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1.在一开始设置一个待解的谜团《美丽城》中男孩杀人之谜；《烟花星期三》中夫妇婚姻破碎之谜；《关于伊丽》中伊丽失踪之谜；《一次别离》中女佣摔倒流产之谜；《过往》中另一女人如何成为植物人之谜；以及《推销员》中妻子在浴室发生何事之谜。

2.设置某个人物来展示故事要么是一个外来者“闯入”中产阶级家庭，放大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阻滞的裂缝；要么是故事中的一份子，在参与叙事的同事，将故事呈示给观众。

《烟花星期三》中那位即将迈入结婚的女孩闯入一个有婚外情的家庭，正是在她的视角下这一秘密不断地被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联系两个女人间的纽带她也参与进叙事，影响故事的发展。

而在《美丽城》中那个男孩就是去破解朋友杀人真相的第三者，不断地将过往发生的事件挖掘出来，同时也参与进叙事（爱上姐姐和被老妇人收归）。

同样在《一次别离》中，女佣作为这个面临离婚危机的家庭的介入者，不仅以其视角展开了一个破碎家庭的内部空间，同时她也被卷进这此危机之中（如没照顾好老人、被推流产等等）；在《过往》中就更加明显，这部电影几乎就是从前夫这一第三者的视角展开的：他闯进了前妻的家庭之中，将过往不为人知的真相一层层抽丝剥茧般地揭露出来。

在《推销员》中，通过丈夫这一角色的一系列举动将整个事件暴露出来。

3.通过人物的两难抉择推进故事发展和人物刻画人物的两难处境是法哈蒂发展故事、塑造人物的一贯手法。

这种两难处境不外乎内因：对自己有利，如说谎或外因：宗教或道德束缚。

两难处境有两种作用：在人物作出抉择前，通过其心理动机刻画人物形象，在人物作出抉择后，推进故事继续发展。

这也难怪乎法哈蒂的电影不仅剧本优秀，演员也能获得较高的赞誉，像《推销员》在嘎纳电影节一举拿得最佳剧本和最佳男演员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明显的是在《美丽城》中，每一人物都被两难的处境所包围：男孩最后面临的抉择是在放弃救赎朋友、向他的姐姐示爱和救出朋友、放弃他的姐姐、娶弱智女为妻之间摇摆；被杀者的父亲所陷的两难境地是宗教的良心发现和为儿子的死复仇；那位母亲的两难在于被杀者并不是她真正的儿子，而她规劝丈夫饶恕罪人的目的仅仅是让自己那弱智的女儿嫁给小伙子；还有杀人者的姐姐，即便她也爱着那位前来宽恕救赎的男孩，但她同时也希望弟弟能获救，于是最后只能以谎言伤害男孩。

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物都在自我利益与外在的道德或宗教舒服中摇摆，而效果是明显的：抉择之前的犹豫有利于人物心理的刻画，而抉择之后则是故事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

4.故事结尾永远暧昧不明法哈蒂电影故事魅力在过程而不在结尾，人物即便在不断地寻找真相、破解谜题的过程中，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暧昧不明的。

比如《推销员》中，即便丈夫一直在寻找妻子在浴室的遭遇，结尾也依然没有告知观众具体的真相。

但通过这一寻找的过程，所有观众都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宛若一次人性的洗礼，5.宛若一幅拼图游戏由于受到戏剧教育的影响，法哈蒂几乎是完全基于戏剧的角度创作他的电影，所以关于人物的真实性必然与现实有所偏差。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一次别离》中小女孩的角色，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从她的口中说出，这在现实中其实不可置信，但在电影中却可成立，这是戏剧的手法。

电影的真实性不必去联系现实，在自我构建的体系、结构中它可以自我生存。

如果引申一下的话，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就好比是拼图游戏中的小拼块，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用的，正如要完成一块完整的拼图缺任何一小块都不可，而人物一次次陷于两难的境地就是一次次调整拼块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接近最后完整图像（真相）的过程。

人间的悲剧大多是这样，你看着一件美好的可能有阳光式结局的事情逐渐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误，还不能重来，一切就此改变，再也回不去从未发生的状态，随着年岁的增长，疤痕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骤变了好几轮，你想要去改变什么，却无论如何也修复不了所有人的记忆和悲伤，只能让苹果坏下去了，直到烂透了消失掉，不会再出现一个新的苹果了。

