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路

Sam Mendes在经历了不太成功的怀旧黑帮和中东版全金属外壳之后，再一次直面中年危机和婚姻问题。

有人说《革命之路》就好比《泰坦尼克》中的Jack和Rose在现实中生活，从而将曾经美好的爱情和梦想一点一点的摧毁的过程。

然而，故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也并不是关于梦想被现实泯灭的悲剧。

《革命之路》中的悲剧并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恰恰是夫妻两人内在的对梦想的一种幻想。

然而，当Leonard饰演的丈夫在现实工作用渐渐将梦想转变成事业上的成功的时候，困在生活中的Kate饰演的Hosewife却希望能够挣脱所有的束缚展开另外一种生活。

因此，夫妻两人性格的强势和期望的差异造成了悲剧的产生。

不仅如此，导演试图在通过两位主演充满激情，甚至有些过火的表演中寻找某种潜在的，非个性化的因素，这种因素并不仅仅是男女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差别，而是一种更加普遍性的共同点。

面对“生活在巴黎”这个不切实际的狂想，Frank曾经欣然同意，并向邻居、同事和朋友宣布放弃工作的意图，然而当一个晋升机会出现的时候，他面对现实生活/物质生活所展现的巨大诱惑力和稳定感，不得不选择放弃原有的想法，这是自私的表现，是丈夫为了自己而谋划更卓越的未来。

然而生活在梦想中的妻子，却始终执着于那个充满孩子气的想法。

不能否认，这个“放弃一切，远赴巴黎，重新生活”的想法确实不够成熟，也许这和妻子始终安于家庭，时而参加话剧演出的身份有关。

她没有切身体会到进入社会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以及需要面对的阻挠。

她所执着的幻想，是她自我释放的最后机会，她是自私的，因此她甚至选择杀死腹中的胎儿。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就算承担着婚姻责任的夫妻也并不例外。

April曾对Frank说“你只是让我陷入生活的圈套，让我感受你所让我感受的”，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依靠婚姻相依为命的夫妻，每个人都希望对方能够为了自己而活。

但是，如果你认为Sam Mendes通过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说明人在婚姻中所展现的自私性，那么你就将错过影片最精彩的部分。

在April由于自行堕胎而去世之后，Frank离开了Revolutionary Road，接着则是描写两个邻居对待Weels一家的看法。

当那个需要助听器才能听到妻子讲话的老人渐渐关掉了助听器，而远离妻子的夸夸其谈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导演试图在影片中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交流或者语言的不可靠性。

回想电影刚刚开始，Frank开车带April回家，停在半路而发生争执；还有电影高潮部分，Frank总是试图通过talk解决问题，而April则始终期望他能够leave her alone。

当人们期望拯救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总是试图通过交流的途径发现问题的所在。

然而，《革命之路》则否定了交流的意义，当两个人无法在一段婚姻中做出牺牲而达成某种平衡的时候，当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希望两个人的生活能够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发展的时候，交流只能够变成辩解和争执，语言只能够成为自私的各种借口和责备。

因此，与其争吵不休，不如冷静一下，选择彼此想要的生活。

于是，April冷静的思考之后，转天早晨可以平静的面对丈夫，做出自己的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最终以死亡为终结。

与其说此片想探讨的是中年危机或婚姻问题，倒不如说它直接提出了大概是中产阶级永远解不开的一个最根本的矛盾——究竟是该咽下心里越来越焦躁的声音、继续做着这份感觉没多少意义却提供稳定收入的工作，还是辞掉它、重新换回每日的自由时光？

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和生活确实是消磨人心志的，用不了多少年，一个曾经意气风发、兴趣广泛的小伙很快就会变成挺着啤酒肚与客户吹嘘业绩的乏味中年男人，一个美丽灵气的女孩也很快会黯淡成眼神迟钝生活空洞的黄脸婆。

于是男女主角做了一个一致的决定——他们要搬去巴黎。

其实巴黎只是代表一个转折的可能，一个精神救赎的地方，打破现在这沉闷僵局的一个向往。

在有了这个打算并开始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快乐起来了——他们神采奕奕地向邻居、朋友们说着今后的计划，互相之间的火花又点燃了起来。

可惜当要去巴黎的日子逐渐快要来到的时候，一个必然的问题浮出水面——去巴黎比起留在这里究竟有多好？

去巴黎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如果留在这里就被升职了呢？

其实，我认为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更深层原因是——真正到了可以”去实现梦想的时候”，很多人就恐惧了——如果抛弃现在拥有的一切去追求那未知的梦想，最终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梦想怎么办？

