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很出乎意料的，这部电影几乎没有停顿地看完了。

也很出乎意料的，感觉比期待中的要好。

至少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导演的手法也并不让人无聊，至少没有很多那种不停地喊口号的镜头（偶尔喊两下“万岁”也是有的）。

所以，电影本身还是可以接受的，即使作为中国观影者而言。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看完之后就感觉这电影并不是拍给非日本观影者看的，或者，至少不是给中国受众看的。

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很明显的，山本五十六绝不是和平主义者，或者反战人士，倚强凌弱的战争（比如说侵华战争）他就没有反。

他反的不过是挑战美国的战争，因为他知道没有多少胜算。

其实，不仅仅是山本五十六，包括他的其他军事同僚，甚至很多其他行业的日本人，比如作家司马辽太郎，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不过是日本因为在最后的结局中输掉了二战：所以，反思仅仅是反思到日俄战争，不该挑衅更强者，而就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侥幸挑衅成功，所以种下了日后的苦果，挑战了更强大的美国。

至于更前面的甲午战争，那是奠定了帝国崛起的基石，就没什么人去反思了。

仅此而已。

第二点，所谓美化。

我不怎么了解山本五十六的生平。

仅仅看这部电影的话，由于塑造的形象和我之前认知的不同，我当然也会觉得有些美化。

毕竟，德国人拍了部《帝国毁灭》，电影里的希特勒仅仅因为不是狂躁的恶魔形象，而表现得有那么点人性的味道，也被很多观影者说“美化希特勒”。

电影把山本五十六塑造成慈父贤夫爱家爱社会的传统日本人（再外加职业军人）的形象，对我而言，并不是不可接受（因为不了解嘛）。

不过，有一点挺奇怪的，那个报社社长竟然可以在海军次长面前如此嚣张跋扈，这可能是真实场景吗？

此外，在中途岛海战中，战况激烈之时，山本五十六拖着参谋去下棋，让我联想到了淝水大战里的谢安。

“可惜”结局截然相反。

不过，从这样的场景里看的出来，制作者想将他表现为儒将的企图心。

关于，希特勒对日本人的看法，我特地去翻阅了一下自己从未读完过的那本《我的奋斗》译本，确实没找到那个看低日本人的段落。

后来网上搜了下，才知道事实是：只有第一版有那段文字，后来的版本都删除掉了，倒不是电影中表现的被日本出版社删掉的。

话又说回来，你日本人不也把中国人、朝鲜人看成劣等人吗？

还有几个镜头给我的感觉就是民族性还真的是存在的，比如山本五十六吃家乡甜点满足到前俯后仰的那个镜头，感觉就日本人会这样。

估计又会有人要话我喺卖国贼了，但很抱歉，山本就喺我最崇拜嘅军事家，尽管佢一手导演上海大轰炸，亲自策划偷袭珍珠港。

才华喺唔分敌我嘅，否定敌人嘅闪光同否定敌人嘅黑暗同样可悲。

电影开篇就提到佐“二﹒二六兵变”，喺大陆，我哋嘅学生对呢个名词几乎无人知晓，但佢却喺如此深远咁影响佐我哋嘅邻国，甚至远远超过“卢沟桥事变”，影响佐呢个世界。

我一直重复一个问题，歌德曾经讲过“德国人天生就喺哲学家”，但一个天生就喺哲学家嘅民族却喺一个狂人嘅带领下启动人类历史上最可怕嘅战车，如同南京大屠杀嘅主角喺我哋一直认为谨小慎微，企业处处高呼要以人类幸福为己任嘅日本人，难道呢一切仅仅喺笼统咁概括为因为呢个民族突然疯了么？

历史嘅一切都来源于环境，脱离环境，一切无从谈起。

当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嘅当天，整个大和民族几乎都不约而同咁向住皇宫跪拜痛哭，可见呢场唔喺由一小撮阴谋份子发动嘅战争，而喺整个大和民族共同参与嘅战争，正喺嚟源于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同23年关东大地震嘅双重灾难迫使日本走上佐咁样一条激进嘅不归路。

