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

【我是磕过长头的人，就是因为真实体会过电影里的诸多场景，才更有资格来说些什么】今天去看了冈仁波齐，心里的石头多少算是落下了。

没看电影之前，朋友圈里的评价有各种，有人说剧情单薄，有人说震撼人心。

对于在西藏多年的我来说，这些评价多少有些可怕。

让我对电影的期待之余，多了些犹疑。

担心这部电影并不能满足我对以西藏为题材的作品抱有的极大希望及精神寄托。

因为这样题材的电影在商业市场实在是寥若晨星，我希望能够出现在大荧幕上被众人所知的，是能够真实传达西藏某系特有的文化及精神的，而不仅仅是视觉的捕捉或者剧情的辗转。

这是一种使命感。

当你真真切切的体会了朝圣路上的每一次俯身所付出的气力，明明白白的感受过流淌在藏族人民血液里最自然坚定的信仰时候，你太想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西藏应该被人所熟知的，不仅是珠峰纳木错。

我先来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11年，也是我第一次来西藏时候的见闻。

那时候我以义工旅行的方式在拉萨城某个青年驴舍呆着。

扎西小哥哥是我的第一位藏族朋友，也是客栈接待过的极少数藏族人。

给扎西办理入住的时候，他的样子让我没有太多好感。

黑红的脸颊上挂着数月灰尘泥土的积累，指甲缝里面一层厚厚的污垢，头发打了无数的结变成一坨，歪歪的咧着嘴笑牙齿倒显得格外白。

所以，第二天，收拾干净妥帖的小哥哥站在我面前时候，吓了一跳。

讲真，藏族男孩多五官立体，收拾干净之后的扎西立马是一帅气小伙，丝毫看不出昨日痕迹。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才了解到扎西的背景。

扎西家在川藏交界处的小村落，刚刚大学毕业，没有立马去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小村落，和几位小伙伴一路朝圣到拉萨。

扎西说，在他们村子里，能来拉萨朝圣的人，就像英雄一样被人崇拜。

走的那天，村里的老老少少站满了村口，手里拿着炒青稞、奶渣、风干牛肉、糌粑…一个劲儿的往扎西身上塞，老人们都要拉着扎西的手，嘱咐着磕头的事项，夸赞着“这是个好孩子”，眼神里的关切温柔的像月光。

这样的关注，是对朝圣的艳羡及崇敬。

而从这里开始，便是10个月零6天俯身跪拜。

无法想象，一路上扎西都经历过什么，只是偶尔陪他去大昭寺磕头时候，看着他额头与鼻子上的尘土，免不了感叹小哥哥的辛苦与艰难。

再看到扎西歪歪的咧着嘴笑，总想掉下眼泪来。

后来，扎西完成了10万长头的朝拜回家去了，我也离开了拉萨回到北京读大学。

几次周转打听，与小哥哥建立了网络联系，聊天时问起他，受过高等教育之后为何第一个念头是回乡朝圣，而不是工作赚钱。

小哥哥说，他们出生时候便要去到寺庙，成长过程中也从未离开过佛与寺庙，信仰像流淌在身体里的血液一样，火热又自然。

磕长头这件事看起来好像很辛苦，对于他来说却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通平常却又不可或缺。

决定朝圣并不需要深思熟虑，更不用考虑太多，想做了，就去做。

至于工作赚钱，总有时间去做。

他想先去感谢佛给了他健康安乐。

多年后，我和扎西小哥哥断了联系，只是每每看到八廓街上磕长头的藏族男孩，还能想到小哥哥歪歪的咧着嘴笑的样子，以及明亮透彻的眼睛。

来讲第二个故事吧。

14年马年，我是去过冈仁波齐的。

去时的目的并非朝圣，只是被西藏的朋友召唤，又刚好有假期，便飞过来玩耍。

拉萨距离冈仁波齐的路程很遥远，我们日夜赶路，大概也耗费了小10天时间。

冈仁波齐在藏西地区（阿里），条件落后简陋。

山脚下有一小村叫做“塔钦”，连电都还没有，何谈网络。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便是转山的起始点，及准备基地。

也许是缘分未到吧，准确启程转山时候，我的大姨妈不约而至。

考虑到身体情况及转山强度，我放弃了转山的想法，只好在塔钦休息等待伙伴。

10月底的阿里晚上极冷，只能靠发电机带来2个小时的电开上电热毯暖热被窝，一觉醒来便极不愿意在透风的简易房里呆着。

好在身体没什么剧烈反应，于是起身背起经幡，准备爬上冈仁波齐脚下的小山坡上，挂上经幡，也算没有白跑这一趟。

在近5000米的海拔爬山绝非易事。

我还是没有高反的人，一步一喘再加上风寒也够人受的。

这样恶劣的环境，出点什么事也无从就医。

我一个人爬上小山坡，不免有些后怕。

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对藏族姐妹，她们总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却又总是在我坐下喘息休息时候，站在不远处看着我。

