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曾经朋友问过我，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中最认可谁，我当时回答慈禧，她还挺疑惑为什么不是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统治时期为大唐辉煌盛世时期，谁当都能做的不错，慈禧当政时期为积贫积弱的危机时刻，太难当了。

但现在我的看法完全变了，评价一个统治者不应该只考虑外部环境艰难与否，还是应该具体去看她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

慈禧我自己看下来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没有担当，她既要牢牢握住最高权利，又不想背负历史的罪责。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把光绪和李鸿章推出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义和团和大臣们丢出去，作为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做了错误的决策还是无力阻止错误的决策都是一样的，逃避其实不改变任何问题。

第二个是她是现实评估有重大偏差。

主要体现在两点，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她却仍然坚持要高规格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认为她代表大清脸面，不风光别人就不会尊重我国，和那种认为“我挎了个名牌包别人就会尊重我”的虚荣想法本质上没有区别，实力才是博弈的最大筹码。

第二次鸦片战争，明知道打不过，却因为西洋人要求她还政而咽不下那口气非要宣战，美其名曰为历史的新仇旧恨而战，以至于全面战败。

她总把个人荣辱等同于国家荣辱，但事实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清朝的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如此不分，到底是制度性问题还是历史理解偏差。

从慈禧角度出发，这个观点当然是合理的，这有助于为她以公谋私提供合法性正当性，但这是极需要警惕的很危险的观念。

当然我也不认为那段历史的侮辱是她一人的责任，这是另外一码事。

李鸿章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但史实知道和电视剧细节演出来给人的冲击力差异还是太大了。

看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觉得他好难啊，想要干点儿实事怎么那么难，大环境国家预算有限，年年赤字，争取军费很艰难；双头领导，慈禧和光绪都要搞定，沟通成本高，效率低；领导一意孤行，有限的预算非要用到修颐和园；同朝官员各种互相牵制斗争；外国列强时刻关注，伺机侵略。

看电视剧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真的好累啊，干脆放弃了算了，但他没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各种勉励坚持，然后我想每一个做大事的人应该都具备这种品质吧，无论多艰难，他们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有很多烦恼的地方，唯独放弃不在自己的选项里。

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前，李鸿章各种办法筹措军费需要购买炮弹更新设备，但预算一降再降也没能到位。

居安思危是一种很难获得的能力吧，慈禧和大臣们都会觉得眼下又不打仗，不如先把日子过舒服，军事嘛就先拖一拖，等有钱了就给你，也担心李鸿章掌握的权利过大。

但钱代表的就是资源分配，资源总是有限的，每时每刻都是稀缺的，顾全一方就必然要有其他方面的牺牲。

看剧的时候因为开了上帝视角，就会很生气，你们怎么这么天真这么无能，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但事实呢，打仗的时候你北洋舰队必须冲锋，没有武器也得上，仗打输了，北洋舰队全员包括负责人李鸿章本人都是第一批需要负责的人。

慈禧和其他大臣不会因此反思早知道不修园子了，早知道把钱都拨给军队了，早知道听李鸿章的建议只守不攻了。

都不会，他们只会责怪你让我大清倾力打造的舰队付之一炬，你无能才没能打赢。

毕竟甩锅是历史传统。

那么，最后到底是让谁好看了？

让北洋舰队全体士兵好看了，让李鸿章好看了，让百姓好看了，慈禧和光绪也好看了，那些大臣第二次最后也好看了，但那又如何了？

当大家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没有他法，只能尽力说服领导做对的事，尽力平衡同僚利益可以共同促成对的事，意气的去证明你错了吧，I told you，没有任何意义，后果都是大家一起承受。

电视剧里详细描述了两次丧权辱国的谈判过程，感悟各不相同。

第一次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作为清国代表去日本进行停战协议谈判。

然后日本的狂热爱国主义公然在大家上对他进行了枪击，没致命但重伤。

然后李鸿章在日本首相及王公探访时，就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有心理准备，我来之前大家告诉我不要来日本，日本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不一样，是很奇怪的。

俄国皇太子四年前不也是在日本遭到暗杀。

但是英法美告诉我，日本现在已经进化为现代化国家了，不会再那么野蛮了。

现在看来，大家还是不够了解日本啊。

”那个刺杀者以爱国之心做出的自我牺牲奉献之举，其实是在给这个国家形象抹黑，虽然他也受死了，但代价也得国家付。

当然站在我国立场上马关条约依然极度屈辱，但这是甲午战败以及东北不停失守导致的。

最后签署的条件比原本日本可以谈到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了，少了一万亿两白银的赔款，山东也未在主权上让渡，因为日本担心因为此事，其他列强各国会介入谈判，故而需要迅速谈定做出让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也是一样，义和团成员当街杀害德国驻华大使，后果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李鸿章的那段谈判让我热血沸腾，让我见识到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政治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味自我抬高没用，一味妥协也没用，谈判的核心还是要基于事实，摸准敌我底线和核心诉求。

他先是让联军统帅介绍各国将领，不卑不亢，然后介绍期间三两句模糊点出俄国日本来找我国私下有商谈，细节一律不给机会，各国心里一定会犯嘀咕，他们之间利益如何分配也是需要争夺的。

然后开始谈判，首先承认现实，西方大获全胜，我方军事实力相差甚远，理论上西方可以为所欲为，对方就不会认为你接下来的话只是在逞口舌之快。

然后告诉你们瓜分中国可以，但你们绝对守不住，四亿中国人都会奋起反抗，大家也不得安宁，然后拿出少有的娘子关胜仗举例，深入内陆联军一定会深陷其中讨不到好处。

赔款十亿不是我方不愿意付，但逼到绝境的话，我国经济全面崩溃，你们一分钱都没办法拿到。

最后明确提出诉求，慈禧不能杀，赔款我赔不起你们可以自行调整，但一定以我可承受为主，最后地不能分。

提完就走，多争辩无意义。

最后，联军考虑到实际情况：和美洲等国不同，中国人口众多且聪明，又一直是统一国家，要么放过慈禧勉强维持一个稳定政权，要么弄成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状态，还是前者更符合各国经济利益，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他们无力全面殖民。

赔款也按照人均一两降到4.5亿，接受把锅甩给义和团和“奸臣”身上。

谈判当然非常精彩,但核心还是对大局看的足够清楚，敌我各自的痛点在哪里。

然而，支撑晚清最重要的大功臣李鸿章却承担了百余年的骂名，因为他签署了马关条约，他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世界就是这么讽刺。

梁启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议和前，去找李鸿章的一段谈话也很有意思。

大家在不同位置，但彼此却都很尊重，可以敞开了聊，非常君子，只是各自政治主张不同罢了，非个人恩怨。

梁启超说如今有上中下三策，上策，率兵北上除掉保守派，完成君主立宪（康梁维新派）；中策，联合孙中山等革命势力推翻清政府，李鸿章做总统；下策，继续代表清政府议和，勉力维持清政府统治。

李鸿章自然是选下策，在他眼里这是他的忠诚，他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我其实也是蛮认同的，从历史进程来说，李鸿章自己应该也清楚这不能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统治力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他是清朝大臣，他不能“谋反”，他只能促进改革。

人与人的身份和背景是不同的，所以有些事只能有些人来做。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滚滚向前的吧。

纵观这几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不知道西洋科技已经如此进步，战败后努力改革。

但保守力量依然强大，康梁维新变法，看起来似乎是改革派过于激进导致变法失败，但我理解，冒进的问题固然是存在的，但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双头领导，太后希望光绪能扛起国之大事，用新领导去推进改革，但她又无法真的放弃权利，一个国家要做大的变革，势力斗争必然不会是和平的，一定会很惨烈，但她又无法坐视这种惨烈，那就只能功亏一篑了。

其实我不认为慈禧是保守派，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支持改革的，无论是重用李鸿章还是让光绪来主导维新，都是在默许改革。

但她又是矛盾的，他不希望步子迈得过快，也不能忍受权力失控。

光绪励精图治的决心是有的，也没有慈禧那么重的人情负担（和大臣王爷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但他缺乏政治经验，有点心急走极端。

但我觉得无论是慈禧亲自主导维新步子慢一点，还是光绪一人主导维新碰点壁都比双头领导要好。

甲午战争不自量力，不客观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只一味瞧不起日本小国，受不了挑衅冒犯，就擅自出海迎战，太幼稚。

但这种幼稚还可以理解，毕竟中日还有得打。

但义和团逞匹夫之勇，杀掉德国公使，慈禧反而借助义和团去和联军打，就是天真了。

两次战争前动员都无比正义，可歌可泣，但是仅凭着爱国之心卫国之志是没有用的，只有再文学作品中才可能仅凭这些逆风翻盘。

这些精神当然值得歌颂，但现实中力量对比才是最重要的，看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打的时候真的太痛心了，比看任何其他惨烈的战争还要心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散兵拿着落后的冷兵器去和手持枪炮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打仗，这根本不是战争，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只能叫屠杀。

逞口舌之快，还一时屈辱都没有意义，只有发展自己变得强大了才有真正的尊严。

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慈禧被迫远避西安，真的痛了，所以回来之后下定决心要革新。

一个人可能不是真的痛，是很难走出当前的舒适圈的。

慈禧回銮两年后，第一次前往天津视察革新成果，对变革的速度和成果都很不满。

从戊戌变法到巡视天津这时少说也有4年，而康梁变法总共也就103天，如果当时光绪和康有为不那么急迫，能够更循序渐进一些，会不会接下来的100多年就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路线。

当然，从孙中山的理论来说，无论如何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保皇改革路线最终也会失败，因为革命和保皇必然是冲突的，革命动员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指导思想不自洽，二者必须择一，革命必须要彻底。

袁世凯虽然投机分子，但确实还挺有能力。

可是越看到后面确实越觉得只有革命才可以，主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迫于外界的改革才可能推进。

慈禧的改革必须在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损才愿意，比如光绪的维新一开始是支持的，但发现光绪不用他的了，就不允许了。