真羡慕新鲜的生命体，还不知道溃烂与无法挽回怎么写。

年长的人们只能在废墟之上重建生活，在有污渍的屋子里维持生命。

没有本钱没有选择的大多数人，就此了无生趣地度过一生。

如果你看过法哈蒂的前几部作品，就应该知道这位伊朗导演最擅长表现的就是道德困境，特别是两性关系中的道德困境，不过相比于让全世界开始认识他的前作《一次别离》，这部《推销员》则编排出了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而且着眼点除了道德困境之外，更加入了夫妻双方或是两性之间思考方式的探讨，那或许是一种永远都难以相互理解的无奈。

由于全片贯穿了那部经典话剧、后来达斯汀·霍夫曼也演过电影的作品《推销员之死》，而且片名《推销员》也由此而来，所以很多人会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戏中戏”，其实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这种联系是比较牵强的，我倒不觉得法哈蒂试图在营造一种“戏中戏”的氛围，更多的或许是一种致敬：《推销员之死》是理想的灰飞烟灭，而《推销员》则是现实的分崩离析。

相比之下，我更关注片中的人物内心，特别是男主角伊马德，看过之后，关于这个角色我和朋友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因为我们对于伊马德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朋友看来他是一个“绝世好男人”，而我却觉得他是一个充满了大男子主义、完全没有同理心也不懂换位思考的“渣男”。

（是的，渣男的定义可不仅是PUA和出轨）。

朋友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在乱世之下可以临危不乱处理危机，即不用在司法的官僚下委曲求全，又可以绕过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才是珍贵品种。

” 在他眼中伊马德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坏事发生后他迅速制定了解决方案，在妻子拒绝报警后，他又开始了独立的复仇之旅，最终让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我眼中的伊马德却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在坏事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根本不是去关心妻子，而只是想要去复仇，而复仇的动机多半来自于受伤的自尊。

对于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打击的妻子，伊马德并没有想要给予安慰，而是说出了“如果你没了我自己怎么办？

” 看到了吧，他其实最担心的永远是自己，担心自己的面子挂不住，担心自己孤单一个人没人照顾。

这还没完，在妻子请求他请假留下来陪自己，伊马德甚至连想都没想就果断地拒绝了；在妻子的角色被别人替换后，他根本没有去想妻子是不是还想继续演，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现在这样怎么演？

想演和导演说去。

” 看到了吧，他根本就不关心妻子的内心受到了怎样的伤害，更不关心此刻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只顾沉迷在自己所谓的“痛苦”之中，而这个痛苦并非真的为了妻子痛苦，而是为了自己那点大男子主义的自尊。

至于朋友说的“复仇”，我觉得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在伊马德眼中一切都是非黑即白的，那个颤颤巍巍来帮助他的老头，就只剩下“闯入浴室造成妻子受伤的嫖客”这一重身份，他在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对这样的一个人处以私刑，甚至要让他身败名裂。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也佐证了这一点，对于那个用手机拍视频的学生，伊马德完全不顾及对方的隐私，查看过之后还要请家长来看手机里的内容。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

从这两件事就不难看出，男主就是一个会因为一件事把别人一棒子打死的人，他非但不是朋友所说的“绕开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而是一个极度专断霸道、缺乏同理心和换位思考、典型男权社会的代表。

而且理性分析来看，老头说的话大概率是真的，但伊马德根本听不进去，他甚至把最有发言权的妻子晾在一边，不允许她参与这次“审判”，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

如果不是最后突发意外，天知道伊马德会做出什么来，而且他之所以收手，除了妻子警告他如果这样做就过不下去了，还有就是考虑到了老头的身体状况，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狠狠给了对方一个巴掌，这是不是导致老头后来在楼道里晕倒的原因呢？

老头最后有没有救过来呢？

所以，究竟真相是什么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伊马德和妻子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被这件事改变，或者说他们的关系被这起意外逼着现出了原形。

妻子在这起意外中受的伤还没有痊愈，便又在丈夫那里受到了二次伤害，而这个伤害或许比那次意外更为致命，因为那是一种对于夫妻关系的绝望，她也因此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自私与独断。

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吗？

诺兰的《星际穿越》里反复引用了狄兰·托马斯的一句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全诗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文本充斥着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

看完《推销员》，不禁吟诵起这首诗，别有一番新的省悟。

在阿斯哈·法哈蒂这部精巧的新作里，全部的对立，都在暗中挪移了位置。

从缓慢打开的那扇房门开始，整部电影开始拥有了一种令人悚然的魔力。

制造的巨大悬念仿佛一股磁力紧紧攫住观者的注意力。

凝视着那扇门，冷汗直逼，一种巨大的恐怖感在关键处戛然而止，重点情节却被悉数隐去。

于是跟随丈夫、妻子、邻居的只言片语和观者脑中构想的画面，重塑事发现场、再现案件经过。

这时不禁为台版的译名《新居风暴》击节叫好。

不仅秉承了之前《一次别离》台版译名《分居风暴》的脉络，也凝练概括了整个叙事内容——新居，以及风暴。

整部电影心思考究，细节非常之多。

大到剧作结构上《推销员之死》与现实剧情并行不悖，小到旧居玻璃上的一个裂缝、新居墙脚上的一处蜡笔画，都令人对导演情节的把控叹为观止。

还包括拼车时被要求换座位、冒雨去阳台铺上塑料布、烦躁时系错又解开重系的领带、执意夺走学生手机并予以羞辱等等细节，都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聚沙成塔的作用。