一开始我并未留意，只是我每步一喘五步一停的，她们便也走的缓慢。

我是知道的，藏族人在这个海拔爬山行走，并不是这样的速度。

她们和我好像保持着某种默契，互相隔着刚好能看清对方的距离。

爬上了小山坡，我才突然领悟，她们俩是默默的守护着我，这样的海拔像我这样的喘息，如果缺氧晕厥，怕是被狼叼去了也未可知。

我感动的想掉眼泪，大风却刮的我睁不开眼睛。

走过去，想要和她们道谢，却发现她们两姐妹竟不懂半句汉语，这正是她们羞于靠近我的理由。

带着比划又夹着几个简单的藏语词汇的交流，和她们说明了自己只是来这里挂经幡并非转山，她们也叮嘱我一个人快点下山。

她们略带娇羞的朝我喊着“扎西德勒”挥手告别，瞬间消失在视线范围里，我才知道，这份沉默的守护分量有多重。

挂上经幡的时候我在想，希望这个世界永远被爱与善良包裹。

我并非是个心怀天下的人，原本挂经幡也是想为家人祈福，只是在那一刻，内心冒出的念头，便是盼望着这个世界如何。

在西藏的这些年里，我见过太多，听过太多。

以至于每每谈及信仰，都说不出什么。

并不是没有东西可说，而是发现，看过的那些书，学过的那些修辞比喻，在有些时候显得那么苍白轻浮。

《冈仁波齐》这部电影里，最打动我的几个场几乎都是沉默的。

一家人早晨齐坐吃糌粑时候的静默，几位主人公打算做出朝圣决定的寥寥数语，众人在村口送主人公朝圣时候的无言，小姑娘打电话时候反复的几句言语，众人推车后返回原地磕头的默契…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不说话是最庄重的表达。

西藏有太多这样的人。

他们出生在牧区的村落，并不上学，并不读书，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对于世界及生活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村子及村子里的邻里。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诗与远方，却每天牧牛放马。

他们从出生便开始学到相信，相信他们的佛，相信他们的神，相信给予他们生存生产的自然，相信生命的轮回及善恶的惩戒。

他们会在春耕时候穿上盛装来告慰自然，他们会在陌生人落难时施与援手，他们会感恩每一份收获反省每一次失去，他们会为世界众生的平安喜乐祈福磕头。

还问信仰是什么吗，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个不是，哪个又全是？

我是磕过长头的人，五体投地的趴在地上，并非祈愿神佛保佑，只是想体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个很轻松，100个也还OK，到了200个的时候，每一次俯地都是煎熬。

你再也无心计数或者祈愿，只是想这一次是选择起身继续还是就此放弃。

磕长头的起身并非易事，需要手臂、腰腹、腿部等肌肉的共同用力，支撑着身体起来。

肌肉酸痛之后的起身简直是自我意志与惰性针尖麦芒的较量，只能说太酸爽。

最多的一次，我坚持了三天，每天晚上去大昭寺门口磕1个小时。

等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身体其实是略微有些适应了，我却以“已经体验过了何必为难自己”为自我安慰，选择了放弃。

坦白说，是真的做不到。

几百个长头都是挑战，何谈十万长头。

我还只是在几经磨刷的石板路上原地磕头，根本不敢想象风雪交加下的318国道。

电影里的暴风雪天气我也是遇到过的，雪片像刀子一样凌冽的朝你射来，只是坐在车里看着我都胆颤，又怎敢去真正体味雪的徐步前进。

要有一颗多强大的心，才能震慑住自然给予的考验啊。

藏族人的心，就是如此。

他们看重家庭，族亲兄弟之间亲密无间；他们崇敬自然，谦卑于自然之下，从不去企图侵略或征服自然；他们朴实内敛，看着这世界变化，守着自己的心。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了，着急成这个样子”。

今年移居拉萨之后，对于这句话的感受更加深刻。

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到那些质朴无华的生与活，才恍然醒悟自己这些年努力、上进的路上，丢失了最本真的心。

也许就如《冈仁波齐》海报上所说，我们都在朝圣的路上吧。

只是，有走丢了的，有错路了的，也有像电影里的杨培老人一般，在山脚下辞世长眠。

谁都不知道，当下还有多远。

更不知道，下一个俯地起身，自己会如何选择。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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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想说，第一次看众多评论如此困惑。