立宪必须要做，那预备期就12年，不管身后事。

袁世凯是改革派，但光绪恨他，所以绝不能让光绪上，哪怕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维新改革的各种势力阻扰每一桩每一件摆在面前都好难，身边的太监、庭前的大臣、天下的科举考生，每一个时代向前都要牺牲一大批人，一个没有情感纠葛的新的领导群体还好办一些，至少少了情感牵扯。

慈禧离去之后，建立的内阁，皇族占主导，所以民众失望。

所以好多看似某个事件偶然造成了历史的转折，但纠其本质还是挺必然的。

如果慈禧没有活那么久，光绪的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吗大概率也不会，因为他无实权，很可能根本控制不住局面，可能更早就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孙中山之所以像袁世凯妥协，也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够。

袁世凯之所以无法统治，是因为他没有清晰的统治理念只会办事，不能给人民希望。

他只适合二把手，不适合一把手。

杨度对孙中山的一番评价真的精彩，袁世凯看不懂孙文，不认为他有改朝换代的实力。

杨度说他起义了十次全失败了但他就是一直坚持，为什么那么多能人强人愿意跟着他干，因为他没有私心一心为公，心里大大的一个诚字，所以很多人追随。

袁世凯不能理解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他笑称一回国就就任临时大总统就不能说他没私心。

杨度反问说曹操完全有称帝的实力却不称帝是私心还是公心？

是私心，因为他害怕背负篡位的骂名。

但是孙文却不，他一心想要实现共和的理想，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抓住不会放弃，其他的都不在他的考虑，这是为公，可以说他没实力也可以说不合时宜，但不能说他有私心。

这段话和我前面对慈禧的感觉很像，她这一生都是不肯放权却又害怕背负骂名。

看完走向共和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的统治会不稳固，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完全是在顺应国际去专制向民主的潮流，不像其他的朝代更迭都是通过艰苦的战斗才换来的，中华民国更多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胜利。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体制机制是一群率先开化的革命先行者和有志之士用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方式创设出来的，完全没有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那时的民众和官吏普遍都没有觉醒，一下子用最彻底的民主方式去统治势必会非常的脆弱。

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全盘学习美国，所以才会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等一系列曲折，一个国家要改变总不会一蹴而就。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处理真的很值得深思。

宋教仁刺杀案直接指向是赵秉钧，但赵秉钧到底是袁世凯指使的，还是真的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这个不好下结论。

但无论如何，当大家开始要调查赵秉钧的时候，袁世凯表面上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把赵秉钧的职务解除了，并且让这些议员们放心大胆的去调查赵秉钧，但背地里呢？

他非常不愿意他去接受调查，因为怕扯出很多其他的以前的历史的问题。

所以，就让他死掉了，这个其实真的还蛮恐怖的。

赵秉钧去找袁世凯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他还以为袁世凯真的要保他让他先去做直隶总督躲一阵儿之后再回来。

结果没有想到，那就是末路啊，对方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你了。

这种例子在今天这个社会可能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经常看到在查重大的贪腐案之类的，突然那个人就自杀了。

要么是真的自杀，保全家人，要么就是被迫自杀。

必须让线断到他那里，不能牵涉到更高层面的人。

所以假如真的遇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清醒的判断，要站在更高那个层面的人的角度去判断，他到底留你还是杀你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保全自己了。

在我国整个共和实验的阶段中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都很有意思。

曾经在清政府里面袁世凯是改革派，但是到了真正的共和的阶段，他反而成了保守派。

当然袁世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没有什么所谓的理想，他一开始走向共和也是因为那是大势所趋，但是真正到共和他发现他身为大总统却没有什么实权的时候，他对这个制度就产生特别大的怀疑。

权力有很多种体现啊，除了个人意志没有办法得到贯彻以外，确实是你想为国家半点事儿，也办不成。

他的心态在整个过程中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化的，执政越来越寸步难行，每一天都在制衡和讨论，实事儿却没办成什么，就越来越觉得共和这个制度不好玩了。

袁世凯说的一句话很对“民主，我也渴望民主，但民主是个过程，总要先集中力量建设，把国家富强起来，这个国家积重难返，最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民主，而是保守的民主。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很有意思，袁世凯称帝前也犹豫再三，他也很怕，身边的人分为两派，以杨度和袁世凯的儿子为主的一派主张君宪制，以梁启超徐世昌为主的支持不改变政体。

杨度一直以来都主张君宪，君宪有好的地方，但前提是君主没有变更，比如大清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变革成为无实权的君主可以，这有利于政权交替的稳定性，和袁世凯推翻了清廷又自己称帝虽然都是君宪，但本质已经截然不同。

梁启超曾经也是君宪制的倡议人，但他清醒的认识到国体不可频繁变更，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儿戏似的随意更改。

一开始如果是帝制专政进步到君宪，这是进步，但一开始无论基于什么考虑走上了共和，这时再退回君宪就成了退步。

这个关键点袁世凯和杨度忽略了。

此时袁世凯只愿意听他想听的。

国力孱弱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选择外国列强的表态很重要，袁世凯的儿子每天给他送假报纸，全是列强赞成中国实现君宪的报道。

可以说是他儿子出于私心想要蒙骗袁世凯进而获得君宪制下继承权利的资格。

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小心求证各国态度，就轻率的相信了几分假报纸，这似乎很不可思议。

这是人性中很值得反思的一面，我们都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观点的正反面都有支持的理由和证据，如果只选择性的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消息会造成严重的信息确认偏误，想要提高理性决策能力那就必须要抛弃主观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各种讯息和观点。

袁世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称帝，虽然他最后放弃了帝制可国家已经乱了刹不住车了。

想来也可笑，集权人治的反噬谁也躲不过，袁世凯军政大权于一身，逼退了清朝，段祺瑞黎元洪也逼的袁世凯一病不起。

袁世凯死前有一句话说的对“如果他都掌控不住这个国家，那就没人可以掌控了。

”，袁世凯退位后，的确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

袁世凯如果没有走称帝这一步，历史对他的评价应该会正面很多，他干了很多实事，和平的从帝制过渡到共和他也功不可没。

然而就这一步，他就从推动历史变为历史的倒退了，功再也没办法抵过。

孙中山这边的心态变化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捍卫自己共和的理想，但客观来说，孙中山他还是把自己和其他所有的领导人进行了一些区分。

他自己在临时政府里面实行的是总统内阁制，总统的权力很大，但是当他要把总统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就成了内阁负责制，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极大的约束。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建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民国这就是绝对的第一大党，竞选局面是即将在议会里面占绝大多数。

而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党魁，他理所当然可以控制或者是施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制度下，其实孙中山可能才是最核心的权力掌控者，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可能他才愿意让袁世凯去做这个总统，他不去竞选总统。

表面上看似大公无私，但实际上还是牢牢的把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上，并非我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孙中山，但袁世凯一定会怎么想。

所以在这一步的博弈后袁世凯就彻底的不信任国民党和孙文了。

在宋教仁刺杀案之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但孙中山他自己本身确实不擅长于军事也没有什么军事力量，没有办法跟北洋抗衡。

除此以外，国民党的党员所担任总督的那15个省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他的起义，所以孙中山感到非常气愤，他作为一个党魁，却无法对他党的党员施加足够大的影响力，孙中山认为这是造成二次革命失败的核心原因。

所以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修改党章的时候和黄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因为孙中山意识到了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是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他甚至希望把效忠孙中山写进党章里，也因此和黄兴等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爆发了剧烈的冲突。

这个心态的变化就很有意思了，我不认为说，孙中山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贪恋权力的人，我不想这样去揣度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会认为我如果来集权是不危险的，因为我本身不眷恋权利，我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共和，和袁世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所谓共和的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就是不要赋予任何一个个人过大的权利，要有一整套机制去制约。

所以走到这里的时候，孙中山的政治理念的主张和他的行为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逻辑不自洽的地方了，因此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根本的区别吧。

当后来国民党的统治也开始出现腐败，几大家族开始垄断经济又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道德优势丧失的同时也没有过硬的统治实力，共产党后来取而代之也就不会很意外了。

当然共产党的成立和成长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大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再也不是独立演化的了，是融入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大争斗之中的。

我党可能在一开始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什么逻辑不自洽的地方。

他没有举着共和的大旗，在当时我们的国民没有养成民权思维，最起码的文化素养都不具备。

并且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集权统治上千年，环境又特别复杂，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如果不集权的话一定会乱。

但同时又一定不能是封建的帝制的那种集权，我们依然要民主，我们要制衡权力，所以我们就选择党内制衡，选择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没有唯一的统治者，也不能传递权利，但同时我们又是一党执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会沦为空谈主义。

看了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种种矛盾，我觉得我非常理解民主集中制就是最适合我们的，而不是要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你又想专权，或者真的完成了共和，但是又没有办法维持国家的稳定或者没办法真正推动国家的硬实力进步。

在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曲折前进是必然的。

我党能稳定统治这么久，是找到了博弈的最佳结合点，不完美，但民主集中制确实是现阶段最适合我国的统治模式了，我以前只是学了也记了，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现在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并敬佩。

“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嗣同或许“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二句更为世人所熟悉，然而这版本是康有为改的。

不错，改后全诗霸气外露，豪迈千云，符合就义之气节。

然而原诗叙述口吻更为客观，是时代的缩影，是清末民初“大人物”们的缩影。

而《走向共和》将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明争暗战有血有肉的陈列出来，不失为历史普及的好材料。

从而使人好好品味那些早已熟知却不甚了解的人物。

康有为：既然从谭嗣同的诗开始，那不妨先看看其师康有为。

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坏他的坟墓，说他是 “古今第一大保皇派”。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呢？

仔细了解发现，他当然配不上“古今”二字。

然而说他是民国第一大保皇派，却是错不大多的。

当年康有为联合张勋拥戴溥仪复辟，连摄政王载丰的积极性都不如他。

张勋就更不用说了，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康有为戊戌后流亡海外搞“保皇派”，处处为难孙中山。

