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看《一九四二》之前我酝酿好了所有的情绪，可是意外的是整部电影都没有催泪点，虽然天灾人祸的冰冷绝望始终贯穿全片，但冯导并没有把电影基调设定的那么严肃，反而在逃荒的过程中安排了不少诙谐却又心酸的场面来压制泪点，笑中带痛的无奈反而更让观众感受深刻，以至于观影后的这几天脑中频频浮现其中的场景，这种悲伤情绪的厚积薄发不像《唐山大地震》中的肆意煽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过后一想起来就揪心的痛，让观众对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一九四二》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

这部戏里有三个角色令我印象最深，最讨喜的是花枝，最人文的是白修德，最悲情的是栓柱。

电影里戏份吃重的女性角色只有徐帆扮演的花枝和王子文扮演的星星，而徐帆基本上负担了影片所有的“搞笑”戏份，借小米被少东家调戏，逃荒穿红袄为了带喜气儿，她的出场基本都是笑点所在，尤其以那句“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更是笑爆全场，可是笑过之后也会发现这也最为心酸。

电影里一再展现出女性在这场大逃荒里的弱势，为了家里其他人的活命，可以卖女儿、卖老婆，李倩扮演的儿媳妇生完孩子被活活饿死，婆婆的第一反应却是“趁着身子还热乎赶紧给孙子喝口奶”，开头花枝挣扎不从少东家的侮辱，到后面为了两块饼干就可以出卖身体，这都在侧面烘托了时代下的重男轻女和灾难中的人性价值的变化。

在这场大饥荒中，艾德里安·布洛迪饰演的记者白修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亲历灾区拍下灾况，并越级发表，也不会使得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件事，不过可惜的是电影里关于白修德的情节并不多，如果不是看片之前查阅过人物资料，这个角色肯定会被观众略过，变成一个过渡的简单人物而已，不过这个角色找来奥斯卡影帝来演，必定是想像《金陵十三钗》一样用来开拓国外市场的。

张默扮演的栓柱是一个成长的角色，一开始他只是一个莽撞冲动的青年，努力做好一个长工的奴性角色，到后面跟花枝结合后，不再是小姐的贴身保镖也不是东家的赶车工，一夜之间又变丈夫又当爹，一个男人该担当的责任感渐渐出现，他拍掉了救命的馒头选择了闺女的风车，惹怒了日本人被刺刀刺死，死前，他终于不再是个光棍，他是个男人，同时还是个父亲。

电影分了灾民逃荒和国民党政府两条线索展开讲述，只不过两边分配的不是很好，有些情节的切换更是有些莫名其妙，让人情绪跳跃，并且配角众多线索混乱，范伟演的厨子老马和牧师张涵予都让人有些出戏。

不过电影的好多过这些小瑕疵，逃荒路上，人性的善恶展现和政府的忽视掩饰，灾民盼着打胜仗，政府却忙着甩包袱，这些都让人感觉到丝丝寒意，可能碍于审查，片中并没有出现人食人的惨剧，但是军队和灾民争抢马车粮食，政府把死亡人数三百万说成一千六，这却是比人食人更让人觉得恶心残忍！

这次冯导的《一九四二》不仅仅是部电影，他借电影之口重述了历史，也棒喝了当下！

冯小刚的喜剧商业电影，一直很受大家的欢迎，导演总想向大家证明些什么，除了能拍好喜剧电影还能拍大片。

在张导和陈导这样中国大师级的导演拍起了武侠电影时，冯导也拿出了《夜宴》，不过很可惜观众们并不怎么买账。

冯导痛下决心，老子除了拍喜剧片还能拍大片于是就有了《集结号》，虽然《集结号》算得上一部上佳之作，不过离张导的《红高梁》陈导的《霸王别姬》还是有些差距。

一度冯导放下了拍大片的想法重新回到了喜剧商业电影上，又获得了不少的票房，冯导又操弄起了《唐山大地震》剧情还好，就是片名起大了，依然改不了冯导的平日拍片的习惯，商业性广告的插入。