我看到的风景和他们不一样。

看这部电影，我心动了。

第一次影厅亮起来还不肯结束，我不认可那些被点赞几十次的评论，我的心我的身体不认可他们。

我也想过闭嘴，我们是不一样的哈姆雷特。

最近在看人类简史，时常走在路上笑出声来，我眼里出现的毛发丰足、四肢行走的人，我们太渺小了，不如一粒尘埃。

这是个大千世界。

不猎奇，也不好奇，不谈西藏纯净的好风景，不谈藏传佛教的各种习俗，不谈生与死，不谈坚定信仰，不谈善良的朴素的藏民，不谈藏民生活的现代化，不谈路上杀手，不谈这些，也不消费这些。

我眼里有这些，而心里好像也消化了这些。

留下的才是心动后的余味。

我看到的全是生活，大到一个世界一个洲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团体小到一个人。

不谈震惊，好奇，怜悯，渴望，敬佩，等等。

都不谈，唯有平静，此刻我心如止水。

认真生活。

我不后悔观影中途产生了自己不认可的怜悯，这是一种生活而已。

我不敢妄言。

我不后悔在看评论的时候产生了自己不认可的愤怒和困惑。

我不敢妄言。

我只认可我自己，任千变万化的云飘过，任千奇百怪的鸟掠过。

这样一说成了自由人文主义。

是吗，不知道。

还是书看少了，又走入胡同了。

“我们念经吧。

” 这句话许多次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还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圣路上。

对许多都市人来说，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成为了逃离快节奏日常生活的一剂灵药，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语词，在藏人那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属性——因这一切仅仅只是日常，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额外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之简单甚至简陋到，楼宇中的你不会真正愿意去亲身触碰。

当我们曾经在明信片或电视荧屏上欣赏到冈仁波齐的景色时，定会感叹青藏高原的神秘旷美，曾几何时那就像吹入双眼的一股清风，也许真能比中央空调所制造的冷气更多那么一丁点儿关于世界的幻想。

可是，自然地理的实存，以强大的方式支配并决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代居住并臣服于巨大的沟渠与难越的险峰，在这种时空维度内的安身立命，其实是当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实界。

念经是一种几近沉默的自我对话方式，影片中的对话非常少，日常话语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念经几乎成了他们每天发声最多的部分。

每重复一次经文，每数动一颗珠子，都是用来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存条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同自然争论，只需在经文的护佑中让自己安于这片土地。

宗教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已进入到日复一日捏糌粑的过程中，日复一日砍木柴的过程中，进入到路途中无数个叠起的尼玛石，进入到不断交替袭来的苦难与快乐，进入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生与死的过程里。

“我们念经吧”，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偶然的选择，它与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环境一样，成为了数万个生命举动背后那唯一的意义。

张杨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在《冈仁波齐》中，将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细节提升到“神圣显示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大量描绘朝圣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窥见，普拉村4个家庭的12个人物，一位寄希望于来世的老人、一位随时可能分娩的孕妇、一个想赎罪的屠夫、一个纯真坚韧的小女孩、一个想了却舅舅心愿的中年掌舵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命运走向就是讲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这也是这个电影几乎不需要剧本的原因。

影片的开头，张杨花了大量笔墨拍摄村里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饭、缝补，在这些日常之后，似乎随着即将到来的朝圣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环节：去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来，在袅袅的炊烟蒸汽、气息浓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干净的铜质器皿和厚软的毛皮织物间，一个流动而紧实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种全然真实的动态，近距离展现在我们的感觉系统面前。

张杨被这些极易被奇观观看者忽视的日常细节迷住了，他曾经甚至有过一个想法，就留在那个村子里，只拍摄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电影。

但这些“真实的演员”，这一次，命运还是驱使着他们和张杨的剧组一起走上了朝圣之路。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这些朝圣者每个人各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群像不是缺乏重点，群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12个人的命运，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后的死是导演虚构的设置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自动呈现。

而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真事，完全契应了张杨最早的设想，那位孕妇出发没多久就分娩了，剧组拍摄到了整个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个婴孩丁孜登达，也可能成为了电影史上最年轻的演员。

生孩子、腿受伤、车头被撞坏，遭遇雨雪，都不会让他们折返放弃，他们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继续上路，在磕长头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问题，“磕头长见识”，而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朝圣路上时常发生的事，没有预设，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困难，最后对他们来说被转化了，困难不再是困难，而成为了加持朝圣之路的美好的经历，在齐心将其度过的过程中。

影片中出现过几次轻盈而精巧的情绪释放，比如车坏了之后，男人们辛苦地拉着半截车上坡，然后再折返重新磕头，以此重复，看得观众心里都揪了起来，不忍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倒霉”那么“苦”，不过，他们在上坡拉车的过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气，越唱笑得越开，直到到达下坡段时，他们像小男孩一样欢呼地顺着破车乘风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众人遇到大水塘时的那场戏，见汽车驶过所溅起的水花，他们脱了外衣，磕着长头淌水而过，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乐坏了，这严肃的磕长头在这一看似障碍的环境中闪射出这些藏人的勇气、轻松与纯真，以及隐藏着的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很多困难，你以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触碰，其实你去经历去直面了就知道，原来它只不过是一滩小水洼。