每天叩拜光绪所赐的衣服，训梁启超忘恩负义。

后代历史学家研究他和他的弟子很难，因为他总是隐瞒事实，鼓吹自派学说。

但我幼时所知的康有为，是怀着进步思想的，是清朝改革派，是为变法鞠躬尽瘁的伟人。

怎么会这样？

四个字：其人迂腐。

这种迂腐，杨度也有。

用袁世凯的评价：康有为书生气过重，过于纸上谈兵，不办实业。

说白了，康有为是一个满脑子被君宪理想占据的人，这是他人生的全部。

只要有机会，就不会管任何局势，实力，缓急去大刀阔斧的实现理想，是个死脑筋。

自觉有理在手，恃才傲物，听不进良言。

因此，他的想法虽然是好的，却怎么也不能实现。

这不得不说是专制主义的毒害，忠皇之心太过于根深蒂固，科举制度下的书生是改变不了的。

梁启超：那为什么梁启超就改了呢？

为什么辛亥革命一成，他就回国赞成共和，不搞君宪了呢？

难道他不记得谭嗣同就义前要他坚持这理想了，抑或他的学生徐锡麟转投共和打动他了？

不是。

用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卓如，你老师不如你睿见，你迟早该自立门户”。

这说的意思是，梁启超会顺应时代潮流。

康有为参加过3次科举，连末代状元张謇都说南海先生才是真大才。

但监考司徐桐认得出康有为的卷子，总以其主张过于狂放为由，不让中举。

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得光绪召见，这种知遇之恩从此为康有为悲剧的人生打下基调。

但梁启超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康有为的君宪思想，未受科举毒害。

以谋求万民幸福为任，对国体的立场并不坚定。

他没有和清皇直接接触，所以不会犯历史错误，顺应潮流。

袁世凯称帝时想找梁启超做君宪顾问，张勋复辟时想拉拢他，他断然拒绝，正是如此。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李鸿章劝他自立门户确实为后世做了好事的。

像后来梁启超组建进步党，帮蔡锷离京等等。

如果没有梁启超斡旋，还真不知胃口大的袁世凯会把民初的政治体系毁成什么样。

慈禧：慈禧自己说：“我这个人，最要面子”。

这大概就是她整体的写照了。

简单说来，就是要让自己过的舒舒坦坦，有头有脸。

她要的手下，最看重忠心，其他次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奕匡贪财的程度在清朝恐怕仅次于和珅，可她就凭他忠心，让他坐到了军机首辅。

而瞿鸿机清廉爱民，慈禧一听人家说他有自己的小揪揪，马上革职回籍。

慈禧做事最爱争。

恭亲王奕昕朝政上争不过她，最后直接出家了。

后来李鸿章找奕昕说，这太后怎么就管她寿辰，不理北洋备战甲午了呢，我要不要争争？

奕昕说，这个嫂子阿，我最了解了，千万别和她争，服从就是了。

也就是说只要属下摆出一副万事都是为了服从和孝敬太后的样子，那具体这是个什么事，根本无所谓。

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一句：太后之事无小事，哄得慈禧心花怒放。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不给北洋水师钱买炮弹，却拿这笔钱去修葺（仅仅是为了修葺就花六十万两银）颐和园。

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开始赞同变法还政光绪，后面又追杀戊戌六君子。

还有她向来谨慎，但一看外国支持光绪不支持她就向十一个国家宣战导致辛丑之变了。

另外开始恩宠岑春煊后又怕其为康党革职查办也是因为她性格上问题。

用她在戊戌政变后说的话，我就是担心谁不让我过舒服日子，要是真这样，我决不放过他。

一志金钗就几万两黄金的太后，恐怕是清朝第一人。

但她又不全是负面的。

以上这些历史错误，是因为她一些传统的女性思想作祟，过于保守和爱面子。

然而她的政治觉悟却很高。

她甲午之后不罢免李鸿章，后来力保袁世凯实施庚子新政，都是因为她明白谁是能帮助清朝延续统治的。

在她当权的时代，她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训练了一班绝对服从的奴才，力保政策的执行力和国家的统一，对人的体察细致入微。

如此，她又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了。

总而言之，慈禧是并不比道光，咸丰们差多少，但她总也不开明，走不出个人观念狭小之限，以致于耽误了很多事。

除了上面那些以外，还有就是没有为国家培育多少栋梁之才，把皇亲国戚宠坏了，间接覆灭了清朝。

光绪：通识历史教育中的戊戌变法容易培养学生片面同情光绪而憎恶慈禧。

然而，一个人总是多面的，而历史的偶然总是脱离不了背后的必然。

慈禧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此前提到，是因其自身性格观念所致。

而光绪的失败，自然事出有因。

除了无实权军权之说外，我觉得还有如下些原因。

首先不妨看看，光绪帝载载湉是个什么样的人。

咸丰皇帝死时没有儿子，慈禧把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过继过来做太子，是为光绪。

奕譞体弱有病，代朝廷检阅北洋水师后吟诗一首，结果被慈禧怀疑不忠，说了两句吓死了，胆子就这么点大。

这样看来，他儿子光绪不屈于慈禧的权威才怪。

再者，光绪过于操切，变法一开始就裁撤六部，废军机大臣，让杨深秀刘光第这些六品以下完全没有权势和人脉的人直接处理奏折，必然引起官变。

这么没头脑的决策只能说明光绪和康有为一样，只有热情抱负，不管实情局势，没有政治觉悟太天真。

还有个小原因，就是翁同龢提前下野。

由于奕昕突然病死，走之前说翁同龢不忠，导致慈禧下定决心将他革职。

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都在外地，朝堂上无人与刚毅徐桐对抗。

康有为是翁同龢介绍给光绪的，如果变法时他仍是军机大臣，变法时间或许不会这么短。

另外，光绪被毒死也是因为他太天真的缘故，公开表现出一副和慈禧袁世凯耗时间的样子，于是非慈禧所能容了。

载丰：其实清朝的灭亡，载丰“功”不可没。

光绪无后，慈禧便生了立溥仪为继之心。

但溥仪太小，所以他便擢拔载丰为军机大臣让他先行历练。

可是他做的事基本就是和袁世凯作对。

这种只看私人恩怨不顾国家大局的举动只能用娇气来形容。

结果知道慈禧死，载丰也没学出什么经世治国的本领。

他将所有要职都给皇亲国戚担任，最后完全腐化了清廷。

在兵权上又没斗过袁世凯，遇乱世没有变通的能力，只得被赶下台了。

后来孙中山到访载丰，觉得他在清廷逊位的事上做出了贡献，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李鸿章：曾国藩给李鸿章的遗言是，凡事退三步。

这是曾知道李鸿章不喜归隐，操心诸多。

甲午战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平生最敬重李鸿章，不光点名要李来马关签约，后来还钻研梁启超所写的李鸿章传。

再后来，载泽端方的五大臣到日本考察宪政，伊藤博文公开批评清朝没有给李鸿章发挥的余地。

从伊藤的表现我们得以窥斑见豹知李鸿章是清末难得的有才干和头脑的人，且政治手腕也不输张之洞等人。

然而他被迫背下了许多骂名，实属无奈。

这才干方面，众所周知，创立轮船招商局，培养清末第一官商盛宣怀，修铁路办铁厂，创建当时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

办洋务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

当年张之洞的汉阳铁厂面临破产，是李鸿章用官督商办救的。

所以张之洞虽然总想与李鸿章争，却又不得不服。

李鸿章担任内阁总署（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时，手腕很硬，外国人对他又恨又怕，他的继任者奕匡连他的十分之一也不及。

鄙人幼时见不平等条约的签字均有李鸿章在场，对他颇有偏见，现在想来，是不对的。

慈禧每每派遣李去谈判，自是信任李的能力，而且李鸿章确实能争回一些利益。

但每次都要去签不平等条约，任谁都不愿意，所以李鸿章这份为国分忧的心难能可贵。

他在马关被日本乱民一枪击中脸部，近70岁仍不退缩并以此减少战争赔款，让人钦佩。

所以，后来梁启超劝李鸿章不要去签辛丑条约，说以先生之才可以领导革命做民国总统，何必出此下下策遭后人唾骂。

但他回应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

他心底并不是不知清廷制度之腐，只是不想首鼠两端，打自己一巴掌。

后来奕匡在辛丑条约上迟迟下不了笔，李鸿章说：“这天下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你路还长，让我这七旬老人来写吧。

”在感人至深同时敲响了晚清缺少像李这样后继儒才的丧钟。

甲午中日战争，在我看来，必然是对清朝打击最大的一场。

洋人在晚清的眼中一直是外来势力，所以吃败仗只是无奈，过一会儿便好了伤疤忘了痛。

然而日本却是自古是中国的藩国，输了颜面何存。

所以这一仗乃是敲山震虎，让中国人痛到骨子里，间接催生了后面的各种革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倒要感谢日本这个催化剂了。

《走向共和》中对于甲午战败原因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从军心来看，北洋水师建立已久，官僚腐败，而提督丁汝昌软弱纵容。

日本新式海军受天皇感召，满脑子民族主义，来势汹汹。

从装备来看，日本吉野号战舰是新式的，航速比北洋最快的军舰还要快7节／每时。

话说这吉野号本是李鸿章订购的，岂知慈禧怕修颐和园的钱不够，不愿拨款，日本趁机出高价买去。

所以北洋战舰大而慢，日舰小而快。

从决策上来看，李鸿章下令死守威海卫，而光绪认为战不能退，士气不可泄，冒然出击，直接导致战败。

可笑的是，李鸿章竟然要承担全部责任，辞去直隶总督。

另外，古书兵法上所讲一鼓作气的策略我认为是纸上谈兵的。

装备，军力，地利，分兵，战点这些才是实的东西。

孙子兵法也没说一腔热血蛮干能嬴的，关键要巧。

翁同龢与瞿鸿机：洋务派之外的清朝朝臣，除了徐桐刚毅这般未开化的顽固保守派之外，就是翁和瞿这样懂古典政务自恃清高的大臣了。

徐桐和刚毅对洋人的那种视为怪物的观点最终也每让他们有善终。

鼓动义和团的下场就是被洋人逼死。

翁同龢与瞿鸿机有看点正是因为他们若放在别的朝代，则可视为为官清廉，大公无私的典范，可惜在清末民初的大环境下，只能落得悲哀的下场。

他们的共同点，则是心胸都很狭窄。

翁同龢在钱财上为难李鸿章，打小报告这些做法在他自己眼里认为是对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品行端正，骨子眼里看不起办洋务的大臣。