这就像好多人都说自己有拖延症状，难道不拖延你就能把这事做好吗？

还是其实你的拖延根本就是为了逃避“自己其实没能力把事情解决”的真相？

所以如果真让他解决拖延正，他还不愿意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像小时候大家碰到过一些同学在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就会说自己没努力吧？

因为“没努力”就暗示不是自己不够聪明，还存在一个“自己下次努力就能考好”的念想。

若是真努力了还是考不好，那就真只能承认是自己不聪明了。

“革命之路”终究没有走到最后的原因也一样——如果真到了巴黎，发现其实乏味的根本不是那份工作，而就是自己本身，那倒时候真是绝境了吧？

所以，电影以毁灭结尾，都是在可以预料的情理之中的。

这样的企图一开始就是不对的——想要单单靠换个地方、换个工作就能解决根本焦虑，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直面这一点。

因为这样的问题必须是需要自身努力、长时间追问和实践才能找到逐渐接近答案的路。

想要不思考、不尝试、不放弃某些东西、不跌到，就能知道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都是不可能的。

简而言之——这事情根本没有捷径。

你必须先找出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靠攀比、社会价值观或者别人灌输的观念而去做的事。

光是这个探索的过程就不那么容易了，或许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明确他们想要做什么，但大多数人大概都只能从不断的试错中从“我明白了自己不喜欢做什么”而逐渐趋近“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如何慢慢过渡到能够做那件事的过程也并不简单，好多人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谋生吗。

这一点我也无权总结，因为有人能够有人不能够，其中的原因我们也并无法全部知晓，但有一点我十分肯定——如果你从事的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你肯定不能够把它做到最好；就算它能够为你解决基本的面包问题，它也只能为你做到这个程度了。

革命之路确实不易，与路途上因为各种艰辛/不幸而倒下的战士们相比，不值得的是那些只是为了逃离自己当下生活而匆匆踏上这条路的中产阶级。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

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它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

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

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

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

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

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

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

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

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

巴黎！

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

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

赶紧辞职吧！

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

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

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

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凯特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

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

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艾菲尔铁塔还是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还是凯旋门？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

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

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体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于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

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

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

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

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

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

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不久前，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美国记者，和我聊到中国的“剩女”现象。

她居然在专门研究这个话题，访谈了很多人家。

连她这个老外都注意到，“剩女”问题，很多是父母逼出来的。

父母怕自己的女儿嫁不掉，或是儿子娶不成亲，所以四处张罗。

这又何苦？

亨利·大卫·梭罗曾言：大部分人过着默默而绝望的生活，带着心中尚存的歌谣，走进坟墓。

（Most men lead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and go to the grave with the song still in them.) 默默而绝望的婚姻，可能比当剩女打光棍更为惨烈。

这种绝望，有时候是会造成悲剧的。

青年演员白静，被丈夫扎死，其夫随后自杀。

此后，我们州一个在外人看来是模范夫妻的家庭里，29岁丈夫杀死了妻子和女儿，自己跑到拉斯维加斯一旅馆自杀身亡。

《革命之歌》就好比是用故事的方式，重述了梭罗的那句话。

当初在《泰坦尼克号》里完美搭档凯特·温斯莱特和里昂纳多·迪卡皮奥即便双双幸存，如愿配对，婚后是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革命之歌》仿佛就是《泰坦尼克号》改变了结局后的续集。

我在微博上建议未婚青年不要看，这跟少不看水浒一个道理 —— 不要年纪轻轻，就被这样的作品看得失去志气，怀疑爱情，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还未登台，就颓然离场。

有朋友回复，建议已婚青年也不要看。

七年之痒、危机四伏的中年夫妇更不要去看，否则更会怀疑人生。

这样一来，此片的目标观众是把女儿、儿子急着往婚姻里头赶的老头老太。

真的，好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一部关于婚姻的恐怖片。

真正的恐怖片发生地不是在古堡或是森林，而是在你熟悉的环境里，好叫你去对号入座。

片中的弗兰克和爱波的生活让很多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是一中产，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区一个漂亮的房子里。

他们的家在一个叫 “革命之路”的街道上，生活平静得一趟死水。

当年《泰坦尼克》里的美女已经成了黄脸婆，她想当演员的梦想破灭了，做着家庭主妇。

丈夫做着一份自己不大喜欢的销售工作，其实也不过是接父亲的班，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有一天，爱波突然想起丈夫参战时曾经喜欢的巴黎，于是突发奇想，说动丈夫准备一家一起搬去巴黎。

孰料生活充满讽刺，就在弗兰克准备辞职的时候，有人看出了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份更为吸引人的工作。

