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看《宝贝儿》，无时无刻不有这样一种冲动：跑进屏幕里，抹去杨幂脸上的妆容；如果可以，再试着调整杨幂刺耳的口音。

能见出杨幂已经非常努力了，电影的制作看起来也极其用心，但演员与真实的生活永远隔着一段距离。

它好像在“欺骗”观众相信电影里发生一切乃是真实的同时又不断透露影像的虚假性。

诚然，电影中的真实都是伪造的。

评鉴导演水平高低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他的造假能力。

影像构建的幻觉越真实，说明导演的造诣越高。

没有人比侯孝贤更擅长于此道，凭借一种天分和蛮力（只有最笨拙好实的技法：还原），在观众的感知上创造出最为真实（同时也最为形式主义）的影像。

这便是侯孝贤达到的高度：将各类技法隐藏于无形。

他能做到让观众信服虚假的影像，如此便够了。

没有人愿意相信《宝贝儿》是真实的。

我们不说故事的合理性（自然是取巧的），仅说影像所构筑的幻觉，也是不真实的。

杨幂扮演的角色只在脸上涂抹上黝黑的妆容，便“欺骗”这是一位底层少女。

妆容背后显明的仍旧是杨幂那张脸，说话时牵动的嘴角时刻向观众声明：我就是演员——杨幂。

导演刘杰如果真的有能力，他可以做到令观众认不出电影中的角色乃是杨幂，至少有一种陌生感。

如同余男在《图雅的婚事》中的造型，已经见不太出她本来的样子。

还有说话声，如果无法模仿好当地的口音，还是不说为好。

因为每当杨幂和其他人对话时，她的嗓音奇怪地从影像氛围中划拉出刺耳的颗粒，与环境是不协调的。

而且，我们能感觉到杨幂说话时努力的劲头：想要说得地道。

这是为何李鸿其虽然在电影中没有太多施展表演的空间，却数倍好于杨幂的原因，哑巴的设定省去了说话的需求，进而不必为此暴露。

一部“伪现实主义”电影就这样诞生了，看似走了写实的路线：手持摄影、自然光，克制的表演……但其实没能取到应有的效果。

原因在于整部电影还是按照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在拍摄，人物动机驱动情节，而不是让情节来服务于人物。

故事是极其简单的，人物形象是极其单薄的，统摄一切的是一个大的概念和主题。

首先有了这个表达的目的，才建构起情节，构想出人物。

因为自己是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角色就会为救治相同命运的孩子不顾一切吗？

如果仅仅只有这个理由，我想终归是太过单薄。

对于江萌这个角色，需要加进更多的成长信息、人际关系网、各类遭遇，如此才能在观众心中肃立其立体的形象，来支撑她作出这个义无反顾的决定。

但现在，除了弃儿这点基本都没有。

我觉得，这部片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给予我充足的思考空间，它没有给我一个美好的结局将现实的残酷视而不见，也没有给我一个坏人让我对这个糟蹋而肮脏的世界宣泄不满。

它只是铺陈了围绕着先天残疾这群边缘弱势群体的线索，让我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感受，或许这种思考根本没有答案，因为这个世界更多问题的存在是无解的，但至少我让想得更透彻，看得更真切一些。

所以，我特别不同意评论中有一派在高歌“生命无价，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的言论，因为我认为，发表这种言论的观众都是没有认真思考过这部电影的。

至少我自己，从导演的拍摄到剧情的安排，没有看到任何有所偏向的剧情。

诚然，从故事主要带领者，杨幂饰演的江萌来说，这是一个倔强的小镇姑娘执意推行的一种“拯救”，但这就是导演希望做的吗，他有认为这是对的吗？

我觉得不是，江萌的出现只是为了让小孩在救或不救的选择中出现一个激化矛盾的动力，让这种矛盾能更好的影视化而已。

故事的末尾，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为什么要和江萌说一声婴儿的死活？

我觉得，那是他一种无声的抗议，因为孩子的痛苦离去，是他预料到的，所以他才放弃治疗，而江萌的一厢情愿，不但将这个痛苦的家庭暴露在公众面前（按照剧中的台词，这是一直在伤口上撒盐！

），还让孩子的痛苦延长了。

碍于道德伦理方面的谴责，他无法对江萌的行径加以批评，他只能以一种告知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忿恨。

虽然孩子是死了，但如果早点救或许就不会死了。

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想法吧，但退一万步，即使救好了呢？

故事里，公众，媒体，慈善机构，都在为婴儿的家人鼓劲。

说钱不是问题，你不救就是杀人凶手，这恰恰是目前社会舆论的常态，高大上的口号谁叫都响亮。

但如果濒死的是你的亲人，救活后，你会因为家里的这个病人而生活大变，甚至衰落。

你还会救吗？

片子在一开始医生和徐先生的交谈中已经交代过了，孩子因为脑部缺氧，即使救回来，也会有很多后遗症。

这里面的负担，哪怕经济上的负担公众凑款能为你缓解燃眉之急，但之后的抚养呢，精神压力呢，后续的一切费用呢？

徐先生恰恰是与全家讨论权衡过后，才决定不治疗的，他们的决定，能单凭一句”生命无价“就能将其归入邪恶吗？

当我们陶醉在因为自己的捐款而使一条生命有延续的希望时，更多的苦难，更多的磨练，其实在后头，在聚光灯下，我们或许会指责一些家庭放弃生命，但其实，一厢情愿地帮别人做决定，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尊严的糟蹋？

