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首先来说媚俗点1. 抽烟。

汉娜抽烟的镜头不下10个吧，即使抽烟是个文艺的，有些文人可能还为之丧了小命，但是并不是每个文艺女青年都要抽烟。

即使汉娜幸好是个烟鬼，也不必在慢镜头推进的时候，再拿抽烟搞个更慢的镜头，汉娜绝对有除了抽烟之外，让大家过目不忘的其他特质，我想她老人家躺在棺材里有天听说我们后人这样埋汰她，肯定跳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不懂事，要学习的！

2. 绯闻。

她和海德格尔，是永久的绯闻，不灭的神话。

不得不承认，没看之前，自己也期待过，电影中会有点涉及。

但真的如愿以偿了，又不免失望。

海德格尔潜入她房间扑上去的时候，小心无比激动, 生怕眼睁睁地看着一朵鲜花被猪给拱了。

还好，导演也只是点到为止，剩下的让大家去想象了！

3.语言。

电影语言主要是德语，辅助为英语，对我来说没啥，说英语的时候，因为我主要精力用来看字幕了，可我的几个朋友受不了，说口音太怪，故意为之等等喋喋不休了一路。

实际上，我还没揣摩透，为啥导演会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情节，一个是同事聚会，纠正汉娜的发音，一个是纽约时报编者？

和汉娜讨论语言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编辑部的人暗暗嘲笑汉娜的语法问题。

我不觉得这和主题有关，或者说这点不值得这么多镜头。

4. 有关艾希曼的被捕。

那个镜头太假，以致于看完之后今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被捕。

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个镜头给人的直接感觉是，SS重现，而不是一个恶者罪有应得。

更多的是一种，国家机构的强权。

不过这也可能是我最近看集中营文献过多而产生的后遗症。

值得推荐的地方：1. 艾希曼耶路撒冷原材料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给我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

艾希曼的慢条斯理，冷静，逻辑清晰，面无表情...... 和幸存者控诉时的难以自控，语无伦次，甚至崩溃离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再长点，我估计我都承受不住。

这个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汉娜的平庸的恶的观点。

2. 汉娜的私生活。

电影中比较感人的是，她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互相调侃却相看不厌，一个是贴心相助一路相随，看着她们一起欢笑一起飙泪，感觉汉娜很幸运，在高处不胜寒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身边。

相比之下，男性朋友，大多比较扯皮，包括海德格尔。

3. 成书过程。

如果不看电影，不读传记，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本书会给汉娜带来这么多的打击和困扰，我们应该还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世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对这本经典教材一样顶礼膜拜呢。

在最困难的时刻顶住了，坚持下去了，才会成全自己。

4. 时人对该书的反应。

当校委会粗暴地决意停下汉娜的课，汉娜决定公开为自己辩解时，我既为她的勇气而鼓掌，同时也为她的无奈而气馁。

当学生为她的演讲而鼓掌的时候，我也真正为之欢呼。

在此，经常套以“幼稚”的年轻的学生，在此却远远把那些“渊博” 的教授们给落下了，十分值得玩味。

5. 关于形而上的问题。

这个影片中提到了很多次“思考”，用海德格尔老爷爷的话就是“das Denken”。

我觉得，当中插叙汉娜去质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对世人不解释也好，还是汉娜说，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不是在于他不能思考，而是否认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不愿思考也罢，还有第四条中校委会和学生两种不同的反应，都表明了思考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

其实这个归结到底就是“不能”还是“不愿”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勇气的问题。

用康德老爷爷的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智，脱去蒙昧，逐步启蒙。

总体来说，在糅合了大众口味，人物传记和历史史实和哲学思考的情况下，还能把片子拍成这样，值得推荐。

PS： 今天看了本有关纳粹战犯心理分析的书，有讲到 1946年的时候，有人组织对战犯进行系统的心理分析，一共邀请了10个心理分析师，最终没人做出任何回应。

后来分析，他们很清楚，公众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不敢把他们的结果公之于众。

1974年，又重新做了一次，8个战犯8个普通人，分给15个心理分析师，匿名，要求他们说出，分析对象属于那些人群，结果没人认为在其中有战犯，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有民权维护人，有艺术家，心理学家。。。