这种在戏剧阵势上起伏极小但在心理释放度上却极高的处理，实则难能可贵，张杨深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和哲理，朝圣作为一条道路（path），它最终要通向某处，佛法有“烦恼即菩提”，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我们鼻尖处的日常尘世。

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圣者们的帐篷在大雪中，似乎正与冈仁波齐山神貌相合。

张杨专访Q：在《冈仁波齐》的朝圣队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中，主角是一个猎人，他们都与某种杀生的形象有关，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

A：屠夫在西藏的牧区是一种常态，《皮绳》里的那些演员的父辈一代几乎都打猎，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杀，只不过每一家只选一人去做这件事，比如父亲去杀，母亲和孩子就不碰了，因为藏人对杀生还是十分敬畏的，他们会通过念经或一些仪式去不断地为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赎罪。

在《冈仁波齐》中，每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真实的，这个屠夫在村里地位不高，他的妻子虽然容貌姣好，但家里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过朝圣，一方面进行自我的赎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过这一次朝圣，他还能挣回点钱来，这些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具象的改变。

Q：电影中孕妇分娩的段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剧组是如何找到她并与她的家庭沟通的？

A：其实生孩子这件事，在朝圣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较常态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过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这样睡在拖拉机上，四个月大，牛皮包着，于是我们相视而笑，这就是我想要的。

然后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个孕妇，我就跟她聊了聊，表达我们随队会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保护，这对夫妻也很理解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后来问她怀孕几个月了，她说不知道，她们根本弄不清，我们上路之前，带她去医院做了个B超，其实那会儿已经8个月了，后来出发没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Q：片中唯一的虚构情节——老人的去世，是路上临时决定的还是之前就确立好的？

A：其实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这么构想的，一生一死，这个结构是必须要有的。

这些人物后来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特别巧。

其实之前也有多种可能性的考虑，比如是不是要有一个主人公，但最后反复思量还是没往那个地方走，因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劲，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就要编了，编的太多，我就觉得不好。

Q：您拍摄了非常多的朝圣队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用意？

A：这也是电影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这部分内容其实有近50分钟之长，就是普拉村里冬天的日常，藏历新年、赛马、上山砍柴等等，某种意义上我喜欢这样日常的状态。

我当时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我和摄影师说：“也许咱们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圣了，咱们就村里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变化，肯定也能拍出好电影”，当你安静地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不是戏剧性的大起大合，其实就是日常的四季变化，通过这样一个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宽慰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里尽量多地展现村子里的日常。

哪怕上路了，磕头也已经很仪式化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重复重复，上路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日常。

这是整个电影一个最基础的态度。

当然或多或少，作为导演我也很清楚，里面偶尔还是要在对的地方加入一些戏剧的东西，做得紧张一点，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对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Q：影片中露出过几次现代生活的银色瞬间：村里的晚上忽然来电了，电灯亮了，原来他们村里是有电的；一辆现代的汽车撞坏朝圣者的车；快接近拉萨时，朝圣者们用一台银色山寨苹果手机给家里打去电话。

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处生活经验，您觉得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怎样的？

A：你说的这些影片中的瞬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尤其住在他们村子里的时候，感触很深，其实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但我们发现藏人基本不看电视，手机每家是会有一个，但用的比较少，直到今年，晋美才学会用微信传照片给我，之前完全不会，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电话。

你会觉得，虽然有了这些现代工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半牧半农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没什么变化，他们自给自足，物质上会有需求，但没有什么过强的欲望。

片中有一家我记得后来还真背回去一个洗衣机，他觉得洗衣机好像是需要的，还有生小孩的这一家，父亲回去后想做一个旅店，就在318公路边的村口那儿，几个床位的那种，因为他们在路上的经历打开了一些眼界，回来后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Q：这群素人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给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A：他们有过两次停滞，就是觉得好像不能拍了。

特别是在拉萨那场戏，他们在布达拉宫边上磕头，之前一路上他们也习惯了拍电影的那种一次两次重复拍的模式，但在布宫那次拍到第三遍，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旁边的藏民吐他们唾沫，他们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觉得他们犯了忌讳，他们内心感觉受到了侮辱，那天后来咱们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

在那一刻，他们在演真实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冲突，而职业演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后来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劝他们：“你们可能没意识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才放下这种焦虑。

Q：你觉得汉族导演拍西藏和藏族导演拍西藏有什么区别？

A：藏族导演怎么拍都对，汉族就有可能会不对，角度、分寸就变得很重要，猎奇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要，你必须深入到真实的里面去，你才敢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说实话你根本就不敢拍，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话，是根本不行的。