他动心了，找借口不去巴黎了。

薪水多了，但不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过绝望的生活。

除了婚姻之外，更可怕的，是电影搅动了人灵魂最深的幽暗：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片子中的爱波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女儿，事实上也未必喜欢自己的儿子，孩子似乎只是一种累赘。

周国平作品《妞妞》中说过的一些父母，生孩子不过是给自己投资，这种人是不配当父母的。

电影中的弗兰克说爱波不过是“女人的空壳”。

只不过如此空壳一样的父母，有一些还不承认自己内心深处对子女、或是个别子女的冷漠，而试图将其转嫁到他人身上，好叫他人代他受过，把他的内疚感打发掉。

把账算到他人头上，会让他们得到片刻的平安。

假如没有了爱，仅仅靠内疚、责任这些东西来经营的婚姻家庭，实在不如独善其身。

诚然，人生的繁华会退去，归入恒久忍耐。

这时候的婚姻兵分两路，一路是认命，不再过多言语，接受自己得到的一切，并试图把对方变成自己的朋友。

我在美国看到很多老夫妻，号称对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者我们中国人说的“老伴”，这也不错。

片中爱波和弗兰克夫妇的好友米利夫妇，最终就这样对生活妥协。

而带助听器的老夫妇，应对的方法是关掉助听器，拒绝聆听，等于是过一天是一天。

美国好多中国夫妇，好不容易熬到绿卡之后，发现所谓的美国梦其实一无所有，无法继续面对再无指望的生活，于是一方离开，去海归。

名义上有很多是事业发展，但恕我像片中约翰那样直言，很多人其实是要逃避无奈、无趣的生活。

这倒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说不定鲍威尔将军并不是开玩笑。

他说他和老妻之所以婚姻能保持快五十年，关键是他长期在外。

距离好歹还能保持一点温情。

另一路，则陷入慢性的相互毁灭，这才是更要命的下场。

很多人把这种绝望，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是片中有个高智商的数学博士 —— 疯子约翰，一语道破天机：空洞的生活很多人都可以承受，但是直面绝望，真得有种的人才能做到。

或许这个疯子是平庸世道上唯一的清醒之人，他本来看到了这对夫妇的卓尔不群，打破中产阶层对于幸福人生的各种迂腐界定。

无奈最终弗兰克打了退堂鼓，这连疯子都承受不了，崩溃了。

疯子大不了回精神病院。

而爱波面对的，则是走也不能走，留也不能留的无边的绝望。

小说或者电影有时候就这么可怕，它们不提供答案：我们只是被带到这绝望的边缘，听着相互回应的一代一代的叹息。

“浪漫主义”一词既可以用来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来形容政治运动，同样十分贴切。

因为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结构相似：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

而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蕴含了这双重意义，它是一个关于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时意味深长地指涉政治。

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寻味。

当然，仅仅出于片名的“象征性暗示”就去执意探寻其政治含义，会有“过度阐释”之嫌。

但原作者的一段告白明确无误地支持这种阐释。

这部电影根据理查德•亚芝（Richard Yates）196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

亚芝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吐露了他的政治意旨：这部小说“更多的是作为对1950年代美国生活的一种指控。

因为在五十年代，整个国家存在着一种对遵从性（conformity）的普遍欲求，即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拼命依附于安稳与保障……这一切困扰着很多美国人，他们感到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和最勇敢的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

而主人公爱普尔•惠勒（April Wheeler）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

我用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要表明，1776年的革命之路已经在五十年代走入绝境”。

或许，只有从“革命精神”之生死的角度来解读，才能领会作品的寓意。

在美国东部的小镇上，有一条名为“革命”的郊区小路。

住在“革命路”上的惠勒（Wheeler）一家几乎是1950年代“美国梦”的缩影：丈夫弗兰克（Frank）在纽约一家大公司拥有稳定的工作，妻子爱普尔（April）做家庭主妇，照看两个孩子，时而参加业余戏剧演出。

一家四口享受着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

但是，这个标准的幸福生活却潜伏着危机：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吞噬了夫妇间曾经的激情，而他们最初的钟情恰恰是发现彼此“与众不同的激情”。

在妻子的动议下，丈夫应和着，两人筹划了一个家庭“革命”计划——抛弃眼前的一切，辞去工作，卖掉房子，全家到巴黎去，开始全新的生活！

他们为这个计划激动，此后的日子浸润在梦想的光泽之中。

同事和邻居在惊讶中赞叹他们的勇气，背地里却怀疑他们的冒险“太不现实”，而这种怀疑更像是在竭力回避触碰自己甘于平庸的懦弱。

只有一个从精神病医院出来的疯子数学家由衷地为他们的巴黎革命计划叫好。

然而，革命阵营不久就分裂了。

丈夫是摇摆的机会主义者。

在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来临之际，他退缩了，开始向他曾强烈抨击的现实妥协，并试图用各种托辞劝说妻子放弃革命——“巴黎”太过冒险，而且未见得比这里好多少。

