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

讲的是现代都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间离与防备。

这样一个社会已没有能力构建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方块区域，而人们也无能力去辨别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值得信任，而一旦辨别错误，结果是自己受到损失和伤害。

防备是个人合理又无奈的选择，也是社会前进难以避免的摩擦成本。

至于这一问题的根源，或许是由于人们借助现代科技，感官触角的极速延伸，接收到信息的爆炸增长和过度丰富，大众已无额外精力细细去辨别每一个人、每一个新闻，它们的出发点是否怀有善意，是否值得信任，能做的，一方面自己全副武装防备，另一方面真相和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以及别人是否会因此受伤已不在可考虑范围之内。

片子结尾的带有一丝暖意的建议是，当你全身武装的防备给他人带来自尊和其他方面的伤害时，请放下面子，勇敢地道歉。

记得身边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

我家附近有一家商场，很破败，门口有很多游商：卖水果的，卖煎饼的，卖土特产的，占道经营，影响交通。

城管经常过来执法，有时候会与小贩起一点小冲突，于是就有商场里的人说：“看，城管欺负人了！

人家摆个摊容易吗，非得给人抄走，不给人留活路。

”然后，听说楼下买东西的人里面有小偷流窜，偷行人手机钱包，商场里的人又说：这么多卖东西的，城管也不来管管，干什么吃的？

问题是，两句话是同一群人说的。

今天，一部电影让我想起了这个小故事，想起了里面人性的狭隘。

《方形》。

不记得上次看一部如坐针毡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憋尿不算），这部斩获去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同时提名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真的让人很不舒服，很累，很不想承认，影片里的人物有自己的影子。

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见识了主人公Christian的矛盾之处。

听从了下属的馊主意：用恐吓信的方式去要回手机和钱包时，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截然不同的表情：

去的路上，二人兴高采烈，听着名为《Justice》的摇滚乐，仿佛出征的将军；回来的时候，狼狈不堪，灰头土脸。

想想其中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兴奋，又是什么让他们都不愿意进入那座楼房。

那座楼房对于Christian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面的人处于不同的阶层，能够远远地看一眼，用自己的小聪明捉弄一下里面的人，显然让平时古板无聊的Christian兴奋，但是听说下属不愿意去替他放恐吓信，他需要自己进入楼房，甚至有可能接触里面的人，他又感到恐惧。

这种恐惧源于他对楼里人的想象，或者说，源于他对下层阶级的想象。

联系到此后一个情节：Christian去买早点，遇到一个乞讨的妇女，他抱歉地说自己没有现金，但是可以给她买吃的，没想到妇女很蛮横地点了一份汉堡，还特地强调“不要洋葱”，俨然一副“我穷我有理，你有钱活该”的架势。

Christian怎么做的？

他把汉堡摔到妇女的桌子上，让她自己把洋葱挑出来，潜台词显然是：给你买就不错了，你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

这虽然不是一段主要情节，但是深刻反映了不同阶级之间不信任的来源：Christian代表的上层阶级有意愿去帮助下层人，但是他们需要满足感，需要被感激，需要下层人懂得适可而止。

而下层人在接受帮助的时候却认为上层人有能力就应该帮助他们，不仅不感恩，还过度索取。

而遭遇一两次这样的交流，双方都会对对方产生深深的敌意，比如Christian发恐吓信的时候，他的特斯拉停在楼下，周围的人就会过来找茬，进而实施暴力。

影片这种让人不舒服的情节比比皆是。

比如和Christian有过一夜情的记者Anne来馆里找Christian，问两人上床的事，想让Christian自己承认二人有过亲密关系，而Christian的反应是所有害怕被纠缠、被勒索而不想负责任的男人典型的反应，二人都以固有的态度判断对方：“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人”。

而摆在现代国家制度里面的“人权、平等”的原则，又让现代人面对不满的事情不敢发声，采取忍让，唯恐自己政治不正确。

比如片中一次公开的艺术研讨会，台上的艺术家在发言，观众里一位患有“秽语症”的观众不停地在骂脏话，发言屡屡被打断，可是大家明显敢怒不敢言，还有人倡议大家忍耐，因为秽语症患者也是有权利做观众的。

然而这样的忍让多了，人们就会对不同阶层产生不信任，继而退到自己的阶层里，阶层分化恐怕就是这么一回事，而西方越来越盛行的保守主义恐怕也和这种情况有关。

影片这种用让人不适的观感激发观众思考的情节比比皆是，看似缓慢的情节却处处有潜台词。

结尾处的野兽表演是电影的华彩篇章，极大讽刺了人们自以为是的处世原则。

影片唯一的败笔是Christian的反思，以及结尾处他去楼房里找那个被他污蔑的孩子。

这种反思的出现，影片的教育意味就很浓了。

而以我之见，这种矛盾与误会是无法改变的，甚至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主人公的反省还是显得刻意了一些，也反映出影片不可抑制的说教意味。

在北大百年讲堂观看《自由广场》（又名《方形》）的那个晚上，人山人海场面火爆，因为这是今年“欧盟影展”的闭幕影片，也是今年戛纳电影节折桂金棕榈的最佳影片，观者无不慕名而来。

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奇妙的观影体验。

伴随着不断的笑声，以及长久沉默的深思，这部近两个半小时的长片画上了尾声，但是所有人似乎都意犹未尽。

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就是对本片的最好肯定。

这真是一部奇妙的电影，你怎么解读都行，就像多棱镜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现实投影。

一千个观众恐怕就有一千个《自由广场》。

解读角度一：生活就是从一种限制到另一种限制主角Christian是一位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作为知名博物馆策展人的他，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严格遵守着都市的丛林法则，社会的运行规则在他的身上畅通无阻，过的则是规规矩矩的上班族生活，他兢兢业业又情商不低，善于处理各种问题，在形形色色的人之间周旋，他没有任何越轨出格的“劣迹”，堪称现代人的楷模。