先天残疾的儿童，即时在福利院的关怀下成长，长大后依然面对各种问题，而像俆先生的婴儿这种情况，究竟救和不救谁对谁错？

我认为，没有对错，这恰恰是导演要表达的。

所以本片的主题才不是歌颂”生命无价“，以此定性这部电影，就太小看它了。

既然大家都从海报、电影当中去谈论杨幂的演技，那么我就从杨幂在微博上发布的这篇文章来解读她的角色理解能力和表演模式吧。

我先提出一个小小的见解，杨幂这么多年来所使用的表演技巧，都是最初级、最基础的方法派技巧。

如果各位因为杨幂就对方法派的表现方式出现误解，请你们看看国内优秀的方法派演员：巩俐、郝蕾、陈道明、翟天临、冯远征、雷佳音等等。

不要因为杨幂一个人就这样拉低了方法派的表现水准，这个锅它不背。

接下来进入正题文章的一开始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因为杨幂在《我是证人》时候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意思，演员喜欢用自己呈现出来的角色说话，这是杨幂在两部电影的文章之中同样提及到的，当然，她有没有这个能力只用呈现出来的角色说话，见仁见智。

她首先是谈及到这部电影当中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和《我是证人》一样，她演的也是身体有缺陷的人物，上次是眼睛，这回是先天性的缺陷婴儿。

在和导演探讨的过程之中，她先是看了几部导演介绍的艺术电影找感觉，进组前她就知道这电影没有剧本。

电影常常都会出现没有剧本的情况，那么像不同表现流派的演员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自己融入环境、融入角色。

杨幂也一样，去了医院探望残疾儿童、穿着平价衣服买菜、不化妆。

看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一个角色会在演员前期准备的过程之中，开始在心里、脑海里有了人物的初步形象。

不过其实看到后面，我觉得导演和杨幂的理念开始出现偏差，也可以理解：为导演所要的表现方法，和杨幂所能达出来的表现程度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导演要求杨幂完全融入角色，但是现阶段的杨幂还没有去到能够使用体验派和方法派完美结合的阶段，毕竟她连方法派的精髓都没学到两成，要她突然去到那么高阶，有点太难为人了。

我不知道杨幂在学习到手语和南京话之后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是组成江萌这个角色的重要部分，但是在杨幂准备继续使用她那套最低阶的表现方法之后，导演不要她这样做，要她走进江萌这个角色，体会她最真实的反应。

其实杨幂和唐嫣有一点是一样的，两人都只是用着最低阶的方法派技巧，却妄想自己可以用方法派的智慧去理解体验派并加以融合，所以两个人的演技一直在倒退倒退再倒退并且没有进步。

唐嫣比杨幂好的地方只有一点：她会在小细节处下功夫，眼神戏比刚出道的杨幂好一点点，但却忽略人物整体，台词甚至比杨幂要差，因此关于这部分可以按下不表了。

杨幂在塑造一个人物的基本功是没有问题的，她用走路方式、看人的方式这些去摒除固有的杨幂。

但是，用走路戏去塑造人物真的是最最最基本的功夫，甚至是非科班演员都能做到的事情。

难听点说吧，你们看好先生的彭佳禾和甜蜜暴击的方宇，关晓彤的走路戏也完全不一样：前者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后者在这个基础之上多了点目中无人的感觉。

唐人街探案的秦风和最好的我们的余准，刘昊然也用了不同方式。

同样是高智商学霸，前者是微微低头走路大步但有条理，因为秦风是有口吃习惯并且要经常和陌生人打交道，这点体现在走路戏上。

余准是有很多小聪明，并且是高中生，对于自己是非常有自信，所以他的小动作会变多，而且喜欢双手插袋，连平常走路脚步都是快的。

王俊凯在天坑鹰猎中的走路戏也基本上挑不出毛病，在进入鹰屯之后他也没有改变走路喜欢左摇右摆的习惯，看完天坑我认为他是一位很好的方法派苗子，是可以完爆十个杨幂的那种好苗子。

就连那么年轻的关晓彤、刘昊然、王俊凯都知道用走路方式塑造人物。

可是杨幂，出道十多年，到头来却和这些年轻演员使用同样的方法还要特意说明，当然，可能是我太敏感，毕竟她的南京话也说得没有很标准，我也不是南京人嘛。

演员理念不合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也许是我心思阴暗，因为在文章的后半段，杨幂反反覆覆的提及“没有剧本”、“导演不要她演出来”、“拍了十几条才揣摩到江萌这个人物”。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真思考过导演的用意，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真正的如同文章所说觉得缺陷腿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为上次诈捐事件就是如她所说：“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所引发的，她上回演盲人，这回演先天性缺陷。