最终，“巴黎”成为妻子一个人的梦想，一个狂热革命者的孤独希望。

夫妇之间开始争吵，面目狰狞、情绪癫狂。

最后一个清晨平静得出奇，但这是绝望的预兆，而绝望正是死亡的前奏……一场流血的夭折的革命，这是婚姻的悲剧，也象征着政治的悲剧。

在影片中，“巴黎”正是浪漫主义革命的意象。

的确，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巴黎更胜任这个象征符号了。

这个浪漫之爱与激进政治的圣地，是激情与灵感的不竭源泉，是梦想者的精神故乡，是“生活在别处”的寄托。

但同时，巴黎也可能是蛊惑人心的幻影，是“左翼幼稚病”的幻觉，是乌托邦引导的一场噩梦。

一个人对于“巴黎”的态度就是其（对爱情与政治）立场的最终检验。

导演门德斯（Sam Mendes）明确站在“巴黎”这一边。

电影对女主人公爱普尔•惠勒倾注了巨大的同情，她反抗平庸的勇敢和不可抑制的激情，散发着夺目的生命光彩，她的悲剧命运也令人动容叹息。

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如何面对心中的“巴黎”？

我们的“革命之路”究竟通向哪里？

也许，悲剧并不是注定的。

令人遐想的是故事的另一种可能走向：假如弗兰克•惠勒并没有得到那个晋升机会，或者，假如他面对“体制的诱惑”没有动摇，最终和妻子一起踏上奔赴巴黎的革命之路，那又会怎样？

会终结于“王子和公主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吗？

还是陷入“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局？

当时的主人公只有猜测。

但历史告诉我们，“革命之路”会将他们带入1960年代的狂飙岁月。

他们或许会在“五月风暴”中走上巴黎的街头，加入抗议示威的人流。

或许，会像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中的几个年轻人那样，“深度探索”生命的“诗意”，领略最为极端的感官体验。

或者，如果有足够耐心，他们无需亲身前往巴黎，因为后来“巴黎”来到了美国，开启了世界性的激进运动。

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他们会像是李安在电影《冰风暴》（The Ice Storm）中所描写的那对夫妇吗？

或者别的什么？

无论电影有多少可能的结局，历史的发展却是：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退潮了，“巴黎”返乡了，失去了象征性的光环，蜕变为一个简单的“地理”名称，然后是保守主义的强劲回潮。

放纵不羁的感情“回归家庭”，左翼革命再次落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宰制之中。

如果惠勒夫妇生活在1990年代，那么导演门德斯的另一部作品——他的电影处女作《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或许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写照：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可能变得更为压抑、可怜、卑微而绝望。

因为“巴黎”已经来过了，幻灭了，“革命之路”似乎走向了绝境，而梦想仍然无处安放。

谁断送了革命？

或者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戏梦”？

我们就此可以“告别革命”而心静如水了吗？

爱情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并不是表面的。

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出两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亲缘性：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

就是在小说《革命之路》发表的那一年，马尔库塞为《爱欲与文明》写下“1961年标准版序言”。

文章指出，他提出“非压抑性生存”这一概念，旨在表达一种向文明的“新阶段”过渡的可能，就是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满足”。

但马尔库塞的理想并不是力比多的直接简单的释放，而是他所谓的“非压抑性升华”——“性冲动，在不失其爱欲能量时，将超越其直接的目标”，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爱欲化”。

而在“1966年政治序言”中，他更为明确地呼吁“爱欲化”的政治斗争：“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就是为政治而战。

”文明对于爱欲的禁忌是弗洛伊德的论题，但在马尔库塞的批判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产生了“额外压抑”，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使现代人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

对于现代文明类似的思虑与忧患，在韦伯对现代性“铁笼”的论说中、在阿伦特对经济事务侵吞“政治行动”而出现的“社会”的反思中、在福柯对微观权力与技术治理的诊断中，都有所表述。

问题是真实而深刻的，只是出路何在？

却一直朦胧不明。

也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爱欲的所有“实现”方式都不得不落实在某种制度的形态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某种桎梏，都有“安顿”与“逃离”这两种反向的“围城”效应。

我们永远会面对“平平淡淡才是真”与“轰轰烈烈才是真”这两个至理名言。

那么，是否要打破枷锁走向革命？

这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现实状况，也取决于每个人对现状的阐释与判断。

如果是两性关系问题，那至多是风花雪月的哀伤。

但如果言及政治，那么会是攸关千万人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

许多信誓旦旦的“思想创新”，可能是新希望，也可能是新梦幻。

也许，永远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在平凡中眺望远方的巴黎，反观此刻的庸碌与乏味，在愤怒出离的冲动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与餐桌上的食品，并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后”的严峻问题。