但喺如此一种全民狂热嘅环境下居然还能够冷静分析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有人话喺寻常嘅环境下做出不寻常嘅嘢只喺优秀，而喺不寻常嘅环境下做出寻常嘅嘢先算得上喺卓越。

正如施佩尔之于德意志，日本海军有山本，陆军有石原莞尔，虽然佢哋反对对美开战嘅声音最终被狂潮淹没，但身为民族一员，更作为一个军人，佢哋都唔可能喺呢一刻话我唔捞啦就算，男人要负起佢嘅责任，当战争无法避免，我哋只能够尽自己嘅绵力去保护自己嘅民族，而参战就喺其中最直接嘅选择。

山本固然喺历史上留下非常不公嘅恶名，但同石原莞尔一样，佢哋都坚定支持对华开战，对美妥协，确实，呢个喺最正确嘅战略设定，亦喺我最认同嘅日本可以夺取战争胜利，同时又保证最大利益嘅根本。

如果讲石原导演“九﹒一八事变”喺出于佢内心野心嘅展露，山本带领联合舰队航向大洋则确实源于佢对自己民族嘅爱，呢种委屈、悲伤同无奈，只能够凭一句“常在战场”聊以慰藉。

再次唁处境雷同嘅阿尔贝特﹒施佩尔。

对敌人无条件嘅否定绝对唔喺爱国，作为被侵略者我仇恨山本，但作为军人我敬重山本，只有彻彻底底了解敌人，明白敌我嘅差距，我哋先终于会有一日成为中国嘅东条英机去灭佐日本，敌人唔喺只用嚟仇恨嘅，敌人喺用嚟学习嘅。

本片从玉木宏饰演嘅东京日报记者第三者角度叙述佐“二﹒二六”之后山本嘅余生，颇客观，注意，电影从嚟冇讲过山本主张和平，佢只喺强烈反对同实力远超日本嘅美国开战，但佢一直坚定支持灭亡中国。

从我嘅角度睇，电影异常精彩，单为一睹“山城”、“金刚”、“赤诚”、“嘉贺”、“苍龙”、“飞龙”，还有“大和”嘅倩影就已足矣，但对于冇深入钻研过该历史嘅童鞋，估计闷如嚼蜡。

因为上述原因，唔推荐，但出于个人感情原因，考虑收藏。

日本人自己拍的对二战的反思片，且不说山本五十六美化与否，听着片子里日本人几近疯狂的喊着banzai，看着南云端着粥哽咽的吃不下一口，还有从拉包儿起飞的飞机和蔚蓝的大海，让人怀念，让我又想起在塞班岛的那些事来。

这片子历史迷应该会喜欢吧。

片中诸多小细节挺有意思，比如希特勒《我的奋斗》被删掉的章节，报社的墙上挂着《报道报国》，民众口中说的不断更换总理大臣的预兆等等，可以看出导演还是别有用心的。

顺便说一下片子的音乐和镜头画面都不错，就是战争特技略欠缺了些，不过相信这并不是重点，呵呵。

最后的最后，为了证明我爱国要多说一句废话：山本五十六、南云忠一都是坏人！

over

看完了该影片，又对照着维基百科对于山本五十六的生平介绍再看了一遍，基本上我可以认定：就对于战争的态度而言，该影片并没有对山本有任何美化——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有的人的心态真的很糟糕，想要把敌人的一切性格特质都否定掉，恨不得贴个“疯子”的标签——憎恨敌人没任何问题，但憎恨敌人不是你拒绝正视敌人的理由。

什么是“正视敌人”呢？

显然山本的态度就是很好的参考。

美国处心积虑围堵打压日本帝国，日本爱国民众对美国的双标群情激愤。

在日本各界热烈鼓吹和德国、意大利结盟的大风气下，他敢于说出少数意见，指出和美国为敌的巨大风险与可能的惨烈代价。

他这么说是因为他亲美、甚至对美投降吗？

其实不是。

从生平介绍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大力推进海军航空兵的建设，因为这一兵种不在《华盛顿海军条约》的裁减范围内。

