐献继续下去的人，是生病的孩子。

她太累了。

母亲的爱的确伟大，但这位母亲的爱建立在很多其他人的牺牲之上。

关于人性的思考可以有很多。

但我更在乎的是哪怕是父母想要选择用自己的孩子救另一个孩子，怎么真正保护到所有孩子的权益呢？

其实看这部电影的前几分钟，就已经可以预期这片要来好好哭一下了。

在片头，小女孩用旁白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出生和宿命，画面上是静音的家庭自拍影片，视觉上是快乐的儿时回忆味，听觉上是带着淡淡悲伤的无奈，很爱这样子的结合与矛盾。

事实上，这部片子中一直有着许多的矛盾与冲突，对父母而言，为了拯救一个孩子而“制造”另一个孩子来提供器官捐赠？

那么这个「功能性」的孩子就不算孩子了吗？

对这个孩子而言，她当然想要有自己的人权、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出生就要被“决定”她得要做什么？

可是看到姐姐的痛苦，她不心疼吗？

除了纯粹的爱之外，还有太多的考量和情绪错综交杂，让他们的脑中也在交战着。

这部电影谈的并不只是癌症的问题，它的公式可套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它有着一种无奈，有时候，就算你愿意不计代价付出一切，也救不了一个人，有时候，你必需要“利用别人”才能救人，当「别人」被卷入的时候，复杂度就大大提高了，而当这个“别人”是你所爱的人，就更付杂了。

不自觉地，《姐姐的守护者》竟然让火行者想到了电锯惊魂的理念，虽然它是用血腥极端的方式来挑战一个人愿意牺牲多少来救另一个人，而《姐姐的守护者》用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

其实，若单看这位妹妹，你会觉得她真的好可怜，她一生动过的手术、失去的机会，都让她无法和一般小孩一样过日子，单看她，你一定会同情，一定会想帮她。

但再来看看这个姐姐，这些一心想要救姐姐的父母，他们又有什么选择呢？

如果父母自己能够捐赠，早就义无反顾做下去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只得做出这唯一的选择。

很爱《姐姐的守护者》中许多角色不同立场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全都是建立在”爱“的上面，如果他们都不爱彼此，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了，”爱“真的让他们更痛苦吗？

看完影片之后，相信你会感受到更多…无法言喻且绝对不是黑白分明的滋味。

而不光是妹妹没有选择的权力，生病的姐姐呢？

她是否有寻死放弃的权力？

这部电影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这些人的任何一个决定，或是一举一动，都和身边所爱的人息息相关，怎么做都有人受伤，并没有所谓的最佳解决方法存在…只能说，选择要牺牲什么、牺牲谁，那么，这个决定谁来做？

像《姐姐的守护者》这种电影，演技非常重要，两个小女孩都不输给大人，相信很多人从Miss Little Sunshine认识了Abigail Breslin，她很成熟很抢镜，演生病姐姐的Sofia Vassilieva和她有得拼，连演很多爱情喜剧的Cameron Diaz都有超平常水准的演出。

Alec Baldwin和Jason Patric也都是能演的人，他们把这复杂的“四分五裂”都演得很好，使得尽是冲突的一部片子，背后充满温暖。

相信大家也会好奇，这一切会如何结束，那就慢慢品尝吧。

《姐姐的守护者》的感觉不会特别故意催泪，也不是一部很“娘”的片子，对亲情有点感觉的人，应该都会有所体悟的。

导演Nick Cassavetes最好的作品，我觉得是The Notebook ，《姐姐的守护者》虽然没有它那么实在不做作的感动，但也不差了，该哭得地方还是哭得乱七八糟…毕竟是亲人的生离死别…这本来就是个会让观众痛得要命的题材。

总之，这部片子说的就是：在得与失之间，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姐姐的守护者》，一个很一般的题材，一个一眼便能见底的故事，却沉重得出不了气。