Q：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对西藏的某种情节，到如今拍完《冈仁波齐》，你觉得在这个跨度里，西藏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A：这么说吧——西藏，它总是勾着你。

前面去过那几次，你心里就知道，你会再去的，如果你是个作家、一个音乐家的话，你的笔触当时可能就已经流出来东西了，但一个电影导演，心里暗暗知道，早晚有一个电影会诞生出来。

Q：您以后的创作会只专注于西藏题材么？

是否会回归都市类电影？

A：像《向日葵》《洗澡》这类都市题材的电影，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还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这个阶段，只是把你灵魂里的（西藏）这一部分呈现出来，人总是在不同时期会触及到不同部分。

Q：非常期待，也让我们觉得难得可贵的是，您在创作和体验上的无分别心，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可以关照到普遍的问题。

A：《冈仁波齐》其实曾经还剪过另外一个版本，结尾的冈仁波齐天葬台，镜头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开头几乎是重复的，尼玛扎堆点酥油灯，念经，斯朗卓嘎几个人把牦牛牵出来，然后上山砍柴。

这可能是我觉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结尾，其实关键就在于，在日常和神圣之间，你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

在电影里，我看到的是一群目的极为明确的村民，他们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磨难都只为了一个目标，朝圣。

朝圣的确是他们的信仰，我尊重他们这个行为，但作为一个从小接受教育的人，我知道他们的朝圣只是徒劳，朝圣并不能改变真正他们的命运，实现他们的愿望。

然而最可悲的是，朝圣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实现愿望的最终途径了。

人的一生，总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过去是谁创造了人类，现在是谁创造了宇宙，终我们一生我们都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编造一个答案，因为有答案总比没答案好，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

信仰和愚蠢并不冲突，他们的信仰遏制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想法，可悲的不是他们苦了一辈子，而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无数看客们都被他们的信仰所感动，但真正让他们去过那样的生活，去体验那样的灵魂之旅，又有多少人愿意呢？

暌违四年，张杨带着《冈仁波齐》回归我们的视线。

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名字，误以为张杨要拍摄一部主角是藏族女孩的成长故事，这四个组合在一起会令人感到静谧柔美的字眼，着实予人好奇。

实际上，冈仁波齐是与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脉、青海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且被多个宗教称作圣地。

梵语称之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本教发源于该山；而印度教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在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眼中，冈仁波齐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便是这特殊的一年——在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藏民所信仰的教义，使他们走上了朝圣之路。

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

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

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

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

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冈仁波齐作为这场叩首、匐行、朝拜的一年之旅的终点，仅在影片最后才出现在我们眼前，遍布经幡与茫然白雪的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藏民愿意付出这一年内自己生活的一切，乃至是生命。

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这一年中的生活体验，无疑是关乎信仰的。

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依然坚持匍匐着向冈仁波齐前进，一种可以说是重复的动作充斥在他们这一年的生活中，也充斥在大银幕上，那就是将手中的木板置于头顶、胸前、腰下拍打，再置于地上进行滑行，叩首，起身，继续，再继续，一连串的动作快速而熟练，没有迟疑和丝毫犹豫。

而另一边，与“在路上”同时行进的则是他们贫苦而充满苦难的生活，但即便发生再多不幸，也从未有人表现出崩溃或自暴自弃。

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朝圣，这也是信仰赋予他们的心境。

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还是令人困惑的。

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无量幸福，传统藏传佛教的坚守者依然坚持着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朝圣，但一路上他们却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

虽然一行十多人互相照应，但也仅限于此，越来越少的朝圣者在路上以叩首的方式进行朝圣。

当朝圣者在路上跪拜前行时，周围的风景却不全然是西藏旅游攻略中所带给你的印象，那些雪山草原，与之相对，藏区的农田在今天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城市化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观光客的行色匆匆脚步。

没有信仰的游客与放弃信仰的原住民，已经把藏区的不少地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带有城市感的旅游适配地。

与之相比，一路来自山中的信仰却总是显得有些落魄。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有什么底气能认为，或在这篇文章中侃侃而谈所谓“信仰的力量”？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可能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随之而来的“鸡汤”。

从异域到来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并不信教，无意间成为对这些朝圣的藏民匆匆一瞥，或发出啧啧称奇赞叹的，在潜意识中成为猎奇者；也可能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这份虔诚的纯净。

无人能改变这一切。

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投入这一年的生命去跪拜，会真的带来幸福，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人，都远比底层的藏民在物质层面更为“幸福”。

