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另一面

世界很大 属于你的地方却不多

最近网络上的新闻热点，都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

网上七嘴八舌的声音，大多都是逞一时之口舌，光顾宣泄个人私愤。

民众的情绪就像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无数人，四处冲撞后，忽然转眼就溃散了，销声匿迹。

面对生活的阴影，一味的愤怒，似乎变成了最无力的。

过多的情绪让人迷失，遮盖了事情本身，甚至制造假象。

面对生活的不幸，我们总是习惯先看见不幸，而忘记了还有生活。

如何在不幸的生活里活着？

这其实是每个人，甚至是每个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电影《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讲述的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故事，但是它并没有仅仅止步于不幸，而是回到生活来展开探寻，如何在不幸的生活里自处？

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很多，理由也各有不同，我欣赏的则是它的克制，模糊的情绪，清晰的故事，深刻的悲悯。

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如何获得幸福？

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芬兰，北欧，这块几乎可以被认作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一个叙利亚难民哈勒德穿越生死来到这里，却发现世界的另一端并没有天堂在等他。

电影中哈勒德和来自伊拉克的朋友在天台上有一段对话，对方说“要假装快乐，悲伤的人会首当其冲地被送回去，但不要在大街上笑嘻嘻，也会惹上麻烦。

”哈勒德困惑不已，反问道：“那我到底是该笑，还是该哭？

”“以后你会知道的。

”笑不一定是开心，眼泪背后也不全都是难过。

在生死面前，为了活着，哭和笑都只是配合演出。

电影后半段哈德勒说自己喜欢芬兰，但是现在他想离开。

一个异国的没有身份的人，在这个国家只能活在暗处，见不得光亮。

芬兰人经历过战争，拥有过自己的难民，他们对这些不会忘记，可是叙利亚的战火和死亡，对于他们也只是电视里平面化的图像和数字，隔着屏幕而没有温度，援手也只能化作一个远远的摆手。

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是哈德勒谈起自己流亡的路费8千美元是汽修老板的资助，他是自己的准岳父，女儿却在战争初期就死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在想两个同样经历惨痛的人，因为同为不幸者，而有了同情之心。

只有拥有共同的情感，才能建立真正的同情。

没有硝烟的天堂也能充满陷阱和敌意，而战火中废墟里同样也有令人怀念的问候。

战争与和平有绝对的界限，一线之隔就是生死的差别。

而善与恶，从个人到国家却没有绝对的区隔。

哈德勒可以从叙利亚逃往芬兰，从死逃向生，却没有办法从不幸逃往幸福，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条边界，可以如此明确地划分。

这才是不幸的人生。

我喜欢这部电影中对音乐的安插方式，总是在音乐响起不久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演唱的人。

当音乐起，人物随着歌声到达下一个转场，就像是冥冥之中的某段人生指引，唱着你此时的心绪，带着你前往未知的他方，不知何时音乐会再落下，你会在哪儿停下。

流亡的旅途，漂泊的人生，电影最后，哈德勒负伤躺在树下，没有结局，你却知道故事已经结束。

在《希望的另一面》中，有一个文本性很强、颇值得玩味的段落：当主角阿里面对警员（同时面对镜头），将自己的逃亡经历娓娓道来时，看电影的我们和听故事的女警员形成有趣的呼应：两者同为叙述的受众，在一定距离外审视着故事，并在心中作出自己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看，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似乎抛弃了摄影机的“纪录”属性，若有若无地出现在影像与观众的中间，而摄影机化身成类似小说中“叙述者”的角色，从而使电影散发出迷人的文学意味。

可以说，即使不看影片的政治色彩，阿基的发挥也无愧于这座银熊了。

《希望的另一面》是一个与难民有关的故事，而难民问题已成为近几年各大电影节的热门话题。

然而，处理电影艺术与政治主题的关系一直是令创作者感到棘手的难题。

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他实际上对一切艺术形式，尤其是电影，提出了一种战后语境下的质疑。

这里的困难在于，一方面，影像的真实时空属性使电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感召力与宣传力，从而令一切现实主义都可能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可另一方面，背叛真实便是背叛电影本身。

那么，电影如何通向奥斯维辛？

至少在戈达尔眼中，战后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都在“通向奥斯维辛”的道路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的《电影史》阐释的就是这段历史。