玩味之处，这一结果其实并不支撑汉娜的观点，平庸的恶，因为他们连恶都算不上！

刚刚看了一张Adolf Eichmann的照片，问一下各位同学，在这张面孔上，能看到平庸和恶么？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347514/347514/0/4e0b3ea48a0b53cb9052eec2.html#albumindex=0&picindex=1

感觉并不会欺诈，判断却会。

Thinkers向人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世界，和在其上发生的一切。

为的是不让人们的思想走上歧途，进而让这些事情不再发生，或一再发生。

一生中，我们要与太多事作斗争，不间断地、不减量地、很多时候不情愿地。

（看看阿伦特在电影中说了什么，再看看我在开头说的）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s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Sometimes, some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omeone.===========================结尾阿伦特在思索并自我验证：恶不可能既平凡又深刻。

恶总是extreme，而不可能是radical，只有善良可以同时又deep又radical。

翻译的不见得准确，所以也无法仔细去理解她的意思。

如果不善不恶是一种中间态，不假思索的行善和作恶各为+1，那么有意识的善举和恶行，它们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异的。

作恶需要躲避他人的审视、内心的纠结、道德的评判，还可能有来自法律和习俗的惩罚，一进一出，善与恶的使力比为0:2。

也就是说，达到同样程度的善与恶，后者要比前者投入更多的力气，这里当然实际操作的力气和思考所花费的心力。

如果善是一种绿色气体，而恶是红色气体，注入同样的硬质透明容器，红色的颜色要比绿色更深。

而如果红色的浓度和绿色一样，则代表着量的减少，也就是说思考的不够。

换句话说，如果恶的结果没能配得上为它付出的思考，那么也就没有值得的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难道恶都是来自于人们轻浮的想象？

或是一种便于描述的归类？

比如恶魔，比如撒旦，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如果善的极致是∞，那么从上面的推论，恶的极致就应该是∞+2，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因此，才是banality of evil，而不是evilness of banality. 所以，几乎一切的恶都是降了智的、思考不足的产物。

============================对于全人类，阿伦特这样的思想者太重要。

而对于她个人来说，这样的思考深度非常不划算。

人们达成共识的条件要求异常苛刻，却对煽动和情绪极为热衷。

比如说起中医，是不是众说纷纭？

即便是吸烟，想要达成一致也不太容易。

那么对于放射暴露呢？

想看此片已是许久，对于汉娜·阿伦特，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

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到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汉娜·阿伦特总是给予我敏锐深刻和强硬不妥协的印象。

正好深圳有个德国电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订票观看。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

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

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

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

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

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

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

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

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

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

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

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

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

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

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

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

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

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

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

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

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

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

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

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

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

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

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

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

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

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

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

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

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

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

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

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

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

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

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

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

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

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

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

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

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

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

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

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

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

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传记片的爱好者。

不爱看传记片，不爱看纪录片，不爱看古老的片子。

结果刚看完存在主义女王波伏娃，又看阿伦特。

看着看着我知道，我是在遥远的这里，只有50+的大叔们做老师的环境里，寻找新的人格典范。

看看她们，大概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让阿伦特困惑的问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何以做出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的行为。

——面对恶，最可怕和真实的一面是，你惊讶地发现，恶的背后不是童话里那个长角的怪兽，不是奥特曼里面硕大无比力大无穷，长得稀奇古怪皮肤隆起甚至流脓的怪兽，真正的恐怖片是，恶的背后是一个平常人，不起眼，平常到你总觉得这执行恶的使命是正好落到他头上，下次可能就会落到自己身上，然后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答案是，思考。

思考是一个人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当一个人放弃思考，就放弃自己成为一个人（有趣的是正好呼应Rogers的书名），自己否认了自己的人性，为人的尊严，之后做出反人类的行为，自然不足为奇。