但我知道，当一个演员连自己拿来做饭碗的演技都没有办法完全把握，并且演技被屡屡诟病时，就不要急着去演绎有残疾的高难度角色了。

任何表演流派都不会令你一夜之间演技突飞猛进。

只有努力吃透角色才是硬道理。

10.19，我终于走进电影院，来看这一部对杨幂很重要的电影。

整个故事比较平淡，也很压抑，表现人物矛盾最激烈的应该就是之前我们都看过的预告片段。

但是不愧为一部好电影，就我个人喜好来说，我第一次这么完整的看完一部纪实片子。

对于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其实徐先生和江萌都没有错。

导演也没有去偏向哪一方，更多的是让观众去思考。

我觉得作为亲生父母，将孩子送往临终关怀医院也是有太多的无奈，父母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一点罪的，哪怕是孩子感冒发烧这种小病症父母也会心疼。

孩子父亲就是想让孩子安静度过这短暂一生，不想再让她受到痛苦。

而对于江萌来说，看到一个和自己相同经历的孩子，几乎没有怀疑的想去拯救她，她坚定甚至固执的认为这个孩子也会像自己这样活下来，千方百计的让孩子父母同意治疗小孩，甚至做偷孩子这种违法的事。

杨幂的江萌最让我打动的地方就是那一句句相同的台词相同的话，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我活下来了。

听得太让人心疼。

这是多么执着还有点偏执的女孩子。

只有经历过，才会这么的笃定。

有她这么的坚持，其实作为观众的我也同意去给孩子治一治，万一能治好呢不是么。

影片最后，江萌妥协了，她去办残疾证，侧面反映她同意接受了政府的帮助。

我想她还是有许多的无可奈何。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让你坚持了许久的东西还是不得不去改变。

江萌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会因为自己残疾就轻易接受帮助，她也是有脾性的，骨子里就是不愿服输，热爱生活，想要努力活下去。

我个人因为工作原因，也接触过一些残疾人，这类人群基本都面临着生存和养老问题。

看完片子也是感触很多。

感谢杨幂带给我们这一部发人深省的电影，本评拒绝尬黑。

最后，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去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关爱他们，关爱那些脆弱也会很顽强的生命。

影片刚开头，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一张焦黄干燥满是雀斑的脸探进来，二话不说就拿手机开始拍照。

昏黄的灯光下，逼仄狭窄的屋子，饭桌旁坐了一个略显呆傻面部畸形的孩子，她盯着那个孩子看了一会儿，又继续拍照。

家里的女主人明显被这个架势吓到了，一个劲儿的开口解释：“今天我们下班晚了，就给他随便做了一点饭。

平时吃的比这个好。

”“你看我们吃的也都是一样的东西啊，真是因为今天没时间。

”那张脸一言不发，依旧拿手机咔嚓咔嚓拍着，直到这一幕渐渐隐去。

不得不承认，从那一刻起我脑海中已经没有了那个聚光灯下的杨幂，那个精致、白皙、身材姣好的女明星。

影片放映结束后，导演刘杰跟大家做了一次小型的交流会。

在提到杨幂时，他说：“我从来不教演员演戏，不去告诉他们到底该怎么演。

”“但是我会让演员尽量靠近这个角色，直到成为这个角色本身，这样一切就合情合理了。

”“片中杨幂的戏份，基本是她进组九个月后拍出来的，那个时候她已经磨出来了。

”“她已经磨出来了。

”是的，她不再是那个聪明、狡黠、反应快爱怼人的北京妞儿，而是执拗、倔强、一根筋走到底的南京弃婴。

江萌是一个患有先天无肛的弃儿，并且由于出生后的缺氧，造成了脑部受损，换句话说，她的智商比普通成年人低那么一点点。

但她又是幸运的，寄养家庭给了她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还有珍贵的爱。

所以她的世界是单纯的、单一的、非黑即白的。

当她在医院做护工时，看到了那个跟她患有一样病疾的婴儿，她好奇、她关切。

当她知道孩子父母竟然选择放弃治疗出院后，她焦急、她不解。

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治了，明明这个病可以治好啊，她看了看自己，因为我就治好了啊。

于是她偷偷找到了这个家庭的资料，她一遍遍地拨打父亲的电话，她一路找到孩子的家，她跑遍这个城市的医院、福利院、临终关怀医院，她想告诉他，我治好了啊，我跟你孩子患了一样的病，我治好了啊，他也一定可以治好的。

但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有很多事，没有钱没办法解决，而有些事，有了钱也没办法解决。

她在她的世界里，因为年满18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而不得已与“妈妈”分开。

跟她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聋哑儿小军，想要跟她一起生活，而且两个人可以节省一半的钱。