而如今，接力棒交到了阿基的手上，他就像一位集大成者（当然，他自谦地说这只是“借鉴融合”），借用前人的衣钵生成了自己的风格：冷幽默又不失温情，优雅却直击现实。

“阿基氏冷幽默”体现在演员调度上。

特写镜头中演员时常出现的木然表情与近景镜头中略显僵硬的肢体动作“相得益彰”，这种“拙劣”的表演往往造成零点几秒尴尬的沉默。

这尴尬恰恰是幽默感的源头，使人不得不想起雅克·塔蒂和他的于洛先生，而这种“无表演”的表演又隐秘地联系到了布列松甚至是小津对演员的调度。

在这里，当演员成为模特甚至容器时，他们的表演宣示了影片的寓言属性和一个潜在的叙述者，而影像也因此具有了文学属性，映射其所指。

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阿基眼中的芬兰人民和欧洲难民的“众生相”，也感受到他对政府道义责任的追问，对难民群体的同情与尊重，以及对芬兰大众高尚人格的敬意与信心。

而通过上述表演上的风格化处理，阿基既成功地绕开了《我是布莱克》所遭遇的关于人物脱离叙事链条后其普遍性是否成立的质疑，又避免了类似《山河故人》一样追求宏大叙事导致人物扁平化的困境。

总之，阿基用它的风格化作为“护身符”，成功地回应了阿多诺的诘问。

值得说明的是，阿基镜头下的演员继承了布列松的疏离感，却无意于继承其冷漠感。

相对于布列松对演员表演的“压缩”，《希望的另一面》中演员的动作笨拙却清楚地展现目的，仿佛是厌倦于语言交流时的虚伪和迂回，才选择用动作“直抒胸臆”。

在这样的调度下，人物也被带上了淳朴、坦诚、善良的性格特点，连“抽提成”这种不太光彩的举动也透出一股憨厚。

至此，阿基的演员们终于完成了其使命：通过（无）表演展现人物个性，并以自身为载体，将这些元素通过寓言式的指代，投射到整个族群。

事实上，这种风格化的处理方式在影片中前后呼应，处处可见：影片中餐厅、酒吧、音乐等元素的重复出现，单调“无聊”的特写与近景镜头等，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导演的坦诚与克制。

其坦诚在于用极简的形式来“暴露虚假”，而其克制在于通过暴露虚假来创造间离感，推开观众，远离廉价的煽情。

可以说对于“难民问题”这种大热题材，这种距离是优雅且必要的，而这种运用镜头进行的“书写”活动，也让阿基的虚构获得了现实关怀——观众对故事的真假并不拘泥，且会认为这是对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真实在“虚假”的基础上，得以在电影中重构。

然而，当我提到导演“似乎抛弃了摄影机的纪录属性”时，需要强调的是，阿基绝非“背叛了电影本身”，而影片的另一大魅力所在，恰恰是其在“暴露虚假”的同时，精心地保留住影像的现实特质， 将这个“寓言故事”从空洞扁平的“符号化”陷阱中拉了回来。

在《希望的另一面》中，阿基巧妙地做了与德·西卡相似的处理：他小心翼翼地“安排”情节，让事件间的起承转合绕开戏剧化的因果律，并加入大量诸如去酒吧听歌、将餐馆改作日料店的“闲笔”。

当我们沉醉在北欧味十足的轻摇滚旋律中时，影像亦得以保持真实事件全部的“具体性，独特性和事实的含糊性”，其力量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这种自然的、随着时间流逝而“偶然地”观察事件的美学无疑来自新现实主义的遗泽，而阿基在此基础上，可以说是推陈出新，更近一步。

如果说《偷自行车的人》用影像“观察”到了某种现实，那么在《希望的另一面》中，阿基则是漂亮地将“观察到的现实”进行风格化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一层指代意义上的现实。

这种用“真实重构真实”的风格化处理无疑获得了丰富的美学效果，即作为一个左翼艺术家，对政治进行批评与讽刺的同时，也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创作者，用影像凸显出人性的高尚和希望的光辉。