后来随着局势发展，他一再坚持以战求和，其实也是为了能在取得和平的同时不让祖国承受太大的损失。

当别人拿蒙元、清国和俄国的例子来鼓吹“日本必能战胜外敌”时，他能够有理有据地指出了与美国为敌的代价与后果，这不就是“正视敌人”吗？

历史上那些颇有军事成就的领袖人物，向来不会轻视敌人。

这点我就不展开了。

那么山本可以视为一个清醒的爱国者吗？

我认为他有这个资格。

事实上维基里面就有写道：山本五十六一般被认为是当时大日本帝国海军中最有能力的指挥官之一，他的主要功绩包括对海军编制和战术的显著改进。

同时，他也因为一连串的失败战役遭受指责。

山本与石原莞尔等当代务实考虑日本国力有限的部分军官相同，因此山本反对入侵满洲、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签署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和德国、意大利同盟），特别是与美国交战。

在1930年以海军少将身份参加伦敦海军会议时，山本仍持有扩张海军的观点，曾当众对以财政原因主张裁军的大藏省官员贺屋兴宣大骂“贺屋闭嘴，否则别怪我动手打人”。

一种观点说：“山本回国后目睹民众热烈欢迎谈判使团的场面受到触动，以此为契机产生了反战的观点。

”由此看来，很明显山本是反对日本在中国扩张的。

不过我说他“清醒”，并不是因为他有这种和平主义的观点，而是因为他知道这种对外征伐并不能为祖国带来好处。

在影片中，他就强调过和美国相关的争端（这包括了东北的事务）应该通过外交去解决；但是周围人，特别是那个自诩“代表民意”的报社，却鼓吹用战争手段去解决。

哪边是更可恨的敌人，我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

有的人觉得该影片不够“反战”。

是不是“反战”姑且不提，就看民众比军人更好战这一点，如果要“反战”，那必然意味着反对鼓吹战争；而鼓吹战争的又是平民百姓，于是“反战”就必然意味着反对日本的平民百姓——哎呀，这话说的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了？

如果该影片能为我们留下什么教训，我认为最大的教训莫过于这一点：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舆论是无足轻重的，绝不可为了讨好舆论而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

这也是山本自己的态度，他从没有为了迎合舆论而扭曲自己的信念。

真正的国贼并非山本这样的清醒爱国者，甚至也不是那些为国作战的日本军人，而是那些躲在安全后方自诩民意代表、大肆鼓吹战争，同时战败后又摇身一变、自诩民主代言人的媒体人士，这类人明明如此恣意地推动战争，但却不被视为战犯而得以善终。

在这种浪潮下，纵有清醒的爱国者坐到了如海军联合舰队司令这样的职位，他又能改变什么？

影片中山本五十六反对与德意组成三国轴心，也反对与美国开战，认为这将使日本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中。

可惜的是当时的日本国内舆论几乎是一致的盲目乐观、自大，认为日本可以短时间击败美国。

影片中的编辑代表的就是日本的普通民众。

在效忠天皇的思想下，无数年轻的日本人前仆后继，投身军旅之中。

日本人似乎一直都有着一股二愣子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时会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无非是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如果战场上失败，那么剩下的似乎只能是投降。

可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决心发动“一亿玉碎”的本土决战，这种思维方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若不是美国人的原子弹摧毁了日本人的心理防线，战争的持续时间仍然难以预料。

时下已经是和平年代，我没去过日本，不了解如今的日本人。

但从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日本公司纷纷打开世界市场等现象中我感觉到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犹如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却从未灭亡。

日本有着千年的尚武传统，文人在日本一向不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科举制度在日本没有流行开来的重要原因。

武人政治对日本的影响即便在明治维新后也没有停止。

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首相府邸的多次刺杀事件似乎是军人们在呐喊：“武士不应听命与文人！