她说，你去找个能生孩子的人过日子吧。

小军打手势说，我们可以领养一个。

她摇了摇头，比划着，不行，我们不符合领养家庭条件。

因为她一生下来就是个无肛婴儿，她这辈子，注定无法普通。

而那位父亲在他的世界里，因为妻子生下了一个无肛婴儿，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

治，有这笔钱，应该也能治好，但是孩子一辈子都是个残疾人；不治，这是一条生命，亲手选择终结，要一辈子背负精神道德的双重枷锁。

哪有什么正确选择呢？

活着，从来都不是一条非黑即白的路。

这是一部看完会让人沉默无言的片子。

因为太真实了，而且无解。

每年，中国都有超过10万个新生儿弃婴，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残疾的孩子。

他们或者被直接丢弃在医院，或者被丢弃在城市偏僻的角落。

他们有些直接告别了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些歪歪扭扭挣扎着在福利院、寄养家庭长大，悄无声息地活着。

导演说，当他带着这个片子去圣巴斯蒂安去参展时，在城市街道上看到了很多残疾人正常出行活动，但是在中国却很少能看到。

是因为中国的残疾人比哪里少吗？

肯定不是，只是在这里，他们都生活在暗不见人的地方。

是啊，这个世界，生活着多少我们未知的人与事。

但至少，这部电影给他们开了一扇窗，让光，透了一点进来。

你问风为什么托着候鸟飞翔却又吹的让他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无问》

早在八月中旬，刘杰导演的新作《宝贝儿》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海报乍一出炉，便在影迷圈炸开了锅。

大家都纷纷感慨，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杨幂与侯孝贤的名字同框，着实是活久见。

而与此同时，《宝贝儿》所聚焦的“弃婴”这一争议性话题也备受关注。

据201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弃婴10万名，较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万名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

而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

弃婴问题，绝对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向来观众缘极差的“大幂幂”，这次是否真的得偿所愿摆脱了演技灾星的头衔。

近日，随着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我们也终于得见了入围影片《宝贝儿》的庐山真面目。

这部颇受争议的新作究竟品质如何，作为第一批观众，我首先便可以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这次，杨幂的演技真的炸裂了吗？

绝对没有。

那杨幂在《宝贝儿》中的表演达到角色要求了吗？

我也敢说，绝对达到了。

回想这一年，我们最常将“演技炸裂”安放在哪些演员的表演中呢？

比如《小偷家族》中的安藤樱，仅仅一段固定的凝视长镜头，便将人物内心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残酷现实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遗传厄运》中的托尼·科莱特，用“歌剧式的表演”将恐惧感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再比如《犬舍惊魂》中的新晋戛纳影帝马尔切洛·丰特，不动声色地演活了小人物唯唯诺诺又渴望反抗的性格。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影片中的高光时刻，往往都是将演员置身于故事漩涡中心，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演技爆发点。

安藤樱《小偷家族》

托尼·科莱特《遗传厄运》

马尔切洛·丰特《犬舍惊魂》那么《宝贝儿》呢？

尽管杨幂饰演的江萌是全片的唯一女主角，但整部影片并不是以人物情感作为推动力，而是将故事本身作为叙事的核心线索。

难得的是，刘杰导演没有以“卖惨”为噱头，无论是主角在激烈冲突对撞时刻的情绪爆发，还是本可以进行更加商业化操作的煽情泪点，都在导演极尽克制的镜头语言下被抽去了情绪发散。

这样作者型的创作方式，其实在以往的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这便是本片最大的亮点——冷静。

相较于极尽所能地利用情节冲突和情绪张力，来编排人物弧光和叙事泪点的电影，刘杰导演的《宝贝儿》却只用最简单的跟拍、固定镜头，在景别上的选取也多采用中景和远景，反而并没有太多的特写。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幂的演技经不起面部特写。

但正如卓别林所言，拍悲剧才要用特写。

想来刘杰导演并不想把《宝贝儿》拍成那种哭天抢地的催泪悲剧，他的创作美学一如既往地更趋向于冷峻的旁观者视角。

影片《宝贝儿》反映的第一个社会议题，来源于两位主角的人物设定——弃婴；准确说，是残疾的弃婴。

影片中的江萌被亲生父母遗弃，在社会福利机构安排下被寄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乡下老人家里。

养父早已去世，只有年迈的养母与她相依为命。

而残忍的是，艰难长大成人的江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从小生活的家庭，孑然一身的养母也只能被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导演在电影开篇便隐晦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寄养弃婴的家庭可以按月领到政府补贴，因此有不少农村家庭借机谋取利益。

这便与江萌的寄养家庭形成反差——患有先天无肛症的女婴江萌，正是在寄养家庭视若己出的照顾以及接二连三的手术下，才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幸运地拥有了生命的权利。

生而为人，注定难免情感纠葛。

所以已经成年的江萌不愿离开年迈的养母，更不愿意让养母孤身一人留在养老院里。

这样一种乌鸦反哺的报恩行为，却被法律无情地阻挡住了——被寄养的孩子的监护权不因寄养关系而转移，因此弃婴最迟在成年后就需要回到福利机构，自谋生路。

江萌不理解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强地逃避这个问题，通过工作来证明其有赡养老人的能力。