《一次别离》《过往》之后被戏称“最擅长讲离婚”的导演之一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片子里同样聚焦的是两性及婚姻。

只是这次的夫妻是一对本应羡煞旁人的璧人。

他们共同出演话剧，有着志同道合的趣好；计划中可能还打算要一个孩子来巩固完满的爱情。

而猥亵事件之后，两人的分歧逐步浮上水面。

事件之后，虽然彼此心照不宣，但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都被彻底打乱。

妻子恐惧的不是房间、浴室与可视电话的静默，而是流言蜚语的嘈杂；丈夫洗濯的不是袜子、钞票和意大利面的污秽，而是自我内心的洁癖。

表面上，妻子开始变得神经衰弱，面包机的声音、再次接听门庭电话时的追问、不敢走进那间浴室清洗、抗拒丈夫的触碰又不敢独自留在家里……但邻居的一个电话，本想掩抑的丑闻便传入了剧团。

人言可畏，妻子这时才自我反省，能否堪堪承受市井流言的侵袭；而丈夫在房间里仿如侦探，捡拾到袜子、摸捡到钞票，吃用“赃款”买来食材做成的意大利面，都让他不断洗手，以及作呕，其实反映的是他内心洁癖的发作。

而这些自身的隐疾，在事件来临之前或许并未被他们自己意识到。

更可怕的显然不止于此，在丈夫尾随“凶手”的小货车之后，事件俨然升级成事故，汪洋上积攒的洋流开始汇聚酝酿成滔天风暴。

发现了老头就是肇事者之后，丈夫不顾哀求动用私刑，将老头闭锁进小黑屋内。

虽然电闸拉下来又拉上去，怒不可遏的他却走向了愤怒的极端。

在这一刻，他不是博闻强识的老师、礼貌恭让的邻居、温柔谦和的丈夫，他只是一个愤怒的男人。

一个勉力压抑着怒火、靠复仇舔舐被撕裂的尊严的男人。

有趣的是，夫妻竟然会在如何处置老头时产生巨大的道德分歧——试探鼻息时妻子的恻隐，她的身份已然不再是被凌辱过的受害者；送还赃物时丈夫的冷漠，俨然他才成为这场道德风暴的凶手和最大受害者。

私以为，这才是本片导演最高明的地方。

阿斯哈·法哈蒂终于在一间充满罅隙的陋室，模糊了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模糊之后狡黠的他甚至调换了彼此的顺序。

本应是凶手的老头两次晕厥，生死未卜，造成这一切的受害者丈夫，此刻仍是受害者吗，或是成为一个新的“凶手”？

在妻子逐渐淡化被害身份的彼时，丈夫反而咄咄逼人，尽显委屈之姿，褫夺着道德优越感，反而成为这场人性博弈中最大的受害者。

老头面色凝重脸色铁青，虚弱着苦苦哀求，甚至企图用35年的婚姻乞得最后的尊严。

而丈夫此刻如同撒旦，横踞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叫来老人的亲眷、送归遗漏下的避孕套和一记猛然的重拳，来拼凑自己被撕裂的尊严。

而妻子的表现更加令人玩味，搞清楚状况之后，先是及时调整心态，恳求丈夫放老头一马。

随后逐渐递进着发出三次警告——第一次悲望地说如果告诉老头的家人，我就不跟你过了；第二次轻蔑地嘲讽丈夫并没有打急救电话；第三次她轻轻牵了一下丈夫的衣角，阻止他继续纠缠。

在这个过程中她已经忘却了受害者的身份，眼前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一个公交车上看到会给他让座、走路晕倒会帮忙抢救的普通老人。

她一声声的恳求进一步加强了与丈夫冷漠的对比。

在凄厉的救护车鸣笛声中，丈夫望向妻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愧疚，和对结局不可预料的恐惧；妻子婆娑泪眼业已风干，无语凝噎只好低头挽几圈包带，转身离去。