他做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命令，请别人替代自己思考。

好像隐约看到一些逻辑，结尾字幕说，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恶是什么的问题，我偏偏从她的回答中看到，她对善的相信，她相信经过思考，经过成为一个人，善会自然的显现，善是必然的，恶是智的缺乏。

这事实上和西方诸多伦理理论呼应：常常读到恶只是智缺乏的结果而已。

在影片的前面，有一句话一闪而过，似乎是阿伦特思考的中继站，她说艾希曼居然从没有觉得这些人的死亡是他的责任，这是她惊奇和思考的起点，我却被这里的一个词拖得走不动道，她说，责任。

这个一遍遍出现却没有办法得到解释的词，是要我的命嘛？

话说回来，理解不意味着原谅，理解事实上是以悬置判断为前提的，理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判断，但是事实上，真正的理解达成，却很难继续责怪。

阿伦特理解到个人意识层面的不思考，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想要思考，却无力承重，他压抑自己的责任，思考，愧疚，因为他以为他不得不这样活下去。

当然我相信人的自由，再不济也有生死的自由。

但那是个人的选择。

阻止汉娜继续思考下去的，是她对自己的不接纳，她试图撇清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哲学思辨，可惜的是，思辨可以被艾希曼放下，情感却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真正被阿伦特放下，她要发出声音，她要愤怒，要反击，会激动，会伤心——否认和不接纳是没有出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中心论点。

在善恶的摆中来回太多次，我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真正是什么立场，只能说，我相信思考的尊严，也相信情感和体会的不得不的重要性，至于哪个引人向善，remain unrevealed。

anyway，阿伦特仍然是让人尊敬的，爆满演讲厅的人也是可敬的，大概可以看到对说话机会的尊重。

“平庸之恶”是成立的，在巨大的时代裹挟下，大部分人都只是其中的一根羽毛，风往西吹，它便朝西，风往东吹，它便朝东。

有些羽毛扎根于土，不愿受其摆弄，便被狂风折断。

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之时，人们开始追究那阵狂风中的每一根羽毛，认为其罪大恶极，是正义的对立面。

但非善即恶在这个世界是不成立的，即便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去除思考，将其行为定义为绝对的天性的恶，而忽略时代狂风的吹动力，这是一种思考的惰性，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惰性，于是人们对于艾希曼的绞死判决欢呼鼓舞，坚信正义由此得到声张，这是扎根于“思考之大地”的哲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惩罚其所作所为，固然合理，但放弃思考，将一切归于本性之恶，就是对人类思想的亵渎。

这个审判可以定义为那段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个人的审判。

当民族主义泛滥，以恶治恶，以满脑子的愤怒去对待迫害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像极了当初的迫害者，同样是民族情绪高昂，同样使用暴力，同样是大众失智，集体放弃思考。

这是不是同样的“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的毛衣两件套好看，最近miumiu又出了很多类似的套装。

开篇汉娜评论好友的丈夫不愿离婚是为了掌握更多主动权。

感想太多了短评不够。

汉娜好友家的玫瑰品种好像是女娲。

她竟然在57岁已经有相当存款和超稳定收入的时候还自己看着菜谱做饭。

烟瘾这么凶吗。

在逆境中坚持突破的勇气可以瞬间从有到无，这个我有体会。

汉娜丈夫对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的反对理由：以色列没有对艾希曼进行跨国直接抓捕和在耶路撒冷这个部分犹太人新国家对其进行审判的权力，所谓正义不能凌驾于公约法治上。

原来英国军队里还有一个犹太旅。

遗憾电影这种形式更方便展示人物的经历而不是人物智识思想的形成。

可惜中国人没有等来针对日军的纽伦堡审判。

反对审判成为煽情表演。

犹太战后一代与战争一代的分歧。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让受害者希望加害者加倍偿还也是正义，学者阿伦特追求在思辨中更精准的定罪，不是复仇思路。

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思路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