就像瞿鸿机与袁世凯作对，一开始不过是因为看不起袁世凯没有科举出身。

他们可以办政务上的事，却生怕科举等与自己相关的制度被否定，只因担心自己的名誉有损。

如此这般导致他们在政治改革上出于下风，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

而且更为天真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乱世中虽不至于有大作为，但为官端正清廉，可明哲保身。

然而慈禧却不看重这个。

一旦挑拨，慈禧就罢免他们。

归根到底他们在朝为官没有摸清统治者的脾气，这样再自恃清高反而容易招到统治者的厌恶的。

“杨翠喜”案斗不过袁世凯正在于瞿鸿机自恃有理，去不知程序上有讲究，最终被人反咬。

另外，瞿鸿机被其徒吴毓鼎参劾一案我倾向于是瞿自愿的。

事实上，就算吴不参劾，瞿被慈禧架空事实已在，被罢迟早，瞿不如做个顺手人情，送其徒一辈子荣华富贵为上策。

荣禄：荣禄这个人一直是不喜出头但心里有个样子的。

所以比起李鸿章，慈禧更喜欢他。

当年翁同龢一状让荣禄去凉州待了20年，他一声不吭，足见其忍耐力之好。

慈禧觉得亏待他，所以让他在甲午之后接了李鸿章的班。

他知道自己才干不如李中堂，所以一切保持原样，上朝议事也不发言。

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没有主见的。

他自知光绪大动根基的变法不可行，任刚毅和康有为在朝堂上吵而一言不发，其后在颐和园一跪就是两天，以看太后脸色。

后来他力保袁世凯，要求严惩刚毅许彤以平洋人之气，这些都看出他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很有见的的。

这种隐而不发的个性恐怕更为可怕。

戊戌变政里，荣禄悄然用兵，秘密操作，才使得慈禧在政变中大获全胜。

袁世凯：事实上，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培育，荣禄让袁世凯在天津大练新兵，以及二人后来联合推举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等等，在历史大潮下，是没有错误的。

一则袁世凯在办事上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二则晚清实在是缺乏一些又忠又厉害的人才。

李和荣禄都知道袁世凯是一只饿虎，所以临死前对袁的劝诫都是不要生出谋逆之心。

没想到后来果不出所料。

这样一个枭雄，从其人生的经历来看，没有什么亏的。

军机大臣，总统甚至皇帝，他都尝过。

从被人追杀寄人篱下到叱诧风云呼风唤雨，袁世凯学会了谨慎和自保。

只要能保住或上升自己的地位，他是不在乎政治立场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政治上可以犯罪，但不可以犯错。

” 这大概是他处事观的写照了。

他能从团练升到军机首脑，因为他知道和谁在一起能被统治者青睐。

他在戊戌变法中站对立场，也是出于他的政治嗅觉极高。

他善于把握别人的关键人物的喜好和弱点从而笼络别人，譬如奕匡和李莲英。

这使得他在慈禧晚期如鱼得水。

同时，他心机极深，诡计颇多，例如“杨翠喜案”中他抹杀证据的手段以及强调西式的传讯方法让载丰无功而返。

他心知慈禧死后，载丰必然发难，所以深植党羽，掌握实际兵权，却又在慈禧面前演一出移交兵权之戏。

间接导致了后来载丰被罢黜倒台。

我相信，任何一个与其同时代的官员都不会愿意与这种人为敌的。

瞿鸿机的下场就是明证。

在“宋教仁案”后毒死内务总理赵秉钧体现了袁世凯心狠手辣的一面，间接导致了段祺瑞和他的离心离德。

孙中山在法治的地区长大，政治手段是比不过在清廷的人治系统下打拼的袁世凯的。

袁世凯钻《临时约法》的空子，让大总统的职权接近皇帝就是他手段更为狡猾的例子。

袁世凯称帝一事是让他身败名裂。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受清廷政治系统的毒害。

袁世凯看了半辈子皇上的尊贵，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华盛顿，功劳比皇上还大些。

况且虽然他这个大总统权利无限，但做黄帝是他的心愿，使得他犯了政治错误。

其次，杨度也责无旁贷，这个死脑筋火上添油了一把。

再次，袁克定伪造的媒体体气氛也让袁世凯认为称帝的时机到了。

这个错误导致了袁世凯含恨而终。

当然，袁世凯的出现对于历史的推动是有正面贡献的。

除了最后的称帝，他确是审时度势之人。

庚子新政中力陈变法，坚决废黜科举的措施都与他看清世界局势有关。

而最后他虽位居首席大臣，却仍然不愚忠于清廷，也和他认为革命的大体趋势是不会熄灭的是分不开的。

所以作为一个政客，他的精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但对于民主的贡献，他的价值观还是受限，这确实是他个人的悲哀吧。

北洋幕僚：徐世昌：跟随袁世凯最久，对他最熟悉的莫过于徐世昌了。

与袁世凯最交心的也是他。

组建天津新军的阵容，在东三省为他安插势力，以及后来料理内阁事物，徐世昌都出了力。

徐世昌知道袁世凯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所以他总是很会躲乖退隐。

而袁世凯念在旧情，也从未把他怎么样。

辛亥之后力荐袁世凯出山，反对袁世凯称帝，都能看出他识得大体，是能辅佐君王的好文臣。

段祺瑞：在这一干直系军阀中，赵秉钧忠心，但不得不为“宋教仁案”赔上性命；张勋愚昧；冯国璋喜欢躲在暗处；曹琨鲁莽；段祺瑞则狡猾。

袁世凯民国以后重用的军人就是赵和段。

赵死后，段任陆军总长，掌握了军队的总指挥权。

在袁世凯手下，段祺瑞确是表现出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做打手。

但实际却利用袁的信任，培植了自己的死士。

等到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便可以站出来反对了。

最后毫不客气的要挟袁世凯交出陆军权，活活气死了袁世凯。

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最像他，但段祺瑞却背叛了他，这也是一种悲哀。

但段祺瑞总算是袁世凯的实际继承人，在府院之争中黎元洪兵力不如段，最终落败。

张勋不成气候，也必然被段祺瑞直接消灭了。

杨度：我不明白为何君宪派的人都容易变的书生气。

康有为如是，杨度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和孙中山说要公平竞争，大大方方的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最后直接导致了兴中会的壮大。

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但好胜心太强，所以一直不服孙中山的理论。

最终成了策动袁世凯称帝的引子。

他对政治上的交易操作，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但一听君宪，就一股脑干劲。

我们姑且把这个叫做瘾吧。

至于他后来又变换政治立场，大概也与他不服孙中山有关吧。

真是世外奇人。

孙文：最后在看看孙中山。

其实人们对他的了解很深入，他的伟大也无需赘述。

孙文首先是一个执著的人。

和君宪派的许多人一样，他对自己的主张矢志不渝。

这种思想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了还要二次革命。

知道民主为止。

但他早期直接陈书李鸿章，和康有为争论，却是没必要的。

因为上面两人的政治观与孙文明显不同。

除了很烈，孙文也很纯粹。

他心中的理想大于他对于权力的追求，这是很难得的。

这才使得他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加快了共和的进程。

但他这种纯粹使得他政治主张有余，政治手段不足，被非革命党人窃取许多革命果实。

他的刚烈，纯粹，以及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让民国不至于倒在摇篮里。

这也算是天数使然吧。

用毛主席的话就会是，孙文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慈禧太后并不是我在《走向共和》中最喜欢的人物，然而之所以选择她来做分析，是因为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专制政体下一个国家治乱兴亡的根源。

《走向共和》的剧情几乎一直围绕着国体政体之争，而国体政体之争的背后又是权力分配之争。

封建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各方势力各种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疏陋如我，并无法断定其优劣，故本文只想从慈禧这个人物对待绪、康、李、荣、瞿、岑、袁等人的态度来谈一谈封建专制政体之下的治乱之道，俟以对中华民族的今天有一点微弱的启示。

愚以为，在《走向共和》中，慈禧的作用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车轮下各位英雄乃至枭雄的人生轨迹，是故分析慈禧，也就能见出各位英雄的志向襟怀。

观罢《走向共和》不由感慨，其内圣外王之说，诚有以乎！

有言道：欲知一国之兴亡，必先观其内，一国之内为百姓，百姓之内为法制风气，而天下之风气，必起于天子。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问道：“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

败于何事？

”崇祯帝说“诸臣误我”，然而慈禧恐怕不能如此推卸责任。

满清之亡，固然是亡于腐败的宗室吏治，亡于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然而慈禧也难辞其咎。

孙中山先生在剧中有言，“我们不是不信任袁世凯，而是共和政体本身就是对任何个人的不信任。

”那么所谓的专制集权，也便是对某个个人的极度信任了，孙晓说，这种信任的基础建立在在位者是一位“君子”，否则天地间的一切都会失序。

如果说权力就好比一把刀，那么约束这把刀的刀鞘便只有两个字——道德。

“天之历数在尔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从这些至诚的诰文，到孟子笔下的王道霸道之争，再到程朱陆王笔下的天理与人心……如果，道德的烛光仅仅照亮了瞿鸿禨一人，那么封建专制这柄闪着寒光的宝刀何以在我中华大地上横行数千年？

古有圣君，今有贤臣，李鸿章在，张之洞在，岑春煊在，瞿鸿禨此生不孤矣！

因为，他们都是阻止这柄宝刀滥杀的刀鞘啊！

乌托邦本身都是美好的，然而为何乌托邦一旦落实到现实中就会走样？

因为无论何时都会有一种聪明人，无论制度本身有多么完善，他们也依然能够玩弄制度于鼓掌之中：第一在于执行制度过程中的双重标准，第二在于借制度之名行私欲之实，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片面地强调一种制度的优劣是可笑的，因为任何制度的执行者都是人，而任何制度的执行最终都依赖于人的心。