听说拍《一九四二》是冯导多年的梦想，冯导也是新片发布会上反复强调拍此片的艰辛，或多或少想再次向大家证明，老子也能拍出感人至深的经典佳作。

电影开始时范地主家抢粮一事，我想这会冯导有了，不过，我高兴的太早了，接着又失望了，一个关于1942年河南受灾后的故事，被弄的支离破碎。

《一九四二》中众明星粉墨场，让我仿佛回到了《建国大业》，明星扎堆上春晚表忠心，此时明星们是表与冯导的关系多么的铁。

《一九四二》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在逃荒路上的生离死别。

另一条是国民政府，处理河南灾情难民的态度。

正是这两条线索让电影情绪一直被抽离，观众们刚准备好了大把眼泪去同情灾民时，很快的又抽离到国民政府的冷漠中。

还有一些人物总让人很难完整投入到《一九四二》哀伤的情绪中。

像李雪健的李主席一脸苦大仇深忧国忧民的表情一直向我们提醒新中国的《焦裕禄》是个好干部。

陈道明的蒋委员长像每一部主旋律大片委员长一样无法救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只能退守台湾宝岛了。

至于张涵予小安牧师挺二的一角色开始看着挺有戏的，后来怎么就没了，你这打酱油打的也随性了。

当然，还是要感谢三位影帝的演出，表演没有问题，问题是电影人物对电影并没有加分。

或许冯导太想把电影弄得有些国际范，还请来了布洛迪和蒂姆·罗宾斯俩位好莱坞影帝助阵，这两位的加入是不是冯导正向张导喊话，你的《金陵十三钗》只请了一位好莱坞影帝克里斯蒂安·贝尔演牧师，现在我请的可是俩儿，一个演牧师一个演战地记者。

林永健同志在广大河南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就请不要上演大力金刚丸搞笑小品了，没太多意思。

如果把两个半小时的《一九四二》剪成一个半小时张国力版的《活着》，地主老范如同小说《活着》中的富贵送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将会更好看些，电影节情也更紧凑些。

必须承认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的逃荒经历赚走了我的眼泪，正当我大把的眼泪都准备好了时，电影配乐迟迟不来，这是闹什么啊，冯导。

其实，有时感人的好电影并不要拍得那么宏大，观众也不想去了解那些所谓的高层黑幕真相云云，这年头所谓的高层真相总那么的官方，我只想被一个小老百姓的故事感动。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

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

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

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

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

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豫省灾情志略1942，12，1[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1942，12，3豫灾弃婴，捐款救济1942，12，4[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1942，12，5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1942，12，7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1942，12，8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1942，12，10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1942，12，10[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1942，12，11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1942，12，13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1942，12，14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1942，12，15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1942，12，16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1942，12，18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1942，12，19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1942，12，20[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1942，12，21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1942，12，28豫枪决污吏1942，12，29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1942，12，29[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1942，12，30国际友人协赈豫灾1942，12，31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

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

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

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

《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

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1942，9，12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1942，9，15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9，30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1942，10，2宣慰豫灾民1942，10，7查勘豫灾1942，10，8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1942，10，25豫灾民移垦1942，10，29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1942，11，5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1942，12，3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1942，12，10振济豫省灾民1942，12，28豫省灾荒目睹记1942，12，28天寒岁末念灾黎1942，12，28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

’”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

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

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

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

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

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

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

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

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

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

详情可见上期专题。

[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

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

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

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

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

”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

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

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

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

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

……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

”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

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

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

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

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

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

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

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

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

“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

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

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

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

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

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

……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

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

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

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

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

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

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

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

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

……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

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

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

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

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

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

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

（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

（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

”（《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

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

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

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

”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

”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

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

”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

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

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不是。

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

不是。

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

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

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

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

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

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

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

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

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回到冈村宁次。

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

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

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

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

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

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

”（《山西通志》）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

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

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

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

”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

”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

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

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

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

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像大饥荒、大屠杀这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灾难，拍成电影是很难的。

以前类似的影片有两种类型：1，是用一个“故事”拯救或逃避这种难以接受的真相，例如《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

2，是像纪录片一样解释这个惨案发生的社会、历史、宗教等背景，例如《卢旺达饭店》（当然本片也是“故事”片）。

究其原因，就是在处理这种真正“恐怖”经验时的无能为力，所以要么采取“神话化”，要么采取“理性化”，好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好让观众能接受。