所以他当然受人尊重。

但这种生活成就着他，也在无形中限制着他，他活在一种将死未死的僵死生活状态下，和很多现代人一样，虽然获得了社会上的认可，却也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活在平静地绝望之中。

而他需要一种突破，一次逃离，将这种牢不可破的限制彻底超越。

而这次“越轨”的导火索就是那次“意外事件”——手机钱包以及袖扣在广场被偷。

在损友一般的下属极力怂恿下，他终于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打破了这种生活的界限。

他写了恐吓信，而且把恐吓信塞进了“疑似盗贼” 的小区住户信箱里。

他就像一个盗贼一样，挨家挨户，极度惶恐地做着这件事。

这种“壮举”在他的一生中恐怕也绝无仅有吧？

这件事虽然的确“出格”，在情感上却是可以理解的，让小偷受到威慑自动物归原主，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正义。

而事实证明他“敲山震虎”的计谋奏效了，盗贼受到了惊吓然后乖乖把他的东西归还给了他。

Christian大喜过望。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漏一个”的举动惹恼了那些无辜的住户，他也受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说你冤枉了我，我要“make chaos with you”(给你搞事)，于是他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事情败露，然后让他这个“体面人”身败名裂。

而当那个被冤枉的小男孩亲自找上门来，大吵大闹给他闹事的时候，他真是很无奈。

而后来带给他噩梦的那一连串事件，也不能说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从我们的角度看，Christian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恐吓小偷，并没有什么大可指责之处。

可是他的天真之处在于，忘了生活是多米诺骨牌，有些事情不是想突破就突破的，一旦在生活的墙壁上打开一个洞，可能会让正义伸张，也可能引入噩梦般的暴风。

事实最后证明，他的“越轨”行为，并没有成功突破生活的界限，反而给他惹上了大麻烦，导致新的伤害和限制。

当你想要突破生活的限制，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时，反而会意外触碰别的机关陷阱，陷入不可知的黑洞之中，被更大的限制所包裹。

细思极恐，可确有其事。

这就是生存的悖谬，也是人存在的矛盾之处。

解读角度二：都市文明的虚伪，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在讨论“Christian恐吓信事件”时，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现代人究竟有多矛盾？

这件事发生的当时，主角Christian正在全力以赴策划一场名为“The Square”（方块艺术）的艺术展览，方块上特地刻上了一行字，大意是——“方块是一个充满关怀与信任的避难所，方块之内，我们同权同责。

”据Christian说，方块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激发观众灵魂深处的利他主义，改变对他人的冷漠态度。

但他本人已经真的接受并且做到这一点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是那个“精致利己主义”的忠实践行者。

片中不时会出现很多乞丐，在街头瑟瑟发抖。

导演特地用这些弱势群体寒碜的表现，来比对那些衣着光鲜的“体面人”。

虽然乞丐需要人同情，可并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死活。

以Christian为例，他对乞丐强装悲悯同情，可实际上并非真的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谁不觉得那些衣着粗鄙又缺少教养的乞丐面目可憎呢？

），即使偶尔觉得他们可怜，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文明有礼的现代人，起码不能让自己觉得难堪。

比如当乞丐很主动地大声要钱的时候，出于面子他必须得保持风度，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随便散钱，于是他买了一个汉堡扔给了乞丐。

Christian对别人说“要相信别人，对陌生人友好”，可是他却在自己贵重物品被偷走后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以恐吓信这种充满恶意的方式来索回，即使在伤害了整栋楼的居民后，还不觉得于心有愧。

他的解释是，“我一直觉得，住在那种房子里的人品格也不会有多好，不只是我，我们这个阶层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当被冤枉的小男孩要求他道歉的时候，他粗暴地回应，就像驱逐一个疯子一样使劲推搡他，把小男孩从楼梯上推下去，虽然镜头没有给小男孩，但是肯定他因此负伤了，那句不停回荡在Christian心中的“救命”就是他罪恶行为在内心的映照。

虽然他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但惯性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如此“虚伪”如此“不文明”。

当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不由自主地吹捧自己很懂艺术，可却连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都回答不上，让人尴尬。

而他望着美女记者垂涎欲滴，嘴里却说“我才不会上她呢”，转眼就已经和她滚床单去了。

而即使上了床，他对这位女记者还是处处提防，从完事后两人争抢安全套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他并不喜欢她，却忍不住不和她上床，然后当女记者因为被疏远直接找他理论的时候，他却又标榜自己对她还是有点意思的。

导演还扔给观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些靠艺术谋生的人，真正在乎艺术吗？

比如在开场时，一架吊车在博物馆门前粗暴地搬运艺术品，一座中世纪骑士铜像轰然倒地，骑士的脑袋不知所踪。

还有展览用的土堆艺术被清洁员不小心捣毁，策展人命令下属随便扒拉一下复原，然后照样展览。

还有那个开讲座的知名艺术家，高高在上侃侃而谈，而面对台下那个秽语症患者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满脸不悦，却还在强颜欢笑，后来在宴会上面对一场别开生面的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家第一个愤怒离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艺术表演的气度……所有这些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这群人对艺术敷衍随便，并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片中还有很多颇具意象化的场景，比如屋里两个情浓的“文明人”激战正酣，一旁的大猩猩拿着报纸看报，还握住画笔“搞艺术”。

还有那场堪称高潮的的行为艺术表演，宴会上都是体面的社会名流，赤身裸体的艺术家助兴模仿大猩猩，对着在座诸位动手动脚很不友好，在忍无可忍之后，一群文明人大喊着“杀了他”对艺术家群起攻之。

这些荒诞的场景在强烈冲击着观众，自由的野性和做作的文明互相交织，尴尬之中却直指现代社会的绝症——现代人的自相矛盾，现代文明的虚伪可笑。

可是这些问题早已有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时刻都要面对，我们生活在虚伪的现代文明之中，时刻都要扮演一个言不由衷自相矛盾的小丑，活在这个尴尬死人的时代里。