此刻，她的警告均告失效，横亘在这对夫妻之间绝望的道德认知鸿沟，任有千言万语，亦无可跨越。

所以并不同意有些人说的，《推销员》这个故事仅限于伊朗。

私以为，这是一个想当具有普世价值深刻的人性议题。

同样的道德困境、相似的人性怪圈，导演这次的电影或可以被解读出充分的论点——鬼迷心窍者断不能轻易踏入诱惑沼泽，误入歧途者亦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房门敞开你走进来尚可以原宥，行将踏错欲望的浴室则万万不可。

然而人无完人，犯下罪过的人，当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你究竟是应该替他抱火取暖，还是冷眼旁观甚至推他入冰河，使其冻毙于风雪？

《海边的曼彻斯特》里男主角李执拗地陷在往事的过失自责中，无法饶恕自己亦没办法过好以后的人生，举枪意欲自毙的时刻；《沉默》里背弃了信仰的教士注定饱受亡灵和心灵的折磨，犹疑造成的牺牲无法得到宽恕，肉身陷入烈火的时刻；《推销员》里酒醉而色迷心窍的老头身心俱疲，求乞着最后一丝尊严的时刻。

在这些时刻，无论多么万恶不赦，是不是，你我仍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慈悲，一点点的怜悯？

推及开来，在网络暴力中被众人唾骂的道德侏儒、在现实生活中被千夫所指的罪行矮人，如若并非怙恶不悛，当你见他衣衫褴褛在寒风中萧瑟，可否为他添件衣衫，抱取一团人性的星火。

时隔五年，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又一次来到奥斯卡，他之前的作品《一次别离》在2012年获得了第84届最佳外语片奖，还引领了一场“伊朗电影”热潮。

毕竟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伊朗电影=《小鞋子》。

阿斯哈·法哈蒂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伊朗的社会现状与人民生活，也重新让伊朗电影回到了普通大众的视野里。

今年的《推销员》和《一次别离》题材差不多，都是从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

但看似波澜不惊的剧情实则高潮迭起，欲言又止。

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对夫妻经过朋友介绍搬了新家，却因为一场与旧房客有关的事故陷入了绝境。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特点是真实。

影片剧情起伏不大，也没有特殊的视效，大部分情节都是平淡琐碎的日常。

却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的琐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男主角是学校的文学老师，课余还和妻子一起排练美国剧作家米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这天排练结束后，妻子先回家收拾东西，并在电话里嘱咐男主角买点儿面包和洗手液回来。

当楼下的门铃响起时，妻子以为男主角回家了，没看门禁视频就解锁了楼下的单元门。

此时，影片里没有配乐也没有声效，只有一扇未关闭的大门。

当男主角回家时，家里只剩下一滩血迹。

别紧张别紧张，这并不是惊悚恐怖片，妻子只是在与陌生人的争斗中撞伤了头部，被邻居送到了医院。

男主角愤怒了，把妻子安顿好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报警。

结果妻子拒绝了。

看到这儿，恐怕所有观众都开始猜想陌生人与妻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显然导演并不想直接告诉咱们，他通过很多细节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影片的重点则放在了男女主角情感与关系的变化。

导演很注重演员的表演，用很多特写及近距离摄影来加强角色之间紧张的气氛。

他也更愿意将角色置于某种道德困境中，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总是因为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在生活中止步不前。

这些“原因”可能来自于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准则。

导演通过剧中剧《推销员之死》的台词与男女主角的生活进行对照，进一步增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里也有类似的描写，“在无能为力的无奈之后，受到克制的自我意识就会绝地反击。

”人的主体意识开始极度膨胀，角色的性格缺陷开始凸显，相互抗争。

忍无可忍之时，是真正的进退两难。

发现得依靠非常规的方式替自己找到借口之时，是真正的绝望。

这位伊朗导演想说的话太多了，伊朗的人民、社会、甚至国家，人们的信仰、道德以及人性。

一部电影要容下这么多主题，也是有些困难。

但总的来说，《推销员》没有《一次别离》精彩，剧中剧的方式还显得有些拖沓，但提名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还是实至名归的。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显然，《推销员》（فروشنده 2016）这部电影是讲“宽容”这个主题的。

“宽容”是当今世界普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因而本片备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是情理之中的事。

“宽容”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想有两项内容都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本质，二是它的价值。

前者关乎宽容行为的主体和动机，即宽容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不宽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不安全社会环境及其造成的心理恐惧；后者是表明践行这一伦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上述二个方面内容在本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宽容的本质。

男主角伊玛德是个中学教师，本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当大楼要倒塌时，他关照哭泣的小孩和卧病在床的病人；看到前任租客是个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时，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在是否要清空前租客占用的房间问题上，他态度明显不比妻子强硬，在晚上下雨时，他还主动照顾那些被清出的东西。