从江萌的角度而言，报答抚育之恩是人之常情，观众们也很容易设身处地想到这一层，并产生共情；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为了不让寄养家庭承担道德的压力，政府强制执行这一制度，也确有其长远考虑。

而《宝贝儿》反映的第二个社会议题，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父母是否可以决定已经出生的残疾婴儿的生死。

据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统计内容，我国每年出生后患有先天性缺陷残疾的孩子，大约占全部新生儿的5.6%，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导演刘杰透露，制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遭遇了一个痛苦抉择——是否要放弃一个先天重度脑瘫的亲生骨肉。

在三天的决策时间里，刘杰导演的那位朋友不眠不休地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

如今，他们带着孩子在宁静的郊区生活着，妻子也为此放弃了自身事业的大好前景。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刘杰导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福利院里，发现原来有众多的残疾儿童被遗弃。

而那个郊区的村子竟然有1200多个残疾孤儿以寄养的方式生活着。

刘杰导演想不通自己朋友做出的选择是否值得，也感慨于太多被遗弃的残疾孩童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落，刘杰导演遂决定用镜头记录现实一角，也便有了《宝贝儿》这部电影。

在影片中，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放弃亲生缺陷儿。

对于这个决定背后的思量，导演进行了留白，放弃了“卖惨”的商业片拍法，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似乎无情的决定——经济实力问题。

徐先生的设定是年近四十的男人，虽然还称不上老来得子，但在传统生育理念下，孩子也算来之不易，万万不会轻易抛弃。

但天生残疾，意味着数不尽的手术，意味着很可能没有未来的人生，意味着毫无尽头的医药费支出，意味着上天给这个新生命与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性痛苦。

所以，徐先生选择了放弃。

而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隐瞒妻子真相——这个白色谎言，便是对这一父亲角色复杂性的丰富。

一方面，他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选择了单方面承担抉择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放弃选择不认可的体现。

人物备受煎熬的内心困局，我们足以感同身受。

矛盾的另一端，便是江萌主张的“救”。

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她，看着眼前这个与她同病相怜的缺陷儿，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要被无情剥夺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力，自然心生不忍。

而其对救治的坚持，更是透露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与全片贯穿始终的倔强形象高度相符。

或许是与养母的相依为命带来的情感维系，尽管作为弃婴，作为一出生就被父母判了“死刑”的孩子，但经历着病痛长大的江萌，始终坚信“没有哪个妈妈是不要自己小孩的”。

我想，这也是她拼命想去说服孩子父亲改变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吧。

事实上，江萌这一角色十分不讨喜。

尽管对于“父母是否有权力决定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的生死”这一议题的讨论十分复杂，但作为一个旁人，对他人家庭的无端干涉是否符合道德，观众心中往往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别人家的事，外人何须多管闲事。

这背后其实还牵扯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群臣父子”关系。

“君叫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

”如今，这类封建糟粕虽然无人再提倡，但其反映的软权力高下关系却依然根深蒂固。

所以，尽管国外普遍将新生儿的生命权定义在其个体身上，国内大部分人依旧认为父母是有权决定一个重残孩子的死活的。

而这种观念导致父母在这一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决定，都有出于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释。

然而这背后，又岂是单纯的对或错就能说得清的？

除了最明显的对立双方，影片中的警察、福利机构以及陪伴在江萌身边的另一位聋哑人也都是不同观念的体现。

或者说，是浓缩着观众想法的输出代表。

警察是执法机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主要起到调和双方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他既会劝阻江萌的执着，也会调查徐先生的行为是否合法。

而福利机构向来偏感性，所以也会关心婴儿的死活，防止弃婴的出现，但不会插手其中，只有适度的出于道德的劝说。

这双方，可以说是社会大众的缩影。

而在影片中，也可以直接看作是江萌的反对者。

那么江萌的支持者呢？

影片中的小军，一直是守护江萌的暖男形象，但其更多地是出于对江萌的感情联系。

他不愿意拯救孩子，认为残疾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不过都是“和我们一样”；但他也不愿江萌孤身犯险。

其聋哑人身份，也正是这场纷争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如果被救治的孩子将永远生活在病痛里，那放弃治疗是否才是最好解脱？

可见，尽管本片中的重要人物不多，但在这看似只是“救与不救”的抉择下，导演利用人物身份达成了全方位的多元对立关系。

而在这多元的对立中，冷静、客观、没有立场介入的导演自身观点退出，使得画面有了一定的高级感。

毕竟，现实不正是如此，哪有唯一的答案。

老实说，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下，杨幂没有尽可能地以更加细腻的表演来表现人物心理状态转变，实在可惜。

而且尽管看得出其在南京话和手语的学习中下足了工夫，但偶尔突然夹杂的京味儿口音，实在令人有些出戏。

但这也不能掩盖其在台词上的设计亮点——重复。

在影片中，江萌有大量台词都是重复的，对警察的询问往往也是躲躲闪闪、闪烁其词——这是极为符合人物设定的展现。

对于残疾人而言，天生的疾病往往关联了全身的器官，杨幂选择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来体现这一点。