就算这些问题被放在银幕上放大讨论，依然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痼疾。

这是一个失语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在消解它本来的意义，只有荒诞无处不在。

一旦言说，连言说本身似乎都变得荒诞了。

解读角度三：冷漠的都市，以及与陌生人如何相处这是一部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创作的作品。

也许就是导演本人眼里的瑞典在银幕上的投射。

在很多人眼里，瑞典一直充满诗情画意，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完善的社保体系，让无数国人羡慕不已。

可是这部电影里的瑞典充满了冷色调的幻灭感，似乎还有贫穷问题，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仿佛就在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避世天堂”。

不光是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们彼此间存在信任危机，“体面人”对待穷人也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从“恐吓信事件”就可见一斑。

穿插在这个事件中的那些人物，无一不是偏见的受害者。

表面上是一起偷窃事件，其实是都市里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

有产者嫌恶无产者，无产者嫉妒有产者，中产者蔑视低产者……即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主角Christian也并不被下属信任，当遇到事情第一个被下属出卖。

还有影片高潮之一的那个宴会段落，疯狂的艺术家像动物一样骚扰其他人的时候，所有宾客都装鸵鸟明哲保身，即便被伤害者的惨叫和呼救声如此刺耳，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那些伪善的同情与理解，在都市冰冷的丛林法则面前不堪一击。

所谓的文明的有钱人，对于那些贫穷的无产者是一种傲慢又冷漠的态度，他们对自己无比自信，对其他一概充满偏见。

似乎财富地位就能决定一切。

只要有钱，就一定有修养有素质而且精神高尚，否则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连人品都必定低下。

这就导致各种冷漠的悲剧，缺少理解与爱的社会，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又揪心的讽刺剧。

从对待乞丐的方式，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人情冷暖。

在主角Christian生活的那个城市，虽然人们都知道乞丐是弱势群体，却并不欢迎他们，我们看到装扮成乞丐的小女孩被炸弹炸飞，然后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被顶到了热门。

而最后Christian忽然良心发现，也意识到这种伪善的行为是不对的，他的内心开始有了转变，他故意把包包让一位乞丐帮助看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而乞丐虽然穷但是也没有偷，这个结果让他对人性又再度燃起了信心。

可见人格高下，不是用钱财划分的。

要化解冷漠与偏见的悲剧，爱与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利器。

解读角度四：现代人的救赎之道一个人变得伪善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社会就像一个牢笼，生存就像一个魔咒，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屈心抑志改变自己，为了让自己顺利融入这个大染缸，每个人都被迫把自己染成了整齐划一的颜色。

而自私冷漠的社会氛围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自有其深层原因。

现代人的“罪与罚”如何解决？

是我们应该好好深思的问题。

电影虽然最后没有明说究竟怎么做才算对，但是男主角Christian最后还是做出了改变，他一系列反常的行为都折射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剧变。

他要向自己用冷漠伤害过的人道歉，他不想继续伪善地处世了，他要引咎辞职，然后向世界说出真相。

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女儿们。

他希望做一个好父亲，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伪善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虽然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种回头究竟对不对，值不值得，但是他已经错的太多太久，需要坦率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了。

也许只有坦诚，才是最终的拯救之道。

难民、罗姆乞丐、性别平等、家庭关系、特定阶层的伪装、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公关的悖论。。。

Ruben Östlund在2个半小时中要说的内容太多太多，有些是其从瑞典社会内部看到的问题，有些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投射。

与更有聚焦、主题更脚踏实地、手法更大众化的前作《游客》比起来，本片显然刻意不讨好大众，而是趋向那条众多“装逼”欧洲导演前赴后继、乐此不彼的严肃“政治艺术片”道路，不为娱乐大多数人，而是只拍给“看得懂”的少数人看——只是在穿插冷暖幽默和尴尬桥段时才照顾到我等局外人的观影体验。

一句话，这样的出发点和成品，未受标榜大众口味的好莱坞的青睐自是意料之中，或许也在导演计划之内。

那么Östlund真的是想让大家懵逼吗？

那我们就偏来试试能不能看懂。

难民影片开头，男主角亲历的那场“托儿”行窃记在瑞典这个北欧社会并没有很大的代表性。

说的政治不正确一点，生活在福利社会中的公民还需要去偷个钱包和手机来养活自己吗？

虽然小偷二人组（抑或是三人组？

）一看就是瑞典人，但后来黑人小哥助手帮忙手机定位找到的那栋难民移民楼却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联想和推测。

在这栋楼里群发控诉信的奏效还有之后那个气势汹汹地出现、要找男主角讨个说法并为小哥鄙视自己移民口音愤怒不已的沥青发色小男孩（实在是佩服这位小演员黑帮大佬般的派头和演技）以及男主角对他的态度则将瑞典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展开了。

导演想要让大家思考的问题似乎是，难民难道是所有犯罪问题的罪魁祸首吗？

考虑到前几年瑞典成为全球人均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被不少国外非主流媒体看好戏地按上各种夹杂着恐惧、偏见、幸灾乐祸和别有用心的误报，被天朝人骂“圣母婊”，那么客观地问一句，他们的政府有没有勇气将问题摊开、一分为二的说，而不是一味政治正确以至更加激起非议的逆反心理致使后者蒙头奔到黑呢？

在影片的最后，男主角是不出所料地与自己对难民的嫌隙和解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

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罗姆乞丐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习惯用“吉普赛人”称呼那个似乎只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欧洲流浪民族时，西方早已摒弃了这一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代之以更“人性化”的“罗姆人”。