他也是个大度、能站在别人角度替别人着想之人。

当他被拼车的女乘客侮慢时，他不仅不以为意，还为这位侮慢之人的不当行为找寻正当的理由。

他并不是那种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的道德底线是显然高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否则他也不会将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看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妻子拉娜被歹徒袭击又不打算报警后，他应当会遵从妻子的意愿的，但为什么结果变成了他强烈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去报警呢？

原因在于他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一次是他到车库挪歹徒车时，碰到一位女邻居，强烈建议他报警；一次是他打扫楼道时，另一位女邻居再次要求他报警。

于是他在妻子意愿和邻居态度之间变得极度烦躁，他感到不对歹徒做点什么都无法跟邻居们交待。

此外，他朋友们对事件的态度也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的重要因素。

显然他的不宽容态度并非来自他本性，而是社会不宽容的结果。

当然，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邻居都赞成报警的，比如其中一位要求报警的女邻居的丈夫就赞成拉娜不报警的做法，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只是表明男女对解决同样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而已。

这位不主张报警的男邻居只是不想让公权力介入而导致事件复杂化且造成当事人二次伤害而已，但他是主张私力救济的。

所以，我们仍可以说，不宽容的态度是普遍的，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女性安全感弱于男性是他们解决问题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消除潜在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可能是造成社会不宽容的心理根源。

宽容与痛苦总量的减少。

对于受到袭击的女主拉娜来说，她遭受痛苦是肯定的，也只有她才最有资格谈宽容问题，她丈夫的痛苦是间接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给他造成的耻辱感。

整体来看，她主张宽容不主张报复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不宽容带来的只是痛苦量的增加，不仅对她自己，也对丈夫、歹徒一家人而言。

事情发生后，她不报警虽可免受二次心理伤害，但心理阴影是存在的，比如不敢独自上厕所独自呆在家里，所以她首先想要的是重新租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然而，她丈夫为了抓歹徒对她的这一意愿并不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她谴责丈夫“不干正事”。

在她这里，当务之急的“正事”是消除心理恐惧，而不是不放手已无可改变之事。

丈夫的不宽容不仅没减少她的痛苦，也使他自己终日痛苦不堪。

她知道丈夫的痛苦还在于邻居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这就很难让她有隐私可言，所以，逃离是保护隐私的最好办法。

丈夫誓要找到歹徒，这让他心情不佳，不仅开车差点出事，他也迁怒到别人，影响到演出的正常进行。

就算房东巴巴克跟前任租客关系暧昧，那也不是你无端指责的理由。

当她丈夫找到肇事者，他想报复，但被她阻止，这使无辜之人免受了不必要的伤害。

虽然她丈夫仍要惩罚肇事者，但一巴掌的结果也并没有让他余气尽消，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吧，不知道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可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虽然，宽容侵害者，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但阻止更多人知道此事是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显然，她的行为宽容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宽容与心之自由。

除了减少痛苦外，宽容价值还在于“心之自由”。

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它不可能带来心之自由。

正如在剧中剧中，拉娜所说的： “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减少“亏欠感”是使我们获得心之自由的重要途径。

然而，伊玛德最后对肇事者的那一巴掌，不仅没有让他释然，反而使肇事者心脏病复发，无论肇事者最终是否死亡，他们都会感到有愧于他的家人，所以，拉娜非常无奈，她只能通过剧中剧来告白：“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

”（文/石板栽花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Ps.感谢@塔拉Tala翻译的本片中文字幕！

撇开在伊朗社会，一个女性的尊严可能无足轻重这个可能性不谈，这个事件最大的巧合就在于施害者同时也是个弱者。

天性中的同情心让我们原谅弱者的过错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错把这种满足感当成救赎，让我们有机会在心里暗暗地当一把假想上帝。

尽管电影最终没有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当弱者的过错超过我们的接受范围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并不能解决心里的芥蒂，在一种息事宁人的表象下，很可能恨意会发酵，如果不能被从一种正义的渠道发泄出来，它很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

复仇让人成为了野兽，无原则的原谅可能让人成为弗兰肯斯坦。

复仇是种明码标价的剧毒，是个大门敞开的地狱，像把明晃晃的匕首，避之不及，只有你主动选择它时，它的痛与恶才能开始施展威力；但是还有一种布置成天堂模样的地狱，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脚踩空的陷阱，却让你缓慢沉沦，就像是用湿毛巾捂住了你的神经，知觉还在，却无处潜逃。

对痛苦不要选择遗忘，对折磨不要选择原谅，对超出自己道德韧性之过错不要选择宽容。

Original 2017-03-20 海伦 导演帮 导演帮 时隔五年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推销员》再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大奖。