而对警察询问的答非所问，也生动表现了其不知如何回应对方的胆怯心理。

总体而言，杨幂的表演中规中矩。

不过，陪伴其左右的聋哑人小军的饰演者李鸿其，一定能借此获得不少人的赞许。

全片没有一句台词的他，仅靠着眼神便演出了对江萌的疼爱，以及作为一个边缘人群在社会环境下的不自然与不自在。

这样的演技，后生可畏。

而另一位主演郭京飞，对他所饰演的徐先生这一复杂角色的把控也十分到位。

那种心力交瘁感，在只言片语中表现得十分真实，估计这也得益于其在表演前刻意不眠不休整整三天，才达到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除了三位主演，其余演员皆是当地的素人；影片中出演警察和福利院院长的演员更是本色出演。

由此，不得不佩服刘杰导演的执导，不仅看不出素人演员们的表演痕迹，也不会有小成本独立电影的通病——生硬感。

而对于这群演员来说，最折磨人的地方，便是导演的无剧本拍摄手法以及重复拍摄。

导演刘杰说，他并没有创作剧本，只写了五页纸的故事大纲，为的是避免台词的设计感。

因此，无论是江萌还是其他群众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演员们在代入情境后自然而然的对话。

这无疑增加了表演的真实感，同时也减弱了某些主旨台词的刻意感。

而这90分钟时长的影片，却整整拍了一年。

为了找到导演最想要的感觉，整个剧组重拍了两次。

最终的呈现，可以说是三部影片的剪接。

回归到影片本身，在手持摄影与冷色调的处理下，影片既不强调戏剧冲突，也不强调情感对撞，而是以平静的步调让我们关注了残疾婴儿这一群体。

对于每一个初为人母与人父的人来说，一个家庭里的新生命都是“宝贝儿”的存在。

那么，如果我不完美，我还是你们的宝贝儿么？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活着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

在不确定的人生走向中，我们照样看见了霍金、史铁生等人的伟大，又有谁会强调他们是“不完美”的呢？

对先天性残疾婴儿的亲人而言，救与不救都只是关乎道德的决定而已。

但无论选择了哪种决定，都应该负责到底而不是选择抛弃孩子。

毕竟，抛弃这一行为，显然已经关乎到人性层面。

对普通人而言，生命从来不该以身体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完美”的定义标准。

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让更多“不完美”能够呈现在阳光之下。

毕竟，阳光会眷顾每一片叶子的汲取，无论其是否完整。

所以我很庆幸，在现实题材影片接踵而至的2018年，能够在影院里看到有关“不完美”生命的探讨，以及那些被我们忽视却终究不可忽视的新生命。

影片结尾处，一直执拗的江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打算去办理残疾症。

她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检查，似有忧虑地望向远方。

那一刻，曾扎根在她身体里的犟，突然消失了。

那么她对自己之前的执着，是否有所改变呢？

答案，在每个观众的心中。

作者| 此去经年；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在高铁或者在电影院里才能全身心的沉浸在影片里，在高铁上选了这部影片，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可以这么说，前期宣传的很不错，杨幂为角色扮丑的新闻铺天盖地，还要拿这部影片去评影后。

在看本片之前，我心里就有了期待。

直观的观影体会很一般，杨幂其实演得不错，但是这是个过于简单的故事，缺乏张力，没有给演员留下太多的表演空间，只能说从妆容到演技，杨幂都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偏激的角色。

这种心理可以体会。

被遗弃的儿童应该是被我们这个社会所关注的，让我想起了《解忧杂货铺》，其实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写得更精彩一些，像《我不是药神》，让我们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被影片本身吸引，产生思考。

感觉这应该是编剧的责任。

本片的色调有点像贾樟柯的电影，不过贾导的电影鲜明的风格，接受起来还蛮难的。

虽然影片的观影感觉很一般，不过杨幂能接这样的戏，还是让我很开心的，如果不是她来演，这样一部影片就更没有人看了。

希望大家能关心这样的弱势群体，关注社会现实的题材使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导演能拍出更好，更值得看的社会现实片。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

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

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

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

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

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

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

《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

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

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

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

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

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

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

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

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

《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

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

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

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

文 | 乐一狸这是杨幂自黑最狠的一次。

首次拍文艺片的杨幂，依然担纲大女主。

只是这次，她扮成又犟又丑的傻姑娘，让人第一眼认不出是杨幂。

在电影《宝贝儿》中，杨幂饰演南京近郊的农村女孩江萌。

确切地说，她是福利院的弃婴，合法寄养在附近无子女的村民家中。

养父死后，江萌与年迈体弱的养母相依为命，靠老人的低保生活。

故事发生在江萌成年后。

按规定，福利院的孩子年满18岁后，要解除与福利院及寄养家庭的监护关系，进入社会。

先天残疾的江萌，初入社会便遭遇了就业歧视与生存危机。

在福利院长的帮助下，江萌被派到医院当护工。

在这里，她遇到一名有先天缺陷的新生儿，与当年的自己同病相怜。

可孩子的父亲徐先生（郭京飞饰）却放弃治疗，将病孩接出院，带回老家自生自灭。

为挽救病孩生命，江萌开始了秘密的追踪和营救行动。

史上最“犟”杨幂：不救治，就是变相杀人影片隐晦交代了江萌的先天缺陷：心脏病、子宫切除、没有直肠，经过8年6次手术才恢复健全。

被亲生父母遗弃、手术正畸和福利院的生活经历，让江萌长成一个犟女孩：被求职黑中介欺骗，她坚决上门讨说法退钱；常年走访寄养家庭，监督弃婴们的成长；一定要找医院相关的工作，为了接触和服务更多新生儿。