随着欧盟内部边界的开放，血液中貌似流淌着随遇而安基因的罗姆人自然不能落后于其他因工作、学习、家庭等原因在欧盟内部搬家的公民。

于是乎，只要你两年前去瑞典，几乎在每座城市的每家ICA超市门口都会看到一名坐在门口泰然自若地乞讨的罗姆人。

你说，这让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闻名的瑞典情何以堪？

政府不能下达命令驱赶这些罗姆乞丐，但人们又不能无视这一道道让人尴尬的城市风景。

在影片中，作为从丹麦来的成功移民代表的男主角和这些不怎么受待见的罗姆移民的几次互动就非常值得玩味。

前者是一副西装笔挺的人模狗样，后者则是衣衫破旧的乞丐相。

然而，一开始高高在上的人模狗样却两度被乞丐相强行拉低了姿态。

但导演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讽刺和说教，两个前后出现的不同乞丐的对比像难民一样，将罗姆乞丐问题也一分为二地展开了。

第一个乞丐可以在7-11便利店里向男主角理直气壮地提出点单要求：chicken ciabatta（一种鸡肉三明治），还不要加洋葱。

第二个却在向男主角乞讨遭拒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在他向其他衣着光鲜的商场顾客求助无果后，帮他看管大包小包购物袋，以便他去找女儿。

有了这一对比，你还会觉得罗姆乞丐讨人嫌吗？

是也不是。

就像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一样，没有谁可以一概而论。

性别平等说性别平等这个词可能有点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博弈，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男主角和美国女记者在对两人（性）关系的处理上。

在#Me Too风起云涌的当下——更不用提在以男女平等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瑞典——男主角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揭露的对象：利用自己X-Royal博物馆馆长的地位和身份，诱使与他有工作联系的女记者上床，之后销声匿迹。

但事实上，一边，男主角似乎实在是对自己说不清有多少真实欲望又有多少勉强配对的酒后乱性感到尴尬；另一边，在经历了这段一夜情之后（或者在经历之前就已潜伏着萌芽？

），女记者却对他产生了一定感情，并希望进一步发展。

说到这里，是应该讨论是否更多男性可以有不带情感的约炮，而更多女性则会选择与喜欢的人约？

还是应该探讨某一个性别的社会身份在对异性的吸引力中究竟会占多大的比重，如果再加上有颜值呢？

结果到底是你情我愿，还是权力博弈？

孰是孰非，就和Catherine Deneuve在#Me Too风潮中带头的那股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逆流一样引人争议，也让人深思。

家庭关系影片中男主角和两个女儿的关系让人禁不住联想到讨论两性的家庭责任的《游客》。

在那部前作中，父亲因为在以为要遭遇雪崩时，本能反应地扔下妻子和儿女，自顾自地一溜烟跑了，在剩下的旅程中一直被妻子和一双小儿女嫌弃，整个夫妻关系甚至陷入了危机。

本片似乎是前者的续集，父亲最终没能保住婚姻，在轮到他照顾两个女儿的这一周里，从一开始女儿之间的争吵，到被女上司训斥、被难民小男孩堵在家门口讨说法而对男孩粗暴相向，种种这些都尴尬地被女儿们看在眼里，直到最后他带着女儿主动去那栋难民楼里试图找男孩进行和解，才给他和女儿的关系勉强画上了一个圆圈。

特定阶层的伪装时尚的西装、炫酷的特斯拉，甚至潮流的红边眼镜，都构成了男主角博物馆馆长的社会形象。

但这些华丽的衣着下面，却是一个因为被偷了手机和钱包就把定义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作为工作要务的俗人，一个可以一边在自己博物馆的艺术作品中讨论信任和关爱问题、一边却看到罗姆乞丐就说没带现金的两面派。

插一句，在现实生活中过，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这样的俗人，也当过这样的两面派，无所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而在影片中，以男主角为代表的这个特定阶层（称之为中产阶级也好，精英阶层也好）的伪装在那位猩猩模仿者的酒会表演中被彻底撕开了。

在充满了原始动物性和攻击性的“猩猩”面前，这群衣着光鲜、正襟危坐的客人都在等着用牺牲别人来自保。

在面对某些个体受到攻击呼喊救命时，担心受牵连的周围人的全体噤声或许无可厚非，就像电影镜头一遍遍掠过的那些乞丐和流浪汉，一次次出现的“拯救一个生命”的画外音，如果这些别人的厄运与己无关，那么有多少人会去在意，会主动去伸出援手？

这里再次无关身份和地位。

但影片中另外几处尴尬却是与身份和地位相关的。

当一群VIP前一秒还在或静立或姿态优美地半转身端坐台阶听博物馆馆长发言然后掌声雷动，下一秒换厨师上台就不顾礼貌地乌央乌央散去，致使厨师忍不住大吼一声时，当与“镜子和碎石柱”艺术家的对话被一位所谓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的秽语辱骂不断打断，主持对话的博物馆女士（本人也是被辱骂的对象之一哦）却还要说“无论观点如何，欢迎所有人”，有观众甚至一本正经地向其他人呼吁“请大家宽容一些，那人正遭受神经紊乱的困扰”时，厨师和患者显然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剥开了这群涵养优秀人士虚伪的外衣。

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当代艺术似乎从来就不是以让普通观众看懂为目标的。

影片一开头，女记者对男主角的提问说出了像我这样一向对所谓当代艺术持极端怀疑态度的逆反心理症候群的心声。

她让他解释博物馆官网上的一段话：“Exhibition/non-exhibitionAn evening conversation that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e ‘exhibitab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ness in the spirit of Robert Smithson’s site/non-site. From non-site to site, from non-exhibition to exhibition, what is the topos of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in the crowded moments of mega exhibition?”“展览/非展览一场本着Robert Smithson的场所/非场所精神探索’可展览的’动力学和公共性的建构的夜谈。

从非场所到场所，从非展览到展览，什么是宏大展览拥挤时刻的展览/非展览传统主题？

”这样一段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当代艺术展览的介绍中。

来看看作为博物馆馆长的男主角是怎么回答的吧：“如果你把一个物件放到博物馆里，是否就会使这个物件成为一件艺术品？

”“例如，如果我拿走你的包，把它放在这里，这是否会使它成为艺术？

”这个回答太实诚了！

按照它的逻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例如，在“碎石柱”展区不小心把展览物件（碎石）当垃圾扫掉的清洁工小哥（害得博物馆女士差点要去找保险公司处理），或者那位在观众席中犯病的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也可以是把金发乞丐女孩投入方形并将她炸得粉碎的公关公司，甚至是在酒会上“配合”猩猩模仿者演出的所有在场VIP们。