第1种，把大屠杀置于类似希腊神话里“命运”一样境地里，大屠杀其实是不在场的，观众关心的是辛德勒、那对父子这样的“英雄”是怎样表演的。

第2种，把大屠杀置于显微镜下，科学地分析各种成分和构成。

但这些都不是诚实的态度。

诚实的态度应该是“我实在理解不了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无法处理这样的经验”。

所以只能表现这是一种“绝对的恐怖”，这种恐怖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不能把主人公“神话化”，把“恐怖”悬置在一个抽象的背景里；同样这种恐怖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给它做一个的社会-历史-经济学分析。

因此诚实的态度，就是把观众也置于“绝对的恐怖”里，给他们展现各种无法忍受、无法解释的真相，各种血浆四射和丧尸暴走。

所以我的观点，和豆瓣最受欢迎影评刚好相反，冯小刚不是太血腥，而是太收敛，太试图“告诉观众点什么东西”，其实面对饥荒屠杀这样的处境，不用说什么，也说不了什么。

当然前提是明确告诉家长别带小孩来看。

同样是惨字当头的电影，拍天灾比拍人祸存在某些优势。

从观众心态来看，同类相残总给人莫名的恐惧和抵触，老天不是人类，“杀”起人来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冲击。

经典的恐怖片多半是描写人（或鬼）害人的，凶猛动物、天外来客唱主角的占少数，人最害怕的莫过于人。

因此在同样的尺度制约下，天灾片可以顺理成章拍的更用力一些。

从画面的表现力审视也是如此，在有电影分级制度的美国，《2012》一个巨浪打来葬送千百条性命，仍能作为PG-13供初中生观赏，而《黑鹰计划》里出现一个炸断腿的士兵，毫无疑问上升到未成年不宜的R级。

单从情理分析，明显是前者的牺牲大得多，但画面却远不及后者有惊悚感。

天灾片通常在视听方面尺度不大，但如果处理得当，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能造成比后者“惨”的多的心理效果。

冯小刚拍《一九四二》，是典型的天灾。

他善用天灾这一“低投入高产出”的优势，无需真作“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全景式画面，就成功攫住了观众的共鸣。

同是天灾，饥荒比《大地震》更易牵动人心，因为那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希望一点点被剥夺，生命力一点点被抽离，有山穷水尽的绝望。

而地震虽猛却只在一瞬，后面描写的全是余波，再怎么费劲煽情，仍不免被嘲讽为室内剧。

《一九四二》里也有人祸，但用的都是“天灾式”拍法，日军空袭，人群中爆炸四起，屠人者与被屠者在空间上存在距离，民国官员腐败，置人命于不顾并借机敛财，是借助程序执行的杀人于无形，人剥夺他人性命的意味被淡化了。

逃荒沿途，有名有姓的角色死了不少，不乏镜头重点关照的，但无一达到《金陵十三钗》受虐而死两女子那般触目惊心。

无声无息甚至无人察觉的死亡，是乱世中生命贱如蝼蚁的真实表达，看着无比揪心，没有《金陵》那两个画面的反胃，这是冯小刚的分寸感。

他唯一的失算的是几名主人公到了后半部仍脸部丰满红润，丝毫不像经过数十日饥饿摧残。

拍摄时不可能没想到这个，通过化妆和特效也并不难实现，估计他还是希望克制，不让一群瘦骨嶙峋的男女吓着学校包场的小学生们，谁知恰逢同期有个也讲饥饿的《少年派》，被用心的影迷抓住了把柄，十分冤枉。

片中几乎没有叫人不忍直视的残酷画面，震撼依旧，留白手段用的高超。

90年代以前大家看战争片，总觉得已惨烈非凡，直到一睹《拯救大兵瑞恩》断肢横飞、肠子外流的抢滩士兵，才惊觉之前的作品多是净化，评论界一度大惊小怪，叱责斯氏将暴力拍的太真实，殊不知是因为老片大多留白不够，才使没有心理准备的观众吓了一跳。