这场审判的律师很会打煽动。

阿伦特在这里默认了艾希曼是诚实地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在表演，但一个人对自己的记忆就是会随着当下的利益而修改，即使他自己没有非常刻意地掩饰自己，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人性。

艾希曼在代表整个纳粹被审判。

审判也是一种专家访谈。

为什么阿伦特在艾希曼说对希特勒的宣誓誓言在希特勒死后自然失效时笑了？

因为艾希曼在通过把自己看作一个工具来减少自己对恶行的主观责任吗。

艾希曼说自己对自己良心和行为职责的认知是分裂的，在二者之间摇摆，这只能论迹不论心地去听了。

一个邪恶组织中的“乖孩子”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恶行）但他的主要发心是赢得环境的认可不被环境排斥，而对环境本身的善恶没有思辨的愿望因此也没有思辨的能力，这样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电影中耶路撒冷的风景画面令人怀念起6年前的旅行。

结合我个人对恶行的复仇心态我可能做不了政治哲学家。

我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插花都不摘叶子，尤其是玫瑰，外国人养花只在乎外观不在乎花期是不是，后来电影里还出现了一瓶混色、一瓶艾莎，一把紫霞仙子与黄玫瑰。

犹太人也觉得美国人请假太多了。

电影好像在暗示汉娜的亲密女性朋友们都认为她丈夫在出轨只有汉娜毫不在意，不过查查资料没有他出轨的新闻。

电影的边叙边闪回的方法和节奏很适合我。

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怪不得像我这种表达欲旺盛的人总是感觉自己思考量不够。

第一次知道法国人在短暂地接收了犹太难民后因德国入侵（可能明显武力不敌）把犹太难民送进了法国的隔离营（也是一种集中营吧）。

也是第一次知道大大小小各处的犹太人领袖在早期与纳粹是有合作的并且这种合作对大屠杀的后果有直接影响。

对艾希曼进行绞刑是正义的表面的对恶行的惩罚，更勇敢的做法是让他活着。

（inspiring personally）。

阿伦特的犹太人朋友/同僚因艾希曼的职位和影响力而把他看作罪恶的首脑之一，阿伦特把他看作思辨能力有限的官僚体制中的傀儡，犹太人朋友当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洗地说法。

犹太人朋友希望有人能为罪恶负责。

我觉得更关键的需要去理解的是，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艾希曼对罪行的缺乏思考而“原谅”他，她似乎是在试图寻找更精准的对艾希曼罪行的描述。

（海德格尔）思考不产生实际的知识，思考不能赋予人行动的力量（怪不得我内心OS这么多还是行动力不足动力也不足）。

人思考是因为思考是人的天性（此处与对艾希曼的论述有冲突吗）。

——（安娜阿伦特）思考给人力量尤其在危急时刻阻止灾祸发生。

汉娜阿伦特是不是在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中半被动地做了小三。

她对交稿是真没有迫切性啊。

这就是已经成名的著名作家的底气吗。

汉娜阿伦特因这篇论述在部分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不是类似周树人在日本人政府工作时论述的地位。

看起来她所引发的公愤对她的攻击没有对她的情绪或精神有什么影响。

海因里克的红颜知己精神分析学者朋友对她的精神分析对了吗（partly）。

她的作家朋友好会吵架。

以色列的特务机关好厉害呀。

“我为什么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具备的爱”。

抽象的思辨，具体的情感。

初代网暴、恶评与线下boycott受害者。

她的朋友们在文章发表前都提出了发表的后果，是她的学术自信让她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的思辨结果。

”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

我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这种平庸不思考或怂于抵抗系统的邪恶在我身边仍比比皆是。

勇于公开回应。

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旦认为自己被伤害了情感，他或他们就开始拒绝沟通思辨了。

电影结束的时机也很好，适时的停顿。

令人想要继续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

很多人觉得女主演讲英语时的德语口音是个问题，其实是人物设计，而且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阿伦特本人讲英语并不是这样（像影片中所有的R都发成小舌音，THE RIGHT FROM THE WRONG简直惨不忍闻）。