只不过所谓的封建专制过多地依赖了君王一个人的心而已。

在《走向共和》前半部分展现的这段历史里，也就是依赖于慈禧太后一个人的心。

集权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

袁世凯弄权，李鸿章同样也弄权（甚至后期孙中山先生也不免暂行权宜之计，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然而一者为私，一者为公，手段一样，动机不同，那么性质也就大不相同了。

纵观中国近代史里对慈禧的批评，无非是说她专制集权，然而我以为慈禧之过，却不在集权，而在于她少了一样东西，又多了一样东西，她少的那样东西，叫做担当，而多的那样东西，叫做私心。

先说担当，私以为权责永远应该是统一的，《英雄志》中有云：“然太后虽为弱女子，亦可能有英明处，何以言为病灶？

其实这个病，不是病在她这个人，而是病在这件事，她抓了权，却不肯担责。

她不担责，却又抓了权。

故而有责者无权、有权者无责，做错事不知痛，便如行尸走肉……”再说私心。

天子之内有私心，无乃社稷苍生之祸欤？

平心而论，我对慈禧是有三分敬意的，她决非昏聩不堪毫无政治头脑的权谋家，人谁能无私？

君和社稷，私心和公心，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不矛盾的，然而等到发生了矛盾冲突，非要作出取舍的时候却要怎么办？

圣贤给了我们答案：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然而慈禧不能做到，义利发生矛盾时，公义总是让位于私欲，大是大非面前一旦退让一步，便埋下了断送江山社稷的祸根。

《走向共和》第二十六集的主要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

如果说之前慈禧太后决意和洋人决一死战，让我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血性。

那么这一集中慈禧太后的形象则远远颠覆了之前给我留下的好印象。

在位者一旦做出决策，便应该赌上自己的一切为这个决策负责，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用慈禧自己的话说是“死得光彩”，某种意义上说，慈禧的这个决策虽说愚蠢，却并没有错，然而面对洋人的问罪，慈禧竟然不惜牺牲一百七十四名“祸首”，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将决策的责任完全推到主战官员身上，将失败的后果完全转嫁到人民身上，只是因为“我真是不想死啊……”为了保住自己一个人的性命，甚至想让荣禄做自己的替罪羊，甚至答应洋人的一切条件，将天大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

弄得荣禄元气大伤，李鸿章油尽灯枯，“祸首”们蒙冤而死，为国尽忠的义和团死得轻于鸿毛。

义和团抵御外侮，何罪之有？

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何罪之有？

对比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说的“如果一枪能抵一亿两白银，那索性再打我两枪好啦”，人格之高下立判。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说的是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能让所有人代自己受过。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说的是任何人有了过错，都要由君主一个人代为受过，这句话是慈禧经常挂在嘴边的，然而观其行止，却是“朕躬有罪，加以万方”。

抵御外侮本来是正义的，慈禧承认了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是“祸首”，也就等于自己抹杀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自己打折了自己的脊梁。

然而这位昏君身上映照出的却是一位位贤臣的人生信条。

正如梁启超所言：“没想到，中堂大人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策……我为中堂大人可惜啊”。

对于儒生而言，比生命更重要的莫过于“名”。

“世上最难写的，莫过于自己的名字。

庆王爷，您还年轻，今后的路还长，让我来替您签了吧”，看到这里泪如雨下，中堂啊中堂，你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签完辛丑条约的中南海西花厅，长长的谈判桌两边所有的人影都隐去，只剩下桌上摊放的一张张卖国条约，李鸿章一个人坐在桌边，灯光渐暗，渐渐地李鸿章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我相信导演安排这个镜头是有深意的。

山河破碎，然而却只有一个人会为了这张卖国条约心痛，甚至心痛得耗去最后一丝力气。

长长的谈判桌边，李鸿章很孤独，这里没有庆亲王，没有光绪，甚至也没有慈禧，很快地，也就要没有他了。

中堂，若你不在了，下一回……还有谁来卖国呢？

我并不会如梁启超一样为李鸿章不值，因为我懂得他，但我相信慈禧永远也不会懂。

她以为这就是对她一个人的忠。

在第三十九集第四十集中，慈禧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便是“忠”。

因为这个忠字，她疏远了瞿鸿禨、岑春煊，却亲信了袁世凯和庆亲王。

当袁世凯交出自己所有的兵权时，他也从慈禧那里得到了莫大的信任，如此以屈为伸欲擒故纵的把戏实在令我冷笑不已，而慈禧竟然完全被蒙蔽。

如果说在戊戌年袁世凯的观望态度让慈禧有所察觉，那么之后他下的赌注却足够大，也骗过了慈禧。

君王为何每每亲佞臣，远贤臣？

在于佞臣每每迎合了君王的私心。

慈禧的私心在其权位，于是袁世凯便制定了十二年的预备立宪期，保障了慈禧的利益，却贻误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的唯一时机。

然而看到袁世凯的种种演技，我却不禁冷笑，袁世凯何忠之有？

他不过是抱那个最粗的大腿而已，等到把自己的大腿变得比谁都粗的时候，便会图穷匕首见，什么忠义，什么情分，全都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玩话而已。

而瞿鸿禨岑春煊不同，正如瞿鸿禨所言，太后正是看中了他这份“定力”，可惜瞿鸿禨的定力何曾定在慈禧太后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所谓的离心离德，慈禧远贤臣，又因所谓的同心同德，慈禧亲小人。

慈禧曾说，做臣子的最关键的在于忠心和能力，然而何为忠？

当然我不否认这世界上真的有忠于某一个人的愚忠，然而这恐怕也就是狗对主人的感情罢了。

何况，慈禧身边连这样的愚忠也没有。

袁世凯忠于她，李莲英忠于她，不过是从慈禧的利益里可以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罢了，不过是私心和私心交换和勾结，何忠之有？

所以，慈禧不懂李鸿章，也不懂瞿鸿禨和岑春煊，也就更不能懂得孙文。

在这天地间，儒生们只会忠于一样东西，一样高乎这世间的东西。

“吾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之人，念念在兹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读其遗事亦为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今虽不能视富贵若浮云，然立心之本，岂能尽忘？

我身入梏炬，我心受梏方，天地大无耻，吾对之以二字，曰……正道！

”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

这就是儒生们毕生的道统。

当李鸿章抽着陀螺说出“卖国！

”当岑春煊半夜在关帝庙前勒马大呼“臣救驾来迟”，当徐桐面对一丈白绫说出“臣领旨谢恩”……这并不是对慈禧一个人的愚忠。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本来就是没有私心的，儒生们又岂会忠于君王一个人的私心呢？

“天下为公”并不是孙文一个人的独创，从本质上来说，孙文的思想其实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所以说他是一个儒生也不为过。

我看这个思想便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是“廓然大公”吧。

封建君主专制便是建立在君是圣君，臣是贤臣的基础上，若是君臣都没有私心，那么自然同心同德，做臣子的又何必单单忠于君王一人，乃至一家一姓之天下呢？

这也就是孙文曾想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权力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是妥当的，因为他没有私心。

故窃以为，政体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权力本身并没有变，从专制到宪政，变的只是分配权力的方式。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心正者，即便集权，也能为天下兴利除弊，心不正者，即便宪法在上，谁又来秉公执法呢？

即便有人执法，法不责众，你又奈我何？

从专制到宪政也就是从自律到他律的过程，自律倘不奏效，他律又何尝尽能奏效了？

正如剧中所言，宪政的宪字，就是限制的意思。

然而，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正者何须限？

须限者又何尝正？

可见宪政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悖论而已。

咏篆香为李中堂作夜来谁共西风寒，独上高楼思悄然。

宛转焦心随漏浅，淹煎白首伴更阑。

芬芳任我形为烬，庄正由他迹作烟。

但得残息还一寸，宁使妖氛在人间。

（完全出律了…泪）我的公众号:龄官（lingguan1123），主要发布原创剧评，欢迎关注。

看完大明王朝1566后迷上了张黎，迷上了历史剧，故又找到了这部电视剧。

刚开始几集感觉节奏略慢，但坚持看下去就渐入佳境，直到欲罢不能了。

朋友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剧，我说走向共和，他们都来一句，这是你们单位要求看的吗？

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真是无语，没有认真看过就随意下结论。

该剧中的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孙中山等人明明跟教科书上的不一样，再说其立意，根本就不是一句主旋律能够概括的。

首先，李鸿章，在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又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其卖国贼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

但其实李鸿章是一个极力要维新的洋务派、实干家。

他创建北洋水师，参与洋务运动，签订城下之盟忍辱负重地为国家争取利益。

然而他有历史局限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推翻清朝从而拯救人民，他的想法就是在有清朝的基础上尽自己所能地做个裱糊匠。

可是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走向末日，凭几个得力大臣的修修补补只能延缓他的衰亡，而不能阻止。

其次，袁世凯，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在清朝，他是肱股之臣，到了民国没多久，他就成为了玩弄宪政的好手。

无论什么政体国体，官场是一样的，袁世凯这样的政客都能玩的溜。

袁世凯非常有手段、很能干，但是他的野心私心更大，从剧中看到他只有对慈禧是从心底真正害怕的，可见慈禧也更是一个玩弄政治的好手，这两人倒可以说是同一种人了。

弹幕满屏都是骂孙文、捧世凯的，有个回答很对，这是对主旋律教育的报复性反弹。

袁世凯是成不了伟人的，因为他私心太重，后来还控制不住野心称帝了，落得个身败名裂。

再次，孙文，他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革命的先行者，但他在政治上比较幼稚。

他的革命好像是小打小闹，没有军队、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剧中他为了筹集经费常常闹笑话，看着像闹剧。

袁世凯曾说过，抓了孙文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慈禧对什么都举重若轻，唯独对孙文到死都不放心。

只因孙文代表的是民心，是孙文让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当权者可以控制人民的行为，控制不了他们的思想。