那么当代艺术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愉悦或刺激观众和消费者的视觉体验，美化或丑化他们的生活，抑或是向当代社会提出实质性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

如果这些效果都达不到，那么艺术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公关的悖论话题性是传媒最喜欢的一个关键词，而投合传媒的喜好又是公关的一大生存技能。

那么如何制造话题性呢？

影片中的两位公关小哥选择了利用女性、残疾人、受种族歧视人群、LGBT人群、乞丐、儿童。。。

这些在社交媒体上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弱势群体。

但这个群体也正是最需要小心处理的对象，因为一旦利用不得当，就会弄巧成拙，沦为政治正确社会的众矢之的，就像影片中的展览宣传广告一样——在把瑞典乞丐小女孩炸上天的同时，也把男主角从受人尊敬的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

但与此同时，由此争议话题引发的大众和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却恰恰达到了小哥们的公关目的。

那么此次公关运动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以上没有将信任和政治正确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导演希望我们思考的主题单独拿出来讨论，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只是因为前者我个人不感冒，后者又太复杂和艰深，在自己没有理清头绪的情况下，不敢造次。

最后说一个电影最让我审美愉悦的亮点，那就是贯穿始终的阿卡贝拉和古典乐相衔接交织的背景音乐——亦庄亦谐，与画面的节奏相呼应，很好地衬托或反衬了视觉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

《The Square》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不是艺术，讽刺它才是没有解说牌和画外音，离开博物馆的艺术品被迫褪去光鲜融入垃圾。

而自视素质高的上层精英，厨师在说什么不愿聆听，只想着自助餐喝酒吃点心。

现代社会的文明说不上不堪一击，就是被政治正确弄得乌烟瘴气，有点窒息。

各界名流齐聚一堂，本是打算欣赏艺术家模仿猩猩，餐厅摇身一变展厅，餐台成为舞台，野蛮的人扮猩猩再出格都是动作表演行为艺术，再无礼只好正襟危坐强装沉默。

影片里类似的讽刺太多，秽语症患者在访谈过程中屡屡插嘴，用难以自控的肮脏词汇攻击着在场所有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演变为忽视多数人的宁静，明明已经难堪不适，碍于政治正确，都不敢提出批评意见，言论自由又何以体现？

当无下限的尊重和包容才是有教养的直接证明，那评判和反对就是所有人被扣上“歧视”帽子的第一步。

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狭路相逢，碰撞出当代艺术最炫目的火花，是直接夸还是先自我审查一番？

这部电影的题眼并不在方形，而在男主角工作的美术馆 royal X, 尤其是中场派对，有位蹭派对路人艺术家说，这里是以前的王宫，国王和王后的寝宫，然后一帮布尔乔亚中产阶层非常享受的在里边喝香槟跳舞，坐在王宫留下来的一张旧沙发上等着排队上厕所。

男主作为大概本剧唯一一个清醒有良知有自我意识的人，还试图附庸风雅弹那张贵族留下来的旧钢琴，然而大家都在忙着玩手机无人理会。

欧洲贵族阶层的集体谢幕，给资产阶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肉少狼多的现代社会，让工薪阶层都如饿狼扑食一般互相撕咬，失去人性。

男主作为一个“上班族”，尽管住着豪宅，开跑车，在王宫里办公，还是摆脱不了被自己同为普通人但不同阶层的流氓欺诈，不得不和黑人移民去讨公道。

呜呼哀哉，这就是一出欧洲的挽歌。

白左是什么？

导演根本不在乎。

美国文化对欧洲的侵入在这部电影里也有表现。

首先“方形”作品的艺术家是美国人，大谈特谈方寸之间的平等和民主，并以美国式的价值观（也是发明者）占据了阐释的话语权。

男主一夜情的行业记者也是一个美国大妞，不学无术，听不懂理论，喜欢写大白话文章，在家里竟然饲养着一个黑猩猩，也是欧洲人（尤其是瑞典这样的老牌贵族国家）对美国人的某种非常下三滥的解读。

男主和这位美国大妞的苟合到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是欧洲告诉美国对不起我们跟你玩不起，你太呆。

男主的女儿干脆就是个拉拉队员，被美国黑人教练主导，完全失去了欧洲精英文化的继承性走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从小培养起来的强烈的竞争意识。

知识分子骂人是真脏真高级，这是我在讽刺电影里最喜欢的一种，一切都对一切又都不对，包裹在“艺术”“上流社会”“政治正确”“言论自由”等诸多文化名词下的荒谬生活。

借着艺术，装置，展览，包装等一切似乎与普通民众割裂开，尤其是跟路边的弱势群体割裂开的元素，发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提问：傲慢的施舍者和嚣张的弱势群体，到底谁更可恨一点？

从开场我就爱上这个片子了，一个是鸡同鸭讲的采访，一个是洗脑又优美的吟唱音乐，直接呈现出了艺术从业者或者说这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人在做一些多么冠冕堂皇又可笑的事情。

紧接着一幕又一幕荒谬的事情在上演，因为自己的善良被偷，因为自己的轻信惹麻烦，便利店的要饭的会要去洋葱，发布会上听到各种污言秽语，卧室里的猩猩会画画，被伤害的小孩会不依不饶，开幕会上的表演会失控，宣传团队的视频只要流量不要素质……所以为什么生活会出现这些莫名其妙，私以为是所谓的施舍者的傲慢成为了弱势的依仗，而一旦弱势群体带着标签胡作非为时，原本的施舍者除了窘迫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如此形成了一个“方形”将所有人框在了这个定式里，一切都变得可笑却无解。