“。

这种尚武精神就像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一样，短时间内难以消亡。

我想即便是当代的日本人，他们的体内也依然流淌着千年前幕府时代武士的血液吧。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了解日本，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谁都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是否会有下一个甲午、下一个九一八。。。

1884年4月4日小“山本”出生了，这年他爹五十六岁就给他取名五十六，本来他不姓山本，这段就省略了.........为啥说这个小日本一出生日本的国运就开始兴隆了呢？

因为这一年另一个日本人访问了法国舰队观摩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对一个天朝大国外科手术般的打击过程，这个人就是东乡平八郎，这次访问为他日后操刀甲午海战扫平了心理障碍。

1894年小山本10岁甲午战争爆发，天朝惨败，朝鲜沦陷，日本崛起。

他爹在他腿上划了12刀告诉他成年了。

1904年山本20岁日俄战争爆发，刚毕业的山本参加了对马海战为天皇贡献了两根手指。

沙俄战败，日本雄踞东亚国运鼎盛。

山本也平步青云军衔节节攀升。

物极必反，当日本的扩张野心像气泡一样膨胀，越过太平洋碰到了对岸时这个气泡就到了破灭的时候了。

在美国学习工作过的山本是清醒的，日本不是美国的对手。

但他决定不了日本的战略，只能跟着更加嗜赌成性的日本高层一起把国家命运放上赌桌，结果把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两代人数十年的一切战果都赔光了，印证了那句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名言。

山本冬天炸了珍珠港美国人第二年春天就炸了东京，这一天是1942年4月18日，山本想不到的是他的生命从这一天就开始了365天倒计时。

1943年4月18日他的座机被美国飞行员击落，死后日本加速灭亡。

作为军人死在战场是种荣誉，由于死得早战功大罪责少历史评价相对好，由于死得早不用目睹联合舰队覆灭原子弹爆炸是一种幸福。

由于死得早不用上绞刑架是一种幸运。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说对于二战日本战犯们来说投胎要趁早。

1.对于下级军官来说，不懂外语就要被删减版本的书籍所愚弄。

对于今日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学好英语，才能更了解中国。

2.以影片的观点，似乎日本的悲剧在于参加三国轴心。

诚然，看似免费的东西往往最昂贵。

抗战前期，中国也在倚赖美国还是德国的问题上摇摆过，不仅军援的设备和人员来自德国，还有西门子这样的德企和欧亚航空这样的半私营企业在中国运营。

倘若中德联盟，今日历史又将大不同。

然而如果不参与三国轴心，日本就能避免悲剧么？

非也。

以蛇吞象，岂能不败。

3.对中途岛一战简单地淡化成了四颗炸弹引爆四艘航母，但实际上中途岛一战背后的复杂脉络被全然无视了。

“决胜的五分钟”这个说法最早起源于日本海军的报告，给中途岛的胜利带来一些宿命般的色彩。

实际上中途岛一战，日军既希望占领中途岛从而威胁夏威夷，也希望以此诱歼美航母群，还希望在中途岛吸引牵制美军主力的同时往北向阿留申进发，由此威胁美国本土。

不过区区一个联合舰队，却要在一战之中设立三个目标，以为总能多少达成一个，实际上最后统统失败。

4.山本真的是反战人士么？

当然不是，山本只是反对与美国交恶，希望挑个好揍的对手罢了。

日本人回顾历史时总要避重就轻，作品里也难免鸡贼一般地夹杂一些私货，作为中国人笑笑也就算了。

此外，《我的奋斗》中对日本人的描述倒是诚然不假：日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但他们的绝活是把一件别人做成功过的事情做到极致。

科技上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实际上偷袭珍珠港本身，也就是孤注一掷放大版本的奇袭塔兰托罢了。

以前通过各种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种对山本五十六有过初步了解：* 从小受武士道影响；* 嗜赌(珍珠港就是豪赌)；* 美国学习过(深知日美国力悬殊，依赖美国资源)；* 参加日俄战争受伤、策划珍珠港事件、坐飞机视察毙命；而这部片子则呈现了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山本五十六。