然而，第三条道路总是脆弱的，它要求审慎、耐心、智慧以及长程的视野。

这在美学上毫无吸引力，既无风雅，也不够浪漫。

而更深刻的指责在于，这不只是美学趣味与心理气质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的政治问题。

因为所有折中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托辞。

对于“爱欲”的言说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会饮篇》，其中苏格拉底转述狄欧蒂玛的说法，爱欲并不是欲求美，而是欲求在美的身体或灵魂中“生育繁衍”，由此凡人可以达到永恒与不朽，“爱欲是奔赴不朽”。

然而，在《理想国》之中，苏格拉底也谈论过“爱欲的癫狂”——突破一切节制与审慎，奔赴不朽，导致暴政。

“巴黎”永远是一个选项，无论在想象之中，还是在实践之中。

如果拥抱“巴黎”的生活是不可存活的，那么没有“巴黎”的世界则是毫无生机而不可承受的。

我们永远会处在“安顿”与“出走”的紧张之中。

这不是因为我们保守或激进，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这是我们存在的地平线。

于是，我们记起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

巴黎在哪里？

又何以前往？

这是极为深刻的政治问题。

只是审慎的人们会记得，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巴黎”。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3月29日】

其实最开始，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不一样。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正在上课，要当演员。

你呢？

-我是个码头工人。

-我是真的。

-我也是说真的。

虽然下星期一才开始，不过我会做比较迷人点的事。

-那是什么？

-自助餐馆的夜班收银员。

-我不是问你靠什么维生。

我是说，你的兴趣是什么？

-亲爱的，我要是有这答案。

我保证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两个都会无聊到死。

我们清楚地知道，我是理想主义者，你是现实主义者。

我执着于理想并为之奋斗；我很情绪化；看电影会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而高低起伏；会为一朵花的盛开欣喜，也会为它的凋谢哭泣；会专注于每个小细节；专注于相处的感觉，需要精神的契合，认为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

而你，不是这样。

你周旋于柴米油盐之间，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会为了电影戏剧这些东西感动，即使感动了，你也克制自己，不愿意承认；你认为风花雪月的浪漫只是浪费时间，你也羞于表达欢喜和悲伤；为了大方向，你可以舍弃一切的细节；你需要的只是恬淡的人生，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

瞧，我们多么不一样。

可是就是这样的我们，恋爱，结婚，住进革命路那所斜坡上的温馨小屋，并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孩。