孙文最大的贡献就是这点，清帝退位民心所向，袁世凯复辟帝制举国讨伐，孙文功不可没。

最后，康有为，真是颠覆认识，除了前期思想还比较先进外，其他的一塌糊涂。

思想上，固步自封；政治上，极其幼稚；人品上，虚伪自负。

最后张勋拥溥仪复辟，所有人包括张勋、载沣等都没把这当回事，只有康有为虔诚地跪在小皇帝面前，势要为清朝肝脑涂地，可以说是相当可笑了。

电视剧还虚构了两个人物，学法律的罗文和女记者田沫，两人很聒噪，大家对这两个人物都感到很不适，觉得乃是败笔。

我觉得导演另有深意，是在告诉我们，法律至上、法大于权和新闻自由、新闻报道绝对客观真实都是虚构的。

立意深刻、针砭时弊，人物饱满、不脸谱化，不玛丽（杰克）苏，不主角光环，不谄媚市场，不逢迎观众，这样的电视剧真是少之又少啊！

晚上看走向共和到第40集，袁世凯派人收买吴毓鼎弹劾他的老师瞿鸿禨，这个看上去很不可能的事情，袁世凯这么分析：一个正直忠诚又有才干的御史，要是能够出面弹劾瞿鸿禨，他一个人就比我北洋一个镇的军队都要有力量。

没有什么人不会被收买，就看你的筹码有多大，现在还没被收买，是还没碰到像我袁世凯这么大的庄家。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次大赌局，就看发生在何时何地。

基于这样的分析，这件事居然还真成了。

当然，剧情安排瞿鸿禨大人主动推动了这件事。

瞿鸿禨自持一腔正气，却屡屡得理而受挫，恍然大悟下，对学生这么反省他的反腐生涯：“咱们打了一张牌叫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

昨儿个我才想明白，老佛爷不看重这个，她也不在乎你贪污腐败。

可是你跟她离心离德啊，你就死定了。

这一点啊，这么些年，咱们就没有想明白。

”“你看看人家，玩着、闹着，又搞女人、又搂钱财，可是政治上永远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是真高！

咱们从一开始啊，就败了！

”这么一醒悟，就自知逃不过这一劫，主动帮学生写参劾自己的奏折，还告诉学生要怎么做。

就这么被革职回老家了。

看了这一段，深有感触。

结合冯仑讲的那句话，“最可靠的人是最危险的，这是无数的大哥用性命换来的。

所有的人愿意忠诚，他一定是要额外的回报的。

当没有额外回报的时候，忠诚就变成了所有跟你对抗的资本”，就能大致揣测到大哥们的心思。

为什么大大小小的大哥们一再说，“有些人，是有忠心没有才干，这个嘛，还可以让他慢慢历练；可有的人，是有才干没忠心。

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留着他的”，可是做小弟们的就总也不能明白呢？

打着道义的凛然大旗，固然能得一些赏识，但不是被袁世凯这样的大哥拿来当刀（如吴毓鼎），就是被慈禧这样的大哥所厌弃（如瞿鸿禨），很简单，刀有时也会割到自己的手，除非，你长在大哥的手指上，只会砍别人，永远不割到自己。

回过头我们想想腐败问题。

我们做个角色互换，如果你是大哥，你希望你的小弟们都很清廉、天天对着你苦口婆心、说这个那个都有问题，还是希望你的小弟们虽然贪财好色，但是听话懂事、能读懂你的小心思？

记住你是大哥，你的目标肯定不是做孔圣人。

有句话叫“无欲则刚”，无欲无求的人，可以为师为友，做小弟？

大哥在你面前会没信心的。

当年的王翦就很明白，带军打仗路上还一个劲儿派人向秦王请赐田宅，秦王这才相信他绝无二心。

水至清无鱼。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在大池塘，一起染吧，用不着你独清，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太后的寿袍有点大文/荞麦花开

10集，太后：“李中堂，你来得正好。

看看我这身儿寿袍做得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画的样子。

”李鸿章一看，寿袍上绣的是龙！

这可是逾制了。

正名定分，太后再怎么也只是“后”，后世修史，慈禧端佑皇太后再怎么也只能以文宗孝钦显皇后进《后妃传》！

李鸿章儒臣，纲常名分，唯此是大，所以他微微一笑，躬身回话：“太后，是不是有点儿……大？

”太后自然懂得，转身也是微微一笑，若不经心地问随侍一旁的李莲英：“小李子，你说呢？

”李莲英忙回话：“不大！

挺合身儿的！

”太后一笑：“奴才就是奴才……李中堂说的大，你是真不懂啊，还是假不懂啊？

”李莲英：“奴才以为，太后就是把天上的云彩摘下来做衣服，也不为过！

”李莲英这儿的回答也是一个标准奴才的回答，就是甭管他听懂没听懂，什么名分啊礼制啊这些个东西，是你们那帮子读圣人书的文士儒臣的事儿，奴才我这里直接绕开这个，只从东西好不好弄这点儿上打马虎眼儿——太后别说把天上的云彩、就是把云上的星星摘下来做衣服，那都不为过！

按，名分纲常，立朝之本；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八佾舞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自昔社稷之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于名分上下，虽毫厘必争。

宋之章献明肃刘后，抚育幼主，明于决断，政事精明，权欲旺盛，一如清孝钦后之前代翻版。

然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社稷之臣，据理力争，断不容母后逾制，牝鸡司晨。

《宋史 王曾传》载王曾争一“权”字：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预政，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

……帝崩，曾奉命入殿庐草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

”丁谓入，去“权”字。

曾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

称‘权’，犹足示后。

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邪？

”遂不敢去。

《宋史 范仲淹传》载范仲淹极言天子不可率百官上寿太后：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

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

”清代皇权专制集权，逾于历朝；更以部落入主中夏故，汉臣惮于放言无忌——是故抗言谠论社稷之臣如宋之王文正公范文正公者，不复现于大清朝廷矣。

虽然，李鸿章重臣也，儒臣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睹“八佾舞于庭”而诺诺不作一辞，乌见其为圣人之徒！

然剧集前边他教盛宣怀之言诸君曾记否——“身居庙堂，危乎高哉；谨言慎行，才是根本。

”大清不再是大宋，慈禧端佑皇太后也不再是章献明肃皇太后，我李鸿章又怎能以王曾范仲淹自期？

所以他的“谨言”是委婉地进一言：“太后，是不是有点儿……大？

”太后当然明白这些个汉臣读书人的腹内隐指，所以她微微一笑，明白告知：“李中堂，大点儿好，六十大寿，大点儿穿着气派！

”——这是大清朝可以说是最懂政治的两位九段高手在“搭云手”，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精髓奥义，尽在其中。

——他如大洋对岸彼邦米国之“纸牌屋”，小儿科耳。

一慈禧太后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地鼠”，谁冒头就敲谁几下脑壳。

李鸿章势大，便用张之洞翁同龢牵制，反过来再以李鸿章压制这双方。

光绪帝和他老爹个头大，放在身边亲自看护。

不冒头也要套出你的心思，时不时抛个诱饵，投石问路，几个回合下来你就原形毕露。

太后想去北洋观兵，光绪帝兴奋的要死，马上露出冒进的尾巴。

醇亲王在军舰上得意忘形，即兴赋诗一首，醇李联手抢班夺权之心昭然若揭，慈禧一顿痛斥，天生胆小的醇亲王肝胆俱裂当场吓死。

即使自己身边的亲信李莲英也不忘敲打，“让你去北洋溜达溜达，是看看你出了宫是什么德性！

”同时又探了李鸿章的底，北洋待遇优厚，李鸿章在银行有存款，但这些都在容忍范围之内，因为李鸿章，“劳苦功高，给大清争了面子”，慈禧多疑，但聪明，不昏聩，所以谁诋毁李鸿章都不买账。

北洋观兵，一石四鸟，皇帝先露了头，检阅了李鸿章的家底，拷问了醇亲王光绪老爹，又敲击了身边的小李子。

二太平天国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军队“私有化”，国家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拼光之后，曾李左张的地方乡勇便成为主力，千年以来的兵之大忌产生了，将专其兵。

于是便外重内轻，满轻汉重，山头林立，各图自保。

每个人都口口声声朝廷社稷，但各个都有个如意算盘在心里。

所以，李鸿章能以地方身份领导全国洋务，足见之奇葩。

同样来自地方和中央多方位的掣肘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内耗之大足可料想。

这种上下猜忌，左右倾轧的格局最终酿就了甲午海战的苦酒。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旅顺告急，李鸿章求助山东巡抚李秉衡，光绪帝亦多次诏谕，但李秉衡就是按兵不动；两代帝师翁同龢，掌户部大权，对北洋经费大肆节制，以至北洋水师修缮不及弹药奇缺，临阵只能八艘军舰参战；甲午海战持续九个月之久，但大清国另外一支南洋水师却始终坐视；翁同龢节制北洋经费却鼓噪开战，心机狠毒可见一斑，光绪帝只会鸡血般上蹿下跳，慈禧太后只关心六十大寿，每天几百道菜依然无处下箸。

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难怪李鸿章慨叹，北洋以“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甲午海战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正如他所料，拼光了全部家当后，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甲午战败，几家欢乐几家愁，消除了政敌，地方督抚弹冠相庆，即便是那慈禧老佛爷，心痛之余或许也在暗暗欣喜。

上上下下全无家国，唯有自己的机关心思如意算盘，岂能不败？

独独苦了我四万万生灵。

将专其兵之弊，流毒甚广。

且不提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单就中日第二次战争，也几乎败于这军队私化之上。

地方军阀多亦如李鸿章，“保船避战”，或如李秉衡之流坐视不理，即便是那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如慈禧太后一般有个小伎俩，借日本人之手消除异己。

实是多亏了我共产党，扶大厦于将倾，救社稷于危亡，犁庭扫穴，复土开疆，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匡扶华夏，扬威域外，千年时局，一朝鼎固。