山本年轻时就参加过日俄战争，而这部片子主要涉及到太平洋战争中的三个重要节点：* 珍珠港：战火点燃；* 中途岛：转折点，日军不再占有绝对优势；* 瓜达尔卡纳尔：决战，同盟国大反攻；几个新 get 到的点：* 日本加入轴心国相当曲折：一开始山本为首的海军省反对，后来苏德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稍微平息，德国闪击波兰后再次高涨...*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被删掉的部分：“日本是劣等民族，可以被德国利用。

” 所以山本等人对德国邀请日本加入轴心国有戒心；* 美国切断日本资源供应的导火索：41 年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 偷袭珍珠港，日本没有给予最后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南云忠一战前受到军部指示：“一定要将舰队安全带回去。

” 而山本也说让南云自己去判断：“有些东西是身在日本海的我们看不到的”。

几个情景：* 山本和好友在家吃西瓜，提到：“海军应该作为一种防御”；* 吃饭时在部下争论不休时，山本立即转移话题(濑户内海的沙丁鱼、“水馒头”），化解紧张氛围；* 偷袭珍珠港前，在甲板上唱歌，给友人写信，感叹命运残酷，身不由己(不想同美国开战，即使开战，也要一战全歼敌人主力，打击其国民士气，迫使对方谈判)；* 偷袭珍珠港前，跟部下强调不要伤害平民，而且说“日本武士夜里偷袭敌人的时候会先踢踢他的枕头”，让军部确认事先给美国发了最后通牒，不要不宣而战。

（这点未考证，不知道是否有美化和洗地嫌疑？

因为之前了解到的确实是不宣而战，开战前不久还派人访问美国抛橄榄枝。

不过在这里，山本确实是通过罗斯福的演讲才知道，“最后通牒”并没有提前递交给美国。

）* 妻子感冒，和四个孩子一起抬吃饭的桌子，把天皇赐的表送给妻子；* 吃甜点时跟店里的小女孩要求再来一碗，结果递碗筷过去时不小心摔在地上，老板替小女孩赔罪，山本微笑着解释：自己在日俄战争时少了两根手指。

后来又亲自给小女孩送了礼物(头上戴的)，说是抱歉上次吓到她了。

* 中途岛战役开打前，问身边部下有没有加薪；* 每次战死的部下名字都会记下来，瓜岛战役后，坚持要去视察，并叮嘱部下不要太多飞机护航：“已经死了许多年轻人了，他们肩负着日本的未来，却都先走了，我一个老头子，还在世间残喘，再见他们的时候，我该怎么去面对他们呢？

”；* 在视察的飞机上，直到中弹都一直紧握着武士刀；* 听过山本“教诲”的青年记者真藤，不愿意在和其他人一样隐瞒战败、蒙骗百姓，选择入伍；* 天皇宣布投降，真藤在废墟旁说：“山本将军，自从您战死沙场，已经过了两年岭四个月；但是，战争结束的方式，却不是您所期望的那种”；对话一：山本：“国防..是建设必要军力的同时增强国家实力，国力也成为外交的保障，从而避免战争，这是国防的本质。

”飞行员：“不忘德川幕府的恩惠，战斗到最后一刻。

但是德川幕府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我们要感谢什么呢？

“山本：”给我们生命的父母，孕育我们成长的土地，也就是我们的祖国。

”对话二：山本：“战车似乎正向没有料到的方向开去(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记者真藤：“战车已经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开下去。

”山本：“她能开多远？

我是问，她的最终目标在哪？

”记者真藤：“大东亚共荣圈。

”山本：“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地方，我倒希望能去看看。

新闻报纸的职责，就是耳闻目睹世界的新发展，并把这些见闻广泛地传播开去，打开你的眼睛、耳朵、胸怀，去环顾你周围的世界，这是那些肩负时代使命的人的职责。

”对话三：记者：“您的胜利，即刻把压在这个国家上的阴霾扫荡一空，自从黑船事件(1853年美军佩里舰队‘敲开’日本国门)以来我们所尝受的艰辛和屈辱，您已经为我们报了仇。