上次获奖影片是2012年的《一次别离》。

不管法哈蒂有没有出席奥斯卡颁奖礼，也不管获奖是否掺杂了组委会打脸川普的政治快意，无法否认的是，影片仍受到影评人和影迷的肯定，即便其新作《推销员》影响度无法与神作《一次别离》相比，但获得最佳影片确实实至名归。

阿斯哈·法哈蒂这位诞生于伊朗的电影新秀，始终在自己熟悉的叙事环境里坚持。

他的每部作品题材、主题都大体类似，但都同样精彩，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和口碑。

诞生于伊朗的电影天才 伊朗是片神奇的土地。

在极为严苛变态的电影政治审查下，电影却在蓬勃生长，从近些年其屡屡斩获国际奖项便可知。

即便跟华语片都是类似“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输出模式，但与我们现在资本逐利、佳作欠乏的现状比，伊朗电影却是现实题材佳作迭出。

同时它又是亚洲文艺电影大师辈出的圣地，个个重磅，丝毫不逊于欧洲。

从扛鼎大师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到马基德·麦迪吉、贾法·帕纳西、慕森·马克马巴夫等重要领军人，再到新生代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巴赫曼·哥巴迪等，伊朗导演在世界影坛早已举足轻重。

现在的伊朗电影执牛耳者，当属阿斯哈·法哈蒂，拿奖拿到手软。

青年时代，他从德黑兰大学拿到戏剧艺术和舞台导演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写剧本、执导电视剧。

他从第二部电影《美丽城市》开始引起关注，第三部电影《烟花星期三》曾摘得2006年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第四部电影《关于伊丽》则摘得第59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熊奖。

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甚至称《关于伊丽》就是一部“大师之作”。

之后的《一次别离》和《推销员》均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他的电影均自编自导，作者风格强烈。

题材上聚焦于伊朗社会现实，对性别权力差异，中产阶级焦虑和精神迷失，两性在婚姻中的泥沼、困境，宗教、道德等情感和人性抉择等现实问题，进行可客观理性的呈现。

但是，法哈蒂却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政治的人。

他的影片更多聚焦于人，而非政治。

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 伊朗纪录片导演哈伊里说，“法哈蒂就是一位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导演。

他的作品表现的都是观众日常生活，这就是他在伊朗有大量拥趸的原因。

” 法哈蒂的电影总或多或少带有令人惴惴不安的悬疑性，有直击生活痛处的魔力，虽然弥漫着沉闷致郁甚至绝望的情绪，但并不晦涩难懂，甚至还很好看。

精巧的故事架构、演员自然的表演、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吸引观众跟随主人公寻找问题的出口，但看完后带给人的思考，又是深刻而不可回避的。

他善于提前埋伏笔，看似繁琐无用的对话总是暗藏玄机，推动后续的故事发展，并得到回应。

《关于伊丽》开头伊丽跟其母亲“饱含深意”的电话，以及隐瞒心事闷闷不乐的状态，会令观众好奇疑惑，而那通电话，竟成为捅破伊丽道德创伤的薄薄窗户纸。

《推销员》里，课堂上学生随口说出父亲在警局这个信息，竟成为后来男主“破案”的关键。

法哈蒂不会用毫无用处的唠叨来扰乱你的视听，他的影片像猜谜游戏，越发想抽丝剥茧，而不会昏昏欲睡。

多用微晃的手持摄影，并非他刻意为之，他曾在采访中说，“当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观众的眼前，所以需要使用手持式摄影。

这是电影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我个人的喜好。

” 他并不过多追求拍摄技巧，却专注于讲故事，带有很浓的戏剧色彩。

由张力导向的戏剧性，一再将人物逼向极致，人物需要花越来越多的勇气面对自己和他人。

非常深入地进入人物，是法哈蒂尤其擅长的剧作手段。

然而，反转和冲突总是自然发生、出其不意，显示出导演强大的戏剧冲突和细节处理的能力。

《推销员》中登堂入室之人不是年轻男性，竟是患有心脏病的垂垂老者，《烟花星期三》里做戏很用力的男人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出轨渣男，《一次别离》的反转再反转着实精彩，男主和女佣的谎言轮番上场，社会中的谎言、不信任才是最难解的题。