一个不能不叫好的剧本。

影片中每一个人都特别难，我，妈妈，姐姐，爸爸，哥哥，医生，律师，法官，……这个片子就是写了一个困局，一堆局中的人，问题来了，谁来解局？

姐姐得了绝症，成了一个麻烦，不是治病的问题，而是妈妈，顽强到疯了，于是，挂在悬崖上的姐姐，上，上不来，下，下不去。

妈妈要做成姐姐的稻草，而被病磨的姐姐长大了。

姐姐要松手。

谁来做这个“罪人”？

“我”被迫走上法庭这条绝路。

这“难”是一个死结，只能动剪刀，帮所有抓着这只手的手了难。

违背自己的意愿、承受道德与真善的拷问，何其艰难。

谁能轻松直面生死？

要知道“我”是接受命运安排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想每一个母亲都绝逃不掉这场代入的，但也一定得不到答案。

妈妈是故事的第一个核心人物，她从情感上是死不肯松手的。

“我”是故事的第二个核心，是为姐姐续命的供给者，“我”的态度起法律效应。

姐姐最难面对的是妈妈，她已经不能仅仅是为自己活了，她明白她是妈妈的寄托，她们是一对被生命捆绑在一起、打了一个死结的最亲人，幸福成了不能承受之累，只要姐姐拿主意……其实，一切都在最初时就有了思想准备，但拒绝接受，百折不挠，这就是妈妈。

而哥哥在法庭上说出了官司的真相，他再也不能忍受两个妹妹受的委屈。

真相往往是残酷、不公平的，连我都慌了手脚，因为这一来就把妈妈逼上了绝路，她再也没有选择了，无异于你告诉一个靠逃避现实来实现勇敢价值的人，海市蜃楼几秒钟后消失。

这有是非对错，用得着理由吗？

明知道的结果，一直拉一直拉拉满弦，嘣！

断了，断了观众的心弦。

眼泪止不住地流，不是哭，是忍看消逝，仿佛是我手中的手被滑落，看着她飘向远方，飘啊飘，“成为蓝天一角……”姐姐要自己决定，姐姐要妹妹帮忙，爸爸这次发了宝气，说离婚也要带姐姐去海滩，哥哥不顾阻拦地大闹法庭……再一次，我们听到沙翁问，活着？

还是死去？

或许我们努力地活着，温暖，给予，就是为了积攒勇气、兑换能量，为有一天要走向死亡却不知会有多长的黑路而准备吧。

这样想来，真善良地活着，又增加了一分动力。

摘一段宗玉老师的评述：“……外延一下子就扩大了，妹妹安娜既是在帮自己争取健康生活的权力，又是帮姐姐争取自由死亡的权力。

人性中善的温暖自始至终，笼罩在每一个人身上。

懂得人性的全部黑暗，但仍然坚持抒写人性的光明。

这正是编剧的伟大之处。

这其实也应该是所有作家都要遵循的创作规律。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需要文明来维持。

文明是人类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但很脆弱，脆弱得就像一把捏成团的湿沙，需要人性中的“善”来维持。

假如我们希望人类的未来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得不停地抒写和赞美人性中的善因，以期能钳制人性中的恶意。

”

其实这部电影，真正打动我的是Katie和Tylor的爱情。

整部影片主要想要说的亲情吧，我看懂了，Katie和妹妹Anna，Katie和妈妈Sara，Anna和爸爸，Anna和哥哥，Katie和哥哥，还有aunt Kelly，那些细节，我都看见了，可我还是固执地被Katie和Tylor，面对死亡的爱情所感动了。

看着他们参加舞会，我就知道Tylor即将要离开了，我喜欢他们kiss的样子，那样的纯洁干净美好，那样让我觉得幸福，喜欢他们拥抱的样子，他们互相依靠，互相取笑，他们彼此鼓励，他们一起面对死亡的幸福。

他们也是知道的，也许这一刻我们还在亲吻拥抱，明天就再也见不到……我看着他们亲吻，泪流满面……简单的影片，一条主线，将Katie和Anna的生活从小时候串联到现在，回忆和现实相交叉，现实的残酷和痛苦，回忆的美丽幸福和痛苦，感觉上导演没有刻意想要去对比什么，可是这样看下来的感觉就是怀恋和不舍得。