当她遇到与自己病情相同的患儿，而孩子父亲和外公瞒着孩子妈妈，决定放弃治疗时，她本能地愤怒了！

先天残疾的江萌，有着超乎常人的求生欲，她想拿自己手术成功的案例，去说服孩子家长继续治疗，却被拒。

江萌随即放下工作，从南京追到马鞍山，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到孩子的下落——被徐先生安置在当地养老院，等待死亡。

患儿的揪心处境让江萌炸了毛，在劝说无果后她报了假警，逼孩子母亲现身，因为“她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个母亲是不想救自己小孩的。

” 警方走访的结果是，患儿全家都默许放弃治疗。

江萌的执拗十足可气，而她的善心又十分可敬，办案民警没有追究她报假警、拦警车的行为，放她回到南京。

此时，江萌想到另一对策——偷孩子——既然亲生父母不救，她便把孩子偷出来，谎称捡来的，然后送到福利机构，自然就能复制她当年就医的流程。

福利院的青梅竹马小军（李鸿其饰）成了江萌的后盾，二人连夜驱车返回马鞍山，趁着夜色，把孩子从养老院中偷了出来。

在送医途中，江萌被民警盘查，先天聋哑的小军帮不上忙，只能束手就擒。

为送孩子及时治疗，江萌冲破法律边界，被列为拐卖儿童嫌疑人。

她身陷囹圄，却得到福利机构和公益组织的声援。

孩子家属也在警方劝解及舆论压力下，放弃起诉，并同意送医。

刑拘释放前，女警问江萌，你为什么非要救这个孩子，就是觉得她身世和你很像吗？

江萌答：就是觉得，她有权利活着。

女孩的犟，是对生命的强烈渴望与尊重。

史上最“傻”杨幂：人要活得干净、有良心剥离救孩子的主线，电影在诸多细节上，也勾勒出生活中的江萌，是一个在常人看来很“傻”的女孩。

小军要江萌办残疾证，租给店家白拿一份工资，自己另找份工作，每月领双份工资，她不答应；她在市医院做护工，放弃就近的员工住宿，每天坚持坐公交回乡下陪伴养母；老家房子面临拆迁，养母在墙上贴复合板，想以精装标准索要更多拆迁款，被江萌叫停；为找到患儿母亲，让孩子及时手术，她背上人贩子的恶名，还因旷工丢掉了医院的工作；这个女孩在遭遇了双亲、社会、职场的多次抛弃后，仍对偏私徇枉留有反抗和求真的勇气。

与收养不同，我国寄养政策规定：养子成年后必须解除寄养关系，保障养父母财产不被非法侵占。

养母生病被送到老人院，江萌也依法搬离了老家。

这对母女虽非亲生，却在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情浓于血，可碍于法规，江萌连给养母送终的资格都没有。

在政策框架内，只有当江萌拥有个人房产时，才能将养母从老人院接回家赡养。

深陷情感撕裂的三个人，都在默默为对方考虑： 江萌接受小军的建议，办了残疾证，另到餐馆洗盘子，拿两份工资攒首付，希望把养母从福利院接回身边； 养母祈求老房子赶紧拆迁，拿到补偿款，给江萌多留一点嫁妆； 小军想跟江萌搭伙过日子，江萌却希望他找个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留下个孩子，不然老了还得去养老院；小军说，他俩可以收养孩子，可两个人的收入水平远达不到收养标准…… 虽然养母的身体未必能撑到女儿结婚买房的那天，但所有人都在为这个渺小且唯一的团圆希望，做着最大的努力。

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他们的回答，是继续生活。

史上最“丑”杨幂：回归电影的本质近几年，观众对大IP和华丽视觉产生了审美疲劳，他们更愿意看到演员的平常面貌。

从赵薇、范冰冰、马伊琍、杨子姗到本片的杨幂，女演员们开始在文艺片中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重新找回生活中的“地气”。

谈到选角，导演刘杰多次在宣传活动中，呼吁大家“不要有傲慢与偏见”：不给演员划三六九等，也绝不歧视偶像明星。

神奇的是，刘杰给大女主杨幂配置的两片绿叶，是文艺骄子李鸿其和演技大拿郭京飞，三人在片中搭戏并不违和，且产生了可喜的化学反应。

到菜市场体验过生活的杨幂，全程顶着暗沉斑点的特效妆，配上粗衣水裤旅游鞋，将江萌丢工作、蹲看守所、洗盘子的人物情绪，和长期干体力活的微残体态演绎得惟妙惟肖。

特别是深夜偷孩子的那场戏，只有养老院走廊的幽暗灯光、病室间此起彼伏的呼噜和呓语、值班护士的背影、突然冒出的起夜老汉、楼梯间运尸工人等外部环境，没有任何台词，像极了《罪与罚》中杀人逃亡的内心戏。