其电影善用道具和意象，虽然难免有过度解释之嫌，但符号及其隐喻对理解影片必不可少。

《关于伊丽》里伊丽最灿烂忘我的笑容出现在放风筝的桥段，那只红色的风筝，正象征她苦求不得的自由自在。

无论她是因为道德问题自杀，还是为了救溺水的孩子而死，她的自由仿佛只有像风筝断线一样，结束生命才能获得。

《烟花星期三》乱七八糟、亟待清扫的房间，不正是男女主人杂草丛生、一团乱麻的婚姻生活的写照？

而女主紧紧裹住头发的头巾，更是束缚在伊朗女性身上的一个道德枷锁，似乎可以决定她们的生杀大权。

《推销员》摇摇欲坠的旧楼、裂缝明显的墙壁，最终走向悲剧的戏中戏，都暗示了影片结尾两人貌合神离、婚姻难以愈合的状态。

两性关系终结者，聚焦婚姻焦虑和道德困境 法哈蒂的影片中，伊朗人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源于宗教和信仰，女人社会地位的不公、对命运把握的无力无处不在。

伊丽无法摆脱已经与其订婚的男子，苦于无法放开自我追求喜欢的人，只能为难自己。

在她失踪后，未婚夫第一件事是询问伊丽有没有拒绝这次“相亲”活动，而对生死未卜的伊丽不管不问。

《推销员》中因为在洗澡时被看到裸体的女主，甚至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本该同心的丈夫也性情大变。

在一个女性极度没有话语权的国家，女性的贞操、尊严、耻辱、信仰，比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一次别离》中，最后只要撒谎，便可以帮主丈夫还清债务的女佣，无论如何都不肯违背《古兰经》的教义。

而女性与男性戒备森严、界限清晰的社会划分，始终是男权至上，女人的权利、人性无法得到保障，也令中产阶级的生活荆棘遍地。

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极不稳定公平的社会现实一样，充满火药味，且一点就着。

《一次别离》中西敏坚持要带孩子移民并因此不惜跟丈夫离婚，也是伊朗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在伊朗渐渐现代化、西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时，他们认识到社会的种种不可解决的问题，但不得不通过逃避来远离是非。

无论是生活还算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是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下层人民，他们都面临宗教信仰和自身权益的冲突，都为了生活谎话连篇，都对爱情和婚姻充满绝望、焦虑和不信任。

所以法哈蒂的影片热衷于呈现他认为的“伊朗式离婚”。

他影片中面临伦理困境的男女，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无法达成一致，他们最后不是矛盾未解决而坚持离婚，就是感情破裂无法愈合。

无论婚内出轨还是原本相爱，最终都走向毁灭。

而真正的推手，正是伊朗社会中无形而致命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

而法哈蒂在对故事娓娓道来时，也让人无法对令人绝望和崩溃的不安冲突置身事外，只是这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就像失踪了的伊丽、《一次别离》中没有答案的离婚判决、《烟花星期三》里知道婚姻残酷真相仍坐上未婚夫摩托车的女孩，导演从不给人明确的答案，而是以开放式结局提供无限想象，又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救世主。

冷静的女权主义者 法哈蒂电影海报上，常常出现整幅女性图像，美丽动人。

也经常男女并排对立出现，给人紧张的对峙感以及两性关系幻灭既视感。

但女性，往往处于中间位置或置于前端，更清晰、更高大，更主要。

也难怪。

法哈蒂的电影中，女性都异常美丽、勤劳、温柔、善良、充满包容心。

对于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没有发言权，她们往往很脆弱无助，却绝不会一蹶不振，女性的伟大和包容在她们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负责承载和传递人性中真善美的，都是女人。

《关于伊丽》中鼓励伊丽追求幸福的伊朗女人；《烟花星期三》里的清洁工女孩单纯可爱，就连男人出轨的美发师都极有魅力惹人怜惜；《一次别离》里的西敏，是全家人最有智慧、最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而男人呢，却往往自大、自负、暴躁，自尊心和羞耻心过强，一言不合就家暴，且毫无愧意。

法哈蒂一定是带有批判和苛责去塑造男性形象。

伊朗男人面对困难易燥易怒的状态，着实跟女性的温柔沉静形成鲜明对比。

而男人们在感到男性尊严受挑战时，第一反应并非安抚女人，而是奋起反击挽回尊严，哪怕付出毁灭两个家庭的代价。

《一次别离》中，纳德故意推倒怀孕的女佣，没有丝毫同理心和同情心；《推销员》中伊麦德因为妻子被羞辱而觉得难堪，一定要将失足老者逼上绝路；《关于伊丽》中因伊丽失踪发飙，将责任推到作为邀请者的妻子身上的男人，他们始终以人鲁莽冲撞却没脑子的直男癌形象出现，但无比真实可信。

而这都是源于强烈的羞耻心和社会对男权的过度强化。

法哈蒂曾在采访中说，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

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这位满脸络腮胡的伊朗男人，在电影中给伊朗女人足够的深情、宽容和人文关怀，也在他“无意识的选择”中，成为女权主义的使者。