原载http://www.sohu.com/a/200672325_176400，有删改

小津安二郎、罗伊•安德森和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角色人物的表演都可以用“僵硬”来形容，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小津安二郎的是“僵而不硬”，演员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带浅浅的笑，没有大的感情起伏，面部表情变化很小，其背后蕴藏着些许无奈，但保有温情，小津的风格完美体现解构主义的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无指向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锚定，但细品觉涵义隽永，他的影像中最平淡的生活原生像却使观者有其各自的解读和感悟，孰对孰错本无定论，生活的真谛在被濒临把握时又被重新解构了，导演没有有意识地传递给观众以某种意义，因为传递的信息不是导演艺术的单一表达，而是日本家庭文化的各种冲突的体现；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是“硬而不僵”，剧中人物面部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双唇紧闭，言语交流生硬而缺少感情，语言交流剔掉所有无用寒暄的修饰枝节，减除圆滑、世故的用语和行为，这样增加了交流的有效性，去除了表达的多义和含混性，阿基的影像特质是结构主义最好诠释，人物关系看似松散、孤立，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严实、紧密的整体，孤独的个体也是社会整体的镜像和浓缩，个体是与他人的同一合作中形成并不断地完善自我；而罗伊•安德森的是“既僵又硬”，人物面部涂上油彩，已难看出喜怒哀乐，他们行动迟缓如僵尸，去情感化的生活呈现出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氛，安德森的影片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被抛，沉沦和向死而生。

阿基的影片以七十分钟左右居多，但这部影片却超过了一百分钟，算是阿基影片中的一个异类。

阿基电影的一大特色是色彩的运用，他的色调是暗色系的，忧郁的，古典而怀旧的，大范围的偏暗色块运用衬托着人物角色与现代时代的隔离与滞后感。

影片色调非常贴合西班牙画家里贝拉画作的暗色调，阴郁而庄重，但影片的内在形式却是印象派的，导演主观经验来迅速捕捉生活瞬间，影片呈现的生活是采样化和粗线条的，导演的目的意不在将生活刻画得精致或苛求逻辑上的严密性，人物偶然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例如影片中开餐馆的芬兰人对于叙利亚难民的出手相助，更显弥足珍贵。

人物的交谈简洁和直接，即使是得到对方的帮助，也很少说“谢谢”，客气的寒暄在影片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此的交流更显真挚。

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已经高度发达和全球化的社会的今天，表面上生硬的言语，实际上是摒弃了人们惯常的搪塞、推诿、恭维等假情假意，而还原了语言创立之初的本质。

阿基影片中的芬兰人多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现实世界中的芬兰人是否也是这般模样？

本人和一些芬兰人有过一些接触，的确他们多是比较严肃，不喜欢开玩笑，通常嘴唇都紧闭着，而且在酒店大堂等处相遇他们通常不会和陌生人打招呼，对于你的问题，会做简短回答，不喜欢聊天和闲谈。

既然说到了芬兰人的性格特征，下面就再闲聊一下其它几个国家的，首先说明，我只是接触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具体都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并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评论也力求客观（100%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受评论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所影响），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言行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整体，但是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每个个体所有的特质都会在其代表的整体中找到多个类似的样本，因为个体的特性都来自与他的群体的遗传性和社会性，而不会凭空出现，因为其行为多是由其在群体之间交流中产生的，不被理解的行为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见一斑，可大致窥全豹。

首先说一说美国人吧，毕竟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无处不在，考虑到美国短暂的国家历史，加上其复杂的国民组成，可以说美国人是没有统一的民族性的，作为一个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都有一定的接纳性，但整体上，美国人是看不起黄种人的，但表现是非常隐蔽的，多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旅游场所或餐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对于白人是面带微笑的，对于黄种人表现不卑不亢，即使有笑容，也有种皮笑肉不笑之嫌。

当然大家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你自己玻璃心，一边向往美国，一边又总觉得自卑和自尊心受损，酸葡萄的心理作祟？

” 那估计您会错意了，因为本人一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样有龌蹉的思想，一样的吃喝拉撒，皆是自私自大的一团团活动的肉而已，而且我也不向往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因为看过了解过之后，发现各有各的光鲜和污秽。

下面说一下日本人，基本上我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的有礼貌，做事情讲究遵循原则，即使是某个事情做了无数遍，他们都不会走捷径，当然他们对于国人喜欢抄近路办事方法比较不喜欢，他们也非常的爱干净，还有他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去喝酒都非常的实在，与国人都想让对方多喝不同，他们喝起酒来毫不谦让，每次都以喝多喝吐告终。