但我们真的懂得，信仰对于生活的意义吗？

信仰不是一剂现实世界的救世良药，当看着他们一路上所承受、所获得的，我们会发现：信仰在现实中带来的，只有心安。

我们很难随意丈量苦难与心安，究竟哪个在现实中，对这些还在坚守却依然不幸的底层藏民更为重要。

但看得到的是，幸福不会到来。

导演张杨对“信仰”与“生活”间关系的处理是到位的，既没有想象中所谓的升华，也没有过分去强调这份信仰在现实中的无力与一丝愚昧，更多只是平实地展现这份相对而言的客观。

“过程”，便是这份信仰在另一个维度上包含的意义。

在这些重复的叩首与匍行的过程中，即便获得不了今世肉身上物质的幸福，生活的厚度也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积累起来。

生老病死在途中，前行并非为了抵达，而是扎根在自我生命中的对自我的完成。

如电影最终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也是老人生命完结时的一种完成。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层影像上的悖论产生。

当我们看着尼玛扎堆一行十多人从家中一直磕头匐行，中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山石滑落、生病、缺钱打工、老人在到达之际去世等各色突发的，甚至有些“卖苦”意味的情节时，实际上又会感到不适——因为它们发生的情境太过真实，但在真实之中所呈现的苦难则来自于许多转山家庭亲自经历的叠加，而将这些叠加事件全部都强加到一行人身上，让他们表演出来，就会显得过分刻意。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用消弭形式边界的做法来阐释主题，在《昨天》中，他将舞台剧、纪录片、剧情片、戏中戏等诸多形式并置来描绘一个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媒介中的演员、儿子、吸毒青年贾宏声。

与尚还依稀可见地划分着形式壁垒边界的《昨天》不同，《冈仁波齐》则在这种融合中走的更远。

而这恰恰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症结所在：外来者的视角，带来无可避免的消费性，在片中每一个“精心营造”的场景里都随处可见。

况且，谁又能证明，我们作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这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刻，不是在“消费”着一种“虔诚”呢？

*原文刊于《文艺风赏》十二月，有删改

这要是在美国，光是没让孩子上学这一点，警察会把孩子家长抓起来。

朝拜另算，会以虐待儿童罪起诉。

9岁孩子不好好上学，跑去磕头朝拜。

信仰可以剥夺儿童健康和受教育的权利吗。

难道儿童教育和健康权不是普世价值吗。

信仰如此痴狂的后果变成野蛮。

你让一9岁孩子不上学，跑去朝拜磕头。

骇人听闻。

旧社会西藏医疗条件很差，很多举家朝拜，沿路磕头，身体不好的老人和小孩就死在途中。

完整家庭出去，破碎家庭回来。

朝拜一次让家人搭上性命。

有些人说这是信仰的力量，说这话的公知最多，他们嘴上说的纯净和向往都是废话，因为他们不会去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最“纯净”的地方为信仰去操劳一辈子，他们只会把孩子送到欧美最世俗的地方接受科学教育，这就是公知们丑恶的嘴脸，他们一面言语上宣扬信仰的力量，一面行动上趋向最世俗的世界。

稍微学习历史的人都知道，藏区千百年来实行的农奴制，就是依靠所谓“信仰”这个精神枷锁来控制藏民，让他们不要反抗，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无条件奉献给贵族喇嘛去挥霍，维持贵族生活。

现在竟然把这说成是信仰的力量，我真是醉了。

我再抢到一遍，信仰自由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每个人拥有信仰一个宗教的自由，第二是每个人也拥有不信仰一个宗教的自由，而且选择是在充分了解这个宗教和这个社会以后做出的独立决定，这部电影里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他们没有去充分见识现代文明，没有学过黑格尔和恩格斯，没有学过经济学和管理学，没有看过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的作品，更没有了解藏区外的世界，在一个被人强行灌输一种思想的情况下做出这唯一的选择，竟然被人们加上一种神圣的光环，既然那么神圣，说这话的人自己怎么不从小就去干这个事情呢，当然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这份“神圣”，顶多去那旅游的时候把他们当作经典的一部分，仅此而已，回来就忘了，没有任何影响。

我从不是反宗教的人，我一直认为宗教也许是人类心灵的港湾，但前提是你经历社会和现实，你了解科学与感情，在拥有完整人格和判断，独立选择你的人生方向，那旁人无话可说，千万不要被唯美的图像和写意的镜头给忽悠了，看完发表那些经不住推敲的言语，忽视这个事实，事实就是残酷的精神枷锁还未解开

还记得影片上映时我是怀着对西藏的向往和好奇选择了这部电影走进了影院。

影片放映结束后，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信仰。

对于信仰，我看过太多，也了听过太多，但是每每谈及信仰，却发现说不出来些什么。

并不是没有可以说的东西，而是发现那些看过的书，学过的修辞，在这个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