这位伊朗当下杰出的电影大师，用一个个真实却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人物，“润物细无声”地剖析伊朗社会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温柔又强有力地呈现伊朗两性关系焦虑、道德困境冲突不断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

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

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 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温柔地讲述伊朗社会生活的敏感骚动，危机四伏，乃至每个家庭的“婚姻围城”，给普通人更多生活上的反思。

因为他持续而深情地热爱伊朗这片土地，也让看电影的人对伊朗社会困境保持思考和关注。

附一点观影笔记：影片虽明显冗长，故事集中在几天内连续发生，镜头未有喘息，紧跟事件发展。

这种老练的叙事节奏制造了一种追踪纪录的观影感受。

我觉得是较以往作品的一点创新和突破。

强奸并未发生，结局老者的死亡，也并非简单的因果报应，这样简单粗暴的解读太过低估法哈迪。

对强奸的猜测才是面对道德与宗教的挣扎的试金石，对男主角，对观众，皆如此。

老者的死，将这种挣扎上升到一个非常严肃和现实的高度。

而非对事件给出评判。

人性是复杂的，任何人不需要标榜自己，因为还没有遇到考验自己的时候。

妻子不想谈及，一方面不愿再次被伤害，而更多的是迫于环境的压力。

丈夫却不顾及妻子收到的伤害，反而当成了对自己男人尊严的侮辱，势必报复。

政府，不顾及民众的利益。

男人，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老师，不顾及学生的感受。

人类，不顾及其他动物的利益。

上帝的旨意不过是利用宗教的强权罢了。

家庭中，孩子是弱势。

教育中，孩子是弱势。

社会中，穷人是弱势。

而当孩子长大有了强权，老人是弱势，自己的孩子又成了弱势。

尤其穷人，在家庭中的强权说一不二。

有什么不同吗，强势强权可以主宰一切，让人变成牛，人性让人变魔鬼。

众生平等才是一切的根源，只有爱超越一切偏见执念，但是有这样的理想国吗，或许有，在追求理想国的那个人的内心深处。

一部让我很生气的电影。

首先，女主这种不问来者开了门禁开了家门，扭头自己去洗澡的大条让我很是震惊。

但是你说她如此大条神经的人，又在遇到事情后显示的无比神经脆弱。

其次，无论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宗教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不会有明朗的结局。

因为大家都在自以为是，女主自以为不说，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老爷子以为不说，这件事就可以过去……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但前提是在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然问题还是问题，甚至延伸出更多问题更大的问题。

被强奸就是被强奸，无论你怎么抵抗，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缄口不语反而让丈夫更加猜忌万分，脑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以为你是当事人，你自己一个人承担，你自己一个人痊愈就好啦？

无论关系多么亲密，每个人遇到事情呈现的反应弧是不一样的，时效不可能同步的！

自从你们结婚以后，你的事情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

吃饭的时候没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不会在你沉默的时候安然过去？

没有一点心理学知识和站在别人立场考虑的姿态，你们演什么话剧，能当好演员么？

从小看到电视剧的时候我就觉得纳闷，男主女主每次遇到问题都是说我自己来承担，然后撒一个“善意”的谎言就离开对方，还自己被自己感动到了，“我是为ta好”，what？

最后自己内伤，别人也内伤，大家都死活过不去这坎儿，虽然一般来说编剧给的结局会大圆满，但是明明一集就可以说清楚讲明白的事情，非要拖个十几二十集，你们人生到底是要作怎样啊？

觉得太无聊平淡没事情自己搞事情是么？

人和人之间最怕有误会，无论什么感情，真的都特别脆弱。

有什么讲清楚，该警察警察，该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该搬家搬家……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分开，不要在还想在一起的时候，把事情搞的大家不能在一起了。

虽然你会说，你非当事人，是的，但是冷静下来后不该理智一点的解决么。

这件事情没有绝对错的人，每个人都错了一点点，女主，老头，房东，男主，……加在一起，五味杂全。

事情总能水落石出，一时不说真的有用么？

最后，世界上本来就是充满了各种灰色地带，人性本身就是有弱点的，好人不代表就不会做坏事，做坏事了的也不全是坏人，你想报复了，不一定就真的能让你心理舒服，就跟逃避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暂时让你觉得有用一样，很多东西是通用的，但是要看你怎么看待和处理。

学习，人生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听一边遭遇一边领悟的。

成长并承受。

在你有限的能力范围，做你能做的想做的事情。

其他的你再交给上帝和时间。

好吧，可能这就是每个人要面对的不同人生吧。

真的很讨厌女主这种性格。

推荐两部电影，《卡波特》和《登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