Katie未尝就是那样渴望解脱的吧，一直不停翻着以前的相册，回忆着，过去种种，她一直微笑着，看着妹妹的时候也会很不舍得……影片的结尾，Katie抱着失声痛哭的妈妈，这才是最好的结局，打开妈妈的心结，才可以释然离开，要告诉妈妈，无论他们怎么想方设法让我开心，哪怕为我剃成光头一起出去玩，哪怕为了我的幸福买来加法和华丽的晚礼服，可是我就是要离开了……I’m ready……Time to go……Katie离开之后，大家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

我该怎么说呢，我很矛盾，有质疑大家公认的高尚到底是什么。

是的，我追随着妹妹，虽然她一开始提出，她要拥有自己的身体行使权，不给姐姐捐肾时，我懵了，我想那是生命啊，我被一贯输入的思想道德开始质疑她。

当妹妹活蹦蹦的跑到律师面前，她说我要告我父母，她给律师一堆的文件，嗯，都是她从小就开始给姐姐捐赠器官的说明，那些数字大抵是可以看出这个一开始就被描绘成一个坚持不懈，相亲相爱的家庭时的假象。

这是当时自己的心理，现在看完真是觉得自己狭隘得很。

继续说自己心理变化过程。

那位胜率91％的律师当时只了解到了她的态度，他便接手了。

只因他有癫痫病，明白那种身体不得自己控制的痛。

当她告诉母亲，她绝对不会给姐姐捐肾，她的母亲质疑着，给了一巴掌，那是你的姐姐！

她决绝的反问到，要是我只剩一个肾，我就不能运动当拉拉队或者怀孕是么？

我不想再在身上割肉了，我这个生来就是捐赠的孩子，我不是你们爱的结晶，我是为了姐姐才活在这个世上！

可你们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愿呢！

也许跟她的姐姐比苦，她还真不算什么，或许很多人都会这么想，那一刻我在想痛苦，不论程度，不比较，自己的痛苦谁也感受不了！

不能因为你觉得她比较苦就忽视了另外一个啊！

妹妹被父亲带着出去，看着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孤注一掷的勇气，令我动容。

我很坏心的想着，姐姐死了很好。。。

故事有很多面，一家人每个人都塑造的很饱满。

可是我的关注点还在妹妹身上，当我认为剧情走向貌似要向通常老套的桥段走时，我想弃了来着，幸好还有点不甘心，继续看着，是的，是姐姐让妹妹做的，因为她不想活着了，她深知妈妈不会同意，所以她只能劝妹妹。

妹妹说她们不会相信我的理由的。

但是她的姐姐啊，说会的，因为你说的是事实！

我泪目了。

原来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是只有妹妹，是坚持了十几年的妈妈，放弃自己的世界只为成全姐姐的世界，是沉默宽容的父亲，照顾着所有人的情绪忘却自己。

是孤独自强的哥哥，害怕回家却又总很想回家。

更是姐姐，为了你们我到底是活着还是离开，那我就都试试。

写着写着就写偏了，可能是只从妹妹的角度，但妹妹又只说了一个角度，还夹杂着自己审视自己内心，表达不出来了。

可是还是想说，片面的去认识公认的高尚可能会失去感受美好的能力。

《姐姐的守护者》原著是连续五年蝉联“北美最受欢迎作家”的美国小说家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备受争议的经典作品。

[①]电影讲述了一对美国父母为了给先天罹患白血病的大女儿凯特治病，通过先进的基因技术孕育并生下了与凯特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安娜。

十几年来，安娜不断向姐姐凯特捐献脐带血、白血球、干细胞和骨髓等。

如今，凯特肾功能衰竭，父母要求尚未成年的安娜捐献一个肾脏给姐姐。

安娜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找到律师坎贝尔把原为律师的母亲告上法庭，捍卫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但在法庭上，安娜吐露真言，她对父母的诉讼实际上来自患者凯特的授意，姐姐不想再继续连累妹妹和父母，也不愿在疾病的折磨中痛苦生活，法院最终判决安娜胜诉。

《姐姐的守护者》在感人、曲折的戏剧冲突背后不仅蕴含着绝对主义义务论(Absolutism Deontology)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关于人的自主性（autonomy）、安乐死等重要议题的立场纷争，而且通过将哲学理念渗透在文学叙事中，细致刻画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医学伦理现状和家庭伦理关系。