有人说，生活就是不断地妥协，其实我们的内心都堆积着许多的不满，只是沉甸甸的爱与过往，让我们一次次地选择原谅。

只是我们的心都慢慢地厌倦了。

终于，我们的生活有了转机的可能，唯一的可能。

亲爱的，我们去巴黎吧！

抛弃已有的一切，去巴黎吧！

从此，你不用年复一年一直做着无法忍受的工作，每天回到你无法忍受的地方，看到一个一样无法忍受这些的我，我以为你会喜欢。

最开始，你的确欣喜的，你告诉每个人，从今天起，你要做个幸福的人。

巴黎，梦想，解脱，开始。

丢掉包袱的你，工作顺手，家庭和谐，一切都不同了。。。

你却退缩了，你舍不掉这些，你舍不掉初见成效的工作，你舍不掉大男人的自尊，你舍得的是我们的机会，唯一的机会。

我只专注我们之间，而你专注的很多。

大概你还没有意识到，单单是要去巴黎的美好心情，就已然让你的生活起了大变化。

大概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或许这只是你和我的区别。

你的现实让我太寒心了，我做好早餐，收拾好房间。

我的希望，我的梦，我都随那个孩子而流产了。

我依然爱你，只是我对这样的爱充满了绝望。

亲爱的，都是因为你的不坚决，我要走了，永远地走了，绝尘而去。

《Revolutionary Road》中的revolution不是国家与民族的革命，是个人和婚姻的起义。

男人准备辞去大机构的稳定工作，在巴黎游手好闲，赚钱谋生交由女方负责。

在50年代的美国，这当然是兀突破格，然而现在也没有进步多少。

世俗人会怎样看待这种出格的想法呢？

邻居同事表面上会说mavelous，背后只会觉得你不是疯子就是傻瓜，放长双眼等着看你这部在变革路上的婚姻列车何时出轨，何时车毁人亡。

世俗人能在俗世中存活下来，自然掌握着民间智慧。

民间智慧告诉我们，除非你是天才，否则还是安分守己吧，不要幻想自己是非凡的艺术家。

电影有个悲惨的结局，观众自然要追究，是谁把婚姻和人生弄成如斯田地。

只要你稍为一问，Kate Winslet饰演的April Wheeler自然难辞其咎。

对啊，她害人害物，她要负上最大责任。

然后再想，Leonardo DiCaprio饰演的Frank Wheeler也好不了多少，他只是个装作老好人的大嘴巴，实质是个庸才，明明是覆辙可循的车夫，却去扮没有脚的雀仔，他实在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如果我们就纯粹是这样想的话，如果我们以为我们那么容易就能批评别人的爱情和家事的话，我们跟Kathy Bates饰演的Helen不就是同一路人，欣赏或否定一个人以结果或当时形势为依归。

Helen当然可以发表她的妇人之见，Kathryn Hahn饰演的邻居也Milly也有她的盖棺定论，但她们的丈夫却不认同。

Helen的丈夫悄悄关掉他的助听器，不忍卒闻，我甚至可以想像Helen的数学天才儿子为何会变成了疯子。

Milly的丈夫没有耳聋，他走开不想再听。

他虽然有愧于Milly，也要向她表明底线，请她不要再“说三道四”。

因为这种世俗人的“说三道四”，是非常残忍的自我安慰，足以把稍为有不想安分守己想法的人赶上疯子的道路。

50年代的美国也好，今时今日的香港也好，他们容不下半点不设实际的想法。

结了婚有了小孩有份安定工作有房地产按揭的人如果仍然有不设实际的想法，就更是罪加一等。

为什么April有移民巴黎的想法？

为什么当丈夫的Frank会附和呢？

因为他们都明白对方是个怎样的人，因为他们都希望挽救他们那一段危在旦夕的婚姻。

April当了多年演员，都只能在三流戏班中演出，然后自己的不快却把体贴的丈夫迫到把车子停在公路一旁，悲愤地拳打车身。

April冷静过后心存疚歉，觉得自己的情绪是原因，觉得多年来牺牲的丈夫也真的受够了，自己也不能太自私，所以她就把自己的不设实际演艺理想放在一旁，让丈夫也来不设实际一下，所以她就想到丈夫提过那美好的巴黎。

她甚至可能想到，初相识时还带点不设实际的丈夫最charming，后来生活迫人他就变得讨厌了。

April大概以为，去到巴黎她自己和丈夫都会变回昔日的可爱，她们的婚姻就有救了。

Frank对巴黎有些犹豫，但他也觉得这个险是值得一冒的，至少在妻子再怀孕前绝对值得一试。

他毫不怠慢地马上订好邮轮票，准备“You jump, I jump.”在怀孕事件前，Frank主动向同事邻居宣告移居，又拒绝公司的重金挽留，他绝对是比Kate雀跃和期待。

Kate的巴黎革命动议，说到底都是为了Frank而提出的。

Kate若是不提出，Frank也没有这个勇气。

然后Kate的意外怀孕就把他们揭竿起义的计划打乱了。

Frank虽然英俊潇洒，是秘书们的甜心，但他显然是有着常一般小男人的一般缺点：爱面子、工作上讲话比行动优胜、逢场作兴视作等闲。

他其实是个出色的推销员，但却缺乏艺术家的决志和胆色，所以Kate的意外怀孕正好给予取消革命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电影中有个字字珠玑的疯子（Michael Shannon饰演的John Givings），他的一语道破令观众看得拍手称庆，但他那不（用）负责任的口不择言，说的虽然是真话，但却没有（也不会）考虑到当时的真话对一对临近崩溃边缘的婚姻会造成多大的破坏。

疯子的真话间接令Kate决志要把孩子拿掉，最后造成悲剧。

April心想，革命如果因为自己的腹中块肉而告吹了实在太可耻了。

事到如今，丈夫的婚外情都表白了，自己的一夜性要好好收藏。

假若装着无事，婚姻最终有日还是要走上绝路，又或者只是虚假的太平，革命是唯一的出路，革命的成功总要有所牺牲的，更何况疯子的真话说，连疯子也不愿做她肚中的孩子。

疯子的真话要当事人自己去领会，当头棒喝看来是有害无益。

作为疯子的母亲不但没有感到难过，反而可以侃侃而谈。

婚姻革命以失败告终，夫妻（特别是妻子）成了谴责和嘲讽的对象，但这种成王败寇的评论是作品的本意吗？

我不知道，但我不在意革命的成败，也不介怀移民巴黎的想法有多傻瓜，我尊敬他们努力都尝试过为对方设想，都尽力包容过彼此的不足，甚至希望以一已之力，补足对方的缺失。

他们可能是没有艺术家的天资，但要成为艺术家是要冒无数的险，承受无比的孤寂，如果一方面赞叹艺术家的非凡，一方面否定现实中一切不设实际的想法，这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的，这跟 Helen没有分别，是典型经纪的性格写照。