日本人由于民族组成的纯粹性，所以他们的民族的特性也非常的明显，固执而执着，并且他们对于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轻蔑，但他们对于不符合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言行是看不起的，其交谈的话语的语调和面部微妙的表情已表明了他们的内心。

再聊一聊韩国人，他们也是比较的讲礼貌，见面非常谦逊地打招呼，他们做事对于规矩的遵守介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做事遵循原则也有时不排除走捷径，而且他们好多人都可以讲一些中文，而且他们也比较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中文表达，不是为了简单地秀一下他们会了几句中文而已。

下面看看印度人，他们有时会非常明显地表示出来看不起中国人，估计自己一直为自己自诩的白人身份不被认同而愤愤不平有关，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喜欢夸夸其谈，大谈心灵鸡汤，说的多做的少，是镶金边的尿壶-嘴好，眼高手低，作CEO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现实也的确如此。

接着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他们做事情没有美国人的严肃性，行事有时偏随意，即使是工作上的事也不例外，有时他们显的比较自大，估计还是吃着以前拿破仑的老本的缘故。

说到英国人，他们多表现温文尔雅，讲话句式比较复杂，用词比较美国人考究，交谈时比较尊重对方，会聆听对方再作回应，不似美国人多喜欢夸夸其谈。

英国人与国人交往，非常礼貌，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傲慢的，他们总是抱着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最后说一下德国人，他们做事严谨，但表面不像芬兰人看上去那样冷漠，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比较热情，为人谦逊和对人礼貌，他们的自豪和优越感是不外露的，这是最高层次尊贵感，不靠轻看和贬损对方而彰显自己。

而低层次恰恰相反，人们最看不起的是和自己相像的同类人，因为他们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恼火，基于库利的“镜中我”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觉得人们逐步地形成自我的过程也是渐渐厌恶自己的一个历程，所以他们才选择轻贱“像自己”的他者来排斥“自己”。

这种性冷淡的风格的电影却到处都是满满的温情。

失去了家园，回不去的故乡，从叙利亚一路逃难来到芬兰，一年的流离失所，漂泊不定，最终还是遭遇遣送回去哈立德，芬兰应该有很多个哈立德，他们没有了家园，他们只能通过电视新闻回望故乡，和家人离散。

可是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充满了爱，收容所的女工作人员，会悄悄的放你走，朋友会在危难时教会你如何度过难过的岁月，不如唱歌不如跳舞不如开心，开餐馆的大叔尽管古板却满是爱心，收留流浪狗，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甚至给他一个在芬兰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爱呀，让我们在平凡又难熬的岁月里，像音乐一样，治愈我们！

我知道，死很容易，可是我想活着。

《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是一部难民电影，虽然是悲伤的题材，但是阿基导演却是用一种冷中带暖的镜头方式来诠释这个故事，既有笑点，又引人思考难民的问题。

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位餐厅老闆，从他一开始出场到他遇到男主角，中间的戏都在传达一个信息，他是一位有点奸诈的商人。

卖服装，去赌场赢了一大笔钱，转而进入餐饮业。

他是一位爱钱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人。

当被前任老闆拖欠三个月工资的员工找他预支薪水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且耐心地听员工讲述他们的理由。

他是一位好老闆。

虽然很严厉地警告员工不可以在餐厅养宠物，但其实他也是一位爱宠物的人，宠物被扔出餐厅将无处可出，所以当员工还是把那隻狗留在餐厅时，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看到男主角无处可去，他还会专门收留他，想门路帮助哈立里伪造假身份证，让哈立里能够继续留在芬兰，而且还会花精力帮助哈立里找他的妹妹。

影片中的芬兰人（除了那几位欺负男主角的街头混混和歧视犹太人的人）都是对哈立里充满同情，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

这让哈立里，一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喜欢上芬兰，感觉到他留在芬兰生活是有希望的，即使他的身份是伪造的。

与哈立里不同的是他的妹妹选择继续保留难民的身份，她不希望忘记自己的身份，不想忘记自己的名字，她想要真实地活著，所以她拒绝了哈立里提出的伪造身份证的提议，选择去警察局申请庇护。