杨幂在长镜头和特写的紧张切换中，用眼神和肢体语言将这场默剧演绎得悬念丛生、危机四伏，成为全片的情绪高潮，也将成为她表演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片导演刘杰，曾指导《马背上的法庭》《碧罗雪山》《透析》等现实题材佳作，长期关注社会问题中边缘人群，推问现有制度，引发社会思考。

从缺陷新生儿的治疗，到残疾青年就业，从患儿家属救与不救的两难，到寄养家庭的养老困境，影片揭示了福利政策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涵盖社会深度和人性厚度。

《宝贝儿》以完全真实的事件为脚本，获得侯孝贤导演的监制。

为照顾患者的尊严和心情，片中所有病名和症状都以隐晦方式交代。

电影中出现了许多道门，房门、店门、车门，在医院、养老院、楼盘、派出所之间，门的开关完成了情节铺垫和情绪转换。

灰头土脸的江萌，总出现在画面的明暗交界处，背着深深的黑暗，面朝光源，缓缓前行。

江萌是痛苦的化身，提醒我们珍惜健全体魄，竭力帮扶疾弱，社会将在寸蠕的长久注视下，一步步变得更好。

这个又犟又丑的“傻姑娘”激活了观众心中的善念。

杨幂的这一波“自黑”，很走心，也很成功！

最早这部片子我是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看的，那还是《宝贝儿》首映礼，所有主创都去了，现场也来了很多的粉丝，大多都是冲着杨幂去的，第一遍看的直观感受就是：①这部片子好平静，没有很强的戏剧冲突，故事叙述的也相对简单，导演用纪实的手法拍摄这些人物的平淡的人生和对弃婴事件本身的记录，还有代入感很强的手持拍摄。

导演刘杰表示：影片中各方的观点是均衡的，拍摄中冷静疏离的手法就是希望客观，避免卖惨。

②那个倔强的江萌让我有点烦躁，“为什么台词都是在循环着重复着说……”（是因为没有剧本吗😂）但映后30分钟的交流中才意识到了江萌的脑子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小时候的缺氧导致了一定的脑损伤，这也就解释了江萌的一根筋和略傻的步伐还有那面对争论和质问时经常重复的台词。

③小军的每一次用力对我来说都是暴击❤世上怎还有如此优秀可爱的男孩。

④结尾你敢再快一点吗？

是想让我快点看到主创们吗？

《宝贝儿》首映礼很多人都说那个叫李鸿其的演员演的真好，这话真不赖，没有台词凭借“眼”技和对肢体的控制，李鸿其用自己的表演诠释着聋哑人小军的不屈和坚强，人物很真实，活的最明白，对话时来回摆动的眼球和想发出声音的嘴唇，都是他努力的样子。

同样是弃婴同样被寄养，但成年之后的小军自己出来靠给饭店送菜谋生，面对江萌“偷小孩”他曾试图阻止，又是怎样沉重的生活和现实的残酷才会让他说出去“如果她活下来，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如此痛心的话……却又在最后挺身而出，最后和江萌的“我们在一起过日子吧”是对现实无声的抗击和最后的索取，但江萌好像拒绝了这个实在的男孩，等江萌说完“我们的条件是领养不到小孩”看到小军瞬间垮下去的头一阵心疼……他俩在出租屋里的“对话”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平淡朴实的话语才是最有力量的重击，想要努力生活，想要爱与被爱，想要在这人世间给彼此一方温暖，没有热泪盈眶却久久不能平复……总之，电影里的李鸿其虽然胡子拉碴但依旧帅气，虽然没有台词但演技持续在线❤。

终于等来了10.19可以去电影院二刷，特别注意到小军的手语伴着嗯嗯的咿呀声几乎每场都不同，让我看到了为角色真实完整而努力的李鸿其，面对人群时不断移动眼球的小军，面对江萌的倔强无奈又颓丧的小军，眼里闪烁着星光和质问“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的小军，还有面对自身的残疾但依旧热爱生活努力生存的小军，一次一次让我看到了小军这个人物的真实与感动，小军不完美但李鸿其诠释的够完美，不卑不亢的去过完往后的余生……

刘杰导演应该也知道这种片子不会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胃口，但谢谢他依然坚持拍完了……被称为“电影锦鲤”、“文艺新星”的优秀新生代演员李鸿其在2015年凭借《醉生梦死》拿下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以及第17届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今年 也凭借着《幸福城市》入围了今年的金马最佳男配，有幸在平遥也观看了这部片子（前不久也拿下来第42届多伦多电影节的“站台单元”的最佳影片）李鸿其也绝对是可以吹爆演技的好演员，预祝拿奖，也值得拿奖……

第52届金马奖最佳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