美国将不再插手中国事务，我们将全面掌控亚洲。

今天，请告诉我您对最后胜利的看法。

”山本：“求和。

军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结束他所发起的战争。

”

媒体的战争责任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

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

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

但总的来说“反战”在日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

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在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

所以可以整个地说，在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受批判最多的还是这些主流媒体。

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发动和进行了战争的军部已经不再存在。

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衙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大藏省之外战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

而鼓吹开战，力主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在东京审判期间死亡，剩下来的重光葵，贺屋兴宣这两位名列甲级战犯的外务和大藏大臣虽然在战后先后重起，分别还担任过外务和法务大臣，但是他们无论是在国会答辩时还是在出版的回忆录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省了自己和自己所主管部门的战争责任，就是说起码他们向日本国民还有过了谢罪的表示。

而那些主流媒体呢？

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几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和战中那些铿锵有力的鼓舞着日本人去“爱国”，去力战，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而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批判，往事全部如烟。

对战争负责的只是那些军人，官僚和政治家，似乎从来没有过传媒什么事，不仅如此，现在能看到连篇累幅地宣传军部在战争中是如何扯谎造谣，钳制舆论，不让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传媒只是单方面地受害者，只有军部才是坏人。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所进行的舆论操作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以及特高警察所进行的舆论压制的事实确实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认真追查起来就能发现军部的言论统制和传媒的狂热煽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说不清楚的问题。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洲生命线”理论。

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

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开来。

实际上上世纪的大正年代（1912-1926）的日本的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甚至有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词。

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不景气中，因为传媒的宣传，那些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

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旧国联排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在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同时也批判了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就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开始了批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日本媒体在一战之后一直在宣扬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舰队派”的海军军令部的那些人搞出来了一个“统帅权干犯”的问题，意思是军队的军备和作战一样，是属于天皇所执掌的“统帅权”的一部分，在政府管辖之外，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军问题。

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条约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诸方竹虎在战后的回忆中说9.18事变的当时军部对于传媒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把传媒也看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但在9.18事变的时候军部却得到了传媒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的时候也得到了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就只有《时事新报》一家，怎么会在一年之内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

这里面有很大一个理由是商业主义。

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两大报纸为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

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

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包着爱国主义或者皇国主义包装的“战争”。

当时各个传媒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而如果有哪家报纸哪怕是不当心敢于反对战争，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后，一片战争赞美之声的日本传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所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了，马场恒吾利用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主笔的立场一直在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而已，但就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报纸上全部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

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事局，警视厅，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据这两部法律来检查传媒的内容，但实际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警察并没有更多地介入具体的事务，比如内务省的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长的指示是：“和主要日报以及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这种叫做“内面指导”，由各传媒自己控制。

1938年指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传媒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源不足，纸张等传媒资源都成为了战略物资，这样报纸的数目也在不断减少，1938年日本全国有739家报纸，到了1941年初以所谓“整顿恶德不良纸”的名义减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县一纸”的理由减少到了54家，有趣的是这种“一县一纸”的做法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一个县只有一份报纸。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媒体是自主地在配合战争宣传的话，到太平洋战争之后就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珍珠港之后，主管媒体的内阁情报局立即发表了“禁止登载非经大本营许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传媒作为言论机构的机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工具。

在同一个命令中情报局还明言：“禁止登载对我军不利的消息，但是让人认识到战场的真相从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的文章除外。

”所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传媒走过的道路就是：夸大战果——>封锁失败——>鼓吹彻底抗战这个三部曲，是一场完全的欺骗。

而且是主动地在行骗，所谓的“大本营发表”确实是谎话连篇，但那种谎话只能欺骗一下老百姓，骗不了传媒。

各个传媒都有特派员在前线，他们对前线的了解不次于参谋本部或者军令部，而且传媒能接触到外国通讯社的信息，所以各传媒对战场上发生着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心知肚明，但却没有向国民发出过任何信息。