《一九四二》的留白充分发挥了冯小刚特长。

有网友说本片太工整匠气，缺了冯氏标签，我坚决不同意。

君不见惨绝人寰到了极致，便诞生种种荒诞：“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我也要喝猫汤”，“大年三十卖闺女”，“吃得太饱蹲不下来”，不能自医的医人者，吸死人奶的婴儿，没被划入“灾区”而无缘救济、哭笑不得的灾民。

影片生动的展示了当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受到严峻挑战，人性会被扭曲到何种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是手捧爆米花坐在温暖影院中搂着恋人的观众无法想象的。

制造这种极端环境下的黑色幽默，正是冯氏专长，每一处都成功引来此起彼伏的笑声。

不必据此苛责观众没有同情心，根据心理学研究，如果电影一味描画血腥惨烈，观众感到巨大不适，反而会出于反感而强迫淡忘，因此即便是苦难，也是笑过了才更记得住，笑中带泪的卓别林经久不衰，是个例子。

假想有人不顾商业回报拍同一个故事，直观再现骨瘦如柴的尸体、人兽相食的惨状、日机轰炸后遍地的血肉碎块，恐怕也不会比本片多几分悲切，顶多具有“禁片”般的猎奇性质，好比老战争片如果暗示够多，《大兵》的逼真就不会让人惊惶失措。

我不喜欢《集结号》和《大地震》，惟独对《一九四二》颇有好感，这次冯氏将喜剧特色和悲剧情怀做了嫁接，靠隐藏在画面外的东西打动了人。

有人指责冯小刚拍了这一场大饥荒却不拍另外某一场，在我看来，这就像质问斯皮尔伯格为何拍诺曼底登陆却不拍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样无理。

且不说导演有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使他拍了苛求者热衷的那段历史，总会有更多的人抱怨为何不随己愿。

何况片末已经足够明确的暗示，历史的车轮不止一次碾过同一个坑，虽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但那颠簸带来的阵痛却是相通的，真要怀念，要反思，要温故而知新，一片足矣。

一部优秀的历史片，其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还原逼真的历史，而是抒发对历史的想象和见解，提供发人深思的价值观，与当世形成某种应和。

如果只是要普及历史知识，或揭一揭苦难的伤疤，与其拍电影，还不如制作一套纪录片，在央视黄金档播出。

文/方聿南

该片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

电影的主题是“人”，是千千万万的最广大人民，他们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他们像大地和大海一样默默地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影片结尾，失去了所有亲人的老东家，碰到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老东家认她当了孙女，他们成了亲人——当老东家拉起小女孩的手，沿着山路往故乡走时，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得到了最有力的阐释。

《一九四二》是一部温暖的电影，这部电影没有悲观，而是相信人性的温暖，给人往前行进的力量，哀而不伤。

我承认，我不喜欢冯小刚最近的好几部戏，尤其是《非诚勿扰》系列，北京中产阶级的臭毛病值得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嘛？

我也看过对《集结号》的批评，什么把革命转为温情之类的，文章不少。

《一九四二》呢？

至少我看到了好几种评价。

多是纠结冯小刚是不是尊重了事实。

其实，这个问题重要吗？

在这么个档期，有部片子还愿意提醒着吃饱了人们，很多人曾经饿死了，这个意义还不够吗？

是啊，他是贩卖了些什么，但是相比于去胸展看车，这三十块钱的票价不是更有意义一些？

看完了能留下什么呢？

左派的洁癖总是没个完。

但是，至少要有！

难道只能是《少年派》的虚无讨论？

只能是《泰囧》娱乐至死？

好歹，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能不能多想想？

当真是要这样混下去才能活下去么？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

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

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

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

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

今天刚刚看过《1942》，有种情绪抵在胸口，想和人交流。

来到豆瓣看影评，诧异，然后是深深的失望。

那么多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在那里恶评，声称着坚决不会去看却打了1分。

这个分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抹黑？

豆瓣什么时候失去了公允而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主流，真是让人失望。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

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

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

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

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

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

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

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

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

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

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

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

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

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

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

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

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

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

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

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

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

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

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

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

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

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

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

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

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

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

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

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

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

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

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

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

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

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

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

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

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

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

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