其实苏科瓦英语非常好，网上一找一堆，要讲成这样还挺刻意难为的（毕竟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应该是人物特色的一种设计吧。

比如CH一直按德语发音这个梗，在开始的时候是朋友圈聚会，闺蜜纠正她，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在接到主编催稿电话时，她说CHAT ON THE PHONE也依然是用她一贯的错误发音，保持了一致。

非常棒的是阿伦特书房的再现，桌后面的书柜，和能查到的照片中的家具比例几乎完全一样。

包括布吕歇那边的烟斗等等。

然后片中的60年代纽约全景、耶路撒冷街道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

导演说剧中80%的对白都来自真实的文章、书信。

所以无论剧情如何设计，总体而言是非常靠谱的。

就好比影片末尾的演讲，实际上是虚拟的，但一字一句都来自她本人。

甚至关于海德格尔在她心中的位置，以及关于布吕歇（包括阿伦特自己）和他人半公开的多伴侣关系，影片也都有体现，留白恰到好处。

他们之间相互的昵称（戏称），Stup以及Frau Professor，包括一两句法语套话，都是忠实再现的细节。

以色列派Siegfried去找阿伦特的时候，阿伦特一认出对方就开始说德语，而对方开始则是说英语，外交使节嘛，而且有陪同的。。。

直到后来二人争执了才无缝切换到成德语，这个设计也是满分。

不过Hans Jonas的青年扮演者比中老年扮演者头发还稀少，可能算是一个小BUG。

苏科瓦本人已戒烟多年，为了这个角色，她恢复吸烟，然后竟然能在拍完之后又戒掉，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英语编剧在里面也演了一个小角色，阿伦特最后一次去看病重的 Kurt Blumenfeld 时，出门迎接她的人就是编剧Pam Katz ;-)阿伦特是我看的第二部冯·特罗塔作品，当时非常疯狂，硬头皮德语连蒙带猜看完，又找到很远的图书馆有DVD借过来，看西语字幕确认。

直到后来网上出现更多配音和原声字幕版，才有条件经常翻回去看看。

可能还有不全的，以后想到了再记。

因为正读《过去和未来之间》，接触到用繁复严谨构造的文字描绘出逻辑思想流动的模样，觉得自己像一叶扁舟从怡情的小说文章小河误入了哲学思辨大江，懵懂间勉强把握着书中高阶思想的动向。

因此想从同名人物电影中了解这么一位非凡睿智的哲学学者，或许对我了解汉娜阿伦特和读好手头这本书都有进益。

为了避免给人带来哲学思想者智慧近乎冷酷的印象，电影表现了阿伦特家庭生活的甜蜜，和作为教授备受同僚学生的尊敬，并用许多细节塑造人物的纤细和修养。

以此推翻电影里许多人包括她的犹太同胞对她的高等知识分子的理智进行指控。

因为她没有从民族情绪作为出发点去对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进行无情的道德指控，而是从人性上分析德国人当时的精神都属于一种盲目崇拜元首，思考的无能状况，以此为世人需要保持独立思考才免予重蹈覆辙的警惕。

并从犹太人在应对欧洲各国生存态度上提出了建议，从而招致所有犹太人的勃然大怒：他们居然要为降临在自身的灭绝性灾难上反省自己的错误！

哲学并不是具有同情和立场的思考模式，哲学没有国籍民族之区分，它应该是一种人类高阶意识的共协，灵超越了肉。

而世人则困囿与自身的尊严或者常识，以自己的绝对立场拒绝认同“他人的不合情理的观点”。

这在阿伦特那里是付之阙如的东西，“除了自己的朋友，我没有爱过自己的民族。

”听起来很冷酷，其实作为一个哲学初心者也是完全可以get到的，这是接近“真理”必要的条件。

阿伦特提出一种“平庸的恶”，观点正中我心。

因为在看电影的当时，正打开的聊天窗口里，许多人正在对人道清洗穆斯林、印度阿三用手吃饭的低劣，日本人是天朝人和虾夷人杂交产物等话题津津乐道。

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

而这些随从性的言论正暴露出天朝人身上的缺乏良知判断的“平庸之恶”。

这种思考的无能，为犯下规模庞大的犯罪行为，奠定了比人性自私更为邪恶的基础。

集权如纳粹的恶，并不是个别具有野心的人可以制造出来的，它生长在平庸之恶泛滥的温床上。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人类悲剧的思考无能性，正预示着新的雪崩的覆灭。