三盛宣怀问李鸿章，为什么不查办利用北洋军舰走私一案。

李鸿章说，军舰走私，牵扯太广，水师不能乱。

李鸿章所言极是，法不责众还是颇有道理的。

水至清则无鱼，很多事不可书生意气，现实总比理想复杂的多，凡事总有个得与失，利与弊。

当事情已经败坏到影响大局的时候，彻底根除无异于挥刀自宫，势必挫伤根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的时候，就曾因为贪污警员太多面太广而被迫妥协退让。

这也是清末，处于最高统治阶层的慈禧太后不敢大手术的原因，也是慈禧太后相对于光绪帝老道稳健的地方。

但是，时不待我，清之所以亡，皆因一个“晚”字，它的人民已经失去耐性。

四中途弃主已是大忌，偏又落井下石，若非李鸿章海量，袁世凯从此便会“夭亡”。

李鸿章看得不错，四姓家奴（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奕劻），不反才怪。

野心总是伴着能力膨胀，能量爆棚，自然胆子渐肥，没有谁一开始就想谋反，王莽，袁世凯也如此。

五历史上，政治力量的博弈往往是很微妙的，真的可谓毫发之差差之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

很多时候，一个细节就有能改写历史。

崇祯皇帝时期，明清和议，就因为陈新甲将密约无意中泄露，最终导致和谈失败，双方再次反目，最终明朝灭亡，不然明朝还可苟延。

再比如，维新变法，康有为这个二货，宫廷戏看多了，居然整出个帝党和后党，就因为一念之差，严重估计了帝后矛盾，鲁莽地制定出一个臭屁的“围园杀后”，才最终导致“戊戌六君子”，导致变法失败。

中国历史就此改写，不然变法一旦成功，中国将比之今天还要强盛数倍。

历史的得与失，往往间不容发！

细节往往能够扭转历史车轮的走向。

这就要求参与历史博弈的政治力量，都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国家无比忠诚无比严肃的态度，肩负历史重任，万万不可儿戏，慎重，再慎重，你们的肩上扛着的是历史的车轮！

政治博弈中有对抗，更有相互的妥协，妥协不一定是投降，妥协有时候是一种明智的斗争方式，有时候妥协比对抗更重要。

宋辽和议，享百年和平。

英国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和斯图亚特王朝妥协，结果走上了光明大路。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同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合约》，也是成功范例。

现在的某些香港人，太过高估自己的实力，无责任无节操，将历史重任等同儿戏，有时候历史发展就断送在这些心胸狭隘颟顸愚钝还高傲自大的人手里。

六电影《指环王》里有一只至尊魔戒，它能够诱惑你去占有它，有了它，就会拥有控制一切的力量。

魔戒诱惑每一个生灵，即使高贵的精灵族，勇敢善良的甘道夫，也抵制不住引诱。

人世间，权力就是那魔戒。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扇地狱之门。

贪欲，是地狱里的魔鬼。

诱惑有多大，贪欲就有多疯狂。

而权力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金钥匙。

所以，清帝逊位实是被逼迫，孙文让权也是出于无奈，袁世凯称帝却也是，人性使然。

谁也别骂对方有多卑劣，吹嘘自己有多崇高，在权力这面照妖镜前，再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现原形，露出禽兽的本性。

道德与崇高，储藏在乌贼的墨囊里，……七爱国主义是个好东西，就像漂亮的糖纸，如果需要，谁都可以将自己的私心包裹进去，推销给外人。

西方各国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下踩了太后的尾巴，立马跳将起来，出离愤怒了。

中法战争，藩篱尽撤，她不怒。

甲午海战，海防尽失，她不怒。

权力要失去了，她便出离愤怒了！

将自己的私心，用爱国主义的糖纸包裹好，抛出去，一切为了大清江山！

正如同光绪帝训斥刚毅，“向十一国开战，你疯啦？！

”即使几十年后的战争疯子希特勒也不敢同时向十余国宣战。

这是，作死的节奏。

为一人之私，与全世界为敌。

割别人的肉从不心疼，踩自己的尾巴就急眼，假国家之名，行苟且之事，以崇高的名义绑缚最无耻的私欲，不惜裹挟天下苍生，甚至这满朝耿忠之臣。

义和团就像哮天犬，被适时的放出。

八袁世凯三次差点掉脑袋，鬼门关过来的人深知权力的威仪。

利刃在手，乾纲独断，生杀予夺！

在权力的角逐中，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往上爬，越往上越安全。

九慈禧太后要向十一国宣战，臣子们怎么看？

明明知道主子错了，奴才该怎么办？

公开反对开战的，你敢“逆鳞”，马上摘掉顶戴花翎，当猪宰了。

刚毅、徐桐，专是顺风接屁的庸才，主子胡闹，奴才也跟着煽风点火，只图主子一时高兴，顺了主子的心思。

但他们不曾想，将来主子闯出祸来，捅了篓子，最后无法收拾的时候，谁来顶罪？！

奴才专是为主子卖命的，所以这一百七十四个大清官员替主子顶包也算是死得其所。

反对是死，支持也是个死。

所以，荣禄、李鸿章是睿智的。

对待主子，有时候更应该像对待孩子。

孩子胡闹，劈一巴掌打过去不对，跟着他一起胡闹也不对。

好的方法就是让他闹下去，背后为他做工作，疏通铺垫拯救。

等栽了跟头碰了壁，撞了南墙呼呼流血，走投无路，绝望无助的时候，再伸出双手扶起来。

这时候的主子，气也出了，火也败了，性子也磨没了，知道错了也后悔了，痛苦又绝望，你的双手就是救命稻草，你就是他最亲近的人。

即亮了自家本领，又有救驾之功，关键是自此以后主子便更信任更依赖更离不开你了。

所以，李鸿章装傻，荣禄装糊涂。

李鸿章告诉全天下人，太后向八国宣战的诏书是伪诏，两广决不奉诏。

并联合刘坤一、张之洞抛出“东南互保”方案，将国家损失减到最低，同时通过辜鸿铭向西方列强表明中国坚定抵御入侵的政治立场，以博得政治回旋之余地。

辛丑和谈，李鸿章单刀赴会，舌战群儒，拼了老命救主子出水火。

难怪李鸿章辞世让慈禧太后老泪纵横，这才是股肱之臣，国家栋梁！

荣禄在这方面也是高明至极，装糊涂，作缩头乌龟，不掺合不表态，敷衍塞责。

但是在背后偷偷为主子做工作，找后路。

在大炮的标尺上做手脚，炮弹轰不到洋人的使馆，给洋人送水蔬菜粮食，并告诉洋人，北京的乱子，不是皇太后的意思，她老人家也控制不了，这样将主子从困局中慢慢打捞出来。

慈禧责怪的时候，荣禄说了一句话，奴才这条命，绝不随便卖。

这句话，值金子。

洋人要杀大清一百七十五个官员，第一个就是慈禧太后。

老太太吓得要死，绝望痛哭的时候，荣禄才最后整出杀手锏，“太后啊，您怎么不想想，李鸿章能让洋鬼子杀了您吗？

”“太后，李鸿章要是挡不住，奴才立刻回北京跟洋鬼子拼了这条老命！

”荣禄的下一句让慈禧感动地直哭，“只要卖得值，奴才也卖！

”为主子卖命的至高境界就是，一定要卖得值。

十清末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加速了满清灭亡。

假若你不想给，就别贱嗖地撩，撩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集体炸毛。

自古社会变革本质上都一样，利益重新分割。

蛋糕就这么大，你多别人就少。

整个锅你都端去，甩给别人的全是鸡头鱼刺，人家不给你砸锅会飞呀？

宪政的本质是权力下移，从理论上讲，人人都可以进入权力机枢，其中当然包括立宪派，汉族官僚，地方督抚，甚至革命党。

所以，宪政一下子便把满清贵胄孤立了起来，全国上下无数双眼睛都在瞅着你，说吧，这蛋糕怎么分？

这一时期，连革命党的活动都跌入低谷，全国上下屏气凝神，就等你揭锅呢。

结果，皇族内阁，钦定宪法大纲，全国都炸毛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皆骂。

第一：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政治格局就已经异变成弱干强枝，藩镇割据的态势已经形成，庚子国变中“东南互保”便是一例。

这立宪本应是权力下移，但结果不下移反而还上提，妄图揽权于中央，借机消除割据。

比如1906年设陆军部，统率全国的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还有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

汉族官僚没发现蛋糕变大，反而还小了，能不急眼能不骂街吗？

特别是那个袁世凯，皇族内阁里居然没有他，他能不生二心？

第二：士绅，传统中国特殊的一个阶层，介于官与民之间，官非官，民非民，多是科举未仕或落第士子，或者是退休回乡的中小官吏。

他们是官与民之间的润滑剂缓冲垫，往往要依靠这些士绅调节官民矛盾。

调节矛盾的时候，他们还往往站在民众一边。

因为本乡本土，同在一个村子里住，谁也不想半夜被人在院子里扔石头。

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往往一头扎进官府怀抱，比如太平天国。

但是，1905年废科举，大部分士子回乡，成了士绅。

没了科举，前途暗淡，名利不保，他们本身就对清政府满是怨气，这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要搁在以往，无非私底下发发牢骚，或者借酒浇愁。

但是，预备立宪了，各省设立咨议局，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以他们的资历完全可以进入，日后便是省议员，名誉地位又回来了，于是他们成为了立宪派。

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咨议局就是个空壳子，狗屁权力没有还处处受制，因为清政府压根就不想权力下放。

不死心的立宪派还曾在1910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

但是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以后，他们多数人绝望了。

于是咨议局便成了牢骚局，以前是独自唉声叹气，现在是聚在一起组团骂街。

他们的心，同清政府渐行渐远。

以前是一盘散沙，现在咨议局成为了他们的岗楼据点和聚集地，一个呼哨就能将全国各省连成一条战线组成一个阵地。

第三：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老百姓也跳着脚骂街。

全国上下，干柴烈火，革命党只不过浇了桶油。

十一北洋水师每年军费是六十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赔款是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大清国岁入是八千八百万两白银。