身份认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难民问题，离开自己的家乡，你是否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身份特性，去塑造新的特性去融入收容你的国度。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国度的人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餐厅老闆那样面恶心善，愿意接受难民。

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要双方共同努力才可以达到最终目的。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美国拒绝接受难民。

我个人觉得没有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去接收难民，但主要的世界强国，并且是间接导致难民问题的国家，对难民应该要有一点责任，有义务解决难民问题。

影片中的人物对话很少，人物也没有很多表情，大多数时候都是很严肃的。

这就营造了一种冷调气氛，并且影片大多采用中远景，镜头的切换节奏比较慢，就更是把冷调的氛围营造到了浓烈的程度。

冷调的影片氛围是会疏离剧情与观众的距离的，但是影片中的人物却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传递温暖的。

所以整部影片下来，反而觉得芬兰人对难民是充满关心的，难民在芬兰生活是有希望的。

台湾有一位很喜欢在电影中使用中远景来传达故事的导演，那就是侯孝贤。

看《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时，我想起了侯孝贤导演，他喜欢用中远景，所以在我看来他的电影风格是有点冷调、偏慢节奏，要看懂剧情，你要融入到电影的意境当中。

有时候看他的影片，看不懂的话很容易就会睡著。

但这部不同的是，阿基导演还有黑色幽默，这给影片添色不少。

还有影片的讽刺手法，当时政府对难民的冷漠与当地人对难民的关心形成鲜明的对比，讽刺政府的冷漠。

哈立里被遣返回叙利亚的原因是，政府经过考察认为哈立里的家乡是安全的，还没有达到需要芬兰的庇护。

而新闻却报道叙利亚的儿童医院遭到轰炸，联合国曾有声明，战争时期是不可以轰炸儿童医院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儿童医院都可以被炸，那么那个国家是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的。

看影片的结尾引人深思，为什么哈立里被捅了一刀，他还可以在河边笑得出来。

他是在笑什么，是笑他大难不死，还是笑他在芬兰生活得很开心。

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接下来是否是真的大难不死，是否还是可以凭借假身份继续在芬兰生活，是否还会回到餐厅工作。

结局是未知的，但是我想哈立里笑是因为他被捅了一刀还没有死，他觉得在芬兰他是有希望的。

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为什么希望是在世界的另一端？

是因为他们是难民，他们需要得到别的国度的收留才可以存活下去，他们成为了没有家乡的人吗？

到处漂流的人好像希望从不在他们自己身上，好像希望总是在别人身上。

这样的话，该有多可怜，一个人的希望从不在自己身上。

我这么丧的人，大概就适合在这种披着惨淡外皮的电影里，遭遇突然降临的一段黑色幽默，然后自己一个人偷偷笑很久；然后走出放映厅，找到那首喜欢的不行的BGM，感到浅浅一股回流的心酸。

阿基的色彩太好看了！

海报完全无法体现这种美，所以换了一张剧照图。

也是电影里两股支线的直接交汇（第一次一脸煤灰的难民和驾车而过的离异男子不算的话）。

北欧中产阶级的人生问题，是轻描淡写了的，妻子酗酒+事业瓶颈（“市场不好了”一句都是通过旁人之口），再加上赌场之夜爆棚运气，和寿司之夜的荒诞喜剧，你根本不觉得他的人生有多大问题。