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五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讯的文章。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四局B处四科的科长；那是盖世太保【1】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

政治思想家和犹太活动家汉娜•阿伦特写的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2】所谓的“内战”。

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说她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和热爱纳粹的人，而犹太进步日报【3】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罗伯特·洛威尔【4】把她对艾克曼的描述称为“杰作”，布鲁诺·贝特兰【5】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在整个纽约城，阿伦特的朋友们都表明各自的立场。

当《异议》【6】杂志在外交旅馆召开会议之际，有一群人集会抗议，想阻止阿尔弗雷德·卡津【7】和劳尔•希尔伯格【8】（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9】学者）为阿伦特作辩护，莱昂内尔·阿贝尔【10】在《党派评论》【11】上说，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形象要好得多"。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之后好多年，人们要么谴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要么为其辩护，而很少把它看作一本值得阅读和理解的书。

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要拍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讯的电影时，我有一些担忧。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来对阿伦特夸张的批判中，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且在一切传记片中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该片实际上让我们重新聚焦阿伦特的作品，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焦点。

电影开始于两个无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12】绑架艾希曼。

第二个场景描绘汉娜•阿伦特点烟，然后抽烟。

她的周遭一片黑暗。

足足两分钟，我们看她在抽烟。

芭芭拉·苏库瓦（Barbara Sukowa，她得过德国的奥斯卡——萝拉奖）用热情与张力打造的阿伦特就这样缓步走来。

她躺了下来。

她吸气。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根香烟的灰烬在黑暗中发出闪亮的光。

我们要明白：汉娜•阿伦特正在思考。

阿伦特的作品虽然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主题是明确的：在当代官僚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恶不是源于善的而是思想的缺席。

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做事情”，以及“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从未恨过犹太人”，阿伦特写道，这些说法让人“很难（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相信”。

不过，阿伦特坚持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13】，也不是麦克白”，不是出于邪恶而作坏事的人。

艾希曼吹嘘公民行动，吹嘘认真守法和尽职；他的优异表现还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在被告席上，艾希曼一口陈词滥调还打着官腔，他甚至于暗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

他罪行的巨大与本人的平庸让阿伦特深为震撼。

她想：历史上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也许不是气喘吁吁的疯子而是没有思想的丑角；她为此感到震惊。

这就是阿伦特那句著名的、也是广为误解的名言“恶之平庸”的所指。

出于恶意杀死自己的姨妈是一回事；有些罪行确是出于野蛮的动机。

但是恶意谋杀与行政性种族屠杀之间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

阿伦特的“平庸”说的是：没有艾希曼这样无思想的人，对邪恶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对独裁逆来顺受的事就不会发生。

艾希曼审讯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4】那个著名的实验：居住在纽黑文的居民被要求协助研究人员教育学生，方法是给予答错问题的学生（他们以为是）痛苦的（且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大部分助手都依照指示行事。

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大部分人会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违背了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

他的看法是：人并不需要支持（某权威）也可以服从（该权威）。

但是阿伦特并不这么看。

她坚持认为：服从包含了责任感。

对于批评她的人假设有思想的人会做出艾希曼做过的事，阿伦特感到震惊。

她担心：米尔格拉姆做的这类实验会把人们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

事实上，她把对她的书的愤怒的反应（批评她的人坚持把艾希曼视为恶魔）看作证据，认为这证明了：人们害怕自己缺乏道德上的独立性和能帮助他们反抗权威的那种思考能力。

震惊于无思想的危险，阿伦特用一生思考思维活动的问题。

她问道，思想能否使我们中许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免于参与官僚监管下的恶，比如行政性灭绝六百万犹太人这类事？