原文：http://blog.age.com.hk/archives/1946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

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它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

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

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

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

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

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

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

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

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

巴黎！

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

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

赶紧辞职吧！

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

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

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

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凯特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

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

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艾菲尔铁塔还是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还是凯旋门？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

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

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体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于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

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

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

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

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

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

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前两天看了《革命之路》，看之前对本片期望很高，看了之后有一点点失望，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看完萨姆•门德斯导演的《毁灭之路》之后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感觉——这两部应该也算是好电影了，只是和他的银幕处女作《美国美人》相比还是差太多了。

当凯特•温特莱特一出场，我在心里暗暗感慨：时光真残忍啊时光真残忍，原来这是一多迷人的性感大妞儿啊，曾经少女般的娇媚，以及那一身丰腴的好肉，仅仅过了十年，就几乎全没了。

说回到《革命之路》这部片子，我之所以对这部电影失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它的很多情节和细节都太生硬了，感觉它是为了要有冲突而不断制造冲突，所以男女主人公的飚戏虽然看上去挺过瘾，但如果回味一下，还是觉得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有一点点苍白，有一点点无力。

如果说本片中有什么让我深感认同的地方，那就是本片揭示了庸常生活在扼杀一个普通人的梦想的时候，那可真是毫不手软，而且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它在扼杀的时候绝对不会如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般痛快，而是一个如钝刀割肉般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过程。

于是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事不断发生：那些神采飞扬的男孩慢慢地变成了灰头土脸的鸡贼，那些眼神灵动的女孩慢慢地变成了眼神呆滞的抠逼……我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做一个追梦者更痛苦，还是做一个鸡贼或抠逼更痛苦？

也许很多人都会说追梦太痛苦了，但如果仔细想想，他们真的曾经迈出过追梦的第一步吗？

根本就没有——而这也让我想起我在柴静的博客里看到她引的张越评价《阿甘正传》男主人公的一段话：“阿甘就是看到一个目标就走过去了，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这段话我之所以一直都记得，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也是“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结果真的是哪儿都没到达。

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决定放手一搏去做一件事，我就想着不管多难一定要把它搞定——做的时候发现的确是很难，但我咬牙坚持，最后还真就把这件事给搞定了。

前几天和我弟弟聊天，我跟弟弟说了我的上述想法，并对他说了拿破仑说的一句话：“先投入战斗，再去想解决的办法。

”弟弟听了之后说工作之后发现还真就是这样，没做之前想再多也没用，只有开始做了，才能把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掉。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另外一句很著名的话，和拿破仑的那句话基本上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想《革命之路》男女主人公的梦想之所以胎死腹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把追梦的困难想得太充分了，另外庸常生活的控制力实在太大了，这使得他们还没来得及真正迈出追梦的第一步，悲剧就发生了。

假如他们真的不顾一切一起去了巴黎，开始走一段属于他们两个人的“革命之路”，并且在革命中学习革命，那么无论结局如何，他们一定能拥有一段值得日后反复追忆的美丽时光。

当然，现在再谈这样的“假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还来得及，因为我们还很年轻，假如我们愿意迈出第一步，那我们就有可能拥有一种鸡贼们和抠逼们想都不敢想的人生，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1.高中的时候爱上三毛的书。

她的文字为成日困在书卷堆里我唯一的精神出口。

压抑无趣的高中生活被迫压榨掉对生活的想像，考大学不过成了一个理想的尸体，成为学校和家长心目中闪闪发光的真理和鲜活的希望。

三毛说，她在作文时写自己的人生理想是成为卖冰棍的，一边有钱赚，一边还能享受日光，同时有免费的冰棍吃。

她这样的作文自然被老师判为不合格，连带她作文里的"理想"也是不合格的。

老师的评判不仅仅是针对作文，更是针对她人生理想的批判。

老师的评判不仅仅是老师一个人的评判，也代表着整个社会对个人价值和选择的判断。

作为爱三毛的读者，自然是认为除了正捧着她的书疯狂阅读她的字、阅读她的人生的读者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是不理解这一切的、看上去正常的疯子。

但是作为十多年后智商和身体发育同样成熟的我来说，倘若遇到一个这样的小盆友，我则会像过去遇到的成年人一样投之以善意的嘲笑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看到April歇斯底里、几欲生死追求她的巴黎梦时感到理解、尴尬、可悲又麻木。

