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将军：“如果政府与民众不信任保卫这个国家的军队和他们的领袖，那么谁来保卫这个国家？

交给别人来保卫好了！

”律师大吼：“这是一场政变吗！！！

”只有理解这一幕场景，才能真正理解这部电影和德雷福斯案。

因为就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五年前，前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在保王党和军方的支持下进入国民议会，意图颠覆共和政府的阴谋失败。

以保王党、军方、天主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阴云仍然笼罩在巴黎上空。

德雷福斯案件中率先发难的军方和教会在舆论上的大肆活动引起了左翼共和派的不安随之支持德雷福斯来进行对抗。

到最后，德雷福斯案件成为了法国左翼与右翼的大混战，从左拉到都德，从饶勒斯、克列蒙梭到莫里斯莫拉斯，这场大论战引起了第三共和国深刻的社会分裂危机。

那德雷福斯呢？

当时法国社会评论家说道：“已经没人在乎德雷福斯是不是有罪了。

”电影中，德雷福斯被告无罪后，已经晋升陆军部长的皮卡尔准将拒绝了他的要求。

大家只关心政治立场，关心的是共和国，关心的是军队的荣誉，不关心一个犹太人有罪与否。

“xx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

“大家只关心性别立场，关心的是metoo，关心的是女性的权利，不关心一个犹太人。

”这才是波兰斯基想说的话，这才是电影后半部分让人难以琢磨的剧情跳跃，结局仓促，似乎言之不尽的原因吧。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

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

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

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

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

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

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

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

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

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

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公众号：抛开书本法国时间2月28日，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宣布结果时颁奖现场有部分女影人退场表示抗议，其中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主角阿黛拉·哈内尔，以及多位女演员。

事实上，在凯撒奖刚公布提名时，就有不少团体抗议波兰斯基和他的作品入围，而当晚包括罗曼·波兰斯基在内的《我控诉》的主创人员均没有出席典礼。

颁奖典礼上，宣布最佳导演奖由罗曼·波兰斯基(《我控诉》)获得后，《燃烧女子的肖像》演员阿黛拉·哈内尔迅速离场，并怒喊“恋童癖万岁，干得好，恋童癖！

”导演瑟琳·席安玛和演员诺米·梅兰特也随她离开。

另有多人离场，场馆外有不少人举着火把示威，抗议凯撒奖，场面一度混乱。

同时安排的颁奖人是一名性侵受害女性嘉宾，哈内尔公开过自己被《恶魔的孩子》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性骚扰的经历，从她12岁持续到15岁。

现年87岁的罗曼·波兰斯基曾于1978年被美国司法机构认定强奸13岁少女萨曼莎·杰默，此后他逃离美国，至今仍被美国通缉，不能入境美国及其他与美国有引渡条例的国家。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女性指控波兰斯基在过去几十年有过性骚扰行为，但波兰斯基否认了这些新的指控。

尽管出现如此尖锐的争议风波，《我控诉》在本届一举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服装设计三项大奖，最佳影片大奖花落导演拉吉·利处女作《悲惨世界》，也是今年代表法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竞争之作。

而此前大热入围提名的《燃烧女子的肖像》最终只获最佳摄影奖。

法国凯撒学院奖董事会的21位成员将于2月28日凯撒奖颁奖仪式后集体辞职，然后将进行自我改革，重新选举成员。

早前，有近400位电影界人士，包括影星蕾雅·赛杜、 奥玛·希、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埃里克·托莱达诺等曾签名请愿要求凯撒进行彻底整改。

这不是第一次波兰斯基引发女性抗议了。

2019年八月末威尼斯电影节，开幕伊始话题几乎被波兰斯基垄断，消息传来令国内影迷错愕不已。

开幕评审团新闻发布会上，本届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和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回答记者关于波兰斯基强奸幼女案件和影片的关系提问时，出言产生分歧。

马特尔：“我本人并不会将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完全分开来看，因为没有哪位导演是完全透明的。

我不会参加电影节为波兰斯基举办的晚宴，因为我还代表着在阿根廷还在反抗和奋斗的女性们。

因此我不会祝贺他，但是电影节选择他的电影当然是正确的。

”她又说道：“因为这至少带来对话，而且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已经有了法庭审判，接下来对导演应该做什么？

拒绝接受他参加电影节？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但我们必须和他展开对话，没有比电影节更好的地方去进行这样的沟通和对话了。

”巴贝拉：“这是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将导演声誉纳入特别考量，而是觉得应该将导演作为艺术家和生活中人的身份分开来评价。

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的指控就忽略他作品的天分，波兰斯基作为导演的才能在今天世界上实属罕见，我们不能等100百年后，才来承认他的作品和成绩。