当然真说传媒对军部一点都没有抵抗也不是事实，1944年的“新名事件”可以说是传媒反对军部的典型事件，东条时代有个邪门口号：“用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

”《每日新闻》记者新名丈夫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打败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枪，要“用飞机，用海军飞机”。

这一下算摸了东条的老虎屁股，东条立即下令把这位当时已经37岁的新名记者征召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岛。

这篇文章确实是在批判军部，但是真实的背景却有点不同，新名记者当过海军记者俱乐部的主任，这篇文章实际上和反战或者反军部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日本陆海军之间的争斗通过媒体折射了出来，所以海军出面说话了。

当时日本的法律规定凡男子年满20岁一定要经过征兵体检，新名丈夫早在大正年间就经过了体检，当时征兵不征大正年间参加体检的，海军就问了：“大正年间就征召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

”行，东条就马上再追加征召250名大正年间体检过的人发配到硫磺岛的丸龟联队去。

新名本人由于当过陆军的随军记者加上海军在罩着他，过了三个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250名大叔可就玉碎在硫磺岛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日本整个传媒界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用曾经在那时担任过日本新闻会会长的田中都吉的话来总结最合适：“社会上一般认为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了不当的压力，也这是事实，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如说新闻界和军部，情报局或者内务省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传媒人到底在想什么？

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在发表社论说：“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

”按照作者的调查，这篇社论并非受到军部授意，而且在十天之前大本营情报局长已经向新闻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经战败，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重要情报。

掌握了这个信息的《朝日新闻》不但没有设法透露这个信息，而是继续像9.18，77，以及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那样疯狂地进行煽动。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传媒界和传媒人士在战时的各种行动及其影响，不仅是战时的传媒史，而且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行动的由来。

日本的战时媒体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肯定会涉及到经济领域和经济史，一个很意外的方面就是不少日本在战时采取的经济措施，实际上要不然是直接出自传媒界的主张，要不然也和传媒界有莫名其妙的关系，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所谓“革新官僚”们的把戏，他们的自己的主张要想能够得到推行的话就一定要得到军部的支持，但官僚和军人之间的互相倾轧造成这两个集团之间关系相当紧张。

官僚们在战时经常使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理由有时干脆连知识产权都不要，把自己的观点方法传授给媒体人士，以媒体的社论什么的方式出面向军部提出建议。

而媒体也很乐于扮演一个“聪明的建议者”的角色，加上军部一般对一直不惜用最华丽的语言在礼赞他们的媒体的感觉很好，所以从媒体说出来的话军部多少都会听。

这就造成了最古怪的日本战时媒体史和经济史密不可分的现象，一些牵涉到战时传媒的著作都很难归类到经济类还是媒体类去。

这本书在战时经济史方面也有独自的探索，吉田则昭不在局限于某些具体的例子或八卦，而是详细地介绍了朝日新闻社论作家笠信太郎在战时的经济学论说，把战时动员和经济再编成这个大动作本身对传媒界再编的影响以及经过再编的传媒界反过来对经济再编成所起的反作用放在一个“经济新体制”下来衡量，这就使得传媒人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见。

这本书的研究还不仅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战后的日本传媒界所继承了的战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也进行了揭露。

战后，各传媒和煽动战争有关的人物都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而送进了巢鸭监狱，但很快就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释放。

和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战后把战争犯罪嫌疑人永久驱逐出去不同，日本的这些人回到了传媒界而且继续把持着日本的传媒界。

这样日本的传媒在战后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

虽然迫于形势，日本媒体不再进行战争煽动的举动，但在迎合读者，以销售量为本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就是日本的传媒界即使在战后也从来没有给日本社会指出过正确的方向而是一再犯错误的原因。

明治以来，一直梭哈一直爽。

初创企业可以这么玩，但是大企业不行，输一次就结束了。

日本的角色还是没有切换过来。

领导的格局决定了国家的格局，梭哈与不梭哈的决定权能否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也很重要。

可惜的是，中国目前还没到当年的日本的实力，所以还是要继续苟，猥琐发育不能浪。

不能为了个人的荣誉而赌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