2.April苦苦挣扎，从平静到麻木的生活泥泞里奋力站起，只为快步奔跑起来，向着巴黎及其不成熟的新生活之梦投奔而去。

去巴黎做什么？

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追问，她含糊其辞，她也不知道去巴黎能做什么。

她出去工作而Frank留在家里做他想做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她的一种设想，或者说是她一厢情愿的想像吗？

留在家里做想做的事情--这件事听上去很美好，这表达了千万陷于现实泥泞中难以自拔的普通人的真实心愿。

只是，什么才是想做的事情呢？

养花种草，饲猫喂鱼，琴棋书画，天天树下下象棋？

只怕是当这些理想成为了现实，又该寻找另外一个出口了。

瞧，虽然我喜爱这部影片，可是在我讲述它时，却充满了被世俗烟尘浸染后的市侩气，流露着尖酸与刻薄，流露出一个被现实生活吞噬了、无力也再无心去反驳的"正常人"的无趣。

她的丈夫作为一名共同生活的伙伴，以及一名志同道合的革命之友，在她的说服下决心携手革掉旧生活的命，向新生活奔去。

可惜半途又倒戈，April燃烧的革命激情就此被泼了一盆冷水，她崩溃了。

这对住在革命路上的夫妇的革命就这样夭折了，可是它却触及到了屏幕前那个冰冷的正常人的心口。

她在探问：你，是否还在继续寻找新生活的出口？

我同情Frank，他的反复，他从现实的泥泞中站起来，却又屈服于现实的种种压力与诱惑之下，他是无数个有志青年的真实写照，他很好地再现了社会中循规蹈矩、沿着社会阶梯拾级而上的正常人们是怎么样就范于社会规则和生存规则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一个大嘴巴、会说些甜言蜜语和鬼话的年轻人，他有那么一点理想，不过很容易被现实的各种利益和压力所左右，恰巧的一个信口胡诌为他觅到一个机会，于是他便渐渐开始觉得理想变得陌生。

3.疯子数学家其实才是最清醒的人。

他像一根坚硬的、扭曲的、怪异的大树一样，孑然屹立在正常人中。

只有他坚持了他所看到的真实，所以他变成了正常人眼中的疯子。

我们没有疯，只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渐渐放弃。

4.语言的贫乏无力乃至讨厌面目在这部影片了得到了最好的展现。

April和Frank的喋喋不休又大呼小叫的争吵，都是在自说自话。

相信交谈和沟通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在有些时候，努力的沟通不过是高频度的自说自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逻辑里打着圈，于是一场场对话变成了一出出怪诞的戏。

婚姻专家说，婚姻需要沟通。

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沟通只是无用功。

如果彼此对生活和人生价值的看法发生了错位，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一切都是徒劳的。

即便April没有死去，我也并不认为他们会因为私自堕胎风险后而变得更加恩爱。

生气、吵架乃至厮打会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甚至不难想象，April会渐渐成为一个受困于现实生活的喋喋不休老太婆，而Frank则在工作的压力和不顺畅的婚姻生活之下变成一个易怒、烦躁、缺乏耐烦心的老头。

有时候，闭嘴比那bullshit的沟通要好。

有时候，闭嘴抑或沟通都是bullshit。

5.April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Frank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我们会为April而感到痛惜，她是我们心目中那个不屈服的自我的缩影，她为我们心中渐渐死去的理想之躯作了一次祭奠。

可是我却在悄悄地靠近Frank。

我知道我没有April的勇气，毅然决然地追逐自己的那个梦，即便在并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的情况下。

现实的磕绊渐渐将我养成一个谨小慎微的"小人"--适当放弃一点理想，以换取一点即得的现实利益，直至放弃所有那些纯真不可靠的理想。

April朝着头脑中那个光明的出口奔去，即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它，但是它真实地存在着。

存在于哪里？

心里。

它那样明亮地冲我们打开一道新生活的出口，安静地喷射着祥和的光芒，只有正常人中少数的疯子才会试图飞身而去。

这个疯子就是April。

而看上去正常的我们，按捺住表面的平静，心里却试图追随她而去，穿越那个喷射着光明的出口。

出口那头是什么？

不得而知。

更加光明，充满希望--这只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都曾有过有梦想的年代，我们的心里都曾有过无数大大小小的理想，现在也是，将来也还会有。

但多数都会像水中冒起的泡泡，咕嘟一声便消失了。

在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我只能悄悄地承认，我一定是一个屈服者。

年少时试图的抗争和不走寻常路都证明，我走过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弯路，自以为捡到了一块黑宝石，在人们看来不过是一块煤渣而已。

当所有的理想遭遇冰冷的现实，生活无情的面目便会展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