也因此对谈上的秽语症患者，开幕式失控的行为艺术和那个不依不饶要道歉的小朋友的片段让人难以忘怀，711里的不要洋葱的女人也变得典型。

上位者心中想的“我都让步了你还要怎样”和下位者的“我弱我有理你最好宽容一点并且按我说的做”一瞬间让我不知道谁更讨厌一点。

所以到底一直我们说的“正确”错误在哪儿了呢？

当需要被保护的人利用弱势的身份去侵占攻击伤害甚至要求的时候，大家讨论的那个方形中的平等平权就不复存在了，权利的天平根本就是个跷跷板，给强的人会带来压迫，给弱的人会带来猖狂。

所以才说这部影片是我的喜欢的，把问题直截了当的摊开甩到大家面前，你自己看看你到底在天平的哪一端，大多数人在这中间两头跑来跑去，最终不过是被困在一个方形的现代艺术里。

而现代艺术是什么？

大多是自诩艺术家的人的一个对世界的把戏，带点欺骗带点调侃，故弄玄虚的问你懂了吗。

2017年5月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方形》击败《无爱可诉》《每分钟120击》《凭空而来》等佳作拿下金棕榈奖。

2018年1月23日，《方形》和《普通女人》《无爱可诉》《肉与灵》《羞辱》一同提名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足以证明本片在学院派眼中的分量。

电影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是博物馆的馆长，正在策划一个名叫“方形”的展览品，旨在激发参观者内心的利他主义，并唤醒他们对下一代人的责任感。

“方形”不仅代表一个方框，也意味着行为的界限，在这个方框里人们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钱包不幸失窃，而他接下来的反应使得事情变得更坏；另一边，博物馆的传媒代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段病毒视频，使他陷入了舆论漩涡。

多件事情的交织下，克里斯蒂安的内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在“方形”旁边，有这样的标语：方形之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之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也正是克里斯蒂安展览“方形”的目的和初衷。

然而，他并不能真正接受自己推崇的理念。

有人呼吁救助路边的流浪汉，他视若无睹；妇女呼叫救命，他袖手旁观，直到旁人叫他帮忙，他才碍于面子参与进来；他给整栋公寓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男孩多次给他挽回局面的机会，他却不作为；他睡了一个女记者，事后却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清洁工破坏了艺术品，他表示不要通知保险公司，自己来处理；甚至是关于套套的小事，都能争上半天。

正如女记者说的：你真的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我们由此可见，克里斯蒂安有着虚伪、市侩、圆滑、世故的性格，他爱面子，放不下身段，结果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使得事情进一步恶化。

如果他不写恐吓信，而是在公寓挨个敲门询问，虽然不一定能找回手机，但一定不会诬陷男孩；没有男孩的回信，他就可以全心投入工作，严格把关病毒视频，就不会被网民指责，也就不会辞职；他没有诬陷男孩，就不需要向男孩的父母道歉，也就不会错过女记者的电话。

他不敢挨个敲门询问，选择了不用露面的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他因为忙于处理男孩的回信，无暇顾及病毒视频的发布；又因为忙于给男孩的父母道歉，错过了女记者的电话；他顾及颜面，错过了道歉的最佳时机，再次来到公寓时男孩已经搬家，这件事将成为他人生的烙印，跟随他一生直到踏进坟墓，永远失去了被男孩、和被自己原谅的机会。

写恐吓信，就是万恶之源、错误的开端，如蝴蝶效应般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克里斯蒂安一步错，步步错。

而他之所以不敢挨个敲门询问，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算半个公众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

换言之，是身份、地位、形象、面子害了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死要脸皮活受罪”。

而正是辞职以后，他才可以不顾形象地在垃圾堆中翻找男孩的联系方式，给男孩的父母留言，并且鼓起勇气重回公寓向男孩道歉。

尽管男孩已经搬走了，但他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做回自己，不需要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简而言之就是：高处不胜寒，无官一身轻。

其实，社会就是一个巨型的“方形”，方形之内，你受到种种束缚，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但很多时候也会因此让事情变得更坏；走出方形，才能得到自由。

越是有文化、身份、地位的人，越是处于方形里面。

纵观整部电影，你会发现许多人都和克里斯蒂安是同一类人。

博物馆和传媒代理受到流量的束缚，他们为了提高热度选择了铤而走险；下属受到面子的束缚，口口声声说要帮克里斯蒂安送信，结果又临时反悔；下属和克里斯蒂安受到身份的束缚，被飞车党骚扰也没有讨要说法；主持人受到形象的束缚，台下即便有人说脏话也不好意思制止；宴会上的宾客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对“猩猩”动手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对“猩猩”动手。

当大家都动手的时候，又变得不好意思不动手，于是跟着大家一起打“猩猩”。

这就是跟风、盲从，大家怎么样，就跟着怎么样，避免自己与众不同、成为“异类”。

大家都在看热闹，你动手就成了“异类”。

大家都在打“猩猩”了，你不动手就成了“异类”。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不知道想干什么、该干什么，只是觉得不应该和大家不一样，大家在做什么就跟着去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坚持自己的勇气。

这不仅是电影的虚构桥段，更是事实。

艺术家要在商业和艺术找到平衡，电影人要在口碑和票房找到平衡，上班族要在生活和工作找到平衡……总有一些东西束缚着你，让你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

而方形的外面，是弱势群体、儿童、动物。

乞丐无所束缚，敢用不友好的语气乞讨；

儿童没有身份地位的烦恼，敢于跟着父亲一起去公寓；“猩猩”更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拥有了相对的自由，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乞丐不懂礼貌，就会遭到侮辱，叫你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儿童不懂人情世故，就会被批评打骂；“猩猩”不听话，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日月更替，长此以往，结果就是乞丐为了讨饭不得不放下尊严，卑躬屈膝；