磕长头在影片中是展现最多的，我的父亲曾经在西藏当兵，呆了十四年，他说，没有磕过长头的人，是不能完全体会的。

父亲说几百个长头都是挑战，何谈十万长头。

电影里的暴风雪天气父亲是遇到过的，雪片像刀子一样凌冽的朝你射来，只是坐在车里看着都胆颤，又怎敢去真正体味雪的徐步前进。

有时候我质问自己，很多事情为什么坚持不下去？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信仰，藏族人为什么想去朝圣？

原因一样，因为他们有信仰。

他们从出生开始便开始学到相信，这是一种融在骨子里的东西，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会保佑他们，他们相信生命的轮回以及善恶的惩戒，他们相信给予他们生存的自然。

他们会在春耕时候穿上盛装来告慰自然，他们会在陌生人落难时施与援手，他们会感恩每一份收获，反省每一次失去，他们会为世界众生的平安喜乐祈福磕头。

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与生俱来信仰，自然而然的。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朝圣，而每个人的朝圣都是神圣的，因为你相信一件事情，专注一件事情，这件事就变得神圣了，这个人也就有灵魂了，正如《冈仁波齐》海报上所说的，我们都在朝圣的路上吧。

只是这条路上，有的人放弃了，有的人走错了，有的人丢失了自己最本真的心，可我们终究还是在不停的向前，谁都不知道还有多远，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俯地起身会看见什么样的风景，自己回如何选择。

但这条路我们既然已经踏上，就走下去吧，怀着自己最初的心，握着自己最坚定的信仰，努力向前吧，不要有迷茫，一步一步的走，就像朝圣的老人说的，如果你许了愿，就要按照许愿的步伐走，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去哪里朝圣不重要。

希望你和我都走好自己的朝圣之路，到最后，都不会迷茫，不会失望，手里紧紧握着的，心里紧紧揣着的，都是最初，最美好的东西…

一分给本色出演的演员们，一分给影片漂亮的风景，信仰不是愚昧无知迷信的借口，更不是精神寄托，信仰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促使人强大坚定地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信仰党，就有了新中国，信仰雅典娜，所以星矢打不死，所有有正确信仰的人都有个共同点，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是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包括生命。

说回电影，看到有人评论导演想表达的是生活方式有好多种，没有对与错，那问题来了，如果朝圣算是信仰，那毫无意义就是他们的人生。

如果想表达的是信仰，可屠夫朝圣是因为杀生多了，为的是自己，我不信他回去不再杀生了，小女孩已经磕破头，妈妈却说继续磕，女孩子家磕头好，等等等等，每个人朝圣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和信仰无关，是他们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谈何虔诚？

信仰不是宗教，喇嘛教更是伪佛教，把它渲染成信仰熬成鸡汤，不知道又该毒害多少人

为什么这部片最近这么被推崇？

藏民这样拜拜法，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解脱呀，不是么？

杀牛的希望通过一路拜拜过去就能减轻所谓的罪孽，这怎么可能会减轻呢？

“笃信佛教的藏族人坚信：朝圣能尽涤前世今生的罪孽，增添无穷的功德，并最终脱出轮回，荣登极乐。

” —— 怎么可能去朝圣就能尽涤前世今生的罪孽呢？

这不是盲信吗？

去朝圣就什么罪孽都能洗净，那还要马云、比尔盖茨等做什么用？

😯 这跟带串珠子就能升官发财的说法有什么不同？

😯这种侥幸心理再怎么以五体投地的形式出现，仍旧是不能带领人获得真正的解脱呀。

这场求安慰但无实质意义的朝圣：既不能增长经济，也不能实现心灵真正解脱，如此这样的一场朝圣，其实是一场自欺欺人的侥幸行为。

我能相信这样一番五体投地拜拜下来，搞不好还身强力壮了，可是这番拜拜跟净化心灵一点都没有关系，藏民的心态很明确：我去拜拜是为了洗净我犯过的罪孽，这跟中土烧香拜拜求升官发财一个意思。

可是如果真的有全能的神，主要有人对他拜拜或烧香，他就帮那个人洗净那个人所犯下的任何错，并且保佑这个人，这个世界监狱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杀人越货只要拜拜就可以了对么？

那样的神是公平的神么？

这么偏心的神值得人崇敬么？

有一年，我还是深陷情绪的谷底，于是我奔赴一个很不常见的课程：S.N.葛印卡老师及其助理老师所教授的内观十日课程，更不常见的地方在于，那一次的课程因当地旧生诚挚发心的缘故，难得的在乌鲁木齐开办。