一、肇始于自主性的道德两难人的自主性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核心概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将其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相关联，从而对此概念在当代哲学视野中的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追随者中比较著名的有罗尔斯（Rawls）、德沃金（Dworkin）和芬伯格（Feinberg）等。

在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中确立的尊重、有利和公正三原则，更是将尊重病人和被试的自主性放置到了医学伦理的首要位置。

自主性原则通常被定义为：个体通过遵循自身理性能力和动机而生活，并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被视为实现他人目的工具，不受外在力量干涉的原则。

[②]基于自主性原则的身体自主权是医学伦理学中患者、捐献者和被试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当代也有学者如奥尼尔（Onora O’Neil）等认为，过分强调自主性原则会助长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过度的自我表达，从而增加医患关系负担和公众对医学、科技的不信任感。

[③]这种观点的基本理由是，自主性原则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困境：首先，鉴于个体之间在知识水平和理性程度上的差别，特别在疾病影响患者精神健康时、处于昏迷或急救状态的病人中，以及在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个体中（如犯人）,由于当事人缺少完全自主的行为能力和条件，无法基于自主性做出选择和决定。

就此问题，我们在电影开场便与安娜一同陷入到一种道德和情感的沉思中。

一方面，画外音的安娜在冷静地讲述自己如何作为姐姐的“备品”出生，不断在父母的要求下贡献身体。

另一方面，又展示这个家庭三个孩子成长中经历的快乐和美好的场景。

在《姐姐的守护者》中，凯特和安娜都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无法完整地行使自主权。

其次，个体的自主性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制约，换言之，个人并非“无拘的自我”，而是处在家庭、群体和社会关系当中。

例如，从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在流行病的防控中必然会限制到个体的自主性；而从公共资源的利用来考量，也不会完全以单个个人的偏好和利益为中心。

因而，自主性概念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两难（Dilemma），这种矛盾同时也体现在当事人的情感和直觉当中。

作为律师坎贝尔代理了安娜对父母的诉讼，显然在他的观念中，安娜寻求自主权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

可以推断，坎贝尔的观点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他本人患有严重疾病（癫痫），丧失了身体的某些自主能力，因而，对安娜诉求自主权的行为在情感上表示支理解；其二，他从律师的角度进行了理性思考，父母和医生对安娜身体的“滥用”缺乏道德和法律的依据。

在他看来，这种滥用行为与社会普遍认同的公正（justice）价值相冲突，亦是说，对安娜来说是不公平的：她以拯救姐姐的方式出生，并持续作为供体导致了安娜个人人生完整性的破坏，她本不应该被卷入其中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二、义务论与结果论之争作为法律工作者，坎贝尔的立场可归属于发端自康德的绝对主义义务论准则。

在康德看来，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被当做目的，而不是工具，这是人自身和他人的必然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④]后继者德沃金认为，自主性作为人之独一无二的尊严的体现，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找不到任何等价物可以将其替代。

以著名的“扳道工悖论”为例：在面对道德两难过程中，在绝对主义者看来，扳道工不能改变火车的方向，因为另一条铁轨上的路人本来不属于这次事故，他不该卷入其中。

选择牺牲他从社会正义上来看是不公平的，其人生的完整性和尊严也因此受到了严重侵犯。

罗尔斯将义务论的准则归结为“正当优先于善”；而善则依赖于行为是否正当。

但从相反的立场来看，功利主义者或许支持损失最小的行为方式，即牺牲无辜的少数人，拯救其余更多人的生命。

功利主义观念的主要代表有美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我们称之为功利主义的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

穆勒主张，作为“行为对错的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

”[⑤]不管以何种方式，只要能带来更多的善的结果，带来最多数人的快乐的最大化就是合理的。

结果论通过行为的后果来考察它们的道德意义，换言之，一个行为只有改善了人们生活中的事情、提升了人类整体的福祉，在道德上才是好的。

由此可见，义务论与结果论的分歧在于，前者预设了“只能以人本身作为目的”的超验要素，这个至善的内在目的为其他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标准；义务论的核心不在于如何谋求福祉的最大化，而是如何正当地追求幸福；人们不能毫无限制地去功利地搜寻快乐或善的结果，至少要以尊重和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和自由为前提。