在阿伦特的想象中，思想防止我们简单化处理问题，防止我们重复老生常谈，防止我们做事落入窠臼。

阿伦特认为，只有思想才有能力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才有能力给予我们自由、帮助我们反抗奴役。

在她看来，这样的思想不能教会，而只能通过示范。

我们不能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法或研究来学习思考。

我们学习思考只有通过经验，当那些思想让我们心醉神迷的人启发了我们之际，当我们遇到某个特立独行的人之际。

在《汉娜•阿伦特》中，冯·特洛塔成功地把那种特立独行表现出来。

在记者室中，阿伦特看着一个又一个目击者作证讲述恐怖的犹太人大屠杀。

冯·特洛塔使用了真实审判中一些强有力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被触动了，她双眼圆睁，双手托着下巴，在毫无泪水的同情中一动不动。

在一位目击者（迪诺尔先生在谈论自己占星术和十字架的理论时被叫停而懊恼）晕倒后，阿伦特离开了法庭，在呆若木鸡、全神贯注于广播的一些以色列人中迂回行进。

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些动情的故事而忘乎所以。

阿伦特会指出：那些故事与公正地审判那人毫无关系。

他人称之为超然和冷淡的，在这里却是阿伦特道德勇气、打破常规、极度关注哲学层面的证明。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会简单地因为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

阿伦特的书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她思想的原创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一次审判的审判之作；在那一审判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一个人的恶行。

把焦点放在那一过程（德语里审判即过程）是由冯·特洛塔和帕姆·卡茨合作编剧的影片《汉娜•阿伦特》的大胆策略，用来直接应对在银幕上表现思想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一次关于她的老师和旧情人马丁·海德格尔【15】的闪回中，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思想是孤独的事业”。

除了几个挚友外，影片中阿伦特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除了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之外，一无所有。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阿伦特的香烟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暗号，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

相反，那只香烟留连在那儿，随着阿伦特的呼吸而动；阿伦特则一言不发地听着。

整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她沉默中的紧张；这种紧张驱使我们和阿伦特一起思考：她观察到了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

观众于是改变了视角：从观察阿伦特到和阿伦特一起思考。

在最后当阿伦特发言的时候，她已经想清楚了。

电影的高潮是阿伦特在不大的一所人文学院对一群大学生发表演讲。

长达七分钟的独白，在影片长长的证据收集之后，就像法庭上的总结陈词，非常扣人心弦。

阿伦特最后说，“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

这种思想走向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赋予人们力量，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少数关键时刻，从而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这整个演讲很可能是在一部电影中关于思想的重要性的最棒的口头表达。

阿伦特强烈鼓吹的思想，需要自尊，需要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某种傲慢——冯·特洛塔在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

电影忠实地表现了阿伦特及其思想的这一特征 ，且没有避开阿伦特的信条：对自身独特性的把握对于性格（形成）而言是必要的。

正如爱默生一样，阿伦特的写作赞美人格的独立。

在她看来，我们追求平等的民主愿望（和他人一样，不批评他人）使得无思想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然，考虑到材料事实的复杂性，电影存在一些虚构和疏忽。

由革舜•肖勒姆【16】写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由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7】说出来的。

更成问题的是：电影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替阿伦特辩护。

这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不理解她的洞见。

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冯·特洛塔重新构想了阿伦特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在瑞士拜访她的场景。

西格弗里德·摩西是阿伦特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时认识的，也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她不要在以色列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一要求在电影里表现得像是一次有威胁的伏击，而不是实际上朋友间约好了的会面，从而暗示了以色列政府对她远远比实际上更有组织的敌意。

电影整体而言成功地戏剧化了思维活动，所以冯·特洛塔这些戏剧化的改编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电影是一种挑战；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容易理解且扣人心弦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汉娜·阿伦特自己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五十多年来关于她的理念日渐衰落的争议声过后，一部电影有望激起严肃的公众辩论；而这是当年她出版那本书时的初衷。