一个十天与世隔离的禅修，千里迢迢奔赴雪山之下，这一切都很让一个人兴奋：显得如此灵性。

我也坚信我会因为这次课程而脱胎换骨。

下课后我状态大好。

上了飞机，连坐在邻座的中年男子都被我神态之轻松愉快而引发好奇，他问：你从哪里来？

这一问，后面的一程路自然全是我兴奋地对路人介绍内观是什么的普及。

邻座听啊听。

他的眼角已长出鱼尾纹。

他说：嗯，我大致了解了。

就是信佛对么？

其实我也信佛，某种程度上来说。

当我心里愁苦时、遇到难关时，我会想象我就在观音菩萨的怀抱里，她会保佑着我，也会护持着我。

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危险性。

当我听他说完心里涌出悲悯时，我想：人们真可怜。

你看这个人，他都一大把年纪了，心里的痛苦还是会有的，而且越年长也越痛苦，无人可倾述、依赖了，父母都已更年长，独身拔剑心茫然。

这么痛苦时人就只能寄望于有看不见的力量可以护持自己。

这难道不是盲目的信仰吗。

这就是盲目的信仰啊。

没有什么看不见的神会有空搭理我们，神一样的马云和比尔盖茨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一个神因为我们祈祷、烧香、拜拜，就特别宠爱我们，而买不起香、忙到为三餐奔波没空拜的人，神就遗弃他们，这样的神公平吗？

作得出不公平的事情，又怎么有资格称为神？

有偏爱的都是人，不是神。

然而我没意识到当时我自己也陷入一场不自觉的盲信之中，而这都是因为我也心存侥幸之故：尽管葛印卡老师的十日课里反复说，内观课程不是一个仪式典礼，是来学习一个技法，学习怎么观感受，然后运用到生活里，我当时还是想着只要去上课，然后回到生活里我就有神灵会保佑我的了。

那时我听不进去原来内观是在生活里的随时运用：使用内观观感受，让我兴奋时避免太过兴奋，愤怒时避免太过愤怒，于此，我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对我自己和他人都好。

四念住课程晚上的开示里有个故事：有个人一直走走走，佛陀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人说：我把世间走遍，我就了解自己了。

佛陀说：世间说的是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体五蕴就是世间。

科学家可以证明人由几乎数不清的细小微粒组合而成，这在理论层面上每个人都能接受，然而相比在理论上接受这个知识点，佛陀说，自己去亲身体验组成自己的这些大量细小微粒，会带给每个人更大的启示。

每个人都能在静坐内观观感受中体会到自己身上的细小微粒。

当明了自己是由那么多细小微粒组合而成，这一点不仅是从大脑，而还从亲身体验的过程里感受到时，一些真正的改变才会从心发生。

佛陀被称为是觉悟者，与佛陀同期的修行者们发现：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有贪爱。

当时一般的修行者们都认为，贪爱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引人贪爱的外物存在。

佛陀发现了一个当时修行人们没有发现的一个真理：当人们看到外面的事物，心里升起贪爱留恋时，有一个遗失的环节被大家忽略了：每当我心里升起贪爱，我的身上也一定会有相应的感受升起，这种感受如此细腻舒服，让我再三留恋的与其说是外界事物，确切点说，是当我看到外界事物后，身上涌起的愉悦感受，让我上了瘾，让我起了贪爱 —— 也就是佛陀说的：“受缘爱”，意思是：是感受产生了贪爱。

真正的觉悟者说道，当一个人能留意到自身感受升起，停留，灭去，这样的整个过程，并且这个留意里，不生起他往常会有的习惯性反应：例如贪恋某一种感受，或厌恶排斥某一种感受，他才是在真正地净化着自己的心。

—— 这些关于如何才是真正净化自己的心的方式，来自S.N.葛印卡教授的内观禅修。

由于关于修行信息的缺失，让人无从辨别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什么是盲目的信仰。

有人认为拜拜朝圣就是为了心里安慰，为了某种礼赞，做某种特殊的仪式，好，那我不参与讨论；藏民去拜拜朝圣，他们很明确不是为了心理安慰，他们是为了洗净罪业的。

这里讨论的是，罪业无法因此洗净，因此说它是盲目的信仰。

有真正的修行。

这个技法叫做内观，就是观察自己的感受。

理论上我们能理解即使我一个人独处其实我也并不孤单，因为我全身有几乎数不清的微小细胞微粒在努力地存活着，为我奋斗着，但这个理论只能偶尔激励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还是感到孤独。

南传佛教教导的内观里认为，当我们不光是理论层面理解，我是由大量微小细胞微粒组成这一点不仅是大脑的一个知道，还成为一个身体感受的亲身体验，就像不光是知道有个岛叫夏威夷有海滩，还亲身去到夏威夷体验过海滩时，觉悟者们发现这样的亲身体验会给人不同的启示。

也比心理表面层次的安慰，要深入治愈得多。

有人说，让每个灵魂走自己的路。

真爱都希望真爱弯路走得不要太曲折。

愿你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