可清朝官员之间的贿赂却是以万两银子起步。

袁世凯行贿庆亲王奕劻是五十万两。

户部侍郎唐庆昌为保自己的官职给奕劻一次就送去一百万两的银票。

管中窥豹，满清官场贪腐之严重，令人发指。

庆亲王奕劻卖官鬻爵朝野尽知，就连慈禧太后都知晓。

但是慈禧却看中了他的忠心，是一家人。

“你的毛病根儿呀，无非是一个财字。

”最多劝诫两句，“咱大清要是真给糟蹋的亡了国，你那财还从哪儿来呀？

”瞿鸿禨精忠为国，一生廉洁，结果却被慈禧罢黜，因为他，“分布羽翼，窃权不轨”。

慈禧太后说的好，“有些人有忠心没有才干，这个吗可以让他慢慢历练。

可有的人是有才干但没忠心，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留着他的。

”慈禧所言也极是有道理，自古以来，从未有因贪腐而失国，只有离心而丢江山。

历代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可以贪，但不可不忠。

苏绰定律，穿越古今，黄金法则。

十二病重的慈禧太后告诉自己的亲侄女隆裕皇后，你就要做太后了。

可是，当时她的亲外甥光绪还没有死……可是，光绪没有子嗣……该剧很隐晦的讲述了这个千古之谜。

慈禧太后最终也没能放过光绪帝，她亲手剪断了大清国最后一缕阳光。

一己之私，一人之怨，竟然扯上一国之本来陪葬。

口口声声家国天下，……十三孙中山的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

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失败。

袁世凯是攥紧的拳头，而孙中山却是摊开的手掌。

就个人因素而论，袁世凯老谋深算，权力场上摸爬滚打几十载，几次差点丢掉脑袋，揽权，弄权，拉拢排挤，借刀杀人，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荤的素的，明的暗的，那是样样精通。

相比之下，孙中山便纯洁的如同小白鼠，招招式式，处处居于下风。

这革命的正途，窃以为，实是需要经历一个先集权后放权，先专制后民主的历程。

只有权力集中才可以凝聚力量，壮大声势，推翻反动势力。

待到天下厘定，再还政于民，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宪政共和。

而孙中山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忽视这个问题，不能抓权或不屑抓权，这可能和他标榜的民主宪政有关。

殊不知逢乱世必要大权独揽，一是为了自身，二是为了革命。

首先是党权，同盟会和以后的国民党都有一个通病，松散，鱼龙混杂，有组织无纪律，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赵秉钧是国民党理事，却暗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

二次革命，孙中山振臂一呼，十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八个省不响应，以致革命失败。

孙中山为此也一度痛心疾首，曾有另起炉灶，再造新党的念头。

创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孙中山竟要求每个党员在入党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其急迫之情可见一斑。

就算后来的国民党也是什锦杂拌糖，什么物色都可入党，政审把关不严。

还有国民党的党建工作也一直饱受诟病，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烂得一塌糊涂，直到离开大陆为止都不曾改观。

还有就是对军权的控制。

孙中山在海外遥控革命，极少亲自参与起义，所以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军自己选出了领袖，军权始终和他无缘，孙中山成了精神领袖。

而这各路诸侯后来便演化成了新军阀，直到蒋介石时期都难以驾驭。

再有政权，且不说南京临时政府是个空壳子，就说袁世凯与唐绍仪不睦，内阁当中全体同盟会员便愤而辞职，如小孩子般赌气任性，就足以证明其政治上的幼稚可笑。

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将政权拱手让于旧官僚黎元洪，以至于受人钳制遭人暗算，以至张振武惨死，也真是傻的可以。

还有，孙中山放弃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甚至后来居然放弃正式大总统竞选，虽出于无奈与难言之隐，但奋力一搏也可以乱了对方分寸，总比拱手相让的好。

权力不集中，就攥不紧拳头，打出去就没有力道。

而这革命党人，便成了浮在水上的油，飘在天上的云。

难怪袁世凯说，孙中山最大的法宝就是他的威望。

不过经过后来的努力，特别是广东革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黄埔军校的建立，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党的改组，这党权、政权和军权也渐渐抓了起来，虽然差强人意，但是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便是例子。

可是，集权容易，放权难，蒋介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后，便死死抓住不放，全国统一之后，宪政就不提了，直到离开大陆。

攥在手里是能力，而放手人间则是人性。

集权，放权，如同炼狱，考验着灵魂。

十四孙中山最大的功绩就是，以后无论谁当皇帝，全天下都会和他玩命。

吃独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孙中山没有想到，国民党最后以涅磐重生的方式，在台湾实现了共和。

十五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绵延千古。

秦汉时期郡守县令自辟僚佐，便是其遗风，这样直到明清时期的幕僚。

李鸿章有盛宣怀，张之洞有辜鸿铭，左宗棠有胡雪岩，袁世凯有杨士琦和徐世昌。

自古至今，似乎都有一种惯例，也可以说是潜规则，公事往往需要通过私人关系去疏通办理。

需要办理的事情，上层交给下属的往往是政策，其他事宜你自己去筹划。

左宗棠收复新疆，朝廷却不给钱粮，胡雪岩通过私人关系拼了老命给他筹措军饷。

李鸿章筹划北洋水师，军费开支也是盛宣怀给他想办法。

即便是袁世凯，背后也有个周学熙。

辜鸿铭给张之洞出谋划策，袁世凯身边也有军师徐世昌。

一个“智囊”，一个“钱袋”。

这些幕僚围绕在官员身边，形成裙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推古及今，哪位领导身边没有几个“钱袋子”，没有几个“狗头军师”？

然而，“以私害公，非忠也”。

李鸿章等人洗白史。

可以夹杂私活，但也不能这么私吧。

还踩多捧一。

热知识：李鸿章家族在当时的资产有4000万两白银。

高度贪污腐败。

李鸿章在与俄国人签约时曾收取300万卢布的贿赂。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中俄密约》。

这个条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从1875年开始筹办舰队，1888年正式成军，一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20年里总共给了近2亿两白银。

20年建的海军，甲午海战就打了5个小时。

一生求和，一生卖国，骨头太软，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

张之洞，一生做大事，一生清廉。

所以抖音某些人不要对张之洞的头像说：年少不知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

教科书都已经用极其客观的历史给李鸿章定了性了。

整部电视剧不能因为投资人有他后人，就给这瞎洗白吧。

“宰相合肥天下瘦，李二先生是汉奸”，“不怕倭寇来，只怕中堂反”，是当时的老百姓对李鸿章贪婪和卖国的真实评价。

整部剧却硬是拍成了高大伟岸的大英雄。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谈这部剧的优点第二部分:这部剧的经典台词语录————————————————————第一部分:谈谈这部剧的优点————————————————————10/10这部剧贯穿始终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体制问题”的思考、实践和教训，以四大主角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的经历反映了不同体制的优缺点，尤其是专制与民主的对比（至于君主与共和的对比，其实并不重要，康有为的坚持君主是遗老情怀，孙中山的坚持共和是革命立场，仅此而已。

重要的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这个进步。

其实民主国家，可以有君主也可以没有）。

众所周知，专制的优点在于高效率，而缺点在于难以限制统治者的愚蠢（如慈禧对日本的无知）和邪恶（如袁世凯对政敌的暗杀），这时民主的优点“受到制约的权力”就体现出来了。

但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代价就是低效率，这在剧中的体现，在李鸿章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情节表现得最为明显。

看剧的人，没有不心疼李鸿章、痛恨翁同龢的，因为后者是那种典型的“啥也不干又挑三拣四”的队友，你让他干点什么（比如去日本谈判），他是决然不去的，但是你亲自去做，他又在后面挖你墙角（骂你是汉奸），对这种人，我们一般会痛骂“小人”“嘴炮党”“键盘侠”。

《大明王朝1566》里，小阁老曾愤怒地咆哮“为什么谁做的事情越多，受的委屈就越大”，这话与“你行你上”的逻辑非常类似。

走向共和里的部分情节确实是虚构的，也存在拔高慈禧和李鸿章的嫌疑，但基本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还是有依据的。

很多人看不惯，无非其中不少人物展现出来的形象，跟以前历史教科书里的有些对不上罢了，教科书固然重要，但是教科书又何尝不是一种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就能理解这部剧编剧和导演的良苦用心。

————————————————————第二部分:这部剧的经典台词语录————————————————————我知道，你们很着急。

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

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

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

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

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囗头上虚伪的爱。

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

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丄丿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

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

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

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

是一部主丄丿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

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他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大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啊，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啊，卟破灭了，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不要共和了吗？

难道共和真错了吗？

如果不要共和，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是错的，那自由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平等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博爱就是错的吗？

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

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

但是我要说这是，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

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

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

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

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

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

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锺的是直接民权。

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啊，都是袁世凯他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

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

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

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弹劾权！

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

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

　　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

他说的对。

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

　　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李中堂，真是强大清第一裱糊匠收卢布，卖边疆苏州城外还杀降签条约，亲列强避战保船丢北洋兴洋务，办工厂倒闭收割千万两阿古柏，进新疆吓得中堂直发慌冯子材，打胜仗转眼中堂卖精光学外语，去西方自比铁血俾宰相俾公听了心发慌还好我不是李鸿章去日本，中一枪号称少赔一亿两要是真的能这样，为啥不多中两枪？

俄英法，美日德，个个都夸李中堂。

中堂签字最爽快，不多BB不抵抗。

胡雪岩，左宗棠一个逼死一个亡大清朝廷记住了，惹谁别惹李鸿章！

中堂治国安天下，赔完银子赔边疆。

粉丝听了大不服，我中堂背锅太冤枉，大清王朝不姓李，怎能怪我李鸿章。

上有妖婆传懿旨，下有百姓来骂娘。

内有朝臣多掣肘，外有列强来复枪。

中堂听了微微笑果然一代不如一代强东南互保不听令，平叛屠城杀光光。

朝臣不死就流放，中堂唯怕各列强。

两袖清风为官去，死后遗银近亿两。

安徽李府千顷田，上海别墅叫丁香。

字画古玩不计数，五代子孙未败光。

时人百姓多亮眼，两句评论心中藏。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中堂粉丝多奇志，论我洗脑太张狂，不问史料不问书，只问！

走向共和，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