因此，从义务论的视角来看，之所以律师坎贝尔会支持安娜的诉讼，归根结底在于他认为父母和医生功利地以家庭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侵犯了安娜的身体自主权，尤其是在她尚处于未成年人，缺少自我决定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假设电影中的父母，特别是医生以家庭的整体幸福为参考原则，站在了功利主义的立场，那么父母出于对姐姐凯特的爱和不舍等情感因素，权衡决定“牺牲”妹妹安娜，作为旁观者的医生实际上经常遇到晚期癌症患者和临危的病人，医生也理应知道自己的“私人”建议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但他这样做是想籍此挽救凯特的生命，同时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从而完成作为医生治病救人的最高使命。

与这些“共同利益”相比，安娜的牺牲显然在他看来是值得的。

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一方面要面对义务论反对将人当做工具和手段的批评；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质问，谁有权力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承认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会遭到诸如“为了好的结果做恶的事情的也是合理的吗？

”诸如此类的责难；长期遵循这种道德准则行事，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和伦理秩序的坍塌。

例如，假设有五个人需要不同的器官移植，而一个正常人身上恰好分别有适合他们五个人的不同器官，我们是否可以杀死这个人把他的器官分别移植给看起来能带来更大效益和福祉的其他五个人，挽救他们的生命？

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原因在于，功利主义并非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人用于决策的依据，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正当标准。

“功利主义视角的正当行为就是使效用能够最大化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故意（deliberately）使效用最大化。

”[⑥]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为电影中的父母和医生辩护，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在现有情况下，其行为由于获得了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非出于某种功利后果的考虑有意侵犯安娜的利益和自主性。

三、回归对自主性的尊重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观影过程中，观众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并没有对安娜的父母和医生给予过多的道德谴责。

我们一方面会同情父母的情感困境，另一方面可能会质疑安娜的过度冷漠和理性。

因而，随后出现的问题是，凯特的不幸由妹妹来分担是否确实的违反了安娜的个人自主性？

疑问首先指向电影开场，即安娜的父母是否有权让安娜以人工干预的方式，与凯特的基因完美配型而出生？

如果对生育是否基于个体自主性而进行产生怀疑，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怀疑，因为有史以来所有婴儿的出生都不是建立在主体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而这种质疑将会引申为对整个人类繁衍的意义的焦虑，显然并不合理。

父母和医生如果以家庭整体福祉作为行为依据，那么正如奥尼尔对自主性概念的批评所表明的，对自主性的过度强调暴露出它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个概念奠基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理念之上，但是，个人的自由、利益和福祉只有在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中才得以可能；在电影中，如果父母没有以家庭的整体福祉为出发点人为干预基因配型，安娜也就不可能出生，她的人生也不具备任何可能性。

换言之，安娜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比存在要更符合她的自主性？

很难说安娜存在的价值和个体的感受完全取决于这次“人工”的生命赋予，无论她以何种方式出生，其生命中所有可能性和意义的展开都由此开始，如果没有这个开端，自主性等一切问题也无从谈起。

随着剧情发展，特别是电影结尾安娜的自述也确证了这种怀疑：安娜在十几年短暂的人生片段中，特别是与家人共同面对姐姐的生与死的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存在价值。

如果只是基于以上两点批评，安娜对身体自主权的主张在伦理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

但是，安娜和律师坎贝尔在诉讼中的获胜，却与这一结论相互矛盾。

是否在法律层面自主性原则本身并不能在医学伦理中占据首要和基础的位置呢？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道德和法律，在作为社会规范上分属不同的领域，虽然法律本身存在巨大的道德价值，某种程度上是道德观念的体现，但二者仍然存在着“自有领地之界限”。