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文/东SIR我无法审判他犯过的罪行，我只是个电影评论家，并不是生活或者法庭的审判者。

在我看来，电影观众也应该持有这一态度。

”马特尔言语传出，影片制片方马上表示除非其澄清言论，并明确表示本片将得到公正的评审，否则考虑撤片。

之后马特尔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会对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和其他主竞赛影片一视同仁，还表示她的言论被“严重误解”了。

该片的制作方表示接受道歉，事件才得以平息。

这实际上不是波兰斯基事件第一次在世界影坛掀起滔天巨浪。

十年前年苏黎世电影节宣布将授予波兰斯基终身成就奖。

2009年9月27日波兰斯基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到苏黎世准备接受颁奖时，才下飞机就被扣押，美国政府要利用这次机会在有司法引渡关系的瑞士抓捕波兰斯基。

消息传出来，世界震惊。

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大卫林奇、王家卫等一百多位世界著名电影人联名发表抗议信。

那届苏黎世电影节全体评委戴着“释放波兰斯基”的红色臂章出席开幕式。

600多名影迷聚集在影院周围抗议，要求释放波兰斯基。

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联合对瑞士政府开展外交斡旋。

（波兰斯基有法国和波兰双重国籍）法国文化部长发表公开讲话：“波兰斯基是法国的骄傲，法国不会坐视。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表示关注此事。

最后，瑞士政府驳回了美国政府的引渡申请，还给了波兰斯基自由。

如此兴师动众又如此对波兰斯基阴魂不散的究竟是什么事呢？

先说其人，父亲是波兰犹太人，却信奉不可知论。

母亲出生在沙俄，却信奉天主教。

他们婚姻的结晶波兰斯基生于法国，这造就了日后波兰斯基电影里景深处的斑斓。

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们举家回到波兰。

后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

母亲去了恶名彰显的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出来。

父亲和小波兰斯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侥幸躲过了焚尸炉。

波兰斯基中间逃出了集中营，在各地流浪。

这段黑暗的经历波兰斯基很久不愿面对。

传说《辛德勒名单》开始属意的导演是波兰斯基，波兰斯基回复斯皮尔伯格说他还没准备好面对那段黑暗。

而等他准备好已是将近十年后了，2002年波兰斯基才推出他关于犹太集中营的电影《钢琴家》。

波兰斯基有着电影天才。

长片处女作《水中刀》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而后的几部电影也都获得成功。

后来他辗转到了英法，1965年凭《冷血惊魂》拿下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1966年凭《荒岛惊魂》拿下柏林金熊。

感情上也邂逅了美丽的美国女演员莎朗-塔特。

去好莱坞后《罗丝玛丽的婴儿》也一举成功。

一切似乎长夜将尽。

然而凛冬又至。

1969年的8月9日，波兰斯基在英国工作，有8个月身孕的莎朗和4位朋友在家欢度周末，然而飞来横祸，后来到案发现场的警察看到一条从屋顶挂下的绳子勒死了莎朗和她腹中8个月的胎儿；4位朋友也都死于非命，死相极惨，其中二具尸体，分别中51刀和28刀。

事后周围邻居回忆91米外的邻居听到传来一些零星的枪声。

1.6公里外露营的听到了凄惨的呼叫：“噢，上帝，不，不不……”后来凶手曼森家族说是因为《罗斯玛丽的婴儿》亵渎了他们的神灵，才下此重手的。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欧洲媒体笔下的悲情天才。

波兰斯基悲痛欲绝，为缓解痛楚。

以250美元每小时的天价跟莎朗介绍认识的李小龙学习中国功夫，但显然中国功夫不是疗伤良药。

波兰斯基沉湎于美酒和女人。

一时间美国报纸上充斥着波兰斯基骄奢淫逸的报道。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美国民众眼中的花花公子。

强奸幼女案发生在1977年3月的一天，穆赫兰道杰克尼科尔森私宅的泳池。

女方为当时年仅13岁的萨曼莎盖曼。

对于事件发生双方说法不一，波兰斯基说对方发育成熟、动作熟练，不像未成年。

（波兰斯基这方面可能确实没有太在意年龄，后来他和娜塔莎金斯基发生关系时金斯基才16岁，只是《苔丝》的成功，让金斯基对波兰斯基始终心存感激，没有追究罢了。

）女方却说是被迫的。

但不可辩驳的是事发时波兰斯基诱骗女方喝下了有安眠酮的香槟酒。

波兰斯基只能认罪。

进入司法程序后，波兰斯基的律师是道格拉斯达尔顿，女方的律师是罗杰古逊，二人都是处理此类案件的高手。

一番寸枪舌箭双方达成缓刑协议。

然而很不幸，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劳伦斯特里邦德。

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喜欢成为中心人物的法官。

再加上波兰斯基在美国民众中花花公子的口碑发酵，劳伦斯特里邦德断然拒绝了协议，放话要把波兰斯基投入监狱100年（有说50年的）。

波兰斯基闻讯大惊，连忙跳上汽车直奔机场买了一张机票飞往欧洲，至今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土地一步，哪怕1981年凭《苔丝》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2003年凭《钢琴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亦不能回美国出席颁奖礼。