儿童会长大成人，被社会磨平棱角，变得圆如卵石；“猩猩”经过千万年从而进化成人类。

走进方形，是一种趋势。

因为社会容不下方形之外的人，世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力，把他们推向方形之内。

但你一旦走进方形，想出来就难了。

因此，方形也是一座围墙，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方形之内的克里斯蒂安被自己的身份所束缚，渴望自由，但等他真正辞职、走出方形以后，仍然需要重新去找工作；方形之外的儿童渴望快快长大，但等他们真正长大、走进方形以后，又觉得还是小时候最快乐，但你已经无法回到童年。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记者抨击克里斯蒂安和博物馆，说他们自我审查、不言论自由。

自我审查是指，发布作品前，先自我鉴定一下是否触及政治、道德、宗教等话题，是否会伤害广告商的利益等等，然后去掉这些部分再进行发布作品，导致了报道的不中立、不真实、不全面、不可信。

我们常常抨击新闻不自由，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完全自由。

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再也无法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仅仅是记者可能言论不自由，全世界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学生不能反对老师，员工不能反对老板，下属不能反对领导，军人不能反对将军……没有人规定这么做，但这早已成为经验和常识，早已深入骨髓和血液。

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幼稚”“不懂事”，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怕。

更为可怕的是，“方形”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

失业者在方形之外，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内；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内；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内；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0万的在方形之内……收入特别高的人，他可能在运动、艺术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运动、艺术领域的佼佼者，也可能在政治、商业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

甚至除了具体的领域之外，方形还可以代表抽象的收入、阶层、社群、行业，以及面子、身份、形象、尊严……方形是相对的，整个世界就是无数个方形构成，我们同时在无数个方形之外，同时也在无数个方形之内。

我们画地为牢，无时无刻不受到方形的规则的羁绊。

每个处于方形之内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解决了这个烦恼还有下一个烦恼。

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世俗之人走出这个方形又会进入另一个方形，永远无法脱离方形的束缚。

只有做到没有世俗的欲望，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

可是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又有多少人呢？

可能只有大师才能做到吧。

金融时报3月10日报道："The dark side of the joke"我是看了这篇采访才对这部电影以及这位导演感到十分好奇的，其中对于“方形”灵感的解读更是令人眼前一亮。

摘抄如下： "The topics that we are trying to deal with are very important but I didn't want to make it a posy, 'important' film, "says Ostlund. The idea came about while Ostlund was making 2011's Play, a seriously unnerving piece based on real-life incidents in Gothenburg in which children were preyed upon by others. "When I read through the court files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bystander effect' was super-strong. There were over 60 court cases and there was just one when an adult actually walked up and asked: what are you doing?" Out of that was born the idea of "The Square", an installation piece that in the film appears outside Christian's museum. "My friend Kalle Boman and I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create a symbolic place that should be like a pedestrian crossing. A pedestrian crossing is a fantastic invention; with a couple of lines in the street car drivers accept with this agreement that we should be careful with the pedestrians. "With 'The Square', if someone goes and stands in [it], then it's my obligation to address this person and ask 'How can I help you?' In a way it was like a traffic sign for reminding us of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here's the twist: "The Square" is not just a plot device but a real functioning piece of public art. In fact, there are four such squares permanently installed in Sweden and Norway. "The police go there and talk to school children about basic values," says Ostlund with some pride. 所以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符号，类似于几条简单的斑马线却形成了司机和行人的默契，“方形”的设定则是其他人有义务主动询问站在方形里的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但同时这个想法估计也只有北欧国家的人能想出来，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隐私到了一个冷漠的地步——联想之前网络上流传的芬兰（？

）人排队两个人能搁出10米远……人口密集度大的地方，大家希望的反而是please leave me alone、呼吁能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要过分“打听”别人的事儿吧

读了“为什么有人会那么讨厌这部金棕榈丨深焦圆桌”的随感，不算事典型影评，更像是观影分享。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读了如上去年金棕榈的圆桌讨论《为什么有人会那么讨厌这部金棕榈丨深焦圆桌》加上认识几位圆桌上的同学，忍不住自搬圆凳挤桌。。。

对于电影，观影前知道是带着争议获得了金棕榈，除外没什么了解。

在英国一直没公映，尽量避免电影相关信息。

今年2月的某一晚，偶然在视频播放网站上看到了资源后点击投影看了大概半小时，这半小时的体验超棒，接着查了档期发现是3月份，决定合上电脑，等几天，把完整的初体验留给影院。

过了几天，到了伦敦市中心最喜欢的Picturehouse Central影院看预映场，影厅几乎满座，观影过程欢笑声此起彼伏，我几乎是全程被嗨到，甚至得刻意控制发出笑声的大小和频度，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看完第一反应是，原来《120击》的金棕榈是输（让）给了此片，觉得还好，如果是输给其他影片我可能都不太服，即使很喜欢《脸庞，村庄》和《快乐结局》。

之后兴奋地跟一同观看的同伴聊，这位牛津毕业，做项目经理的同伴说“是一次很煎熬的体验”。。。

当时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感受，同伴的主要抱怨是认为导演故意让观众难受，而且他是很不喜欢处于尴尬场景下，当无法解脱时就显得很煎熬（用了disturbing, unbearable等词）,与其说是不同想法，更像是不同性格导致的不同体验，就如有些人很喜欢恐怖片，我倒没什么感觉一样，简单讨论后转了其他话题。

对我来说《方形》是近几年很喜欢的《托尼厄德曼》,《她》和《蛮荒故事》的综合版。

电影像《托尼·厄德曼》从头到尾散发着尴尬气质，同时映射了不少西方社会伪善面，或者说是无力感。

展现出不同背景，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片中人物通过艺术馆的展览作品传递着人道主义价值观，还例行买食物给乞讨者，见义勇为保护女性，因通过这些事件中能够履行自己维护的价值观而感到兴奋和自豪，但对救助的对方，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甚至是害怕去了解的，所以在开场事件后熟悉的世界面临一次次挑战和崩塌）；当代艺术的虚和无（当展览作品的一部分被工人情扫了之后，再经过工作人员的复原）；以言论自由，平权的名义，进行绑架，允许或催促部分牺牲的舆论环境；如《她》具备争议性及可看性，之前巴黎的游戏公司自我，冷酷的女老板，变成了斯德歌尔摩的艺术馆策展人，前者一次入室强奸引发，后者是一次手机被偷导致了一系列看似狗血，但很“真实”的事情，片中两位主角均贡献了精彩可信的表演。