第二，亦即电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庭审的过程中安娜说出了真相：她是受姐姐凯特之托来执行诉讼，因为凯特自知自己生存无望，不想再拖累家人，又无法说服强势的母亲，因此希望安娜通过争取身体自主权的方式，迫使父母停止治疗，结束痛苦折磨的生活。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的这一情节设置，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古典戏剧理论中被称为“突转”和“发现”，它们是“情节”的两个最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突转是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发现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

[⑦]在《姐姐的守护者》中，情节原本按照安娜起诉父母的庭审程序发展，双方的情感、法理和道德争执在此达到顶峰，但法庭取证环节安娜的言辞打破了这个叙事链条，形成突转；原本在叙事核心之外的凯特对案件的推动性作用和安娜起诉父母的真实意图也重新被“发现”。

安娜的主张并不是要捍卫自己的身体自主权，而是认可凯特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以间接的方式来帮助她捍卫其生命的自主性。

这一情节突转将焦点从医学伦理学中捐献者的自主性转向了患者的自主性原则问题。

晚期癌症患者在自知生存无望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利选择以某种不痛苦的方式，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即凯特对自身生命的自主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的问题。

引申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问题。

安乐死通常被划分为四种类型：自愿主动安乐死，即意识清醒的患者授权医生用药物结束生命；自愿被动安乐死，即患者授权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其自然死亡；非自愿主动安乐死，一般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经监护人授意由医生协助主动实施安乐死；非自愿被动安乐死，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在监护人授权下，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患者死亡。

[⑧]《姐姐的守护者》并未就安乐死问题进行深入刻画，但从后半段凯特放弃治疗开始，严格说医院已经对凯特实施了“自愿被动形式的安乐死”措施。

抛开复杂的安乐死问题不论，医院和凯特母亲放弃治疗的做法，甚至法庭判决安娜获胜，都是对凯特个人意愿的尊重，对其自主权的伸张给予了情感和理性上的支持。

这才是影片的关注的伦理焦点，也是驱动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

原著小说结尾为了迎合好莱坞情节剧和家庭伦理小说的叙事手法，设置了安娜出车祸死亡，将肾脏捐献给了凯特的桥段，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作品的精神内核，但所揭示出的哲学内涵并没有被弱化。

自主性是个体的内在和根本属性之一。

绝对主义角度的自主性原则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人之为人，作为目的，而非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之基础；功利主义同样认可自主性原则，认为它是共同体最终目标“美好生活”（well-being）的基本元素。

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其理论姿态多种多样，但自主性原则始终作为诸种理论的基石存在，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

但应当注意到，自主性原则的多种形式始终与个体相关联，缺乏群体与“他者”的维度，因而，在高扬自主性原则的同时，如何处理个体与家庭、群体、与他人甚至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紧迫。

在电影中，患者凯特的自主性、凯特的生命（即整个家庭的期望）和捐献者安娜的自主性始终存在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巨大张力中。

只有当凯特依据自主性做出放弃生命的决定时，她和安娜的自主性才达成某种形式的统一。

因此，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和冲突，仍然是包括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在内所需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死亡虽然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但生命的意义并不会因为死亡的到来终结。

凯特生命的价值，在父母、兄妹、男友和医生爱的光芒中重新绽放。

如果本片有奇迹，那么这奇迹的伟大属于人类对有限生命的尊重和无限的热爱。

[①] 《姐姐的守护者》在国内已再版三次，本文参考的中译本为：朱迪·皮考特，《姐姐的守护者》，林淑娟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②] Thomas May, “The Concept of Autonomy”, in: American Philosophy Quarterly, 1994, p.133.[③] Onora O’Neil, Autonomy and Trust in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5.[④]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⑤]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7页。

[⑥]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⑦] 亚里士多德，《诗学》，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⑧] 詹姆斯·斯特巴，《实践中的道德》，程炼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看到中间才才出原委不得不感叹作者的用心良苦。