冯·特洛塔的《汉娜·阿伦特》原本的题目是《争议》，更妥贴（且不那么商业化）的标题应该是：《阿伦特哲学进入主流社会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解读》。

影片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构想。

{作者：罗杰·贝尔科维奇【18】；原文发表于《巴黎评论》杂志网站}【译注】1. 盖世太保（Gestapo）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控制。

2.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年 - 1993年）是美国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3. 犹太进步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纽约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拥有大量读者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4.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全名Robert Traill Spence "Cal" Lowell IV，1917年 - 1977年）是美国诗人。

5. 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年 - 1990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有情绪障碍儿童的研究蜚声国际。

6. 《异议》（Dissent）季刊，美国左翼杂志，由纽约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4年，政治上既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7.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年- 1998年）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兼文学批评家。

8. 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年- 2007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学者。

9.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指二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0. 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1910-2001）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和戏剧评论家。

11.《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至2003年出版 。

12. 摩萨德（Mossad）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13.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人物。

他是奥赛罗将军的手下，阴谋毁掉奥赛罗。

1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的，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一年后。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回答：“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

16.革舜•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年 - 1982年）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884年 - 1963年）是德国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1911年至1914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

18. 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是纽约一私立大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性研究中心的学术负责人，他编过一本《黑暗年代的思想：汉娜•阿伦特论伦理与政治》。

人类的确是思考的动物吗？

拜校友赠票看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知道了汉娜-阿伦特这个人和关于她的这一段历史，激发了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在4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造成轩然大波的阿伦特观点“平庸的邪恶”已经成为看待参与过纳粹德国活动的无数德国人和其他人的主流观点。

前两年的获奖影片《Reader》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在当时，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逃出来的犹太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某名具体的纳粹军官并非自主拥有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只是通过盲目地执行命令协助了邪恶的实现——却被犹太人群看做是一种背叛。

在我看来，这是对思想家的双重讽刺：即群众不能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同时群众对其思想做出的情绪反应正是思想家极力想要指出的问题：纳粹德国的民众是随着从众的惯性和莫名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默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而战后的犹太人是抱着从众的复仇的情绪和同样莫名的民族主义仇恨阿伦特“为纳粹开脱”的观点。

在情绪驱使的两段历史潮流之上，思想家在孤独地阐述着她的观点，年轻的学生听进去了，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没有个人的历史遭遇，作为一种思想他们貌似理解了；但是所有其他人，都被情绪席卷着，完全听不进去。

思想家说，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这听起来很美的话，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误导。

如果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的话，我们来猜一下，当今地球上的60亿人口，有多少是能够思考的，又有多少是能够独立思考的。

理性，这是自启蒙运动以降的至高目标和不懈追求，带领西方世界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福祉，但是残酷的一战和二战让这一追求遭遇了空前的失败，造成了理想的崩塌。

我私下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的所有艺术都如此丑陋不堪，因为（视觉）艺术最能直观反映当代心灵的面貌。

如果说对理性的追求在西方遭到了重挫，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太幸运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追求过那个东西。

在人类的所有属性中，理性算是非常纯粹和崇高的，但却也是最脆弱的。

古今中外，茫茫人海，有多少人像阿伦特这样，把一生投入理性的思考，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为理性做出过牺牲？

相比之下，人们为其他的东西不懈追求，奋勇牺牲前仆后继：金钱、权利、爱情、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所有这些，很不幸的，都跟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从前读MBA，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教Organization Behavior的教授讲的一句话（他正好也是美国犹太人）：永远不要设想人们是理性的（不论是在股市里、谈判桌上或者会议室里）。

而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心理状态和情绪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总而言之，如果阿伦特的思考有任何缺陷的话，那就是她对于人类的理性程度和对理性追求的热情都估计过高了。

在我看来，这个人类，离理性的光辉殿堂，还有半个世界的距离。