记得两年前，观众对《她》的反应也是两极，不少人觉得不舒服。

说到《她》，可谓是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观影体验，是两年前在德彪西厅观看最后一部主竞赛，到之前一直没有特别享受的观影体验，出影厅后，在平时不怎么发言的深焦群里感叹了一句“终于看了部从头到尾享受的！

”段落可比《蛮荒故事》的疯狂和荒诞，每个段落都有高潮和爆发同时，难的是能够窜在一起（虽然有些刻意）。

其中被认为过分荒诞，让观众不舒服的晚宴部分，观看当时让我联想到去年在沙驰画廊看的展，一位行为艺术家一丝不挂，扮成狗呆在房间，好奇的观众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他就时而温顺服帖，时而凶猛狂咬，时而发情乱扑，观众的反应成为表达的重要一部分。

据查，电影中的场景还真是受这位行为艺术家的启发，当时在斯德哥尔摩一次艺术展的开场上，作为开幕的艺术家扮狗咬了观众，不得不叫警察介入，现实中的人物叫Oleg Kulik，电影中人物叫Oleg，这样对比，电影并不算过分荒诞。

Oleg Kulik的The Mad Dog中的行为/艺术让人又联想到METoo运动中的人物，比如哈维，对哈维的行径大家都有些察觉，有些牺牲者早已出现，但大家忍了十几年，直到最近才爆发，哈维从电影之神坠落为恶魔，想起来很荒诞；这次爆发也导致了另一种暴力，运动中的另一著名人物，伍迪·艾伦，他的26年前感情问题“冒犯了大家”，“让人不舒服”，当指控重新被触发时，陆续一些电影人出面划清界限，在一场早已有调查结果，只有三位当事人清楚真相，但罗生门的家庭纠纷中（当时迪伦是太小，很有可能只有Mia和Woody两个当事人清楚真相），没有资格参与的大众，人人都成为法官和陪审团，对指控表态，实施暴力。

如片中展示，当有一位牵头暴力后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加入，不再关心这位邀请过来的行为艺术家的用意，往死里整。

我觉得该片很好地讽刺和预警了，这种大众忍无可忍后再以加倍的暴力报复的现象。

酒会上的行为艺术家让人联想现实中的哈维和伍迪除此外的不少场景跟现实比起来并不觉得很夸张，还挺真实的，接下来的生活中反复被提醒着。

看完电影过了几天后，在西区看Jeremy Irons和Lesley Manville出演的尤金·奥尼尔剧《长夜漫漫，路迢迢》。

当下半场开场不久，前座有位老人开始打呼噜，声音倒不是巨响，但足够让周边人群意识到，有不少人往老人方向看，当时无人提醒，持续了大概二十秒，我就敲醒了老人。

事后让我联想起片中新闻发布会场景的秽言证患者，在平权的绝对化下，保留了该患者在场发表意见（病情发作）的权利，同时牺牲了其他在场观众想跟著名艺术家交流的权利，既然病情发作，其实不如请出场，镇定后再加入交流，对其本人和之外的人都是更好的结果。

片中交流被秽言证患者多次打断再过了几天，在伦敦FLARE同志电影节上，一位加拿大导演带来了很用心记录的“southern pride”，表现了一位黑人女同，一位白人女同，再一位白人男同各自主办小镇上的pride，表现了为同样目的而努力的少数群体内的再分裂，通过小镇反映了美国，再放眼世界，可以看到目前的隔阂现状。

当时映后交流环节，一名白人女观众质疑导演并未对片中白人角色们提出足够的挑战（因为片中白人表现出有些种族歧视），随着这位观众的带头，之后5，6位观众都围绕这个问题挑战，导演控制不住兴奋，跟观众对峙起来，大声答复：“我是在记录事件，没办法参于！

”。

有些人认为能够在伦敦这种最多元的大都会生活，哪一天下午看了场关于美国南部小镇的电影，就觉得有资格指责一生都生活在那的人物，甚至建议导演改变电影结构，拍片方式，这比《方形》片尾的记者发布会还要夸张。

怪不得自称metropolitan elite的人们被脱欧，川普党政的消息到现在，还持续被震惊。。。

自平等的绝对化解读，导致着另一种极端电影中假设的互信互爱，平责平权的空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无边延长的话，就是理想世界，但片中，边长仅限4米，直到电影结尾时这个边长在体操场景下才获得了延伸，好像无力再延伸。

当原本单一文化的社会，逐渐变多元时，相异的群体间对彼此缺乏了解，相处付出的代价让人产生隔阂，短期内信任危机是注定的。

电影很精彩地抛出了种种问题和现象，貌似到结尾无解的时候，导演其实也给出了自己认为的解决方案，片尾男主尝试去寻找小男孩。

重建起码的社会信任基础的过程肯定是复杂和漫长的，但关键一步是大家尝试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而非简单施舍（男主让乞丐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已不同于简单施舍层面）。

我个人觉得是这种努力是消除隔阂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电影也提醒了离开大公司保护罩后，独立的几年生活和搞文化，办展览，开公司开店等折腾过程，及从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放大和接近这座城市的多元外表，就是按国籍或肤色，邮编或阶层，年龄或外表等标准进行的分类，跨类别的沟通难度，逐渐让人漠然，形成隔阂。

也许，这些注定要长期去解决的状况是为了达到起码的多元和平权，而需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只能继续对大多数，谨慎地信任和关怀；跟值得珍惜的少数，一同感受阴沟上方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