波兰斯基回到欧洲后，悲情天才的人设开始起作用，加上法官在处理上确有瑕疵，所以他和他的电影在欧洲受到很好礼遇。

在2002年凭《钢琴家》拿下金棕榈、英国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2010年凭《影子写手》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2011年凭《杀戮》拿下威尼斯电影节小金狮奖；2014年凭《穿裘皮的维纳斯》获凯撒奖最佳导演，影片在欧洲三大、凯撒奖、戈雅奖、欧洲电影奖中更是多次入围。

然而他在美国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哪怕后来受害方要求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没获得美国司法的免罪。

这就是波兰斯基的悲剧人生，这里面有命运对他的不公，确也有他犯下的错误。

作为影迷我们对他直接的认识就是他惊人的电影才华，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的黑暗。

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波兰斯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上每个人也是复杂的。

我们很少遇到完美无缺的圣人，我们也不太可能遇到十恶不赦的恶人。

我们自身的知识亦有限、精力亦有限，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整的评判这个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是困难的。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如波兰斯基的司法问题就交给专业的司法人士来解决，既然专业的说在欧洲因为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他不需要服刑，我们就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然而他的电影才华为这个世界创造的精神营养应该是属于全世界，每个热爱电影的人都应该给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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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

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

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

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

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补充：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

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

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

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

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

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

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

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

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

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

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

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

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

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法国和美国人际关系也很类似，男人之间很直接，直接提出自己的想法，但也有分寸，尽管不喜欢，但是会控制情绪，也有正义感，最后的结尾比较的真实，如果是中国人面对自己的恩人，肯定都要跪下来感谢，但是法国人不是这样，反而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都相信正义，就像那个犹太人说的，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大家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都深埋在心里面，1900时代的法国感觉很文雅，自由的确是法国的基因之一，决斗反映了法国人的勇敢和对荣誉的追求，欧洲内部和美国文化差异其实很小，从这部电影来看，确实是一家人，一个文化传统

5星，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电影。

作为一部已历史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故事情节高度还原，功过是非已经盖棺定论。

仅拿这部电影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影片里无处不体现着拍摄精致的质感，人物场景精心的考究，透露着艺术气息的匠心。

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观感极佳，并带着一股70年代胶片电影的古典风。

至于人物，只能说殊途同归，都是想维护国家的正义，军队的荣耀。

有的人想排除异己，遮羞蒙弊。

主角则想伸张正义，公正对待。

但还是保留了个人看法。

我能同时理解双方的做法与出发点，只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结局也不可能完美。

即使才华横溢如本片导演的人，也无法掩盖污点，这就是人生。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

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

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

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

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

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

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

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

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

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

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

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

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

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

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

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一是反犹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

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

”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

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

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

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

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

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

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

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

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

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

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

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

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

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

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

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

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

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

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

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

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

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

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

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

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

”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

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

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

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

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

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

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

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

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

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

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

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

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

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

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

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

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

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

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

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

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

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

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

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

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

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

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

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

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

”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

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

左拉予以严词拒绝。

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

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

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

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

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

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

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

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

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

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

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

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

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

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

”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

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

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

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

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

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

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

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

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

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

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

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

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

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

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

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

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

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

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

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

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放硬盘里几年了都没舍得看，毕竟罗曼波兰斯基已经那么老了。

拍一部少一部。

今天终于给看了，毫无疑问的满分。

摄影，构图，服化道，化妆（包括符合时代气息的胡须与发型），对白，演员的表演，选角。

剧情的推进和叙述，分镜，叙事节奏。

反正恕我愚笨，挑不出来任何毛病，而且也很欣赏和喜欢。

只是法语总是听着不如英语习惯和舒坦，虽然英语我也听不懂，啃不了生肉，但实在看多听多习惯了。

里面颇几句金句对白。

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上校和情人告别前说，说不定自己会也关去魔鬼岛，上尉会高兴自己去作伴时，噗嗤笑出声来，幽默呀！

冤案！

冤案！

冤案！

果然全世界绝大多数腐朽没落的官僚系统都一样，用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掩盖最初的谎言，就是不肯承认错误并揭露真相！

当上校在办公室对诡辩的胖少校说，那是你的军队，不是我的。

当上校对上尉的弟弟说，不要谢我，我只是遵从我的良知时，真的是要拍案叫绝！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

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

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