Kate做出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保护了妹妹也成全了自己。

虽然Anna的出生肩负着重大的使命，然而母亲的偏执却使这被赋予的生命完全沦为了被利用的机器，就算没有kate的请求，anna将父母告上法庭并不为过。

一边是作为独立生命的尊严，一边是骨肉相连。

我想读小说的人在被作者带到这样难以取舍的纠结境地之后，一定也深深体会到亲情的沉重和生命的无奈。

但。。。

本抱着来看一场伦理大戏的观众恐怕要失望了。

作者无疑投机取巧的以一个既能赚取眼泪又能成功摆脱纠结处境的不痛不痒的结局完满了这个故事。

不过片名确很讨巧，my sister's keeper，最后姐姐成为了妹妹的守护者。

其实一开始，anna就应该代替kate活着，kate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刚看完书的时候刚好听说要拍电影，于是期待了很久。

看完电影却有一种不过瘾的感觉。

故事本身仍旧是感人的，但似乎导演面对这么深的一个主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哆哆嗦嗦半改不改的，拍出了这么一部不功不过的作品。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叙事手法，导演应该做一些调整。

原著是从不同角色的角度来讲不同的故事，时间顺序也经常打乱，很多故事以片段形式出现，但是由于人物叙述的衔接而没有显得很散。

但是电影和文学是不同的表现手段，画面很难直接衔接起来。

我之前很期待看电影怎样把所有线索重新安排起来，可导演却照搬原著的叙事方法，倒叙插叙没什么条理，反而感觉故事有点破碎。

多个角色的旁白并没有不妥，但是感觉导演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叙述方法，本来画面很难表现的一些人物内心的挣扎也没有通过旁白表现出来，至少没有达到书里的深度。

第二个问题是，导演做出的修改少有亮点。

首先我想说，结局的修改我觉得很好，比起小说来更真实。

但是在故事结构安排上，导演似乎是没想好要讲什么就开拍了，然后选了几段拼了90分钟的片子就拿出来了。

为了剧情的集中和时间限制，砍掉Alexander的爱情线和临时监护人的角色，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导演加入Sara的妹妹这个角色有什么意义。

起初我以为她会代替临时监护人和Alexander上演爱情戏，后来发现这个角色完全是多余。

另一个我不能理解的是电影篇幅的安排。

原书大部分内容是在讲述Anna的不公平遭遇和Sara保护Kate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最后才点出Anna起诉并不是不想救姐姐，而是为了帮姐姐解脱。

但电影急急忙忙开始暗示Sara想死的意愿，却并没有讲好前面的冲突。

我看书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段，是Anna在学校曲棍球打得很好，老师推荐她去外地参加一个夏令营，但Sara为了Kate能及时得到救助却不让Anna离开家。

这一段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层次去思考Anna的遭遇：她不仅仅是从小就被迫扎针，而且连离开家追求自己的爱好、过自己的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她捐给姐姐一个肾，面临的不仅仅是后半生都不能进行剧烈运动，而是开了这个头以后，她这一辈子只能和姐姐绑在一起，而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有一天Anna结了婚（假如她还能找到一个能接受这种情况的男孩），很可能连蜜月都不能去，因为万一她姐姐需要输血，她必须在身边。

遗憾的是，导演对于Anna的故事只停留在身体疼痛这个层面，却没有再进一步讲述她整个生活受到的影响。

同样，Jessie的故事也匆匆带过，期望得到父母重视的叛逆少年变成了龙套画家。

我觉得，如果不能很好地表现Kate生病对于大儿子的影响，那还不如砍掉这个角色。

毕竟，原著想要讲的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给全家每个人带来的悲剧，而不仅仅是Anna一个人。

我没法理解的是，导演没空细说Anna的故事，也没怎么讲Sara的苦衷和挣扎，又几乎架空了Brian和Jessie这两个男性角色，更大段删去了原著中庭审的精彩情节，却花了那么多篇幅描述Kate和Taylor的爱情。

这一段在书里只是一笔带过，电影里却讲得异常详细，跟其他几段戏相比不成比例。

或许导演是为了让观众明白Kate想放弃生命的动因，但正如我前面所说，似乎这个包袱抛得太早，反而弱化了Anna这个角色的分量。

最早看到演员阵容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尤其Alec Baldwin，我看书的时候就已经带入了他在30Rock里演的Jack那种语言高手的形象。

可是电影成片却让我觉得，这么强大的演员阵容被浪费了。

如果看完电影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话，建议一定要去看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