他好像永远都思路清晰，什么都能解决，可你看，他是极少极少带笑容的。

叙利亚难民的生存之苦，丧亲，分离，背井离乡，无名恶意。

是一个几乎没有私欲期待的人，每一步却和自己所期待的都背道而驰。

他问，假装快乐对我也有用吗？

——是很苦了，却没有卖苦。

回应的方式，是尽力陈述，是信仰尽头，是翻墙而逃，是一个拳头。

两个人的命运相逢，他给他带来了“新生活”，他给他解开了“旧仇怨”。

行动、果然是解开人的困顿的小诀窍啊。

讽刺不是没有。

政府一本正经的拒书之后，是电视报道里的现实。

没有刻意用镜头去逼近血腥，最严重也不过仓库里几滴浓稠的血液。

如果说命运的残酷是基底的话，阿基的暖却是通过旁人一点点小举措露出来的。

印象最深刻，是收容所面瘫护士临行前开门的动作，就好像两个废柴员工用身体挡住狗狗的身影一样——生而为人的、力所能及的善意。

恶呢，竟然也是没有来由。

有整体氛围的左，纳粹风味的右（“该死的犹太人”）也莫名“锲而不舍”了起来。

还是有点遗憾的。

阿基像所有柔软和温和的好人一样，有太多的“想当然”，所有的戏剧冲突都都被磨钝了些，最后河边等死戏，都感觉充满希望——大有一种空中童话的虚。

作为故事来看是好的，但题材和现实隔离太远，总觉得会留下艺术的隐患。

但还是很高兴我的“欧盟电影展”第一片是阿基。

八分给你。

❤️

影片情感细腻，构图工整，格调清冷却不失美感，氛围疏离却时时暖意暗涌。

哈立德是叙利亚难民，逃离故土，偷渡到芬兰寻求庇护；维克斯通是芬兰本地的中年男人，离开嗜酒的妻子，寻求新生活。

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对重新开始的人生，他们都是心怀希望的，尽管看起来一样的面无表情。

哈立德申请避难失败，遣返过程中逃脱，被人殴打，流离失所。

他目光焦灼，沮丧，遇见维克斯通时，已无处躲藏的他一脸的决绝，他要绝地反击。

于是他打了维克斯通一拳。

维克斯通是个商人，清理完自己的存货，走进赌场，用发来的横财盘下了一家餐厅，开始用心经营。

发现哈立德时，他正躺在餐厅的垃圾桶旁，面对暴怒的流浪汉，他把那拳狠狠地还了回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街边酒吧里不时有流浪歌手和乐队的弹唱，越老越疯狂，激情不减。

维克斯通经营餐厅时那一本正经地幽默氛围，让人忍俊不禁。

还有最后，带着伤口躺在河边树下的哈立德，流浪狗偎在身边，暖暖的阳光照在他的白衬衫上，特别地清晰，明朗，嘴角露出笑意。

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是哈立德打电话给收留所的朋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爱上芬兰了，我要留在这里，......”希望的另一面，是什么呢。

我想，是对希望一如既往的坚信吧——一切都会过去的。

总会好起来的。

有一种古典式的含蓄的幽默，像看一部温情脉脉又令人忍俊不禁的默剧。

缓慢的蒙太奇与陈旧的颜色不知是否对应着芬兰不景气经济下的社会氛围。

喜欢对老板刀子嘴豆腐心的刻画，前一秒用芬兰语跟伙计说，我们可不能让这人（难民哈立德）留下，后一秒就用英语问哈立德是否想要份工作。

电影开头离开妻子，临近结尾找到妻子，从妻子的对话引出原来老板是为了让妻子戒酒才离开。

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乐队引入餐厅，非常简洁地暗示了这是哈立德出的主意，帮助餐厅重新获得了人气。

老板的善意也得到了相应的福报。

没有描述哈立德给老板出主意的镜头，没有描述怎么找到、联系上乐队，仅仅一个镜头，让福报来得含蓄、不油腻，更有力地温暖人心。

依然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简洁，复古的摇滚乐，有故事的男人，外表冰冷，内心却一片澎湃，好人多恶人少，情节走向自然，但也真实展现了生活残忍的一面，不动声色的表演却掩饰不了内心的善良，热情，这个地处寒带的国家制度健全，却也十分冷漠。

喜欢这个风格，喜欢电影的结局，希望的另一面不是绝望，它是永远相信未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穷人命硬，从不会轻易放弃。

我之前沒看過Aki的電影，但聽聞他是個奇才，也是北歐影壇極具影響力的人物。

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多來自純樸底層的各個角落，有著同種氣質調性；且擅長很冷靜的不經意的笑料，用陽光和幽默隱藏起故事背後哀傷與煩惱的成份。

出奇的創意植入看似平常的生活+色澤鮮艷的場景設計。

Toivon很有他一貫的小劇場效果，風格化極強的戲劇打光，特別記得酒館老闆坐在椅子上沈思時，背景一道矩形的藍色光束將他籠罩，區隔開其他區域的暖橘色，好像在直接告知觀眾「他正在憂鬱」，非常有趣味和劇團美感。

值得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